浅谈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教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所创立,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和许多文化传统,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它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犯了罪,并在罪中悲苦受死,只有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耶稣降生并牺牲自己,救赎人类,标志着上帝与人类重立新约,带来上帝救世的福音,宣告旧约时代的结束。耶稣在宣道过程中招收12个使徒,以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世人赎罪。耶稣死后3天复活,复活后第40天升天,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开启了持续到今日的辉煌与发展。 基督教信仰的表述是以《圣经》为核心基础,以历代使徒、教会、公会等形成的信仰文件为载体,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使徒信经》被历代教会和神学家公认为最可钦佩、最为可靠的摘要。如基督教(新教)版《使徒信经》所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大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圣子基督耶稣是三位一体中第二位,他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万物都借着他受造”,是全人类的救赎主。我们都是因他的缘故靠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本源是出于上帝,而不是人,他是为成全天父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由圣灵感应,童真女马利亚而取了肉身,成为世人。即所谓“道成肉身”。上帝是基督教信奉的最高唯一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并主宰着世界。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同为一个独一真神,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圣父也称天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自在、永在的神,也是忌邪的上帝。基督教坚信独一的真神,反对偶像崇拜。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 基督徒的核心信念在于:上帝在耶稣之肉身中临到人类的感性世界,而耶稣关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之问题的宣告,则使其历史生命成为人们信奉的圭臬。这也是基督教的核心启示之一。作为完全的神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的一生是完美无缺的模范。没有罪性,没有过犯,因对世人的大爱,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莫须有的罪名,在当时的统治者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基督教相信十字架彰显了上帝的大爱和救恩。耶稣在被埋葬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说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复活后的耶稣在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述上帝国度的事物,后来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基督徒相信并盼望耶稣再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的审判与新天新地的降临。基督教相信上帝一直呵护,领导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他的审判随时都在进行,只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达到高峰。基督徒要衷心坚守上帝的律法和旨意,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传播福音,治理全地的使命。基督教相信圣灵,认为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和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 相信被圣灵所赐的新生命,并能因此获得重生。重生也体现在父上帝的拣选,子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更新。基督教不仅关注个人的拯救,更关注群体的发展,基督徒个人是不能与上帝建立完美的关系,只有在爱人如己中才能成全爱神的诫命。基督徒的成长离不开教会,教会被称为是一切敬诚之人共同的母亲,是神圣而圣洁的,也是公义而普世的。教会并不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遍布全球,教会因对上帝及其真道的认信,联合一致。基督徒相信自己都是基督的肢体,都因基督的宝血和福音,在基督里追求成圣的人。上帝因基督救赎的缘故,不再记着人类的罪,而是仁慈的将基督的义分享给人类,将人类永远不被定罪。基督徒也相信,在死后不仅灵魂立刻被带到基督那里,我们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全能活过来,再与灵魂联合,并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基督徒相信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身体称为圣灵的殿堂,不再顺服肉体的私欲。 基督徒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死亡,只有永恒的快乐。永生就是蒙上帝拣选和保守永远在主耶稣里。是上帝的恩赐,是因着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圣灵里得到新的生命。基督教认为当自己相信这一切的时候,自己就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称义,并且承受永生。但这本身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基督教将其信仰的全部真理和核心归纳为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一最根本准则,视爱之律法为最大的律法。彼此相爱也成为新约圣经中的核心命令,并认为这种灵性真爱和神圣集中体现在基督耶稣身上,因此也被称为爱的宗教。 认真考察世界上其它理论、哲学、运动和宗教,基督教会脱颖而出。在我们这个多元化国际社会里说基督教与其它所有都不同,这很难接受。听起来很教条和狭隘,但真理就是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基督教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但它是有证据支持的。显然人人都可以“自称”是神。耶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一生完全支持了那些宣称。考察一下历史,再考察他的宣称,这绝对是非凡的研究。研究首先要着重在耶稣完成了超过300个《旧约》经文中的弥赛亚预言。现在发现的《死海古卷》和可信的《旧约》《七十子译本》都被证明出现在耶稣来到人世之前,这样你就可以确信这些预言不是事后的“阴谋”。这些预言是被弥赛亚,即耶稣基督真正实现了的。如果考量一下一个人能实现一点点这些具体的预言的可能性,你就会惊讶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4:44)另一个重点是理解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今天没有哪个真正的学者会否认耶稣在约2000年前生活过,他曾是伟大的老师、行很多的善行、后来被判因在犹太人中亵渎神明而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唯一的争论在于耶稣是否被钉十字架后三天复活和他是否实际上就是神的肉身。这就是每人必须检验复活的证据,审察他们的内心,然后确定耶稣到底是怎样的。 耶稣说他是唯一通往父那里的路(约翰福音14:6),只有他可以显明父(马太福音11:27;路加福音10:22)。基督徒到处说基督教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因为他们傲慢、愚蠢和喜欢品头论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依据证据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基督徒相信耶稣,他称自己为神(约翰福音8:58;出埃及记3:14),能够赦罪(马可福音2:5;路加福音5:20,7:48),并从死中复活(路加福音24:24-29;约翰福音2:19)。耶稣说过: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他或是在讲真话,或是疯了,或是在撒谎。但既然大家都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他怎么可以是一个好人但是疯了,或者是一个好人但撒谎呢?他讲的必定是真话。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三大宗教。佛没有从死中复活,孔子、琐罗亚斯德也没有。穆罕默德没有完成具体的预言。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让死人复活或医治病人。而尽管这些“宗教”领袖可信赖的信息要少得多,他们却有千百万的信众。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它是信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哥林多前书15:1-4),而不是信你自己的行为(以弗所书2:8-9)。基督教不是关乎宏伟的建筑、言辞华丽的牧师、或是传统仪式。基督教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正教会、新教等教派。基督教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深远影响。至今主要发达国家,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尤其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广泛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艺术,基督教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国也是20世纪除了南美、非洲、亚洲的韩国等地,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基督教是信仰耶稣基督为神之圣子与救世主(弥赛亚)的一神教。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以《圣经》为最高宗教经典,信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组成的团体则称为教会或基督教会。