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艺术

南宋 1129年,完颜宗弼挥军南下,高宗南逃至杭州。完颜宗弼继续挥军南下,高宗乘船出海避难。宋将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堵塞五万金军在黄天荡四十八天。史称黄天荡之战。 1130年,刘豫在金授意下即帝位,国号“大齐”,定都大名府,统治金所占黄河以南地区。 1137年,金废刘豫为蜀王,齐亡。 1138年,宋金初次协议,南宋取回包含开封的河南、陕西之地。 1140年,金朝撕毁协议,金兵分三路南侵,重占开封与陕西等地,岳飞在郾城与金兵将领完颜宗弼会战,力挫金兵,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 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称臣,并与金以淮河为界。 1161年,金主完颜亮起兵伐宋,败于釆石矶之役。 1206年,铁木真获得尊号“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 1208年,韩侂胄被杀,双方议和,史称嘉定和议。 1214年,南宋与蒙古协议联手击退金军,南宋可获河南作回报。 1215年,蒙古攻取金朝首都中都。 1217年,蒙古将中都改名为燕京。 1218年,蒙古灭西辽。 1219年,蒙古第一次西征。 1220年,蒙古灭花剌子模。 1224年,孛鲁率军从东面攻入西夏,攻陷银州,夏将塔海被俘。 1225年,蒙古第一次西征结束。 1227年,蒙古灭西夏。 1234年,蒙古与宋联军攻陷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末帝死于乱军中,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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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耶 和 华 神 用 地 上 的 尘 土 造 人 , 将 生 气 吹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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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苹果 – 银网子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 使徒行传 1:8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歌林多前书 12:27-28   点击视频:  ♥ 朱萱东 牧师   ♣ 傅国朝 牧师  ♦ 赵炳林 牧师 ♥ 洁净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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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大儒赵紫宸

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是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北京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江苏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其信仰立场和为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仗义执言而遭到迫害,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赵紫宸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中国处境化神学的早期缔造者,也是中国系统神学的最早倡导者,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其著作《基督教进解》《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炼狱记》等皆被收录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卷《赵紫宸文集》中,《民众圣歌集》《圣诞曲》和《普天颂赞》等宗教音乐作品被收录在《赵紫宸圣乐专集》中。其作品《神学四讲》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 以下为赵紫宸先生回忆正文,本文是一篇回忆录,虽力事准确,总难免带些主观的色彩和回忆者最近立场和观点的反映。在这里所述的,是从1926至1951年的情形。我把这二十五年分作四个时期:以1926至1937年为初期;1937至1945年为蛰伏期;1945至1948年为强求发展期;1949至1951年为挣扎图存期。 1926年至1937年 一、宗教学院的形成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等机构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初为燕京大学校长之时,它就成了燕京大学神科。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校址,神科即改名为宗教学院。它是燕京大学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科、理科分化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为大学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宗教学院呢,在大学中的地位虽与文、理学院相同,却招收大学文理科毕业生为学生。从理论上说,该是一个有研究院程度的学术机构。实际上,虽然当时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等野心勃勃,大事铺张,宗教学术研究却是谈不到的。学院内不仅没有能够从事研究学术的大学毕业生,而且简直不存在什么“学贯天下”的教师。 不过,宗教学院在燕京大学之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借以发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工具,宗教学院直接担任着大学范围内的宗教生活和维持宗教气氛的责任,当然可以在大学里耀武扬威,大有发言的权力。