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望爱宣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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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乌鲁木齐市的前名叫迪化。在清代民国收藏中,迪化的东西都很稀少珍贵,一枚实寄封,或一块银元,包括新中国发行的纸币。这些都已成精品。迪化的早期基督教又是怎样的呢?我顺水推舟,摸到了一些有关的人和教堂。民国晚年,迪化的最大基督教堂是明德路中华基督教堂。中华基督教会于1927年成立,诚静怡博士是首任会長。其弟诚质怡是我们熟悉的金陵诚院長。中华基督教会的迪化开辟者是李开焕夫妇。李开焕是南京人,民国时期中华邮政的佼佼者。早期在云南做邮政,1945年调迪化任新疆邮政总局任局長。李是基督徒,太太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夫妻俩到迪化后不久,心无邮政,执意传教。于是李块定辞去了局长的高位。在和张治中商谈后,决定以120万法币买下明德路的一块地皮建堂,其中张治中捐了100万法币,那是1945年。

李俱备极强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他制定,不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登报广告建堂及招募信徒。等堂一建成,信徒满座,一举成功。明德路堂一跃成为新疆的最大基督教堂,也是西北灵工团的驻疆基地。李于1959年去世。想必张治中心里有多痛惜。十年后,张也离世,总理悲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主里有安息!范晨光牧师现在是明德路的主任牧师。我深深怀念魏志超校友。高峰院長是他的同班室友,我配合钟显信老师也做过那班的辐导员。志超兄,您安息迪化!

金陵

这三张照片及最后一段文字看不太懂。范晨光按立牧师時,正好我访问新疆,因此我也按了一只手,而且按立礼拜的讲道是我负責的。这事范牧自已记清楚;前不久,她还在和我讲这事。

美国

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不算唐代景教,和蒙古王室成员中的“耶里可温”。近代以来,最早的是瑞典信义会传教士在南疆喀什一带的活动,并建立了有维吾尔人加入的基督教会。之后,有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会的信徒,深耕天山南北的基层地域。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称“西门大叔”的赵西门夫妇,在南疆疏勒小城的宣教。和张谷泉在伊犁地区的福音工作。

1944年,张治中代表中央政府来迪化调停“三区革命”风波,有感边疆少数民族频频造反,是缺失正确信仰的缘故。而迪化城内基督教会规模凋敝、破败。他用个人的钱买下迪化市内大十字明德路17号,一块人称“九间半房”的地皮。与迪化基督教界同仁,盖起了一座在当时看来,规模很大的教堂建筑。1959年,金陵师生赴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集中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学习。在此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偷偷地去该堂参加主日崇拜。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是南京教会的同工徐德宏。

文革后,乌鲁木齐要恢复基督教活动。政府在一间工厂找到原西北灵工团的同工王清治。王是甘肃人,小时候与内地会的戴绍曾(戴德生曾孙)是玩伴儿。王清治牧师寻求到文革中一直保持聚会的范长老(范晨光父亲)等一批基督徒,在明德路教会,正式开始了教会活动。远在新加坡的戴绍曾牧师夫妇,特地来乌鲁木齐拜访教会,当然还有探望他的老朋友。八十年代中期王牧师来广州,住在我楼上的“东山园”。他直言不讳地说,此行是来取内地会的支援款项的。看来他与政府部门沟通良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新疆。循着旧时的记忆,找到乌鲁木齐基督教会。见到刚从燕京神学院毕业的范晨光,一个腼腆的女生。教堂显然容不下,各地前来做礼拜的信徒。范姑娘告诉我,在郊区铁路局那边,还有一个聚会点。全疆各地的教会,大都没有向政府登记。据了解,因为很多信徒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作为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农场,还是有所限制。

我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金陵来新疆的校友吴兆祥,他就在许多聚会点讲道,施洗。吴兆祥在来金陵之前是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应该是等同于牧师的,全疆各地的教会同工和信徒,都叫他吴长老。2016年,我趁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新能源博览会的机会,回到博尔塔拉。这块蒙古人世居的土地,本没有基督福音传播。吴兆祥长老在这里开始了福音聚会,现在是一位温州籍的大学生,在这个聚会点做义务传道。我被邀请“给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没有请示宗教局,所以不能上台讲。我在来听道的人群中,看到了我儿时的小伙伴、邻居,和我父母当年的同事…..。九间半房的星星之火,今天已经燎原。

6 thoughts on “信望爱宣明随笔”

  1. 2018年11月18日下午三点旧金山湾区金陵校友在陈宣明大哥家举行了感恩节聚会,共九人参加。感谢神把刚从国内到美国的校友江牧师和陈大哥的两位新疆朋友带到我们当中!陈大哥的朋友是穆斯林,这也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好机会!

    陈大哥和他的朋友为我们精心准备了平常吃不到的正宗的新疆抓饭、烤羊肉串、奶茶、皮辣红等美味佳肴!这使背井离乡和初来乍到的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在基督里的大爱!我们在一起交通、分享、祷告和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对我们个人,主的教会和海外今灵使团过去的带领,恩典和祝福!祈求神赐给我们更加清楚的异象和使命!陈大哥和我还分享了2018海外金陵校友圣地之旅的行程,心得和体会,分享一路的见证。陈大哥手拿从迦拿买的陶瓷小酒壶,充满喜乐地讲述了耶稣所行的第一神迹,在迦拿婚宴上水变酒的故事,我们举杯感谢神,彼此祝福和感谢!感谢陈大哥的爱心和无私奉献!愿神大大祝福陈大哥及其家人,也祝福我们每一位!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篇 65:11 和合本)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和合本)

