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基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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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基督徒对中国教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遇的,虽有所听闻,但并不十分了解。我相信本帖所提供的资料,是许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并未见过的。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于“文革”开始不久,即受到严厉的攻击:教堂被占领,圣经遭焚烧,聚会被禁止。无论是“三自会”的爱国进步领袖或一般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多被视为“牛鬼蛇神”、“专制对象”,遭受残酷的批斗和不同程度的逼迫。有的被活活摧残至死;有的经不起长期折磨而精神错乱或断然结束个人的生命;也有的为求自保而公开否认其信仰,甚或积极陷害、检举和批判教会中的牧师、信徒,以表示对党的忠心。然而,不少基督徒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在最艰难的关头也没有停止聚会或放弃传福音的机会。故此,有形的教会虽被取消,无形的教会却在中国每一个角落悄然生长,成为以后中国教会复兴的重要基础。

一、教会之关闭与财物损失 

1958年,在“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半殖民地面貌”的口号和“教会大联合”下,“三自会”在全国各地关闭了绝大部分的教堂,只留下少数教堂作联合崇拜之用。到了“文革”期间,连这少数开放的礼拜堂也被迫关闭,被改为工厂、仓库、会场、干部办公室等。 

美国基督教协会(NCCU-USA)中国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报导》(China Notes),在1966年10月号作下列的报告:“近几月来,中国教会的命运只有星散的报告,……路透社于8月23日报告说:‘红卫兵已将北京两万基督徒使用的教堂永久性的接收了’;费德斯社8月31日报导说:‘广州的教堂已被关闭而置于红卫兵的管制之下’;香港《南华早报》8月25日的报导说:‘上海基督教历史的最后一页在8月24日已经写成’。该日所有的礼拜堂,无论是使用或不使用的,无论是少数信徒用的或者市政府宗教局所保管的,里面的十字架、神像、装饰品及各种用具都被红卫兵捣毁了。他们认为这是根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切遗迹。……在上海礼拜堂前面,焚烧了崇拜时使用的宗教书籍;在圆明园路,从前教会机关办公的建筑物前也有火在烧着。”事实上,红卫兵不但占领教堂,更恣意将教堂内的圣经、赞美诗、宗教书刊全部焚烧,或当废纸用送到造纸厂打浆化掉,其他财物如桌子、凳子、钢琴、风琴,若不是被其他机关占用,就是不知去向,礼拜堂及其教会建筑物的墙上皆贴满了标语、大字报。例如:在北京原来的青年会址,便有这样的一个大字报:“根本没有神;没有灵;没有耶稣;……成年人怎可以相信这些东西?……如同回教和天主教,基督教是反动封建主义,是人民的鸦片……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只相信毛**。我们号召所有人焚烧圣经、毁灭神像和解散宗教团体。” 

在“破四旧”的冲击下,中国各地教会设施受到严重摧残。与此同时,当时唯一的神学院亦面临巨大的损失。1966年6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停课,8月,红卫兵进行破坏,要烧掉图书馆所有的宗教书籍与刊物。学院职员只得在24小时内将认为值得保存的神学书籍拿出来;他们先用大口袋装起,然后用大车运走。因没准备好只拿走小部分,几乎十分之九的书籍都被扔在火里烧掉,据说图书烧了三天三夜。来自厦门的信徒也报导在“文革”时,红卫兵将所收集的圣经及属灵书籍堆在广场上用火焚烧,并要求信徒跪在焚烧的圣经周围。 

自1966年8月至年底,全国的基督教教堂和教会建筑物大都已被红卫兵占据,也有些教堂及所属房产物业由房管部门接管,而教会所有产业的契证也被迫缴交给有关部门。至于宗教活动则被指为“资产阶级的聚会”,一律禁止举行。随即而来的是对教会领袖与信徒的批斗,借此迫使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作为全国唯一的基督教代表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领导人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实在值得仔细研究。

二、三自会之解散及其领导之遭遇

在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下,“三自会”被迫解体,失去原来有的功能,不久,“三自会”的领袖亦遭受批判,据说有大字报将他们指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三自运动”则被指为“刘少奇与吴耀宗的一个阴谋”,用以营造一幅同情基督教的图画。不过,“三自会”的最高领导人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比起一般“地方三自会”领袖而言,似乎是轻微得多。就以“三自会”副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训光为例,虽曾被抄家两次,但红卫兵始终没有动到他。有人说丁是中央指名重要受保护人物之一,故得以避过种种迫害。其他如吴耀宗、吴贻芳、邓裕志等,是否也在中央保护之列,就不得而知。