由于部分教义源流自犹太教,因而被认为是亚伯拉罕诸教之一,现今亦与伊斯兰教、佛教共同视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三大宗派,但因历史发展的缘故,汉语所称的“基督教”常专指新教,基督教整体则又另以“基督宗教”、“基督信仰”或“广义基督教”称之。基督教的共同信仰认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神(亦称为上帝或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按照神自己的形像造人,由人来管理世界,后来人犯罪堕落,带来了死亡;圣父派遣其子耶稣道成肉身,在其在世33年的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后升天,赐下圣灵与信徒同在;他的死付上了罪的赎价,使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拯救,并在神内有永生。 按照基督教在4世纪的历史纪载,第一个教会在耶稣升天与圣灵降临(约公元30至33年)后由耶稣的使徒建立,之后耶稣的使徒及信徒们不断向外宣教,并快速在当时管辖巴勒斯坦的罗马帝国境内及周边地区传播;虽曾长期遭罗马帝国政府迫害,但约于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合法化,狄奥多西大帝时更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之后因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世界东西部的差异化发展,导致11世纪发生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公教会(天主教)、以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的正教会(东正教)。16世纪时,西欧又爆发了反对教宗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路德宗)、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宗)、乌里希·慈运理等神学家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安立甘会)先后脱离天主教而自立教会,日后出现了许多教义相近的教会,这些教会即为后世所统称的新教。 基督教虽起源于中东,但在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兴起后,今日在当地的信徒人口反而居于少数。由于基督教重视传教事业(又称“大使命”),加上西方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对世界经济及文化发展上强势的影响力,使得基督教的传布范围遍及整个世界,基督教文化更成为世界许多文明的重要骨干。粗估统计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至今信徒人口逾24亿,是当今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三大宗派中又以天主教的信徒占约半数最多;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则是美国及巴西,大约占人口的75%。基督教认为,这个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是从创世之初就有的。神起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信仰的最高境界。亚当夏娃所犯的罪的根本就是不信神:神说“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人选择了相信蛇,而不相信神,于是他们犯罪堕落了。后来的人常常悖逆神、忘记神,这个信仰就被遗忘、被扭曲。但神不放弃人,他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将信仰的真义完全彰显出来。耶稣基督本身是三位一体永恒的神的第二位格,称为圣子,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在最纯粹的意义是指 神从起初创造人开始就在人心里面启示了神的爱。 教会建立:如果讲到一个被世人称为“基督宗教”的完整教义和独立组织的建立,这是从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传道、受死、复活之后开始的。按照圣经,在公元元年左右的罗马帝国犹太地区,童贞女马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耶稣。他三十岁开始传道,自称神的儿子,宣扬爱神和爱人的福音,宣称信他的人会永远不死。传道三年以后,他被犹太祭司控告,被罗马官府判处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正好成就了耶稣降世的目的,他的死为人的罪付上赎价。他死后第三日复活,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有四十天之久,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要荣耀再来,审判一切的活人死人,信他的人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将与神隔绝,永远沉沦。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失去了信心,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的信心被重新建立,开始真正理解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在升天以前,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他们: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这以后,门徒们开始聚集、传道,这就是教会的开始。 早期教会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最初为犹太人的一个教派。除了受犹太教的影响外,受到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到约公元60年的历史,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复活又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约有100人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开始对周围的人传讲耶稣是基督的福音,效果明显: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始于耶稣基督的来临。诞生时期:公元1世纪30—40年代由其使徒以领受圣灵为“灵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开始传教,建立初期基督教教会。40年代后期,随着保罗等人向非犹太人的传教,教会相续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地建立教,在思想信仰上和组织结构上逐步走向完备。公教会或普世教会时期:早期基督徒曾受到罗马帝国的10次大迫害,后因教会不断传播而使罗马执政当局最终取消反教政策,并于392年被定位帝国国教。在继承、扬弃犹太宗教传统和结合、改造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备的教义神学体系。其内部也出现神学争论、兴起各类异端教派运动,如阿里乌斯派、多纳特派、彼拉久派、一性论派、聂斯脱利派等。 3世纪,逐渐发展出隐修制度,建立起各类修院。 教会就这样开始成长,但很快逼迫临到他们,一位门徒司提反成了第一位殉道者,没有经过任何审判被用石头打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几位使徒以外,众人暂时逃离,这也使得福音开始传向各地。逼迫基督徒的人中间有一位叫做扫罗,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法利赛人,精通犹太律法,司提反殉道他就有参与,然后抓了很多人下监。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前去大马士革,要逼迫那里的教会,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便改信耶稣,并改名保罗,从此一生致力于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非犹太人),并写了新约圣经27本书中的至少13本书,最后在罗马殉道而死。基督教开始还被看作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分支,比如,保罗去一个地方传教的时候,都去到犹太教的会堂。保罗传道基督教,很多犹太人都不接纳保罗,相比起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不强调行律法,而强调耶稣救赎的恩典,后来二者渐渐分道扬镳,被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看作是两个不再相同的信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11],这大概是公元43年的事情。基督教在外邦人中间(罗马帝国境内)反而渐渐传开了。以上是根据圣经的记载。 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一说是尼禄皇帝为了建新城而故意纵火烧掉旧城。尼禄皇帝将大火归罪于基督徒,大大迫害基督徒。后面几个世纪教会也遭遇多次大逼迫,许多基督徒被酷刑处决,如火刑烧死,在竞技场中被野兽吃掉,钉十字架等等。十二位使徒(犹大背叛之后补选一位)中只有圣约翰正常寿终,其余都是殉道而死。基督徒学习耶稣的榜样,并不反抗。在逼迫中,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却越来越兴旺,更成为军人们的信仰。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崇慕基督信仰,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徒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都到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日后罗马与拜占庭两地教会对基督宗教领袖地位的争执。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命教会召开尼西亚会议,驳斥了亚流派,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使徒们在世的时候所写的福音书、书信被教会保存,到第二世纪末,已经形成《新约圣经》的基本形态,到公元393年的大公会议被正式定型。这时期著名的基督徒,在使徒彼得、保罗、约翰之后,有特土良、坡旅甲等。东西教会分裂时期: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形成天主教传统,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正教传统。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东派自称正教,西派自称公教。 罗马帝国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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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教父及大公会议