  2.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海外金陵校友在北美,是大分散而小集中,即以几个中心城市为点,周边都有十几二十多位同学,是可以找机会经常见面的。因为感恩节期间,大家在教会都有各种活动,所以我们旧金山湾区的金陵校友就提前聚会了,感谢矫捷同学及时报道。补充报告参加这次活动的校友:矫捷夫妇、张圣爱、王从友张丽丽夫妇、从沈阳来的姜同学,还有我的新疆朋友米尔夏提巴哈古丽夫妇。

  3.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一:

    从小就是听“伯利恒的马槽,加利利海的渔夫,加略山的十字架…..”这些故事长大的。一直到了退休年龄,才有机会与诸位海外金陵校友亲自踏上发生过这些故事的土地—以色列。今年,是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1948年,联合国看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惨样,也念及犹太学者为世界科技的贡献,就把当年被誉为“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划出一块给犹太人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竭力抵御四周强敌的打击扰乱,胼手胝足,休养生息,活得还挺好。转眼七十年了,举国欢庆,我也跑来蹭热度。

    美国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公民免签证,也不像对其他国家的旅客那样严加盘问,主人怕我们以后去以色列的敌国有麻烦,就不在我的护照上盖入境章,而是用一片入境卡代替。为了与大部队一起活动时有精力,我提前一天到,选了一个机场旁边的公寓式酒店,原来就是只有两间客房的民居。男主人名叫便雅悯(古时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是一位做旅游的中年犹太人,怪不得他有能耐把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酒店”,放在世界最著名的酒店订房网站Booking.com上。我在酒店正门瞻仰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犹太老祖宗的巨像,进房看到的就是希伯莱文的祈祷书,钱币是旧约时代就使用的钱币舍客勒(new shekels),令人恍若隔世。

    最后补记一笔: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用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的名字命名,我搭上TAXI与司机瞎侃,提到此行目的之一是代朋友来祭奠民国政府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及“救命签证”的事迹。只见这个犹太老头儿潸然泪下,喃喃地说:“如果我的爷爷遇到他(指何领事)就好了……”,看来他的亲人也是被纳粹屠杀的570万(根据纽伦堡审判起诉书记载)犹太人中的一部分。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二:

    世界公认的聪明人犹太民族,睿智而不苟言笑。还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在纽约飞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就遇到一群服装奇怪的黑衣人。他们中的男性,黑衣、黑帽、黒鞋子,无论老幼皆将两鬓的头发留着,编成辫子。在十个小时的航程中,不断有人起身,把个装有犹太经典“妥拉”的小盒子绑在额头上。摞起左胳膊,缠条黑带子。还不时捞起内衣的繸子亲吻,旁若无人地在飞机窄小的走廊上念祈祷书。资料显示:他们是被称为哈雷迪的犹太极端正统派教徒。他们以研读犹太教经典为业,不愿意涉入世俗社会生活,不事生产,不服兵役,靠吃补助过着较贫寒的生活。

    这天,我和驴友们在耶路撒冷城中,寻找訪埃塞俄比亚正教修道院。不意在一条陋巷中,看到一块警示牌:“凡衣着、举止违反规定者,驱逐无赦”。原来我无意中闯到了哈雷迪人的聚居地,百门社区(Me’a She’arim)。所谓违反规定,肯定是指犹太极端正统派的戒律。我们在耶路撒冷租住的AirBnB的房东Joseph,是18年前从洛杉矶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瞧他戴基帕(Kipa,意为“遮盖”,犹太人认为赤裸脑袋对着天,是对神的不恭敬)。鬓角留成小辫子,衣着有繸子(不是裤带)满身干活的尘土,我料定他不是个哈雷迪。遂斗胆问这位美国老乡:你们辛勤劳作,缴纳赋税,而貴国政府却养活了这么多哈雷迪?他似乎毫不在意地答道:“是大拉比养活着他们的”。这位“大拉比”,大概就是耶和华神吧?今天的以色列,还遵行着“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原则哦。幸福的哈雷迪。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三:Kosher 与Sabbath

    入住耶路撒冷市中心的Airbnb,厨房用具全是一次性的。愁煞爱做饭的我,遂向房主要求。他照办了,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这些锅碗瓢盆只许煮Kosher的食物!所谓Kosher,符合犹太食物律也。不可吃自死未放血的牲畜、无鳞带壳的海鲜、昆虫猛兽等“五不食一遵从”。Kosher规定:一餐饭中不可同时食用肉品及奶品。这个令人费解的规定,源于犹太经典《出埃及记》:“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上帝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用娘亲的乳汁去煮自己孩子的肉,想想都觉得残忍。一些悲天悯人的犹太人,将其引申为喝咖啡也不放奶。这对于吃遍世上万物的中国老饕们来说,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呢?