可是,“三自会”秘书长,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不但遭受冲击,更暴露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原来“文革”时李被拉去批斗,且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牵他上街,游行示众,并强迫劳动。另据沪籍人士透露,李储文之被斗,是因为李为刘少奇手下,前“白区”城市地下工作者之一,当时所有“白区人”,都被视为斗争对象。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行径,令李不得不向上级求助。上级把他调到上海市市委,担任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升为主任。这时,李才公开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令基督教界人士大吃一惊。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恢复三自会活动”的筹备会议上,政府代表第一次公开承认李储文是“我们党内同志,五十年代他做牧师,是由于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前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其发表的回忆录中,亦证实了李储文在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除李储文以外,据说在河南郑州,也有教牧人士,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揭发为党员,于解放前派进教会里,作渗透任务。

“三自会”的其他常务委员,也受到不同的迫害,据说杨绍唐被划为“牛鬼蛇神”,被迫拿着工具,去街上铲除冰块,因受不住红卫兵的折磨,于一九六六年冬,因心脏病而死于街头。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赵紫宸被同工打嘴巴,赵复三亦游过街、挂过牌。此外,“三自会”常委,上海清心堂朱大卫牧师,据称在“文革”时,写决心书,说与耶稣永远决裂了,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大革。

至于地方“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在北京,有传道人亲眼看见“三自会”领袖,纷纷宣布不信神,承认放了毒素,毒害了青年,并批判那些坚持信仰的教牧同工和信徒。至少有四个人,在米市大街教堂内被斗至死,其中一个是神召会的女传道,另一个是救世军的军官。另在南京、苏州,也有“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积极检举、批判教会的同工,以表示对共产党的忠心。据报,沈阳“三自会”秘书长吕志彬,还亲自主持批斗会。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其中一个前东北大会干事李廷奎,更被批斗四个月而死。在广州,则有“三自会”的秘书长被打成特务,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同样在厦门也有属于“三自会”的青年会干事,因受不了肉体摧残,而跳楼自杀。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职员方面,根据一位该校任职的牧师透露,红卫兵将他们分为三类:(一)坏分子,(二)思想反动派,(三)问题不多不大者。神学院的副院长诚质怡,被列为第一类,先是拘禁在神学院里接受审查,然后被押送到南京郊区一劳改农场,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开会学习。诚当时已七十高龄,后因视力神经萎缩,获准请假回家修养,但不时仍被召回去参加“学习”,每月只领几元生活费。一九七二年户口迁回南京,但诚的健康每况愈下,七七年去世。陈泽民属于第二类,七九年才摘帽平反。丁光训是第三类,另有一位姓宋及一位姓张的老师,据说在“文革”时曾否认他们的信仰,那位姓张的甚至控诉了耶稣七十多条罪状。

无可否认,“三自会”在“文革”中受了无情打击,一九六六年见,其组织遭解散,《天风》停刊,神学院关闭,无论是高层或下层的领袖,多多少少都要被批斗,关“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固然有的在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否认其信仰,有的却为了表现自己是“进步分子”,想要争取入党,不惜出卖教会肢体,对他们作凶狠的斗争,由此加深了国内基督徒对“三自会”的痛恨和不信任。

三、教牧人员与信徒所受之损害 

文革前,地方政府已掌握当地基督教教牧人员(包括三自与非三自)和大部分信徒的名单。故此,当“文革”开始,红卫兵实行“破四旧”,便向他们进行大抄家,将这些教牧人员及信徒集中在一起接受批斗。每人要写“坦白检举材料”,若被认为写得不够,即关入牛棚(接受隔离审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在群众大会中接受斗争。大小反复的批斗,可能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最后视其所戴的是什么帽,给予不同处罚。无论在个人财物、名誉、肉体或心灵上,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文革”初期的抄家、批斗是全国性的行动,不过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有地方性的差异。较极端的,例如有些地区搞“无教村”、“无教县”,把教会领袖和信徒抓进“管训班”,强迫退教。到了后期“文攻武斗”的阶段,这类的迫害成为地方上的政策,“造反派”对传道人、信徒的逼迫甚剧,殉道者不少。

(一)财物严重损失 

“文革”一开始,人人都要交上“四旧”,圣经、圣诗、属灵刊物,甚至一切英文书籍,这些均被认为是“毒素”,必须火烧或上缴,不得私自留下。此外,还要“接受帮助破坏”,也就是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红卫兵不但拿走圣经、宗教书刊,许多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古董、钢琴、家具等也被拿去充公,剩下拿不了的就砸坏、打碎。 

广东汕头市一位基督徒,曾被抄家五六次。红卫兵一来数十人,每件衣服的边子都撕开,要找金银珠宝,连墙也敲破。结果在他门前烧了一箱东西,里面有圣经、赞美诗、基督教的刊物等。一位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女老信徒,也被抄家数次。第一次把圣经、诗歌拿走,第二次将家中吃的、用的、穿的都抄去,之后又抄了好几回。 