教父(Church Fathers)的原义为“父亲”或“父老”,早期基督教会以此头衔来称呼教会长老,也是是基督教早期宗教作家及宣教师的统称。他们的著作被认定具备权威,可以作为教会的教义指引与先例。他们包括许多著名的教会神学家、主教和护教士,但是不一定是教会认定的圣人,有些教父甚至被教会判定为“异端”。研究教父们著作的学问,也因此被称为教父学(patristics)。这些教父生活的年代,约介于新约时代末期,或使徒时代(Apostolic Age,约公元1世纪)末期,一直到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或8世纪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之间。 教父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很深远的影响,是研究基督教历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尤其在传统的基督教中,教父们的著作是教会信仰的基石。但随着教父生存的时代、文化和社会不同,对《圣经》和神学上的思想也随之不同,因此其主张与现代的基督教教义仍有不能协调之处。教父们的著作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发展中是历史的重要阶段。教父们为了使基督教信仰更具吸引力和知识更充实,便开始将《圣经》教训与古希腊哲学融合。 在早期基督教(公元2-5世纪)时期的教父思想,由于是根据《圣经》和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建立的,一般称为“教父哲学”。教父的神学思想在“圣经神学”与“经院神学”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此阶段的神学思想一般称为“教父神学”。在早期教会,使徒以后以初代至二代的教会作家们被称为使徒教父。以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即公元325年)为界,分别称为“尼西亚前教父”和“尼西亚后教父”。用拉丁文写作的教父被称为“拉丁教父”,而使用希腊文的被称为“希腊教父”。 教父哲学大约发端于2世纪,终结于6世纪。根据教父们获得的区域和使用的方言,后人们把他们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从总体上来说,以游斯丁,奥里根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比较注重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注重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则更多的注重信仰和伦理,注重人的罪以及救赎等问题。根据教父们的思想活动的特征,又可以把教父哲学的历史划分为护教时代(2世纪),体系化时代(3~5世纪)和终结时代(6世纪)。当然,这种划分方法的界限不可能是绝对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与晚期希腊哲学是重合的,他不仅是在同希腊哲学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亦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期希腊哲学从伦理向宗教观念的转变,既有哲学方面的内因,亦有时代需要的外因。关于基督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详述。至于哲学之转向的内因,恐怕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有关。希腊哲学以“学以致知”为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他既缺少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后盾,又没有发达的认识论做基础,因而注定了衰落的命运。结果,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作为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再追求知识,而是以舍弃知识作为通达人生之境的代价,这就为宗教的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更不用说斯多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根本就成了教父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如果说基督教的兴起是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可以说教父哲学的出现则是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原始的基督教本来是排斥知识排斥哲学的,但是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晚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对象。当然,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够为教父哲学所利用,与他们的宗教倾向例如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分不开的。然而,哲学之为哲学乃源于理性,而宗教之为宗教诉诸的则是情感和信仰,所以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教父哲学主要是利用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制订和维护教义,并且在此基础上来确立起体系的框架。第一节护教学者:从游斯丁到德尔图良。基督教哲学的历史是由2世纪的护教学者们开启的。与哲学,异教,异端的论战迫使有文化修养的基督教徒用哲学来论证,捍卫自己的信仰,从而奠定了基督教哲学这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 一,游斯丁 在早期基督教哲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殉教者游斯丁(Justinus,约100~166)。游斯丁早年是一个异教徒,作为哲学爱好者,他先后求教于斯多亚学派,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毕达戈拉斯主义的哲学,最后通过柏拉图主义皈依了基督教,终生以哲学家身份到处游说,为基督信仰辩护。能够确定属于他的作品的是分别上书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和马可.奥勒留的两部《护教篇》,以及与犹太人特雷封的一篇对话。 游斯丁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在于他对基督教与古代哲学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规定。游斯丁的出发点是关于“逻各斯”的论述。他认为,逻各斯是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他与上帝同在,他本身就是上帝。上帝也是凭借逻各斯创造万物的。逻各斯永恒的普照着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所以游斯丁一生爱好哲学,承认“自己喜欢讲授柏拉图”。但是,在他看来,柏拉图等哲学家都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逻各斯的种子,因而只能在其理解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认识真理。他写道:“无论哲学家们和立法者们发现和公布了什么,他们都是根据逻各斯的部分艰难的获得这种发明和认识的”。希腊哲学家们之间激烈的争吵恰恰说明他们所认识的都只是部分真理,所以矛盾和争吵是不可避免的。逻各斯只有在基督耶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也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我们的宗教显然比所有人类的学说都优越,因为为我们而降临的基督教是完全的逻各斯”。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和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真理源泉,即上帝的逻各斯。 基于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这种规定,游斯丁最终得出了“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的结论。希腊哲学家们曾许诺将人们引上真理之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达到灵魂与上帝的统一。这样,希腊哲学就由于他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目标设定而在着手解决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要么哲学为自己设定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而这就不能是一个宗教的目标;要么哲学有一个宗教的目标,那样我们就必须超出一种自然的哲学,接受基督宗教,而哲学这个名称就应该保留给基督教。故而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他赐给我们真理和神恩。反过来,哲学也只有设定并实现一个宗教的目标时,才能是真哲学,从而真哲学也就是真宗教。 二,伊里奈乌 早期基督教的捍卫者们不得不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游斯丁面对的是外部的异教,而出生在小亚细亚,后来成为里昂主教的伊里奈乌(Ireneaus,约126~202)面对的却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即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教是公元初年流行于地中海东部海岸的神秘主义教派,他的产生受到了希腊哲学和一些秘传宗教的影响,并吸收了一些东方宗教的因素。基督教产生后,诺斯替教的一些派别吸收了某些基督教的观念,从而形成了“基督教诺斯替派”。该派致力于从基督教信仰推进到哲学认识,或者把基督教的信仰提高到哲学的意识,确立一种基督教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依据的主要不是基督教的历史文献和传统,而是希腊哲学和东方神话。他们的主要哲学观点是上帝与物质,善与恶之间的二元论。物质是恶的原则,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与上帝相对立。为了克服二者之间的鸿沟,他们假设了一系列从上帝流溢而出的中间存在。与这种存在上的二元论相适应,他们还提出了一种历史的二元论,认为旧约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恶的原则,而新约的上帝是世界的拯救者,是善的原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此,基督教也不是犹太教的完成,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灵魂获救的途径不是信仰和救恩,而是体悟什么的诺斯替(gnosis,真知)。诺斯替派一时成为基督教内部最大的异端,直接威胁着基督教的信仰和传统,并在基督教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伊里奈乌的著作《揭露与批驳伪知识》(反异端),就是早期教父哲学批驳诺斯替派的一部力作。 