刘廷芳、洪煨莲等和司徒雷登决定要把宗教学院的理想和精神渗透整个大学,办法是让宗教学院的教授们都在大学的文科、理科里兼任教授。这还不算,1926年洪煨莲是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另一位宗教学院教授当宗教学系的主任。迁到海淀新校址之后,大学里组织了一个“燕大基督教团契”,专任主持师生员工的宗教上的种种工作。宗教学院里的教授当然在团契里担负重要的职司,有的当司教,有的当教员部主任,有的协助讲道和宗教学习班。大学附近的小教会不能适应知识分子的宗教要求,人们索性把它撇开,把团契当作了教会,自封自立地制造出一套规章制度,为要求进教的大学师生职工施洗礼、设圣餐、开堂宣教、举行礼拜。 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上,宗教学院的院长、教授都占重要的位置。宗教学院教授的阵容表面上也相当整齐。在简章上(当时的简章是用英文写的)教授们都有硕士、博士等等长长的头衔。不提头衔只提名字就有刘廷芳、洪煨莲、司徒雷登、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徐宝谦、王克私(瑞士籍)、大懿嘉(英国籍)、柏基根(爱尔兰籍)、范天祥(英国籍)、陈垣、吴雷川、巴狄德水(美国籍)、寇润岚(美国籍)、诚质怡等。在这些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是在中国教会范围内的闻人。院长刘廷芳和后来继任当院长的李荣芳、赵紫宸都继承一种名师主义,用简章上挂名的大名鼎鼎的先生们去号召教中的青年,让他们对于燕京大学心向往之,心诚求之,而争取来当学院的学生。 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剧变,有志的青年都在关心国事,不会愿意把自己埋没在终身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拿教会大学中“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子弟来说,他们自有他们的出路,即使进了教,也不会想去做传教的牧师。尤其是教牧人员的子弟,若不是为宗教狂热所感染,也很不容易想作教牧工作。在这时期以前,中国社会给青年的出路少,教会给他们的报酬还有诱惑性,教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宗教狂热的驱使下,曾经有全班毕业生投入教会工作的。时代逐渐变易,这种情形也改变了。牧师的儿子看到父亲一辈吃不饱、饿不死,自然要向教会外面找机会;只有才力低劣的,才“绳其祖武”,“不改于父之道”。而绝大多数牧师也心里有数,嘴里把儿子献给上帝,事实上“听其所之而止焉”。因此宗教学院要找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的成绩优良的学生,真要“踏破铁鞋”去搜求。 招得稀稀疏疏的几个学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中国所用不着的东西,且不问所灌输的是不是毒害他们的东西,即使让他们毕了业,得了神学士学位,教会里也没有容纳他们工作的地位。第一,教会不能供给像样的薪金,也不能让他们在教会内高出老教牧人员而骑在他们头上。第二,毕业生们总不免趾高气扬,信众们实在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抽象的道理,不要说在教会里,就是在社会上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无用处。 这些道理,宗教学院的教授们并不曾研究过,也从来不曾讨论过,一开始就糊里糊涂举办了一个美国人拿来的大学范围内的神学院。没有学生,就由院长亲自出马,游行长江南北,招诱教会大学中行将毕业的青年,有一个收一个,不举行考试,不考究成绩的高低,所学的是文、是理、是工、是法都不问,只要有教会负责人一封介绍信和学生所毕业的学校一封证明书,连同四年分数单,要入宗教学院的男女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入了院。付不起燕京大学所定的学费膳宿费,自有助学金在那里预备着给每个学生一年三百块的“恩赐”。所收的学生难得有几个人够得上作一些研究工作的。 教会里面不需要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宗教学院不能不设法派他们做教会大中学校宗教教育的教师或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基督教文字机关的译员或写作者。这样的人才,能为在中国的教会做些什么,宗教学院的“名师”们从来也不曾考察过,只让他们去传播他们所学的那些洋东西,使之发生“浸润之渐”的影响。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耶稣所说的,“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那么,燕大的宗教学院究竟要干什么?翻开旧章程来看一看,它的宗旨是要“以耶稣基督的人才供给中国教会,要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圣艺上(即宣教艺术上)得有熟练的技术,也曾爱他们优长的遗传,了解我代经学神学方面的思想的发展,明白最新的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潮流,清楚地同情于所有要使全世界信众团契得以进一步实现的努力,使他们有志向有才能,能够助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的建立,能够对于教会为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的主张与使命抱有热情;对于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的基督的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经验;对于服务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上帝的至上的机会,怀着志向,愿将所有热情和生命力投入宣传福音的事业之中”。(这些话不大像中国话,因为它是从1926至1927年宗教学院英文简章上翻译过来的。)到了1932年,简章上关于宗教学院宗旨的话,调子压低了不少。高调是刘廷芳做院长的年月里唱给美国教会听的,在院中其他的教授们看来,实在有些大言不惭。