即使抄不到什么,红卫兵也会不惜捏造谎言,说是为了对其“专政对象”进行斗争。例如,上海一位曾任福音医院院长、被誉为全国“三把刀”之一的邱医生,便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戴着红袖章的**人员率领下,一群群“小将”冲进了邱医生的家,作车轮战式的“扫四旧”行动,瓦片揭开了,地皮掘深了,却一无所得。除了扫走桌椅板凳、几百公斤的书刊及几百元现款外,被冻结在银行里的存款也是寥寥可数。然而,在批斗会上,这些“革命小将”不仅对邱医生罗列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反对学术权威”等罪名,而且还宣布“抄出不少武器和弹药……金银财宝”,于是,邱医生和他的家属戴上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的大帽子,他的家也被占据,变成了“司令部接待站”。 

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和很多基督徒的家都被抄砸过,损失固然惨重,有些信徒更因私下保存圣经或十字架被揭发而定罪,有的要游行,有的受绑示众,遭受凌辱。

(二)身心灵极度摧残 

“抄家”只是对教牧及信徒的一个初步冲击,更严厉的是接踵而来的斗争、扣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不单令基督徒名誉受损,且借此对他们进行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折磨有轻有重,有人因受不了而放弃信仰或走上自杀之途,但更多的是忍受了羞辱,为他们所信的基督作了生命的见证。 

倪柝声夫人张品惠,在“文革”期间便受了不少苦头。据她姐姐的孙女忆述,1966年夏某天在上海,张被红卫兵关在一小房里整夜审拷,押出来的时候,双眼被打,肿得像大馒头,身上也有多处伤痕。那时期,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信徒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高帽子,项上挂着牌,一共站了数小时。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最后忍不住,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都坚定地说:“信!”红卫兵们气极了,拾起皮鞋一个一个地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每天早晚两次,张品惠被勒令打扫弄堂,任何过路人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她是众人唾弃的“FGM分子”。

同样在华东,浙江宁波一位教会长老,虽已60多岁,也挨了不少斗。因他在国外有亲人,就被诬为“里通外国”,要戴上一尺多高、用硬纸皮做的帽,并挂上很重的牌子了,一边打锣一边叫:“我是FGM!”通常是一天斗一次,回家之后还要写“坦白材料”。而批斗形式很多,几乎各种变相的体罚他都尝过:“坐飞机”、“悬梁”、“跪清砂板”、“青石板”等,皮肤凹进去,血流如注。 

在北京,教会人士集中在一起学习、检讨、接受批判斗争。据说在红卫兵压迫之下,即使有人斗死了,其他同工还要斗死尸,若不斗便用鞭子抽。斗争结束后,统统到市郊一个基督教坟地劳动。另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在批斗会上被人用皮鞭、铁器拷打,一边打一过问他们还信不信“洋教”。他俩默不作声,继续接受长时间的抽打。结果女的被打至死,男的则被押送原籍,接受劳动改造十多年。 

至于在华南,广州有一位牧师被红卫兵拉去公审,要他当众说“打倒上帝”,但他不肯,于是红卫兵便将烧红的铁盒烙在他头上。另有些人因受不了逼迫而自杀。此外在汕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丈夫被指为“FGM分子”,妻子则是“老右派”,对他们而言,戴高帽游街算是很轻松;他们乃是在太阳最猛的时候,在大马路中间赤足游街至少两小时,地面很烫,以致足底起泡,晚上肿起来。另有一位小群教会传道人,红卫兵把他吊起来打,打至发昏,晕倒后用水浇醒他,继续再打。有一对夫妇的儿子,更在批斗中惨死。红卫兵先将他们夫妇二人绑起来,剃光他们的头发,枪口对准他们二人的胸膛;四个儿女被迫站在一细长的板上,问他们信耶稣还是***,孩子们回答要信耶稣,他们便将大锤打下去,孩子一一倒下去。只有十一岁的大儿子一直与红卫兵顶嘴,被拉到外面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终于不治。在那里基督徒被定为“FGM”,“帝国主义忠诚的走狗”、“大敌人”,有的基督徒因受不了冤枉的指控而自杀。到处都有“武斗”,死尸甚多。

在内陆如河南、四川、云南等地,“土政策”很多,“武斗”亦十分厉害,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例如:在河南,信徒被指为“FGM”,要戴高帽,采石堆游行,甚至只绑一根指头吊着打。在四川,“文革”一开始,屡经浩动而未死的传道人即大部分入狱。在云南,“文革”时一位牧师上山牧养少数民族信徒,干部化装为苗人,把他押往他地,三个月后发现牧师被杀,暴尸示众。据悉,在云南有不少牧者、信徒,由于“披着宗教外衣,搞FGM勾当”、“散布封建迷信,毒害人民”等罪名而被整死。 