    昨天是Sabath(安息日),人们为记念完成了创造世界的上帝,在这天休息了。大家在这天开始,即星期五日落时分起,至次日日落后,不做任何带有创造性的工作(包括做饭),不走超过两千肘(约1000米)距离的路程。星期五黄昏,我还在耶路撒冷老城里闲逛,只见著黑衣的哈雷迪人,在犹太会堂祈祷完,拖着家人匆匆往家赶的情景。次日清晨,我要乘电梯下楼,咦?电梯自动升至顶楼,然后逐层停,门自动关开,我只有耐心等待电梯到我住的二楼。平日戒备森严的公寓,竟然大门洞开…..。原来,摁电梯按钮和开门,都是做工,违反守安息日的规定。我走在空寂的大街上,心想每一位劳苦担重担的人们,都有权利享受一天,上帝赐予的安息,不只是犹太人。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四:

    行走在以色列的大街小巷,各色人等琳琅满目。有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裔面孔;有亚美尼亚裔的高加索人种面孔;有欧美风格的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人脸型;还有与非洲人别无二致的“黑犹太”。

    近年,以色列国民中,又加入了新鲜血液,开封犹太人。几乎全人类所有的DNA,在区区880万人的以色列国民中,都能找到。产生这种万国来朝、种族融合的现象,是源于19世纪初就开始的“阿利亚运动”,即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故土运动(Aliyah希伯莱语,根母之意为上升)。

    据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人物摩西,曾带领民众走出埃及,并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征服了迦南的部落城邦。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在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大部分迦南地区,建立起以色列王国。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死后,王国一分为二,南为犹大,北为以色列。直到公元133年,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公元前722年,亚述人攻占了以色列,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大,他们焚毁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掳走了大批犹太人。从此之后,耶路撒冷曾被多次易手,还被无数次地摧毁和重建。犹太人从此流离失所,散落到世界各个地方,被称为“失落的部落”。

    时值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量曾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纷纷移居到据说是上帝应许赐予的迦南美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联合国允许以色列建国时,犹太裔人口约为80万人。从以色列建国之日至今,招聚世界各地的犹太裔回归的行动,从未停止过。

    在阿利亚运动中,曾有帮助非洲犹太裔移民以色列,即“黑犹太回归”事件。故事起源于三千多年前,非洲大陆有一位名叫示巴的女王,她仰慕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率众前往拜访。智慧而多情的所罗门,与来自黑非洲的美女发生了一段天雷勾地火的爱情,据说还生了孩子。后来,示巴女王又回到了家乡,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繁衍了一批自称为犹太人的群体。这个十足的狗血剧情,却产生了以色列政府在六七十年代,用飞机把已经潜逃到邻国苏丹的这群人运回国内的“摩西行动”。这些移民以色列的黑人,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又缺少工作技能,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一向做事精明的犹太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做这笔看起来“赔本”的买卖呢?前天,我们访问了一个名为Shavei Israel 的,协助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机构。与总干事Michael Freund的交谈,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他自己就是从纽约回归的犹太人,曾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担任重要职务。Freund在工作中,发现一封来自印度的信件,是那里的犹太裔要求回归,却不知何故被压下来了。他认为,推动世界各国的犹太裔移民以色列,不仅是为了增加以色列国家的人力资源,更是凝聚人心,彰显上帝眷顾祂子民的义举。遂辞去政府职务,创办Shavei Israel,专门从事组织、协助以色列民迁居自己国家的事业。在我们的会面中,一位刚从中国移民来的犹太姑娘赵薇薇,让我们了解河南开封犹太人,及其回归祖国的经历。

    以色列建国之日,即遭受四邻的仇视和武力进犯。仓促成军的以色列民兵,大部分由欧洲各国来的新移民组成。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游击队员,还有在苏联境内遭到清洗、驱赶,后来移民以色列国的犹太裔苏联红军指战员。这批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战士,手持简陋的武器,浴血奋战,抵御强敌,捍卫刚诞生的以色列国。

    70年过去了,不断有新人移民以色列,应验了上帝的应许:“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将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五: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纳粹,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然而,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排犹运动”。从最早的波斯帝国与古罗马帝国开始,他们将犹太人刻画为“谋杀救主基督的人”,不管是15世纪末期的西班牙,还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沙皇俄国、都能看到“反犹”的浪潮。却有一批正义人士,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以各种形式救助了那些,陷于苦难危险境地的犹太人。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历经磨难的犹太人,在世界许多地方建有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以警示后人反犹的罪行,并感激曾经帮助过他的恩人。我受何凤山在旧金山的亲属委托,趁访问以色列的机会,前往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拜谒安放何凤山博士灵位的“国际义人纪念园”。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预约,也不打算购买参观一整天的门票。我向纪念馆门卫说明来意,获准免费进入,看来何凤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像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收钱,说明书都要收12舍克勒,也真是表现犹太人的行事为人风格。几年前写过一段介绍何凤山总领事的文字,与大家分享。

    读后感:看了这位中国三高写的以色列游记,令我回忆起一件事情。趁激情未消,记述于下。

    约莫十年前的某天,我陪同四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同行,游览旧金山风光。当我们走下金门大桥,穿过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军要塞的Presidio时,看见一座有穹顶的土黄色建筑。客人好奇,这个没有十字架的教堂建筑为何物?我仗着自己学了一点宗教知识,卖弄一下:这是犹太人的会堂,安息日做礼拜,平时进行本民族传统教育和社区服务…..

    我们被该建筑雇的私人保安公司武装人员挡在门外,“911”刚过不久,美国的犹太人惊魂未定。我们正在交涉,惊动了会堂的拉比(犹太教教士,相当于牧师、神父、阿訇)她(对,是女性!颠覆了我对犹太教的有限的认识)听到了我们的对话里有Shanghai,遂走过来询问:你们如果真的来自上海,就请进!这几位中国教授喜不自胜,不但参观了会堂建筑内部,还获准登上祭坛,也就是代表古代犹太教圣殿的至圣所,并翻阅了珍藏的羊皮妥拉。受宠若惊的客人,弱弱地问:我等何德何能,受此礼遇?女拉比答:我们永远纪念、尊崇中国的何凤山领事和上海市民,“救命签证”使一批犹太难民得以逃离欧洲,上海市民不惧日本法西斯的威胁,收留了他们。我们这个会堂的前辈们,大都是这批人。