压低了调子的英文简章里说:“学院的宗旨是要通过本院所教育的、有着生动的个人基督教经验的、有着进步的教会意识的、有着要求个人和社会重生的热情的、有着历史感、科学态度和方法的男女,为中国助成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生活的基础的奠定”。至于什么是个人的基督教经验,什么是进步的教会意识,什么是个人和社会的重生,什么才是历史感,什么是科学态度和方法,谁也没有清楚的概念。什么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生活基础,尤其是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若问一问宗教学院师生的生活如何,我以为只有一个回答:松懈得很!学生与大学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们感动不了大学学生,大学学生却能转移了他们。“圣善”不能变移“世俗”;“世俗”却大可以变移“圣善”。据司徒雷登的看法,宗教学院学生在大学里有机会扩展心境,延长眼界,不至再为宗教关门闭户的狭隘所限制。果然,学海思潮撞击着宗教信仰,人就不迷信了,人一不迷信,热诚也就烟消云散,宗教也就没有作用了。司徒雷登对于这点不是不了然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宗教冷冰冰,对于美国式思想与生活倒反而会热腾腾的。 论到宗教学院的生活,当然是宗教生活。大学里每日有朝会(就是早礼拜),宗教学院参加了这个,学院里就不必有适合于神学生特殊需要的早礼拜。每晚学院里该有晚礼拜,但是教授们散居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润园,谁也懒得晚上临睡前出来领导学生做晚课。一切听其自然。到了礼拜天,燕大基督教团契主持大学礼拜,宗教学院也就参加在这个礼拜里头。学生实习可以到工人礼拜方面去试做,不然,还可到城里教堂里去服务,由教会方面来领导学生,不用学院中的教授去费心。老子的“道法天”、“天何言哉”,庄子的“逍遥游”、“优哉游哉”,正是燕大宗教学院的写照。宗教学院到底要干什么,谁又知道? 在思想学术方面,教授们无不侃侃而谈,夸夸其谈。刘廷芳要以基督教中现代派的开明思想在宗教方面发展一个“燕京运动”。学院内受了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的影响,有一个时期讨论着放弃圣经旧新两约中的旧约,而以中国文化中古圣先贤的圣训代替之。基督教既然无所不包,当然可以与中国文化遗传冶于一炉。可是教授们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不了了于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动不动就提中国的遗传。自然,上帝是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所以神学教理只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帝本身不过是所谓真理,不过是理想,心向往之,人的精神就会提高。整个学院都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至于爱人爱主的口头禅,依然是乱坠的天花;博爱、平等、自由,原无须乎实在的内容。 在学术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可说。教授们写了一些不带研究性的书籍,学生们交来了一两篇尚可接受的毕业论文。洪煨莲所希望写的中国教会史停留在希望的影子里,我自己的著作只有《圣保罗传》还可以当一件小东西,学术虽然谈不上,杂文和小作品在基督教教会里倒产生了不少影响。在学院的初期,北京有一证道团,刊印了一种月刊叫做《生命》,由刘廷芳主编。后来北京的开明基督徒知识分子又刊印了一种周刊,叫做《真理》。过一个时期二刊合一,变了《真理与生命》,由我主编,延长到抗战之前,大约有九年光景。胜利之后,《真理与生命》变成了上海出版的《基督教丛刊》的一部分。这是后话。在这些刊物上,和在刘廷芳独办的《紫晶》月刊上,宗教学院发布了大堆大堆的燕大气氛的基督教美国现代派思想。 教授们在思想上大致相同,在末节上往往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司徒雷登在宗教上并不认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要宗教学院维持着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为大学高举着一种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基督教哲学,一种如他说的“燕京大学哲学”。他要宗教学院的教授们担负影响非基督徒大学教授与学生的责任,引领他们信奉耶稣。这是千难万难的责任。叫神学家、经学家们怎样把自己摸不清的道理讲给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听,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呢?在勉强而行之的气氛中,他们和大学中的信教教授们开一两次讨论会,聚聚餐,也就吹了。有时候,院内的教授们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了祈祷会,大家跪下来祝告上天。一两个人做了祷告,大家跪在地上死静,似乎不是味儿,所以这种作法也成了不验的神方。总而言之,宗教学院里的教授们,没有一人领过一个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来请求入教,申请领受洗礼。 在讲“爱主爱人”的宗教学院里,“爱”是过不了实验的关的。洪煨莲与刘廷芳好像是死对头,二人各以不同的方法拉拢自己的帮手。我受不了洪教授的优越感,也当不起刘教授放在我身上的期待。谁都不听,又不免得罪了人。在华籍教授方面,每个人与我,我与每个人,都有一些或显或隐的矛盾。爱的团契只是梦幻泡影。西籍教授方面,则美国教授巴狄德水和英籍教员伍英贞又是死冤家。偶然间,这个给我露些口风,那个给我落几点眼泪。有一次,徐宝谦教授设法请了司徒雷登作刘廷芳与我之间的调结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强弱悬殊,自然一场无结果。这种状况弄得司徒雷登喟然长叹,说道:“中国人是多才多智的,但总是一盘散沙,三五个人在一起就是个不团结”。 二、宗教学院是怎样萎顿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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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三自史话