此外,在较偏远的地区,基督徒也因着他们信仰的缘故而受迫害。在蒙古萨拉齐,原来有三个聚会点,教会牧者被集中在一起批斗。他们被指为“牛鬼蛇神”,头戴高帽,挂了大牌,在大街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烧圣经。其中一位见状便晕倒过去,不久离世,另一位后来服毒自杀。在甘肃兰州有一信徒,在“文革”时期,被打了三天而昏了过去,醒来仍要挨斗,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开了三十五六次。最厉害的几次,不给他吃家人送来的饭,让他饿了五天,说看看耶稣能否给他饭吃,但那个信徒仍活了下了。另一次,是下雪的时候,要他脱了裤子站在雪地上数小时,不过他没有因此生病。曾试过问他:“M主席大还是耶稣大?”回答说:“耶稣大”。各人立即拿工具往他身上打,又将他吊起来打,直到他休克,然后关在牛棚,几天后才醒过来。后来获悉,那个打他打得最厉害的头目,突然死了。资料显示,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沿海地区或内陆省份,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信徒,或多或少,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受残酷的批斗,身、心、灵皆严重受创。

(三)惩罚与歧视 

基督徒在接受斗争的同时,还得承受不同形式的惩罚。较轻的是罚扫街、铺路、清厕所、清阴沟,也有的是开除公职,遣送原籍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较重的就是判刑坐牢。广东一位在农村牧会的牧师,于1966年“文革”时停职。他回忆在66-67年间,曾被视为牛鬼蛇神,身上前后挂着两个大牌,写着“牛鬼蛇神”的字句,穿着破烂衣服,赤着脚,天天在马路、公园、码头扫地,且要替红卫兵倒痰盂和溺器,后来又被罚做担泥修路的苦工,那时他已70岁。 

在上海,教会合并时,大批基督教教牧人员在工厂或街道里工作,每月工资约为45块左右,但“文革”时因“扣了帽子”,他们只拿到15到20块的生活费,亦即救济之标准。在温州、汕头等地,也出现压低基督徒工资的情况。此外,有些人不但被抄家,甚至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被赶出来,一家大小挤在极小的阁楼里。至于那些被勒令下放到农村劳改的,生活固然艰苦,而与他们分隔两地的妻子儿女在无依无靠的境况下,遭遇更加可怜。在那些年月里,基督徒受尽凌辱、欺侮,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歧视。信徒在路上相遇,彼此之间亦不敢打招呼,更不敢互访互慰。倘若见面时说了话,被人看见或是被人知道,就会增加批斗的材料;如果说话的双方,在交待中有不相符之处,就会被指为不诚实,对这“不诚实”的批斗,有时竟能长达数月之久。故此,那些被戴了帽子的基督徒多不敢出门,怕被人跟踪,也不与人通信,免得连累他人。

文革时期,有不少教会领袖被捕入狱,判以长期徒刑。其中包括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她于1966年被捕,判刑20年,最先关在北京,之后被调来调去。另外,据说上海灵修院的学生与校友有21个被抓去,多被判以长期监禁。还有前北大基督徒学生会的一位女负责人,被判刑20多年,押送至山西劳动改造。至于在50年代,以“FGM”被判罪者,如王道明,经过12年在北京的牢狱生涯后,于68年调往山西大同的一个劳改农场。倪柝声15年的刑期本应于67年结满,据称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当局对外已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倪拒绝政府这个要求,表明坚决不放弃信仰,使他吃了许多苦。刑期满后,就被秘密押至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不久又押送到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传道人虽被关在狱中,他们的处境比在狱外的基督徒还要好些,至少他们避过了残酷的斗争。甘肃省“三自会”的霍超然牧师,于58年被上级定为“右派”,后判刑15年。他形容监狱是“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他免去“无情的批斗,与比坐监更可怕的厄运”。

四、教会在逼迫下的发展 

在官方强制下,公开聚会停止了,圣经没收了,信徒大多互不往来,祷告也受到限制,不敢出声祷告,有些更被迫放弃了信仰。然而,仍有无数的基督徒持守他们所相信的,有些更是千方百计地藏起少量、零碎的圣经,也有些用棉被掩护着,在收音机旁藉福音广播把圣经逐字抄下。不单如此,国内信徒暗中保持交通联系,以秘密方式聚会。结果,基督教在中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兴旺。 

1969年11月13日香港的《南华早报》,报导了有关家庭聚会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据报,全国各地的城市、农村都有基督徒以小组的形式来聚会,并且以上海及华南等地为多。在大城市,参加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平均为八至十人;情况较紧张的时候,会减为三至四人一小组;形势若十分严峻,则会暂停聚会。聚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团契交通,也有一些地下牧者探访不同的家庭教会,带领查经,安慰和鼓励信徒。 