    这段经历,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开始研究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关于何凤山先生的事迹,各种报道已经很多,在此不赘述。当年获得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所发的签证,逃离纳粹魔掌前往上海的犹太难民中,有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送陈逸飞油画给邓小平的那位)的姑妈,有在里根总统内阁任财政部长的布朗等。二战期间,他们在上海避过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五十年代初辗转到美国、以色列等地。定居美国的这批犹太人有一个小圈子,聚在一起时,操沪语、打麻将,还组团去上海探望当年老朋友,并在闸北区提篮桥附近的霍山公园里,树立了一块“纪念上海市民救助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碑”。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何凤山。这座以马内利会堂,也有固定为上海祈祷的日子。

    回过头来说何凤山总领事。巧的是,我与何夫人的侄儿沈老师是朋友,听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何当年顶着压力,给那些求告无门的犹太人发签证,得罪了外交部,哈德国的老蒋,也不喜欢这头不驯良的“湖南骡子”。何先生仕途不顺、郁郁寡欢。1973年,他随子女来美国,定居风和日丽的旧金山。

    何先生早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一所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在湖南创办的基督教学校。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使他能够做出无惧强暴、救助无辜的义举,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其实,何先生平日参加礼拜的金门基督教会,距以马内利会堂只有十几条街,却是咫尺天涯。1997年,旧金山犹太人找到了何凤山,而他却在以色列国准备颁发最高荣誉“义人奖”之前,去世了。关于这个奖项,希伯莱文不好准确翻译,译为义人奖也很符合犹太经典里关于“义人”的寓意:“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和好的人,与神同行的人”。而以马内利会堂的意思是“与神同在”。基督徒何凤山实至名归!

    何义人的女儿何曼礼,代表父亲从以色列政府代表手中,接过了这个“迟来的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友好姊妹城市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的授勋仪式,适时大力推进中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一句多余的话,在此期间,何领事的老东家中华民国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却没有躬逢其盛。据说,去年马英九总统,为何前领事平反,也颁发了一个“迟来的荣誉”。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六:

    美女与美酒,从来都是男人的最爱。一到以色列,就被满街荷枪的以色列女兵给雷到了!姣好的面容,婀娜多姿的身材,和那黑森森的枪眼,你想不动心都难。

    迦百农,加利利海边点缀着一座红顶东正教教堂。照看饮水机的小美女阿利亚,一边描摹教堂神甫饲养的孔雀,一边耐心地配合游客照相的邀请,令人联想当年在迦百农的会堂里的妇女们。

    品尝迦拿的婚宴美酒,是此行目的之一。小镇迦拿,琳琅满目的葡萄酒,伴随着一对对情侣在此举办婚礼(肯定有些是专门来这儿重新办一次的)。

    因着圣经记载,许多东西都蒙上一层神圣的色彩。面包、鱼、葡萄和酒,甚至哭墙的石头、死海的盐和泥巴,都成了朝圣者竞相追逐的目标。然而,有谁会去思索,这些物件背后所代表的真实属灵意义呢?

    博尔塔拉忆往 二十二
    记中国最后一位基督教救世军军官吴兆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距离南京市繁华的新街口不远,有一条幽静、整洁的小街,名叫大锏银巷。这个巷子的13号的院落里,有几座被银杏树环绕着的灰色建筑,平日人迹罕见。一九五二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指示,华东地区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这里成立了“金陵协和神学院”。一时间,来自各地的师生,操着不同方言,身着各式装束,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为了追求真道这一共同目标,聚集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在这群人里,有一位北京来的学生,被同学们称作“军官”。他人长得英俊挺拔,皮鞋与头发都收拾得锃亮,身着一件咔叽布的美军夹克。他的名字叫吴兆祥,是服务于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被教会派来进修神学。

    这里要与读者们一起补习一下有关救世军的背景情况。百度百科这样记载:The Salvation Army,中文名称基督教救世军,是一个于1865年成立,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它有一个称呼,为“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它的创办人希望能够把基督教传给穷困的人,并透过了解穷人们物质及心灵之需要来给予帮助。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大约七十多个国家。
    救世军的传道人、牧师都有军衔的,从少尉、上尉、少校…..乃至大将。我不知道吴兆祥在救世军里具体是什么军衔,但军官是肯定的了。吴军官在学业上如何,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那届神学生中,收获最大的。在学期间,这个北京帅哥获取了一位江南女子张丽贞的芳心,并且在丁光训院长和神学院师生们的祝福中,在学校举办婚礼。然而,蜜月还没度完,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风暴,令各地的教会活动萎缩,大量教职人员生活无着,神学院也面临关门的境地。

    这时,神学院师生得到一个也许是好消息的消息。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处理城市闲散人口的通知》,要将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不适宜继续留在城市里的人口,有序地安置到国家边远地区。有战略眼光的吴兆祥,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边疆地区需要人才、知识,且“天高皇帝远”,政治斗争的力道不太强。于是,在有关方面的协调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师生,加入了“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吴军官是这支队伍的副队长。

    一九五九年,春寒料峭。金陵师生及家属近百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火车走走停停,最后停在了正在建设中的兰新铁路最西端:尾垭站。金陵支边大军换汽车,继续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进发,沿途风光虽美,但身怀六甲的张丽贞却无法欣赏。只听吴队长不断地鼓励妻子:要坚强!坚强些!终于坚持到把孩子生在了乌鲁木齐的医院里,给她取名叫:吴坚。金陵师生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受训三个月后,被当作国家干部,派到基层部门工作。吴兆祥夫妇分配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距乌鲁木齐600公里,距苏联边境不足30公里。