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思考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问题不可回避,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抗美援朝到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可以用“六十年的辉煌”来概括吗?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也运动六十年了(1950-2010)。当年的人物已经都基本过世了,新一代教牧人员包括政府管理宗教干部,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和发展都不甚了解。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进行思考。政府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自立、自养、自传是借用词,消灭基督教是重要目的。共产党成立之初,1922年在苏共指导下,发起了消灭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开始摊牌。周恩来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为基督教在政治上定下了基调。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的教会。周恩来的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对教会的理论基础。周恩来重申“2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所做的坏事……清算一下”。他进一步推出两个凶狠的威胁要除掉教会中的害群之马,教会内部要展开自我批评清理内部。三自运动实际是20年代“非基运动”的延续。 从1950年至“肃反运动”先后逮捕教会中最有影响传道人倪柝声和王明道等人,因“反三自”不参加三自便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1972年据《香港时报》发文,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一个确切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革新期间被监禁的基督教徒约六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判处的共10,690人,1957年至1958年三自会领导的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基督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之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一系列的领导、管理、限制的措施: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当时因王明道不属于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王明道拒绝参加会议。当时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在会上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大会期间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进行控诉。控诉进行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该杀!”。从此基督教在全国开始了控诉运动。 1952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各地没有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朝元老)为会长,还派实权人物萧静为总干事,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他们都是在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签名等活动。 1951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撤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学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1952年8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 学习内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生活对比,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学习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判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学习班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政治过关。总计人数346人,通过学习,思想改造,政府取得了预期效果。 1953年6月12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女)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三自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学委会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年3月28日至4月2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同年7月22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大会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主要的矛盾。政府希望争取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利用他作为三自领导人。