事实证明,自1966至1969年整个“文革”时期,中国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并没有停止聚会。根据“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于78至80年代初访问调查所得,在上海、宁波、温州、萧山、厦门、古田、汕头、潮阳、西宁、兰州、乌鲁木齐、包头、天津、河南等地,文革时家庭聚会一直没有停止过。聚会的形式各有不同,一般情况是城市控制得较严密,故聚会人数不可能太多;反之农村或山区,则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参加聚会的人数也较多。例如:在福建厦门市,聚会人数平均为10至20人,主要是在信徒家中举行,事前必须作周详的准备,有时更会接待来自外地的讲员作见证或分享信息。当某信徒家有丧事,也会借此作交通聚会。在广东汕头,聚会通常安排在半夜或凌晨三时。信徒从各地走许多里路来参加,距离聚会开始前一两小时,会场已坐得满满的。讲道时,脚不能移动,如果脚一提起就再也放不下了,因会场拥挤非常。日间,牧者也会以隐蔽的方式来往,抄诗歌、圣经章节给有需要的,甚至偷偷到各乡各县的信徒家中讲解圣经。 

浙江及河南等地的家庭教会,多在深夜于偏僻的地方聚会。据说萧山某地的小群教会,在“文革”时没有停止擘饼聚会。另外在河南的家庭教会,仍旧施行圣餐和洗礼。只是参加这些秘密聚会须冒极大危险,随时得付上很重的代价。例如:温州有一聚会点,“文革”时仍每天聚会,每次聚会有二至三百人。有次公社民兵来抓人,将三个负责人(其中一人是生产队队长,两位是会计)用绳绑起来带到公社,关在一小房间,饿了他们三天兼施刑。他们被关了十一天,但信徒仍继续聚会。民兵又来抓,无论年老、年轻的都在聚会中被拉去受严刑,精神、肉体皆受重创。同样在温州,1969年3月某天,约有50至60个青年一起聚会,被“文攻武卫组织”发现,带了许多持枪的人包围会场,把其中40多人用绳绑着,送上车,带到“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基督徒被关在一起,他们一同聚会、唱诗、祷告,结果40多人中有四人被戴上“FGM分子”的帽子,并游街示众。 

不管怎样,外在的压力并不能阻止基督徒参加聚会,有些更努力传福音,进行个人布道,神迹奇事亦很普遍,信主的人不断增加。更奇妙的是,由于大批基督徒被遣送到农村或边疆去接受劳动改造,无形中让他们得以在营中撒下福音的种子,特别因着他们的见证,使不少人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而今日中国西北教会的发展,有许多是由于从营中释放出来的基督徒所努力的结果。

五、总结 

1966年8月以后……事实上,所有宗教一律禁止。无论是“三自会”或“非三自会”的基督教牧者和信徒,同样受到严酷的斗争和摧残。在现代史上,除了北韩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差不多是唯一在短时间内关闭全国教堂的国家,以拆堂、焚书、殴打、危害等方式全面消灭国内的宗教,置教会于死地,迫使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 

基督徒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与国内无数的同胞一同成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无论他们被扣上什么帽子,基督徒受批斗、处分的主要原因就是信仰的缘故。固然有不少因受不住折磨而放弃了信仰,但有更多是坚忍过来,并在极大的危险中继续聚会,传扬福音。所以政府虽然摧毁了地上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却在全国各地信徒的家中不断建立起来,准备迎接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唯独在中国发生了“文革 ”这种惊天动地的惨事,也因为这种极端的受苦经历,中国基督徒接受了一次火的洗礼。这一切的苦难,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属灵面貌和内在本质。从“文革”的苦难中,国内的基督徒学到了许多从前没有学到的属灵功课。

第一,他们发现“苦难”与“为主受凌辱”,乃是作主门徒所不可避免的。他们深深地体会保罗的话:“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一29)“解放”前的中国基督徒,只想藉着信耶稣从神得到祝福,却不明白我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从他领受恩典,我们也是蒙召为他受苦;两者都是恩典,都是蒙召者的特权。 

第二,国内基督徒通过苦难,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并且体验到神的恩典在患难中是够用的。浙江北部有一位徐长老,他在文革时,红卫兵把一块很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反动分子基督徒”)用细铁丝绑起来挂在他的颈项上。因板重而铁丝细,以致于铁丝割入肉里,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在这种痛苦中,这位长老就用祷告忍受痛苦;与此同时,又深深体会了神的同在。 