伊里奈乌在该书中指出,诺斯替主义的学说只不过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所谓哲学家们的言论汇编再加上新颖的形式罢了。他质问诺斯替主义者:如果那些哲学家已经把握了真理,基督降世启示上帝的真理岂不是多余了吗?如果他们没有把握到真理,你们怎么能自诩通过他们达到了超越一切的真知呢?诺斯替主义者声称知道上帝不可言说的奥秘,这是一种愚蠢的傲慢,因为上帝的奥秘是人类有限的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当然,伊里奈乌也没有否认人类精神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毋宁说他坚持理性知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可能性。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理智,对真理的热爱和正直的心灵,就能够通过勤奋的研究认识上帝允许我们认识的一切。 伊里奈乌甚至也承认一种神学的知识是可能的,但这种知识并不是诺斯替主义意义上的真正,他不是对信仰内容的改造和丰富,而仅仅是对他的阐发。显然,在对待哲学的问题上,伊里奈乌已经从游斯丁的立场大大后退了。针对诺斯替教派主张的大神产生小神,小神创造世界的流溢说,伊里奈乌坚持认为神只有一个,即凭自己的道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就连原初的物质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伊里奈乌即爱尼采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创世主与救世主的同一性。他直接采用了圣父,圣子,圣灵这些名称。上帝是圣父,上帝的道化为肉体则为圣子,圣灵则是上帝的智慧。圣子和圣灵产生自圣父,但三者没有先后之分,而是具有同一性质,是同一个上帝。上帝是全部,整体。显然,在伊里奈乌这里,“三位一体说”已具雏形了。 三,德尔图良 伊里奈乌在一定程度上对哲学,理性,知识的否定在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约160~240)那里发展为一种极端的态度。 德尔图良出生于北非行省,原是异教徒。他对历史,哲学,文学,法律乃至医学都有一定知识,尤其擅长诉讼。成年后皈依基督教,从此忠心耿耿,充分发挥其善于辞令的特长为教会辩护,晚年由于坚持严格的禁欲主义而与正统教会决裂,归入摩泰教派。后又与莫泰教派闹翻,建立了自己的德尔图良教派。该教派一直存在到4世纪末,后被奥古斯丁重新纳入正统教会。德尔图良最著名的著作是他上书罗马皇帝的《护教篇》以及《论异教徒的偏见》,《论灵魂》和《论基督的肉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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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之反思

“汉语神学” 的历史反思 ——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汉语神学发展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并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神学运动。它的宗旨一方面是建设基督教的神学,因而为宗教界所关注;另一方面它又标榜自己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因而为学界所关注。在十年的发展中,汉语神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予以反思的东西。 一、「汉语神学」的缘起和发展 一九九四年六月,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独立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刊物《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一期出版。刊名加上了「汉语神学」的副题,这是「汉语神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可看作是汉语神学的诞生。1在〈复刊辞〉中,出版人对汉语神学作出了如下解释: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範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範,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範,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大陆、台湾、香港、马星、北美华人社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 在《道风》第二期上,当时的特邀研究员刘小枫发表了〈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一文(扩写为《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一书)。稍,曾于一九九五年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从事学术访问的何光沪,连续在《维真学刊》上发表了〈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1996年第2期)和〈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对汉语神学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论证。刘小枫与何光沪的论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思路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对「汉语神学」的根据的论证上。在他们看来,基督神学的根本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圣言),但圣言惟有启示在人言中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语言是神学的载体,启示的圣言必须用人言来表述,方能为人所接受。在理论上,一切语言均可表达基督教神学。 由当时起所倡导的汉语神学,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基督教的一种「神学」,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一种「学术」。然而,汉语神学所强调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却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一拍即合。此时的中国大陆,对基督教的研究正在兴起和恢复,除少数人受过宗教学教育和训练之外,绝大多数学者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切入基督教研究的,而这恰恰是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因此二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叠,这就助长了汉语神学的声势,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汉语神学提出,并在其倡导者的大力推动下,再加上大陆学界的积极反应,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没有自己的研究队伍,但它特聘的研究员却有数十人之多。现今研究所每年邀请十数位学者到香港从事短期学术访问,还资助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研究生到香港短期进修,如今在大陆资助的高等院校已达16家,每年提供助学金约75份,使汉语神学的合作队伍日益壮大。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积极主办或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如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和二00五年的三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探讨汉语神学的发展,并积极推动大陆学界与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基督教学术机构的合作,扩大汉语神学的影响。研究所还为大陆的基督教研究设立了「道风学术奖」(分为奖励学术着作的「徐光启奖」和学术翻译的「艾香德奖」)和「基督教研究生优秀论文奖」,以鼓励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代表产品是大型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翻译基督教历代学术典籍,迄今出版近百。除此之外还有《道风译丛》、《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等丛书。这些着作大多已有大陆简体字版,影响巨大。研究所主办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更成为了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学者的讨论平台,所探讨的主题从《圣经》、历代神学家思想,直到现今世界的种种热门话题,可以说是无所不至。 在一定的意义上,汉语神学最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範的基督神学文化」、「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都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二、对「汉语神学」的反思 「汉语神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里自有它的特别之处。第一,汉语神学的提出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解基督教神学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实质上是对西方的开放,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基,成为人们积极了解的对象。汉语神学此时应运而生,把目光看准了中国大陆,可说是正当其时。 其次,汉语神学不以信仰为前提,力主对基督教进行人文性的、学术性的研究,不仅倡导基督教内部(公教、新教、正教等教派)的对话,而且也主张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这种博大胸怀消弭了各教派间和教会内外的对立,也是其合作者日众的根本原因。 其三,汉语神学主张挖掘汉语的历史文化资源,从生存体验出发理解基督教神学,这有助于消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由此观之,汉语神学也未尝不是一种「本色化」神学,只不过这里的「色」已不仅是教会组织、礼仪、语言等方面,而是在思想文化、生存体验等层次上说。 其四,汉语神学力主基督教神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这和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精神是一致的。