所以政府对王明道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去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都被王明道拒绝了。 1955年8月7日,王先生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同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布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参加三自的,均定为非法和被捕的罪名。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大会,凡支持同情王明道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了。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而获得释放。只要签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脑过关了。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他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那一对年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又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的手段连哄带骗拖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警方告诉王明道,只要做个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据说,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因为“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因共产党的法律“反三自”就是“反革命”。王明道先生出狱后于1991年安然归主。王明道先生即无罪释放,应当无事了,但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对一个已死的人也不放过,于2002年她继续写文章批判王明道,她将王明道与李洪志、达赖并列为同样罪名,岂不匪夷所思吗? 王明道先生的历史请参看他的自传《五十年来》和王长新撰写的《又四十年》,2005年加拿大出版。1957年12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及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二百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1958年7月15日学习结束长达七个月之久。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属于剥削阶级范畴。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七个月的学习中,揪出以三自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有45人,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右派分子都是根据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的。 运动后期,政府为了进一步“诱蛇出洞”实行“向党交心”,号召向党交出内心的隐私,表示向党忠心,并承诺不扣帽子。一些教牧人员经过1952年的学习教育对个人历史都已经清算过,还要向党交出内心隐私,基督徒很天真习惯于“顺服在上掌权的”,有的人甚至妄自菲薄地交出一些莫须有的思想活动,所谓“不扣帽子”,这是一种欺骗,实际都按反革命论处,后来文革期间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如右派分子等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年正逢大跃进年代,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上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在教会公房,因既是剥削阶级,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开始按规定缴纳房租,降低教牧人员的生活标准。 二、没收教会房产。在58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在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的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将大批房产移交房管局,无偿地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的房产都如此照办,佛教的房产最多,各宗教的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占用、拆除、转让。他们认为占用宗教房产顺理成章。三自干部也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的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所以后来在落实宗教房产问题上至今遗留许多后患,无法解决。 三、政府为了对外政治需要,58年之后,北京保留东西南北四个教堂,东城保留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即转让给学校。以米市大街原圣经会为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 西堂保留原中华基督教会西四缸瓦市堂,由刘仲和、李克、林祥增负责。南堂保留原卫理公会珠市口堂,由张应洁、杨周怀、阚学卿三人负责。北堂保留原聚会处为宽街教堂,由闫迦勒、石泽生负责。这四堂的人选都是政府特选派的主要人物,他们没下去劳动,负责各教会的善后清理工作。其中有四人是多年在教会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者,如赵复三、萧静、陈文润、阚学卿等人,其他是在教会中有影响和政治可靠的人。 北京基督教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变革,教会的人事、财产、教务完全纳入政府和三自会一元化的领导管理,彻底成为政府的“官办教会”。取消教会不同的宗派名称,成为统一的“联合礼拜”。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100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教会彻底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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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彩虹有约