    在乌鲁木齐受训期间,一天吴兆祥上街,在大十字的明德路,看到矗立着一座十字架!原来是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在受派来新疆处理“三区革命”事件时,自己出钱买了这个人称“九间半房”的建筑,请西北灵工团的人,办起了“迪化基督教会”,直至今日。吴兆祥陷入了沉思:刚刚才向党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却又看到了熟悉又亲切的家人……这个星期天,吴兆祥偷偷地溜进了明德路,看见好几位同学都来了。大家心照不宣,各自暗暗地祷告:主啊,你必不离弃你的儿女!多少年后,当吴兆祥又踏进这座教堂,他已是全新疆闻名的吴长老了。一辆马车把吴一家拉到了温泉县外贸局大院,张丽贞当会计,吴兆祥担任业务员,向牧民收购羊毛、牛皮等,供加工后出口。为了报答政府给出路,知人善用的作法。这两口子勤奋工作、克勤克俭、善待他人,在当地是出名的“老好人”。

    六十年代的这场政治风暴,是史无前例,而且无死角的。已经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的吴军官,在劫难逃。他怎么解释基督教救世军不是“反动军队”,可是祖国边陲小城的人,怎能相信?连知识水平高的上海,也把天主教的圣母军当作“反革命军队”斗倒斗臭啦。文革后期,吴兆祥被释放出来。我禁不住问他:你那件证明你是反动军官的美军军装是怎么回事嘛?吴军官苦笑着说:那是年轻时候爱炫,从地摊上买的旧货嘛。对了,经历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民间流散了许多除了武器之外的美国军用物资。这几年我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汤姆汉克斯屁股上挂的那个军用水壶,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带帆布套的。

    在吴兆祥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县团级职务之前,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伴张丽贞,却没有能够熬到这一天。痛苦、失落时刻噬咬着他的内心,吴兆祥想起了他在明德路教堂里的祷告,想起了他在救世军里服务的光景,这是他入党以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他走进了博乐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他记忆深处的圣经知识,和属灵经验,如同活水源泉流淌。他不但在所居住的地方参加聚会,还应邀在新疆许多的教会讲道、施洗,成为远近闻名的吴长老。但是,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一个有军衔的救世军军官。

    博尔塔拉忆往(十五)
    我心目中的男神何义纯。诸位看官莫要以为我用错字眼,这里要回忆的这位老人,是我自小以来就十分敬佩的男子汉,何义纯叔叔。他刚刚在新疆去世了,走完了他荣神益人的人生道路,却依然遗爱于博尔塔拉山水间。

    何叔叔出身于安徽一个乡间教会的牧师家庭,自小立志以传道为业,考入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深造。不意五十年代那场政治风暴,把他和五十多位神学院师生送到了新疆。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年轻的何义纯被派到偏僻荒凉的博乐友谊农场,任场部秘书。记得是1961年的冬天,天灾人祸的大饥荒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他奉场领导之命,送几只野鸡给州党委书记尝鲜。何叔叔路过我家,想顺便探望我父母亲(曾是他的神学院老师)。当看到面露饥色的孩子,他不由分说从马鞍上解下两只野鸡,我和妹妹只顾好奇地摆弄那美丽的羽毛,在一旁的妈妈早已泪流满面……。

    何义纯以他的纯真、诚恳和工作热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当时的党领导,也没有把基督徒当作洪水猛兽,而是知人善用,让这位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由前进牧场场长,进而担任温泉县委书记,博州卫生局局长,老年大学校长。诚然,在当今这个社会里,若要当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加入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放弃任何宗教信仰。何义纯在形式上,一定得这么做。但是,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主教,多次在国内外的许多场合表示:中国的基督教,要解决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说,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何义纯是最先实践的人。何叔叔,你歇息了人间的劳苦,在天国继续关爱我们吧!

  4.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二)张伦牧师轶事

    1934年秋,汀江畔,一位愁容满面的女红军,将怀中抱着的婴儿,万般不舍地交给了一个姓官的农民。这位年轻的母亲名叫李伯钊,是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她接到上级命令,立刻随军转移,不能带家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赣南、闽西一带,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建立的工农武装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设有60个行政县,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1933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了行使国家权利的法院、银行、税务局等,还有负责马列主义宣传的报纸、刊物,和培养文化人才的艺术院校等。

    1934年秋,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节节败退。李伯钊接到命令,随董必武、徐特立的中央纵队撤离。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她是唯一的一位三过草地的红军女战士。

    李伯钊在婴儿的襁褓里塞了几块银元,对这农民夫妇说:“放心吧,我们三、五年就会回来的”。有许多与李伯钊情况相同的红军,都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留下来,交由当地老乡抚养。

    红军走了,闽西地区又恢复了国民党统治,少不了反攻倒算、流血牺牲。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汀州基督教会,却没有因政权更迭而消亡。教会开办的各间学校都正常上课,教堂设有简便的药箱施药民间,并且尽可能地向孤寡残疾人士提供帮助,颇受闽西一带百姓的欢迎。

    1937年,抗日军兴,国共第二次合作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长汀,是福建省唯一没有被日寇侵占的城镇。有国立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迁来此地。长汀恢复往日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景象。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在长汀城外,建立了机场和气象站。

    这年,教会来了一位名叫张伦的年轻传道人。他是福建长泰人,自闽南神学院毕业,受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的差派,在长汀教会工作。张牧师将各个学校学生组织的福音团契联合起来,成立长汀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汀学联”。汀州城里原来的福音医院旧址,成了盟军招待所,教会常常借用这个场地举办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驻长汀的美国空军,将所有剩余物质移交给教会,嘱其分发给当地百姓。张伦牧师在访贫问苦的过程中,获知在民间有人收留红军子女的“秘密”。在政府追查此事时,张伦牧师会把这些孩子,藏在他的教会里。他因参与筹划恢复福音医院的事,接触到中共地下党,据说他还冒险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