外来文化的融入总是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佛教的传入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念乃至其神学能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目前的精神建设,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汉语神学的发展和成功,是应予肯定的。不过,汉语神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关系。汉语神学的两位思想家刘小枫和何光沪,其论证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传统」的问题。3但我们今天面对基督事件,必须透过在具体的语文环境中形成的《新约圣经》。《圣经》固然是基督教传统的基础文本,但它也是传统的一个产品。在以的年代里,基督教已经发展出一个丰富的传统,这是今日汉语神学不可能避开的事实。 其次,是汉语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逻辑上来讲,既然强调汉语神学是汉语的,而且断定汉语并不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还包括它所表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那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当是汉语神学的应有之义,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也恰恰在于这种「民族性」。在这种意义上,汉语神学工作者只能背负着自己的文化传统、透过基督教的传统、凭借自己个体的生存经验去面对基督事件。这可能会对汉语神学造成某种束缚,但也会是汉语神学的难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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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神学之我见

约翰•加尔文的教牧神学 文/马可•塞文 译/杖恩 校/煦 引言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思想日内瓦著名改教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教牧神学呢?人们会说,“想必是加尔文在更正教会上面留下的明显记号,在很久以前就都已经减弱了吧!”尽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把约翰•加尔文贬低,认为他只不过是改教历史年代表中的一纸记录而已,但严肃的事实却是,他对当代的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为着加尔文在神学教义和教会实践上的严谨细致,教会应该极大地感谢他。更正教敬拜中若干独特和显著的方面:解经讲道的发展和普及,改革宗的圣餐观,长老家庭探访的实行,大量的社会救济组织,综合全面的教会纪律模式,以及代议制的教会治理,都起源于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回过头去反思加尔文的牧会模式可以带给当今的牧者许多“帮助”。尽管事实上加尔文是以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而闻名于世的,但我们必须记得,他第一并且最重要的身份是日内瓦信众的牧者。倍受尊敬的加尔文学者贝诺特(Jean-Daniel Benoit)这样说到加尔文的牧养事工: 加尔文的工作极其繁多。神学家,牧师,法国更正教的建立者,日内瓦学院的奠基人,公众讲师,圣经注释家,圣彼得教堂的传道人——这就是加尔文。但加尔文首先、并且本质上是一位牧者,如果忘记或忽略了这一事实,我们就恰恰误解了他个性中的重要一面——他作为牧者的这一面,这揭示出他的各项事工本质上是统一的整体,我们也会忽视滋养他整个事奉领域的众水之深源。事实上,虽然加尔文是个神学家,但他更是灵魂的牧人。更确切地说,对他来讲神学是为敬虔服务的,而从来不只是学问本身而已。生命总是他的思考的方向;他总是从原则落实到实际的应用;他的牧养关切在一切事上都有体现。 正是由于他在日内瓦牧养事奉的深度和成功,这个特定教会的教义和实践,才以各种形式成为所有更正教事工的基础。下面将以概要的形式列出加尔文教牧神学的各基本要素。尽管他从未写过一卷专著来讨论教牧神学这个主题,但是从他各种的著作中可以归纳出这些要素——这些著作包括《基督教要义》、他的讲章、信件、圣经注释,以及他写的许多小册子。我们要从这位“日内瓦的主人”受教,并认识到他做事方式中的圣经智慧。对于一个谨慎的牧者,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可以保护他,使其避免那些新奇而未经考验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可能导致他的教会毁灭。 他的品格 约翰•加尔文的人生格言是“prompte et sincere in opere domini”(可译为,“果断真诚地担当主的工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安静而有学者气质的人,不追求大众的认可。这个品格特征与他在日内瓦亲密的伙伴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1489-156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惹勒是一位耀眼的公众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动荡之中。加尔文擅长于他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例如,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法律、逻辑思考以及圣经的研究。然而,因着神的护理,加尔文被推入了在日内瓦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宗教变革之中。他给这个庞大的任务带来的贡献,是他的法律训练和他对神话语的热心。在日内瓦事奉的初期,他只是以被称为一名“神学教授”为满足,然而他在才智上的能力和对真理的热爱终使他被委任为日内瓦教会的一位牧师。加尔文早年就形成了秩序井然、行为得体的强烈意识。这个特征对他的写作和讲道都有影响。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不喜欢多说话,但他常常要被迫在公开辩论当中使用他令人惊叹的才智能力。他在这方面尤为杰出,凭记忆就能大篇幅引用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中的篇章,从而使他的辩论对手惊愕。尽管他天性羞怯,但加尔文有时也会勇敢而直率。他一般不会怀怨于心,让怨恨变成苦毒。他也不会“辖管”那些在他权下的人,虽然有人指控他有这样的行为。他宽容毁谤他的人,同情遭难的人。从一个更为个人的角度来说,加尔文的家永远都对所有人敞开,他经常自己出钱招待客旅,并让客人逗留很长时间。 教牧关怀和教会纪律 加尔文对教牧关怀的总体计划写在《教会法规》中,这部法规最初于1537年起草,并最终在加尔文1541年回到日内瓦时由市议会通过。到1555年之前,这些圣经原则的实际实施一直是构成加尔文教牧事奉中的困难的主要方面。虽然人们可能在理论上认可了这些法规,但他们并不想把它们应用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中。另一个关键的争论点是开除教籍的问题以及谁有行使的权柄。《教会法规》把行使的权柄给了牧师团(通常所说的长老会),并由市政府执行。这个纪律措施在日内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市议会就不只一次挑战过长老会的权柄。 信徒皆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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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艺术

南宋 1129年,完颜宗弼挥军南下,高宗南逃至杭州。完颜宗弼继续挥军南下,高宗乘船出海避难。宋将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堵塞五万金军在黄天荡四十八天。史称黄天荡之战。 1130年,刘豫在金授意下即帝位,国号“大齐”,定都大名府,统治金所占黄河以南地区。 1137年,金废刘豫为蜀王,齐亡。 1138年,宋金初次协议,南宋取回包含开封的河南、陕西之地。 1140年,金朝撕毁协议,金兵分三路南侵,重占开封与陕西等地,岳飞在郾城与金兵将领完颜宗弼会战,力挫金兵,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 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称臣,并与金以淮河为界。 1161年,金主完颜亮起兵伐宋,败于釆石矶之役。 1206年,铁木真获得尊号“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 1208年,韩侂胄被杀,双方议和,史称嘉定和议。 1214年,南宋与蒙古协议联手击退金军,南宋可获河南作回报。 1215年,蒙古攻取金朝首都中都。 1217年,蒙古将中都改名为燕京。 1218年,蒙古灭西辽。 1219年,蒙古第一次西征。 1220年,蒙古灭花剌子模。 1224年,孛鲁率军从东面攻入西夏,攻陷银州,夏将塔海被俘。 1225年,蒙古第一次西征结束。 1227年,蒙古灭西夏。 1234年,蒙古与宋联军攻陷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末帝死于乱军中,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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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耶 和 华 神 用 地 上 的 尘 土 造 人 , 将 生 气 吹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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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苹果 – 银网子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 使徒行传 1:8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歌林多前书 12:27-28   点击视频:  ♥ 朱萱东 牧师   ♣ 傅国朝 牧师  ♦ 赵炳林 牧师 ♥ 洁净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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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大儒赵紫宸