今日灵修分享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一)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二)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三)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四)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五)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六)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终) 人类第一起凶杀案(一) 人类第一起凶杀案(二) 人类第一起凶杀案(三) 婚姻的设立(一) 婚姻的设立(二) 婚姻的设立(三) 完美爱情的典范 那人独居不好 如何看待神的吩咐 伊甸园 分别善恶 该隐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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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督教宗派

基督教会的四个特征分别是唯一、神圣、大公及使徒所传,出自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的尼西亚信经。信经中的表述为“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使徒所传的教会”。天主教会、正教会、圣公会及很多新教会礼拜时都会诵读尼西亚信经,及教会四特征的表述。 独一:即我等信独一之神…..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描述基督身体的单一。信经的内容讲及耶稣的追随者因为他们的信仰在一个神和一个主中联合。教会是独一的,因为教会的成员都在耶稣中联合起来。《约翰福音17:20-23》记载,耶稣为基督徒的合一祷告,因为这样可以令世人知道祂是神差遣的,参考《尼西亚信经》。 神圣:即分别为圣、祝圣、圣化和成圣。“神圣”即是说“神为了祂的缘故把它分别开来”。它不表示教会成员无罪,他不是说教会不会犯罪。教会神圣因为它是属于基督的。《马太福音16:19》参中说耶稣为了他对世界的救赎和圣化而建立教会,所以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神圣而视教会为神圣。 大公:大公教会和大公主义。在《尼西亚信经》将教会描述为“完全的”之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表《萨洛尼卡敕令》,将这个字眼的应用限制于遵守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教导的人。只有他们才获准被称为“完全的基督徒”,其他人被称为异端。 “完全”本意为“完全的,没有缺失的”。“完全的教会”这一神学概念的本意是,基督的教会拥有着完全的真理,在神里面没有任何缺点或谬误。希腊文进入拉丁文和英文后,意义由“完全”转变为“普世”。汉译“大公”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公”,义为,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一般的、大众的、所有人的教会,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地域、种族、阶级或宗派的。这一特征表示基督教的完整性和完全性。新教徒相信教会包括所有宗派的基督徒,纵使他们各有不同的教义、信念、习惯和对社会的观点。相反,罗马天主教会和正教会把地域上的普世性和真正信仰的完整性分别开来,不论他们接受与否: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马太福音28:18-20》 基督宗教的信仰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因拿撒勒的耶稣称弥赛亚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源头可追述到天启一神论宗教始祖亚伯拉罕,最初系自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第一个基督徒派别,因为他们面向的宣道对象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人,而不再局限于犹太人群体。随着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占领,教会的中心逐渐转向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故称“罗马公教”。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初,罗马皇帝一再试图消灭教会,但教会势力却不断扩张,获得大量军人的皈依,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发表了米兰敕令,承认了罗马公教合法。狄奥多西大帝在393年发布了萨洛尼卡敕令,以罗马公教为帝国的国教。大公教会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约公元107年安条克的依纳爵写给士麦拿教会基督徒的《致士麦拿书》,用以劝勉当地基督徒保持与主教的共融,信中写到“教会主教来到何处,哪里就有天主子民”“耶稣基督去向何方,哪里就是大公教会。 李锡尼(263年-325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在位时间308年至324年)。