    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张伦牧师代表长汀教会,在三自革新运动的倡议书上签名。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去参军,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刚诞生的新政权。

    苏区的人民,也迎来了当年的老红军—-中央慰问团。原来说:三、五年就回来,是3X5=15呵!这批人是来寻找当年红军留下的孩子的。他们中有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她为姐姐寻找遗落在民间的女儿毛毛。人没找到,贺怡却不幸车祸丧生。慰问团里还有李伯钊,她要寻找当年在苏区与王观澜所生的儿子。

    在张伦牧师的协助下,中央慰问团找到那位姓官的农民,见到了当年收养的孩子,这时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小子了,取名叫官水生,正在帮养父母编斗笠。他被接到了北京,进了工农速成中学读书。后来,这位改了名字叫王远的红二代,写信给他的养父母和张牧师,说他已经去了苏联留学。

    长汀福音医院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于1947年复办。张伦牧师代表基督教闽南大会汀州区会,担任了董事会主席。1949年政权更替,这所教会医院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得以保存,并于1951年,直接隶属中央军委卫生部。福音医院前院长傅连璋医生的原配,汀州教会的女传道刘赐福,担任了福音医院的第四任院长。然而,恢复了的福音医院,却没有能够设在原来的地址,长汀城内的东后巷56号‬,这座结合‪中西建筑特色的大院‬里。这里本属于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汀州区会的物业,此时被一个叫兴华工业职业学校的单位占着。刘赐福院长和张伦牧师,在索要被占用教产的交涉过程中,遭到黑函攻击,被指控医院账目不清,与帝国主义有来往……。这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惊动了当年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邓颖超。最后,刘赐福院长无罪,张牧师遭逮捕、获判刑,而了结这场诡异的冤案。张牧师在监狱的大墙内,用他的医学知识给犯人治病,人缘很好。虽然坐牢几十年,却保下了一条性命。

    八十年代,张牧师的冤假错案获平反。在1988年长汀县人民法院改判无罪的文件上,定张伦牧师为:“于1951年入伍”。因为他曾担任院务主任的长汀福音医院,1951年隶属中央军委卫生部。张伦牧师出监狱时,已是双目几近失明的垂垂老者了。笔者采访了张牧师,他讲述了当年帮助官水生找到妈妈的往事,喃喃地问:“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北京……”。其实,当年在长汀农家长大的孩子王远,现在已经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了。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本文中所描述:“她(李伯钊)与王观澜所生的孩子……”。李伯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吗?没错,同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的杨尚昆和李伯钊,于1929年在苏联正式结为夫妻。那时的东方大学内部派别斗争、肃反扩大化,年轻的李伯钊被打成“托派分子”,遣送回国了。一心革命的李同学,仍然进入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在高尔基戏剧学院当校长。

    历史记载,俄国十月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中的性关系混乱,奉行“杯水主义”。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有今天没明天,还管什么廉耻道德?这个风气在苏区也很流行。李校长与《红色通讯》的主编王观澜同居了,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征前送给农民的孩子官水生。后来改名叫王远,就是随父姓嘛。老天爷真是不开眼!1933年,杨尚昆同志也从苏联回来了!他属于王明一伙的,还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杨在红军的地位很高,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至于李伯钊是如何回到杨尚昆身边的,我没有找到准确资料。从那张李、杨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来看,这对涅槃的凤凰,又走到一起了。一直到1985、1998他们分别去世,再没有分开过。

  5. 加拿大

    乌鲁木齐市的前名叫迪化。在清代民国收藏中,迪化的东西都很稀少珍贵,一枚实寄封,或一块银元,包括新中国发行的纸币。这些都已成精品。迪化的早期基督教又是怎样的呢?我顺水推舟,摸到了一些有关的人和教堂。民国晚年,迪化的最大基督教堂是明德路中华基督教堂。中华基督教会于1927年成立,诚静怡博士是首任会長。其弟诚质怡是我们熟悉的金陵诚院長。中华基督教会的迪化开辟者是李开焕夫妇。李开焕是南京人,民国时期中华邮政的佼佼者。早期在云南做邮政,1945年调迪化任新疆邮政总局任局長。李是基督徒,太太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夫妻俩到迪化后不久,心无邮政,执意传教。于是李块定辞去了局长的高位。在和张治中商谈后,决定以120万法币买下明德路的一块地皮建堂,其中张治中捐了100万法币,那是1945年。

    李俱备极强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他制定,不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登报广告建堂及招募信徒。等堂一建成,信徒满座,一举成功。明德路堂一跃成为新疆的最大基督教堂,也是西北灵工团的驻疆基地。李于1959年去世。想必张治中心里有多痛惜。十年后,张也离世,总理悲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主里有安息!范晨光牧师现在是明德路的主任牧师。我深深怀念魏志超校友。高峰院長是他的同班室友,我配合钟显信老师也做过那班的辐导员。志超兄,您安息迪化!