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是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北京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江苏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其信仰立场和为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仗义执言而遭到迫害,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赵紫宸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中国处境化神学的早期缔造者,也是中国系统神学的最早倡导者,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其著作《基督教进解》《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炼狱记》等皆被收录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卷《赵紫宸文集》中,《民众圣歌集》《圣诞曲》和《普天颂赞》等宗教音乐作品被收录在《赵紫宸圣乐专集》中。其作品《神学四讲》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 以下为赵紫宸先生回忆正文,本文是一篇回忆录,虽力事准确,总难免带些主观的色彩和回忆者最近立场和观点的反映。在这里所述的,是从1926至1951年的情形。我把这二十五年分作四个时期:以1926至1937年为初期;1937至1945年为蛰伏期;1945至1948年为强求发展期;1949至1951年为挣扎图存期。 1926年至1937年 一、宗教学院的形成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等机构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初为燕京大学校长之时,它就成了燕京大学神科。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校址,神科即改名为宗教学院。它是燕京大学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科、理科分化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为大学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宗教学院呢,在大学中的地位虽与文、理学院相同,却招收大学文理科毕业生为学生。从理论上说,该是一个有研究院程度的学术机构。实际上,虽然当时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等野心勃勃,大事铺张,宗教学术研究却是谈不到的。学院内不仅没有能够从事研究学术的大学毕业生,而且简直不存在什么“学贯天下”的教师。 不过,宗教学院在燕京大学之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借以发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工具,宗教学院直接担任着大学范围内的宗教生活和维持宗教气氛的责任,当然可以在大学里耀武扬威,大有发言的权力。刘廷芳、洪煨莲等和司徒雷登决定要把宗教学院的理想和精神渗透整个大学,办法是让宗教学院的教授们都在大学的文科、理科里兼任教授。这还不算,1926年洪煨莲是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另一位宗教学院教授当宗教学系的主任。迁到海淀新校址之后,大学里组织了一个“燕大基督教团契”,专任主持师生员工的宗教上的种种工作。宗教学院里的教授当然在团契里担负重要的职司,有的当司教,有的当教员部主任,有的协助讲道和宗教学习班。大学附近的小教会不能适应知识分子的宗教要求,人们索性把它撇开,把团契当作了教会,自封自立地制造出一套规章制度,为要求进教的大学师生职工施洗礼、设圣餐、开堂宣教、举行礼拜。 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上,宗教学院的院长、教授都占重要的位置。宗教学院教授的阵容表面上也相当整齐。在简章上(当时的简章是用英文写的)教授们都有硕士、博士等等长长的头衔。不提头衔只提名字就有刘廷芳、洪煨莲、司徒雷登、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徐宝谦、王克私(瑞士籍)、大懿嘉(英国籍)、柏基根(爱尔兰籍)、范天祥(英国籍)、陈垣、吴雷川、巴狄德水(美国籍)、寇润岚(美国籍)、诚质怡等。在这些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是在中国教会范围内的闻人。院长刘廷芳和后来继任当院长的李荣芳、赵紫宸都继承一种名师主义,用简章上挂名的大名鼎鼎的先生们去号召教中的青年,让他们对于燕京大学心向往之,心诚求之,而争取来当学院的学生。 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剧变,有志的青年都在关心国事,不会愿意把自己埋没在终身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拿教会大学中“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子弟来说,他们自有他们的出路,即使进了教,也不会想去做传教的牧师。尤其是教牧人员的子弟,若不是为宗教狂热所感染,也很不容易想作教牧工作。在这时期以前,中国社会给青年的出路少,教会给他们的报酬还有诱惑性,教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宗教狂热的驱使下,曾经有全班毕业生投入教会工作的。时代逐渐变易,这种情形也改变了。牧师的儿子看到父亲一辈吃不饱、饿不死,自然要向教会外面找机会;只有才力低劣的,才“绳其祖武”,“不改于父之道”。而绝大多数牧师也心里有数,嘴里把儿子献给上帝,事实上“听其所之而止焉”。因此宗教学院要找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的成绩优良的学生,真要“踏破铁鞋”去搜求。 招得稀稀疏疏的几个学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中国所用不着的东西,且不问所灌输的是不是毒害他们的东西,即使让他们毕了业,得了神学士学位,教会里也没有容纳他们工作的地位。第一,教会不能供给像样的薪金,也不能让他们在教会内高出老教牧人员而骑在他们头上。第二,毕业生们总不免趾高气扬,信众们实在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抽象的道理,不要说在教会里,就是在社会上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无用处。 这些道理,宗教学院的教授们并不曾研究过,也从来不曾讨论过,一开始就糊里糊涂举办了一个美国人拿来的大学范围内的神学院。没有学生,就由院长亲自出马,游行长江南北,招诱教会大学中行将毕业的青年,有一个收一个,不举行考试,不考究成绩的高低,所学的是文、是理、是工、是法都不问,只要有教会负责人一封介绍信和学生所毕业的学校一封证明书,连同四年分数单,要入宗教学院的男女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入了院。付不起燕京大学所定的学费膳宿费,自有助学金在那里预备着给每个学生一年三百块的“恩赐”。所收的学生难得有几个人够得上作一些研究工作的。 教会里面不需要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宗教学院不能不设法派他们做教会大中学校宗教教育的教师或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基督教文字机关的译员或写作者。这样的人才,能为在中国的教会做些什么,宗教学院的“名师”们从来也不曾考察过,只让他们去传播他们所学的那些洋东西,使之发生“浸润之渐”的影响。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耶稣所说的,“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那么,燕大的宗教学院究竟要干什么?翻开旧章程来看一看,它的宗旨是要“以耶稣基督的人才供给中国教会,要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圣艺上(即宣教艺术上)得有熟练的技术,也曾爱他们优长的遗传,了解我代经学神学方面的思想的发展,明白最新的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潮流,清楚地同情于所有要使全世界信众团契得以进一步实现的努力,使他们有志向有才能,能够助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的建立,能够对于教会为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的主张与使命抱有热情;对于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的基督的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经验;对于服务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上帝的至上的机会,怀着志向,愿将所有热情和生命力投入宣传福音的事业之中”。(这些话不大像中国话,因为它是从1926至1927年宗教学院英文简章上翻译过来的。)到了1932年,简章上关于宗教学院宗旨的话,调子压低了不少。高调是刘廷芳做院长的年月里唱给美国教会听的,在院中其他的教授们看来,实在有些大言不惭。压低了调子的英文简章里说:“学院的宗旨是要通过本院所教育的、有着生动的个人基督教经验的、有着进步的教会意识的、有着要求个人和社会重生的热情的、有着历史感、科学态度和方法的男女,为中国助成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生活的基础的奠定”。至于什么是个人的基督教经验,什么是进步的教会意识,什么是个人和社会的重生,什么才是历史感,什么是科学态度和方法,谁也没有清楚的概念。什么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生活基础,尤其是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若问一问宗教学院师生的生活如何,我以为只有一个回答:松懈得很!学生与大学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们感动不了大学学生,大学学生却能转移了他们。“圣善”不能变移“世俗”;“世俗”却大可以变移“圣善”。据司徒雷登的看法,宗教学院学生在大学里有机会扩展心境,延长眼界,不至再为宗教关门闭户的狭隘所限制。果然,学海思潮撞击着宗教信仰,人就不迷信了,人一不迷信,热诚也就烟消云散,宗教也就没有作用了。司徒雷登对于这点不是不了然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宗教冷冰冰,对于美国式思想与生活倒反而会热腾腾的。 论到宗教学院的生活,当然是宗教生活。大学里每日有朝会(就是早礼拜),宗教学院参加了这个,学院里就不必有适合于神学生特殊需要的早礼拜。每晚学院里该有晚礼拜,但是教授们散居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润园,谁也懒得晚上临睡前出来领导学生做晚课。一切听其自然。到了礼拜天,燕大基督教团契主持大学礼拜,宗教学院也就参加在这个礼拜里头。学生实习可以到工人礼拜方面去试做,不然,还可到城里教堂里去服务,由教会方面来领导学生,不用学院中的教授去费心。老子的“道法天”、“天何言哉”,庄子的“逍遥游”、“优哉游哉”,正是燕大宗教学院的写照。宗教学院到底要干什么,谁又知道? 在思想学术方面,教授们无不侃侃而谈,夸夸其谈。刘廷芳要以基督教中现代派的开明思想在宗教方面发展一个“燕京运动”。学院内受了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的影响,有一个时期讨论着放弃圣经旧新两约中的旧约,而以中国文化中古圣先贤的圣训代替之。基督教既然无所不包,当然可以与中国文化遗传冶于一炉。可是教授们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不了了于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动不动就提中国的遗传。自然,上帝是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所以神学教理只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帝本身不过是所谓真理,不过是理想,心向往之,人的精神就会提高。