第三,苦难使中国基督徒体会到,何谓“与主一同受苦、同死、同复活”,也因此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藉着为主受苦,中国基督徒更深入地体会到,他们的生命和主的死与复活是连在一起的。这深奥的属灵神学,信徒的主观经历与基督的救赎结合在一起,却是从“文革”的苦难中学来的。 

第四,中国基督徒发现,“苦难”乃是信心的属灵学院。通过“苦难”,信徒们的信心经历了考验,而在考验的过程中经历了神大能的保守和信心的增长。此外,通过苦难,他们学习了如何赦免和饶恕。 

因此,“文革”的苦难,使中国基督徒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更新。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中国教会复兴的动力。 

本文节选自《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福出版社1997)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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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 --- 任不寐

  1966-1968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一场否定性的巴别塔事件。人类自以为神,并纠集种族在理性和意志的带领下通过合作建造通天塔,这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罕见。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理性的自负”之外,仍然拥有完全属于灾民社会的品质。一方面,它不是合作性或肯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是内战性或否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这一特征与中国的灾民理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革现象是中国无神论传统、特别是敌基督传统的政治后果:从纯粹信仰角度看,文革不过是长期背逆真理赢得的惩罚;从神学理性上看,文革乃是这种悖逆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与此相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文革是从历史深处出发的,而作为政治现象的文革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代三年文革不过是三百年文革在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大典。

  无神论文革理论研究述评,不仅仅由于北京掌权者对文革研究的限制,也由于汉语思想传统本身的限制,三年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研究并未获得具有“两希”品质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令人尊敬的学术表现乃是艰苦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而,这些材料至今并未构成文革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些材料大部分成为文学抒情、政治指控或道德指控的证据,而在西方,所谓文革研究乃是对这些材料的再整理,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仍然是罕见或不能使人满意的。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形成了至为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目前的文革研究主要仍然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吸取灵感,然而却完全过滤掉了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属灵品质;而一旦经过这种无神论处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文革研究使法国大革命白白发生了,路易十六再次被砍头,拿破仑再次称帝,而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再一次战胜了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

  由于中国的文学理性传统,1976年以后的文革研究首先进入文学抒情阶段。“伤痕文学”先后经历了“某些人是文革灾民”和“所有人都是受难者或所有人都是文革灾民”这样两个阶段。这个时期大约截止于1986年,邓时代的非毛政策半推半就地鼓励了伤痕文学对毛派力量的指控,而一旦指控逐渐涉及制度层面,特别是经过1989年政治危机,“伤痕文学”随着文革重新成为研究禁区而终止。事实上早在1979年3月15日,北京就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像的通知”,以控制反思文革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的时代“忏悔文学”粉墨登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这种新观念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种就观念分享了文革反思情绪。然而忏悔文学并没有从神学基础上展开,90年代另外两种思潮的对立撕裂了这种半途而废的文学忏悔。第一种思潮被称为新左派思潮,他们反过来从“文革民主”中看见了抵抗现实不公正的的思想资源。另一派自称为自由派,他们通过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和英美的保守主义理论,强调文革民主乃是多数暴政,是对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权的粗暴践踏。

  1986年以后国内文革历史整理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代表性作品包括: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史稿》以及《文化大革命简史》、薄一波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汉译文革史著作包括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知青运动史)》等等。与此同时,一些回忆录突破重重阻力陆续出版,反思的勇气的深度也超越了80年代。代表作品有文聿编的《中国左祸》、陈义凤的《青春的浩劫》、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徐晓、丁东和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韦君宜的《思痛录》、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谢泳《逝去的年代》、马识途的《沧桑十年》、张化、苏采青的《回首文革》、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金凤、丁东编《王申酉文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

  海外研究文革首先是从香港和台湾开始的。台湾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文革史料,如《匪情月报》、黎进伟的《红卫兵实录》、汪学文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丁望的《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和人事问题》,以及司马长风的《文革始末》和陈立生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与政治斗争》等。香港的文革阅读热情似乎1989年以后才显露出来,一些出版社出版了流亡学者的相关著作与回忆录。相关著述按出版时间排列包括: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劉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宋永毅编《文革大屠杀》等系列编著、何清涟编《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等。另外,还包括最近出版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张戎Jung Chang、乔恩?海利德伊Jon Halliday合著,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2005年6月2日出版)等。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研究,杨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2004年转载于网络,为文革及中国当代研究提供的经济学上的强力支援,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关于外语方面的文革研究,美国狄金森大学的宋永毅称:“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三十年内,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达七千篇。

  1986年以来的海内外文革研究,在理论上大致未能超越道德指控和苦难记忆的层面。这一点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所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文件的后面都隐藏著数不尽的血和泪”。余赞成毛及所代表的党应该承担文革罪孽的主要责任:“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200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北京“三味书屋”的一次演讲中总结说:西方对文革的研究超越了帝王将相史,他把西方的研究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第二种解释正相反,把文革的发动归因于纯粹的权力斗争;第三种观点居于前两者之间。然而这三派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是共同一致的:掌权者承担责任,罪的根据在纯粹世俗领域。