李锡尼出身在色雷斯一个农民家庭,起初他跟随罗马东部的凯撒(副皇帝)伽列里乌斯,并在对抗波斯的战争中受到赏识,伽列里乌斯驾崩后,李锡尼继位。313年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之子)缔结姻亲,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并与君士坦丁共同发布米兰敕令,认可了罗马人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同年稍后李锡尼击败了伽列里乌斯的外甥马克西米努斯而成为罗马东部的唯一统治者,从此与君士坦丁一世分治罗马东、西部11年。但天无二日,两人终归一战,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哈德良堡大败李锡尼,李锡尼投降,由于君士坦提娅求情的关系,君士坦丁姑且软禁了李锡尼,但翌年君士坦丁依然将李锡尼以煽惑军心、阴谋叛乱的理由绞死,也杀了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儿子李锡尼二世(Licinius II)。罗马帝国统治权回归君士坦丁一人,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也随着李锡尼的死亡而终结。 2世纪后半叶这一词开始用来表示“正统”,区分教会认为的异端信仰。因为天主教徒认为自身拥有全方面的真理、是完整的教会,而异端则是片面的将某一道理夸张成真理、是局部的教会。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专门用“天主教基督徒”(Catholic Christian)来称呼那些遵循同样信仰原则的罗马教宗达玛稣与亚历山大牧首伯多禄。许多其他作家,例如5世纪的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与希波的奥斯定将“天主教”(大写“Catholic”)进一步统括为“公教”(小写“catholic”)和全体基督徒的“基督宗教”。学术领域,基督教要晚于天主教成型。 公元5、6世纪时的日尔曼族入侵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东西教会也随之彻底分裂开来。罗马天主教在这时期开始向蛮族施行教化的工作,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从15世纪开始,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近代的民族国家不断地形成,从各方面争取独立自由,教宗的权力在天主教会内虽然仍旧很大,但是在欧洲大陆向来联系十分紧密的宗教与政治却逐渐分离,欧洲信仰的统一也因基督新教的产生而破坏;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传教的工作获得了新的园地,天主教向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展开了传教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消长,在思想和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改变,造成了社会主义对天主教的共融,东方、西方及后起的第三世界在信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都面临重新合一的挑战。 “使徒遗传”表示教会的根源和信养源自于耶稣的使徒。教会相信教会的教导是从使徒传下来的,不只是在早期教会,而是在历史流传。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各自声称他们的教会就是真正的教会,虽然他们相信双方的神职人员都有使徒传承。他们和东方正统教会和东方教会都相信他们各自的主教的权威来自使徒的按手礼。另一方面,新教徒认为使徒的连续性以文字流传,正如Milne所说:“一个教会是使徒所传的,如果它在习惯中承认使徒经文的无上权威。” 天主教中文译作宗徒传承,是指基督教教会的圣职是从耶稣的十二使徒传承开始代代相传,通常与声称是一系列的主教有关这一系列的主教,起初被视为由一个或多个使徒建立的教座的主教,但现在被理解为一系列的主教(不论来自那个教座)受其他主教祝圣,而施行祝圣的主教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受祝圣,一直追溯至使徒。使徒统绪也可以理解成从使徒至今的教义连续性。例如,英国循道宗会议将“真实连续”定为“基督经历的连续,同一灵所赐的团契,属于一主的连续,讯息的持续宣告,使命的持续领受……”。 一些人视按手礼为使徒统绪的重要部分,因新约圣经提及个人的使徒传承(例如从保罗到提摩太和提多)。他们也认为早期教会书信,特别是圣纪文书信。纪文特别提到,使徒委派主教为继承人,并指示主教也应照样委派继承人,因此,这样的教会领袖不能无故罢免。此外,提倡主教拥有个人使徒传承的人指出,早教统一的教会(431年前)普遍奉行这规定。很多新教教派(包括信义宗和归正宗)否定使徒统绪的必要,并质疑这些历史声称的真实性。 使徒座是指宣称自身是由一个或多个使徒所建立起来,维系和传承该使徒权威、教义和宗教实践传统的重要主教座如下: 圣座:是罗马主教的教务职权,也是天主教会内超乎众教座之上的主教教座,承继自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是东正教会的首席大主教区,最高领袖称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承继自使徒安德烈。 亚历山大港教区:是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和亚历山大及全非洲地区东正教会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亚历山大港牧首,承继自使徒马可。 安提阿教区:是安提阿正教会(现驻大马士革),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会(现驻大马士革),叙利亚东方正统教会(现驻大马士革),叙利亚礼天主教会(现驻贝鲁特),马龙尼礼教会(现驻贝凯克)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安提阿牧首,承继自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 耶路撒冷教区:是耶路撒冷正教会的首席大主教区,最高领袖称为耶路撒冷牧首,承继自使徒公义者雅各(雅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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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碧恩慈短篇