整个学院都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至于爱人爱主的口头禅,依然是乱坠的天花;博爱、平等、自由,原无须乎实在的内容。 在学术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可说。教授们写了一些不带研究性的书籍,学生们交来了一两篇尚可接受的毕业论文。洪煨莲所希望写的中国教会史停留在希望的影子里,我自己的著作只有《圣保罗传》还可以当一件小东西,学术虽然谈不上,杂文和小作品在基督教教会里倒产生了不少影响。在学院的初期,北京有一证道团,刊印了一种月刊叫做《生命》,由刘廷芳主编。后来北京的开明基督徒知识分子又刊印了一种周刊,叫做《真理》。过一个时期二刊合一,变了《真理与生命》,由我主编,延长到抗战之前,大约有九年光景。胜利之后,《真理与生命》变成了上海出版的《基督教丛刊》的一部分。这是后话。在这些刊物上,和在刘廷芳独办的《紫晶》月刊上,宗教学院发布了大堆大堆的燕大气氛的基督教美国现代派思想。 教授们在思想上大致相同,在末节上往往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司徒雷登在宗教上并不认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要宗教学院维持着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为大学高举着一种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基督教哲学,一种如他说的“燕京大学哲学”。他要宗教学院的教授们担负影响非基督徒大学教授与学生的责任,引领他们信奉耶稣。这是千难万难的责任。叫神学家、经学家们怎样把自己摸不清的道理讲给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听,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呢?在勉强而行之的气氛中,他们和大学中的信教教授们开一两次讨论会,聚聚餐,也就吹了。有时候,院内的教授们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了祈祷会,大家跪下来祝告上天。一两个人做了祷告,大家跪在地上死静,似乎不是味儿,所以这种作法也成了不验的神方。总而言之,宗教学院里的教授们,没有一人领过一个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来请求入教,申请领受洗礼。 在讲“爱主爱人”的宗教学院里,“爱”是过不了实验的关的。洪煨莲与刘廷芳好像是死对头,二人各以不同的方法拉拢自己的帮手。我受不了洪教授的优越感,也当不起刘教授放在我身上的期待。谁都不听,又不免得罪了人。在华籍教授方面,每个人与我,我与每个人,都有一些或显或隐的矛盾。爱的团契只是梦幻泡影。西籍教授方面,则美国教授巴狄德水和英籍教员伍英贞又是死冤家。偶然间,这个给我露些口风,那个给我落几点眼泪。有一次,徐宝谦教授设法请了司徒雷登作刘廷芳与我之间的调结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强弱悬殊,自然一场无结果。这种状况弄得司徒雷登喟然长叹,说道:“中国人是多才多智的,但总是一盘散沙,三五个人在一起就是个不团结”。 二、宗教学院是怎样萎顿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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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三自史话

三自爱国教会或称三自教会是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在政治方面领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中国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但边缘化的中华东正教会未建立全国性教务组织或各级“爱国会”组织)三大教派三自爱国教会各有一套组织体系。中国境内拒绝接受中国政府领导的基督新教教会称为家庭教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养、自传”,反对宗教组织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其字面意义与以前大同小异: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三自”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即已使用,以说明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指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及领导,中国人独立自主办中国教会,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国教会或多或少地采用。这个原则在实践上常常遇到从宣教士和当地中国基督徒而来的阻力。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在1885年左右试图在山东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应很冷淡。后来他应邀去韩国与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同行分享,却广受欢迎。基督教传入韩国虽然较晚,发展却远比中国好,这是一个原因。这个词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养、自传”,很多的中国教会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一政策。比如1906年开始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建立的地方教会,还有耶稣家庭等等,也是实行三自原则的。这些教会可称为中国自立教会。到1949年为止,从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来看,能够实施三自原则的教会还是一小部分,实施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贫穷动荡的中国,中国自立教会还处在一个成长过渡阶段。“三自”或者“三自爱国”这两个词还隐含了服从中国政府领导的含义。在“三自爱国运动”引发的矛盾中,这个附加的含义是争论的焦点,很多原本真实实行三自原则的教会的领袖,包括王明道,都因为反对这种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而入狱。由于各种的宗教信仰、政治的动机,历史上“三自”这个词的使用中往往带着很多的弦外之音,远超过其字面意思。 1942年北平被日本占领期间,一些教会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致信王明道,称“为促进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贵教会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王明道一直以来主张政教分离,绝口不谈政治,他认为此促进会是日本人的一种政治工具,用来操纵教会,他回信道:“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鄙会堂自创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双方都宣称“自立、自养、自传”的立场,内中的意图、目的却大相径庭。由于三自政策对于基督教信仰本身有或多或少的抵触(三自教会不需服从外国梵蒂冈教宗,天主教则要服从教宗等),加上不接受三自教会,如同天主教会要接受教宗一样(中国天主教徒要接受天主教爱国会领导),这也导致中国地下教会的兴起。三自教会或称三自爱国教会是指被中国政府承认,不受境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新教、中国天主教教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徒会堂这样的使用“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教会可以称为“中国自立教会”,以资区别。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基督教全国两会”)。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原另有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这些“三自爱国教会组织”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管。中国还存在不属于三自教会的民间独立教会,这些教会的建立在理论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有观点认为家庭教会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因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而受到政府打压。与佛教、伊斯兰教经典不同,《圣经》没有出版刊号,在中国书店内无法买到,只能在国家许可的“三自”教会教堂或基督教两会的销售点购买,但从三自教会批量购买需要登记个人信息及用途。 自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入华,其中有亦有不少冒充教士之名,从事走私、情报等不法工作,为清末和民国带来不少混乱。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一些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的领袖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7月28日,发表《三自宣言》,征求信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到1951年,政府称在全国70万基督徒中已有18万签名支持“三自宣言”。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全称“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吴耀宗出任主席。政府称这时已有40万基督徒签名支持“三自宣言”。在这次大会中也开始了对一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的控诉运动,大会以后控诉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一些被控有罪的被移交政府,处以刑罚。这之后,三自革新运动得以控制全国大部分教会。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三自革新运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共有232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为第一任主席。这时,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基督教领袖和团体反对三自教会。比如在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团体开会,当时在北京有60多个基督教团体,这次会议共有11个团体100多人参加。其中一些已经实行三自原则,但反对三自教会的自由派神学观点,反对教会受政府控制,不同意加入“三自教会”。会议上,以王明道为主要代表向政府直陈其词,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理由。1955年,反对三自教会的宗教领袖陆续被捕入狱,剩下的基督徒有些加入三自教会,有些转入地下。 “三自爱国运动”在天主教方面的发展略晚一点。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以王良佐神父为首的500余名天主教徒联名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提出“与帝国主义者隔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使徒书信“我们切愿声明”给中国的天主教徒,安慰“遭受攻击”的中国天主教会,鼓励他们“传播福音的真理”,“引人从善以登天路”,申辩外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除了传教以外”并无他求”,重申非常愿意“你们国内的教区可以交给你们本国主教治理”,但是坚决反对教会“替一个国家、替一个政权服务奔走”,反对“与罗马宗座脱离关系”。1955年,许多中国天主教徒被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1957年7月,皮漱石当选为主席。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各地基督教活动大大减少,例如,上海的教堂由208所减少到23所,北京的64所教会合并为4所。三自教会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停顿,各地教会关闭,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会议分别于1961年1月和1980年10月召开,中间间隔近2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至2008年已举行8次全国代表会议。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加入普世教会协会。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其“总的任务”部分中说“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一些教会领袖看来,“在政府领导下”完全违背了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基本原则。比如,1954年12月1日,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一文中说“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他又明确说明在哪些事情上是不能顺从人的:“基督徒应当顺从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惜做任何牺牲。我们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在发起《三自宣言》的40名新教基督徒中,只有一名大致是基要派。三自教会的倡导者吴耀宗是现代派的代表,他在1948年《没有人见过上帝》和1951年7月分别发表“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共产党教育了我”两文,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赞同和反对三自教会的矛盾被认为在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派(或称自由派神学)和基要派的矛盾。现代派的观点不认为圣经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所以,当他们看见共产党统治的开始,他们就放弃圣经中与此相矛盾的思想,接受政府控制教会。这种理论是基要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基要派称现代派为“不信派”。不可否认,在中国以外的反对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在新政权以后还留在中国的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比如王明道、倪柝声、汪佩真,都对共产党的政权在原则上持相当中立的立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均自称中国没有类似于外国的众多教派:“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基督新教,也只有一个中国天主教。”而实际上,中国存在着试图摆脱官方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教会,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天主教方面,部分天主教徒只接受罗马教廷的领导而非天主教爱国会。 《三自宣言》(全称《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是一些中国基督教人士在1950年7月28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开始着手对国内的基督教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前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土改运动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运动。在运动中,拥有一定房地产的宗教寺院、教堂和会所也受到冲击。1950年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涂羽卿、邓裕志、艾年三及崔宪详等人组团走访各地教会。由于该团是由基督教中的政协委员召集,故吴耀宗为团长。4月吴耀宗等人又联同北京、天津部分教会人士共19人(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三次会面,反映基督教面临的问题,并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请求共产党政府妥善处理。 周恩来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早前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在吴耀宗倡导下进行修改,后改名呈交国务院批准。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兼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公开信,并征求各地基督教教徒签名。宣言发表后,首批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支持的基督徒有1527位。《人民日报》在1950年9月23日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后被称作《三自宣言》。同时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指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至1954年,签名赞成的基督新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支持人数占当时全国教徒的三分之二。但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拒绝参加三自教会,后来很多人相继被捕入狱,如王明道。四川省的天主教神父王良佐亦认同《三自宣言》原则,并于1950年11月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为中国天主教确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奠下基础。 本着三自原则的概念,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信徒完全隔离于一切中国以外的宗教组织和团体。中国政府对外国宗教团体和机构的任何试探性接触,态度都是一概拒绝。直到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前,国内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本地教会参与崇拜活动。三自宣言以后,中国各地教会成员陆续加入三自教会,不认可三自的教会则被政府视为非法,遭到取缔。于是继续抵制三自或是之后推出三自的教会陆续被破坏或者转入地下。随着中国逐步开放门户,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渠道简化不少,很多西方的宗教机构便开始尝试联系中国内地的信徒。对于罗马天主教,教士阶层虽拥有某些特权,但其地位低于教宗和本地机杼,亦唯有教宗才可以委任教士和行按手礼。教宗作为信徒的领袖,一些天主教徒无法接受承认中国本地主教而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机杼的做法。而基督新教方面,一个教会组织的自立程度不是一个原则性的神学问题,但一些信徒认为三自教会接受政府领导,便已不是真正的自立。中国三自教会的神学理论被很多人认为是属于自由派神学,与福音派神学有很大的差别。不同意三自教会的信徒不少参加地下教会,但地下教会是违反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宗教活动管理条例的。虽然传福音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分重要,但由于共产党政府是禁止公开传教,亦不允许教会随意发行出版物,所以中国大陆很难看到教士在街上传道,而宗教出版物在数量和种类上也远不及西方国家。由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趋向于唯物主义无神论,所以有神论要么被看作唯心主义,要么就是迷信思想。由于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能有其它宗教信仰,所以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信仰无神论的政府不会去主动促进宗教的发展。《三自宣言》的40名发起人中,其中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者达到10人,占总数的1/4。在神学立场方面,只有陈崇桂一人属基要派。各发起人背景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广东协会总干事、广州锡安堂主任胡翼云、广东协会总干事、广州仁济堂主任牧师汪彼得、广东协会干事、广州惠爱堂主任牧师招观海、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监督江长川(华北基督教协合会主席)、福州年议会宗教教育总干事丁先诚、福州华南区教育委员会总干事陈芝美、上海卫理公会牧师吴高梓 浸礼会:上海怀恩堂牧师戚庆才、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议会总干事鲍哲庆 循道公会:湖北教区主席萧国贵、华南教区主席熊真沛[12] 公理会:北京公理会牧师王梓仲(华北基督教协合会总干事)、庞之焜 中华信义会:上海信义会牧师艾年三 中华基督会:南京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 基督教公谊会:上海基督教公谊会主席黎照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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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彩虹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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