  与此相关,问题进而涉及到文革与传统的关系,由此也产生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相信,文革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文革乃是传统文化中的黑暗方面在现代社会的爆炸性呈现。前者如林毓生、杜维明等海外儒家学者,他们持这种亲近传统的立场,他们更愿意把文革理解为对五四的反传统激进主义的回归。一些英语研究者支持这一观念。这些分歧焦点在于对中国传统的认知不同。如果不在“两希”文明的参照系之下,或者缺乏希伯来-圣经文化的介入,就无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对象化。换言之,相关评论无法拉开中西文化的距离,也无法分别厘定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空隙。

  从经验理性上看,反传统的观点应该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正如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所看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谈到,儒家的人性本善道德万能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法家的强权主义、墨家的平均主义、兵家的诡道等等,都在毛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身说法中,在文革的“以传统反传统”的逻辑中逐一呈现。然而这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时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既然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超越文革精神的资源,他们又不愿意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寻找自由的根据,避免文革悲剧的力量就只剩下五四精神,只剩下“德赛二先生”;而这赤裸裸的“德赛二先生”正是引导法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近年对这种局限作出反应的著述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观点颇引人瞩目。郜在《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一文中谈到:反思历史不能只审问领袖而放过群众:“文革”研究应该反思整个中国现代文明,至少应该从“五四”开始——“五四”知识分子几乎一致反对或冷淡基督教,人被放到了神的位置:“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体”,结果文革研究只剩下道德论断。不过郜仅仅把五四知识分子放在被告席上不完全公道。从法律上看,毛当然首先在被告席上;其次,五四以前的汉语主流思想一直是反基督教的,而梁启超在这之前就提出了“新人”概念(《少年中国说》),而这个“新人”概念一直是汉语人本思想的最高理想:新人不过是圣人、真人与立地成佛的近代语言。根本没有神,人可以成为神,这不是五四才开始有的东方信念。“文革”中的很多词语都体现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从来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命题,而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了。

  我不完全否认新儒家对现代性的指控。然而,一方面,五四以来从西方吸取的“现代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本源;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的非基思潮却仅仅在东方彻底掌握了民众和他们的精英,这种情况就只能在本土寻找答案,确定“差别原因”。共产主义幽灵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最为稳定的国家形式,必然因为这里存在它可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土壤。“有灾变无信仰”,是文革精神维系和泛滥的基本处境。

  灾变社会为文革消除了世俗障碍。首先,灾民社会骚乱的机会成本较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在社会动乱中所失不多,却可能通过动乱获取身份变迁。计划经济进一步把人民搞得一贫如洗,从而使社会动员更为容易。人们没有财富和政治自由的荣耀,唯一可能获得荣耀方式就是“投身革命”。其次,灾民社会的政治动员具有更多机会主义特征:文革抗议经过了灾民理性精致的算计:与最高权力或与人民权力合作可以极大降低政治风险。这一点使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区别开,在法国,拿破仑是革命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前提。文革并非完全是一场狂热的激情主义骚乱,无论是对掌权者还是民众,他们更可能是“政治巨人”、“文化李逵”和“激进愤青”面具下面精明的政治灾民。“道德理想国”如果不是逃避责任的谎言,就是故作小儿状的灾民神话。第三、灾民社会的普遍敌意为上面的政治合作规定了否定性方向: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否定成为自我荣耀或牟取利益的唯一路径。灾民的敌人意识一方面源于残酷的生存竞争(包括政治斗争),这种敌意只能通过进一步的你死我活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则因普遍贫困和精神无聊导致了对不平等的极端敏感、不可遏制的仇恨,以及对打破现状追逐任何一点可能变化的热望。然而由于资源的绝对短缺,改变不是向内反省而是改变他人——改造社会的内在动机是重新分配邻居的财产、政治身份,并通过侮辱他人成为他人的上帝;或者为了成为他人的上帝必须侮辱、否定、指摘、消灭他人。

  否定性的政治革命同样需要在精神世界自我合理化。假上帝为了否定性目标必须把自己想象为上帝,从而解脱任何内在约束或摆脱真上帝的主权以便为所欲为。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否定性意志完全锁定在内部,指向自我,但无神论将人从这种“捆绑”中释放出来;如撒但所鼓动的,人可以象神一样论断善恶。文革之所以获得了内在良心的援助,乃在于这种无神论自义,由于铲除了上帝这最根本和最后的约束,因否定神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人和一切。在这种否定中,每个自我得到了撒但给他们的应许:“可以象神一样”。当然,这种狂妄必然得到了象撒但一样的惩罚:短暂的空中荣耀以后是突然的坠落和永远的羞辱。