《神的旨意》 《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疲乏,该咋办》 《东吴大学》 《感恩的生活》《雨后彩虹♦序言》《不可停止聚会》《母亲之颂》 《信仰问答》 《如何提高记忆力 1》《如何提高记忆力 2》《上主临格》  《睡眠与记忆》《运动与记忆》《音乐与记忆》《责任与记忆》 《亲子教育 1》 《亲子教育 2》 《亲子教育 3》 《亲子教育 4》 《亲子教育 5》 《主啊,愿祢医治刘姐妹》《随看随拍与随感》《2021年感恩节》《圣诞快乐》 《缅怀南日岛最美姑姑》《追思佘美玉亚姑》《莆田第一位博士》《莆田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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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宣明随笔

陈宣明文集 加拿大 乌鲁木齐市的前名叫迪化。在清代民国收藏中,迪化的东西都很稀少珍贵,一枚实寄封,或一块银元,包括新中国发行的纸币。这些都已成精品。迪化的早期基督教又是怎样的呢?我顺水推舟,摸到了一些有关的人和教堂。民国晚年,迪化的最大基督教堂是明德路中华基督教堂。中华基督教会于1927年成立,诚静怡博士是首任会長。其弟诚质怡是我们熟悉的金陵诚院長。中华基督教会的迪化开辟者是李开焕夫妇。李开焕是南京人,民国时期中华邮政的佼佼者。早期在云南做邮政,1945年调迪化任新疆邮政总局任局長。李是基督徒,太太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夫妻俩到迪化后不久,心无邮政,执意传教。于是李块定辞去了局长的高位。在和张治中商谈后,决定以120万法币买下明德路的一块地皮建堂,其中张治中捐了100万法币,那是1945年。 李俱备极强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他制定,不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登报广告建堂及招募信徒。等堂一建成,信徒满座,一举成功。明德路堂一跃成为新疆的最大基督教堂,也是西北灵工团的驻疆基地。李于1959年去世。想必张治中心里有多痛惜。十年后,张也离世,总理悲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主里有安息!范晨光牧师现在是明德路的主任牧师。我深深怀念魏志超校友。高峰院長是他的同班室友,我配合钟显信老师也做过那班的辐导员。志超兄,您安息迪化! 金陵 这三张照片及最后一段文字看不太懂。范晨光按立牧师時,正好我访问新疆,因此我也按了一只手,而且按立礼拜的讲道是我负責的。这事范牧自已记清楚;前不久,她还在和我讲这事。 美国 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不算唐代景教,和蒙古王室成员中的“耶里可温”。近代以来,最早的是瑞典信义会传教士在南疆喀什一带的活动,并建立了有维吾尔人加入的基督教会。之后,有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会的信徒,深耕天山南北的基层地域。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称“西门大叔”的赵西门夫妇,在南疆疏勒小城的宣教。和张谷泉在伊犁地区的福音工作。 1944年,张治中代表中央政府来迪化调停“三区革命”风波,有感边疆少数民族频频造反,是缺失正确信仰的缘故。而迪化城内基督教会规模凋敝、破败。他用个人的钱买下迪化市内大十字明德路17号,一块人称“九间半房”的地皮。与迪化基督教界同仁,盖起了一座在当时看来,规模很大的教堂建筑。1959年,金陵师生赴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集中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学习。在此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偷偷地去该堂参加主日崇拜。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是南京教会的同工徐德宏。 文革后,乌鲁木齐要恢复基督教活动。政府在一间工厂找到原西北灵工团的同工王清治。王是甘肃人,小时候与内地会的戴绍曾(戴德生曾孙)是玩伴儿。王清治牧师寻求到文革中一直保持聚会的范长老(范晨光父亲)等一批基督徒,在明德路教会,正式开始了教会活动。远在新加坡的戴绍曾牧师夫妇,特地来乌鲁木齐拜访教会,当然还有探望他的老朋友。八十年代中期王牧师来广州,住在我楼上的“东山园”。他直言不讳地说,此行是来取内地会的支援款项的。看来他与政府部门沟通良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新疆。循着旧时的记忆,找到乌鲁木齐基督教会。见到刚从燕京神学院毕业的范晨光,一个腼腆的女生。教堂显然容不下,各地前来做礼拜的信徒。范姑娘告诉我,在郊区铁路局那边,还有一个聚会点。全疆各地的教会,大都没有向政府登记。据了解,因为很多信徒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作为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农场,还是有所限制。 我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金陵来新疆的校友吴兆祥,他就在许多聚会点讲道,施洗。吴兆祥在来金陵之前是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应该是等同于牧师的,全疆各地的教会同工和信徒,都叫他吴长老。2016年,我趁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新能源博览会的机会,回到博尔塔拉。这块蒙古人世居的土地,本没有基督福音传播。吴兆祥长老在这里开始了福音聚会,现在是一位温州籍的大学生,在这个聚会点做义务传道。我被邀请“给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没有请示宗教局,所以不能上台讲。我在来听道的人群中,看到了我儿时的小伙伴、邻居,和我父母当年的同事…..。九间半房的星星之火,今天已经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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