    金陵

    这三张照片及最后一段文字看不太懂。范晨光按立牧师時,正好我访问新疆,因此我也按了一只手,而且按立礼拜的讲道是我负責的。这事范牧自已记清楚;前不久,她还在和我讲这事。

    美国

    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不算唐代景教,和蒙古王室成员中的“耶里可温”。近代以来,最早的是瑞典信义会传教士在南疆喀什一带的活动,并建立了有维吾尔人加入的基督教会。之后,有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会的信徒,深耕天山南北的基层地域。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称“西门大叔”的赵西门夫妇,在南疆疏勒小城的宣教。和张谷泉在伊犁地区的福音工作。

    1944年,张治中代表中央政府来迪化调停“三区革命”风波,有感边疆少数民族频频造反,是缺失正确信仰的缘故。而迪化城内基督教会规模凋敝、破败。他用个人的钱买下迪化市内大十字明德路17号,一块人称“九间半房”的地皮。与迪化基督教界同仁,盖起了一座在当时看来,规模很大的教堂建筑。1959年,金陵师生赴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集中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学习。在此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偷偷地去该堂参加主日崇拜。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是南京教会的同工徐德宏。

    文革后,乌鲁木齐要恢复基督教活动。政府在一间工厂找到原西北灵工团的同工王清治。王是甘肃人,小时候与内地会的戴绍曾(戴德生曾孙)是玩伴儿。王清治牧师寻求到文革中一直保持聚会的范长老(范晨光父亲)等一批基督徒,在明德路教会,正式开始了教会活动。远在新加坡的戴绍曾牧师夫妇,特地来乌鲁木齐拜访教会,当然还有探望他的老朋友。八十年代中期王牧师来广州,住在我楼上的“东山园”。他直言不讳地说,此行是来取内地会的支援款项的。看来他与政府部门沟通良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新疆。循着旧时的记忆,找到乌鲁木齐基督教会。见到刚从燕京神学院毕业的范晨光,一个腼腆的女生。教堂显然容不下,各地前来做礼拜的信徒。范姑娘告诉我,在郊区铁路局那边,还有一个聚会点。全疆各地的教会,大都没有向政府登记。据了解,因为很多信徒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作为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农场,还是有所限制。

    我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金陵来新疆的校友吴兆祥,他就在许多聚会点讲道,施洗。吴兆祥在来金陵之前是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应该是等同于牧师的,全疆各地的教会同工和信徒,都叫他吴长老。2016年,我趁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新能源博览会的机会,回到博尔塔拉。这块蒙古人世居的土地,本没有基督福音传播。吴兆祥长老在这里开始了福音聚会,现在是一位温州籍的大学生,在这个聚会点做义务传道。我被邀请“给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没有请示宗教局,所以不能上台讲。我在来听道的人群中,看到了我儿时的小伙伴、邻居,和我父母当年的同事…..。九间半房的星星之火,今天已经燎原。

  6.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一):《教堂里的谍战》

    都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是:间谍和妓女。在《圣经》里,这两种人都有记载,读者们可以自己去看。

    但凡成为间谍的人,不外乎三种原因:为理想;图金钱;受胁迫。我很敬佩第一种,他(她)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与理想,冒险赴难,不计个人得失,无惧生死。这第二种人最多,坊间热播的谍战剧,大都演的是这类人。我同情那些屈从于强权或恶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间谍的第三种人,他们的结局最惨,遭众人唾弃,贡献还得不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大陆政权,不过短短二十几年。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手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成功地运用谍战,获得对方情报、分化瓦解击溃敌人,即开辟的“第二战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一批具有基督教徒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起到很大作用。

    在中国的机密档案未能解密之前,只能将历年见诸报端,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梳理出几位双重身份的,在中国基督教界里从事秘密使命的共产党人。

    余心淸: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后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余受党组织派遣,以随军牧师身份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冯与苏联合作的主要联络人。1948年,余心淸策反蒋介石手下重要将领投共,事败遭逮捕。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斡旋,始得赦。新中国成立,担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淸,设计了开国大典和1955年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仪式。1966年,余不堪人格侮辱,在家自杀。

    阎宝航: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受第三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抗战的陪都重庆从事谍报工作。阎侦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通过中共转告斯大林。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重要职务,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其子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浦化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教会学校,自圣约翰大学毕业,授圣公会牧师职。浦牧师奉派往西北传教,结识“基督将军”冯玉祥,并随冯赴苏联考察。1927年四月,蒋介石“清党”之际,浦化人毅然加入中共,并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几次被捕入狱,均得冯玉祥搭救。抗战期间,他担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编译、社长。浦化人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建政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这位“老革命”,仅任中国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兼一些闲职。

    管易文:原名关锡斌,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抗战期间,关锡斌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任上,与家人不辞而别。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改名管易文,身份是华东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上海市陈毅市长的英文秘书。五十年代,管易文任国务院参事,主管国际交流。

    李储文:参见本刊已登载文章《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中共建政后,一大批隐蔽在基督教内部的地下党员,公开了身份,进入各级政府部门。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接管了对宗教实行监督管理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简称宗教局)。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朝鲜战争的原因,此时国内反帝情绪高涨。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有历史渊源的基督教,势必首当其冲。

    1950年,北京公安局侦破一起由意大利神父为首的“炮击天安门”阴谋团伙。此案无论真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深深植入执政者的概念中。侦测、监视隐藏在教会内的敌特分子,防止外来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一直是公安、政治保卫部门,和统战部、宗教局的要务。

    与新政权合作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向主管宗教的干部们解释,天主教的圣母军,和基督教(新教)的救世军,就是一般的宗教团体。与你们打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一样。结果,隶属中国天主教的圣母军还是被取缔,负责人龚品梅主教遭监禁。基督教救世军这一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教会组织,也脱下该教派的特有军装服饰,自动消失。永远有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中国宗教界的一举一动。

    采访札记二则:

    (一)记者在天津市区的五大道一座西方建筑风格的小洋楼里,见到采访对象。一位温文尔雅、教师模样的中年女性,她是天津政协某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故事。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他在山西老家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参加的是国民党,后来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就是我妈。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在这期间,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三人。

    1949年一月,解放军攻下了天津城。我父亲是带着手下人马和机密文件向共产党投诚的,但从此在人间消失。我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在天津河滨大道附近的天主教西开大教堂,找了份清洁打杂的工作。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随妈妈去那座高大巍峨,又显得有点儿阴森的教堂。记忆中,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投射在地面上,我数着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妈妈除了干活以外,就是跪在祭坛前祷告。

    那时,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门口发现一袋粮食,我还捡到过一束花,里面有钱。姐姐偷偷地告诉我,那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在我家不多的访客里,我们几个孩子最喜欢黄河叔叔了,他每次来都会给我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我家饭桌上也会多一盘荤菜。我在想:他要是我爸爸该多好。

    生活虽然艰苦,我的哥哥姐姐都很争气,他们分别考上了清华和北大。我高中毕业时,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尽管我的功课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因为出身“反革命家庭”,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

    我告别了母亲,报名支边。进入新疆一所师范学校的维吾尔语师资班,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给少数民族孩子们教汉语。

    文革时期的一天,突然接到姐姐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赶到武斗正酣的天津,随姐姐回到久别的家中。半夜,我突然觉得西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意识到是妈妈的魂灵回家来了。我连忙叫醒姐姐,她如实相告:“母亲已经去世,是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才……”。天亮了,我们姐俩去医院太平间,给妈妈换上入殓的衣服。我抚摩着她因为长年跪着祷告,双膝上磨成拳头大的老茧,悲从中来。

    又过了几年,我所在的学校来了一位老干部,他就是当年的黄河叔叔。他当着我们校长的面,对我说:“小娅,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母亲,她不是反革命家属,也不是宗教界的坏人,她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者。我们公安局利用她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好几起国民党特务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里的敌人。这些年,我们尽管有暗中帮助,你们一家还是受了很多委屈。我作为你母亲工作上的联系人,退休前一定要做的,就是把你调回母亲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这是天津市委组织部的调令”。

    我打开了这张也许再次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调令:调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二)一位退休的华裔老人,在他太平洋西海岸的住宅中,讲述了一段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国的往事。为保持事件的完整、真实,还以第一人称表述。

    我是八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开恢复活动,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人称丁光训主教的“黄埔一期”。我来到广州,受聘于即将开学的广东协和神学院。

    这天,省三自的秘书长叫住我:
    “你有没有接到十四处的电话”?“什么十四处”?“就是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呀”。

    下午,我果然接到一个自称李群同志的电话。告诉我:广东省公安厅有事要约见,于某日在东山口铁路文化宫侧门,有一辆上海牌轿车会来接你。我如约而至,被那辆挂着黑纱窗帘的小轿车,载到广州区庄华侨新村的一幢别墅。工作人员递上茶水,说:“请稍候片刻,首长很快就到”。

    一会儿,客厅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位,握手寒暄后,那位年长的干部开口说道:“欢迎你来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我叫林坚(化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说起来,我和你的父母亲还是燕京大学校友呢,当年我是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只好上山当八路了。我从牛棚解放出来,组织上原来安排我到你们宗教局当领导,我说还是干公安老本行吧。今天,我们请你来,是要解决你的广州户口问题。还希望你能够在防止外来势力渗透等方面,与政府合作,这也是尽一个中国公民保卫国家的义务嘛。具体说就是,你若在神学院、礼拜堂遇到有境外敌对人士的非法活动,要及时报告。由我身边的这位小李与你联系”。

    谈话继续在饭桌上进行。酒过三巡,这位老公安话匣子打开了:“你看过电影《羊城暗哨》吧,我就是电影里那个侦察员209的原型。当年,那个美蒋特务组织企图劫船去香港,到联合国控告新中国的阴谋大案,就是我们破获的”。哇,我真的要向眼前这位反间谍英雄好好学习呢!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除了收缴了一堆外国游客“遗留”在礼拜堂里的宗教书籍,也没有发现什么危及国家安全的敌情。我开办了一个英语查经班,请了一些在广州的外籍教师,与几十位附近的大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在一起用英文读圣经。他们中有一位女大学生,人长得瘦瘦高高,每次来都安静地坐在墙角落,散会时总帮我扫地、收拾桌椅。若干年以后,我发现她成了美国传媒大亨身边的女人。

    这天,我接到李群的电话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副总领事,明天要陪同客人来东山堂做礼拜。我奉命近距离观察这些美国人的行动和交往的人。次日,我主动上前与副总领事攀谈起来,原来他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是外语系郭秀梅教授(丁光训夫人)的学生,照论我们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尽管与他们聊得很嗨,也没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我应澳洲的亲戚去观光旅游。临行前,在区庄的小楼里再次被林厅长宴请。老侦察员似乎觉得我会一去不复返了。嘱咐一番:人在海外,心向祖国。并且说:“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此结束”。

    我们夫妇俩在纽澳逗留半年,终因不堪思念女儿之苦,选择回国。刚抵广州,我就被省宗教局局长请去问话:“现在的青年人,个个想出国。你出去了半年,而且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却回来了!为什么”?我听明白了,他们断定我在国外接受了某种特殊任务,被派遣回来的,我是百口莫辩。我在神学院的职务停止了,原来受邀在礼拜堂讲道也取消了。我想起李群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已是空号。我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去读书,是那位同门师兄弟帮的忙。

    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遥想那在教堂里的谍战,该平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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