  无论从灾变论还是从信仰角度看,文革因此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件。1967年-1968年的三年文革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灾民理性传统和敌基督传统;而清晰可见的,包括文革的动机和目标、动员方式、内战策略、否定性项目等等,都从十七世纪初到今天的三百年中的历次非基运动中表现出来,三年文革不过是这三百年文革的现代总结。一方面,三百年文革为三年文革提供了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三百年文革由于否定了上帝使三年文革中的非上帝暴乱或自我惩罚终于成为可能。这三百年的非上帝事业是这样逐渐发展的:从明末清初300年的禁教和教案,经20世前50年的义和团运动、非基运动、到1949以后的三自运动、控诉运动、反右派、文革,直至今天逼迫家庭教会的禁教政策,中国三百年多来一直存在一种针对基督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构成了1966年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文化基础和宗教报应。这三百年的文革历史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徒3:14)。毛泽东不过是千千万万个非上帝或凶手的代表。文革乃是大大小小的非上帝和凶手互相践踏的内战史。而这一切否定性罪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第一个否定: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从1615年到1949年,回顾汉语思想反基督教历史并不能给文革的起源提供直接的证据。问题在于,一方面,汉语思想是以文革的经典方式在反基督,或者说,中国人在反对基督教的三百年历史中,奠定了三年文革所有的“指摘技术”。另一方面,中国的敌基督历史扫除了文革罪恶行径最后的精神阻力;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权者及其仆从恰恰为了这一目标而加倍逼迫教会。1552年-1553年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

  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爱德生,福音在中国逐渐扎根成长。然而,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在弱者身上表现权威意志,这切合灾民理性之精要。“景教”的覆没(845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

  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沈漼和清初的杨光先特别引人瞩目。他们和皇帝一起发动了第一场针对教会的文化革命。1615年,沈漼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一年5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及政治对手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因此是外来敌人;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否定领袖和精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传教士个人生活堕落,是人民的敌人;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漼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除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分子的响应。沈漼胜利了,1617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诗人和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第一个敌基督的朝代被满人彻底剿灭。

  沈漼的系列文章后辑为《破邪集》,于1639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分子奉为宝典。1624年4月19日,沈漼死了。传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1659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George H.Dunne,1962)这位姚文元加王洪文式的人物首先得到了一位张春桥式的知识分子吴明烜的的支持。吴明烜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毫无根据地指控汤若望(时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而受到过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烜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林彪-江清式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螯拜。在螯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1664年9月15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螯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这些做法直接被后来的现代国家复制在各类“反动分子”身上。

  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1724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19世纪晚期,“進入內地的傳教士歷盡艱.險,開荒傳教士在傳教區平均只能存活7年”。“1870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從鴉片戰爭起,全國發生大小教案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紀60-90年代這30年中。外國傳教士、中國傳道人常遭毆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視,房屋、田產遭損失;有的甚至殉道”。在清朝众多殉教的信徒中,一位叫林昭(1817-1858,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20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两个林昭同样死于无神论专政。——审判第一位林昭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显然是当地知识分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创作能力”和“艺术想象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这场文革是灾难性的。义和团和官员残杀231个洋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1899年春夏间,义和团“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

  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普通中国人死于者场动乱。教会方面的损失不完全统计:天主教被殺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新教被殺害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是內地會的教士),教徒5000人。东正教至少222位传道人殉道,平信徒罹难者不可数记。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接近文革:伟大领袖慈禧“错误地领导并发动了这种动乱”以转移政治危机,而在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以后,又出卖了这些农民红卫兵。然而,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知识分子在“庚子事变”这场动乱中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天朝还来不及清算这些知识精英就崩溃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在天朝的背影中继续无限膨胀。

  1919年5月4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分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精英,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分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于是以“非基运动”命名第三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文化义和团运动,那些批评义和团为“拳匪”的进步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将“拳匪”的未尽事业发扬光大。非基运动为后来的三年文革提供了定型了的语言习惯和述事方式。“非基运动”也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赶走上帝之后,自身不断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精英被从中释放出来,并逐渐掌握了国家成为知识分子的新主人。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 )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些大字报与三年文革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文章如出一辙:“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利己主义思潮。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分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然而这些知识分子没有预料到,几十年以来,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他们加诸于基督徒的所有这些语言暴力和多数暴政,一丝不苟地被新政权加诸己身。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1949年以后,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针对教会余民、所有知识分子和党内敌人以及邻居的最后一场文革不可避免。三百年的文化革命必须对后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负责——中国人民及其精英自己争取到了文革式的全面专制,也许不该抱怨。

  从1949年到1969年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并占有教会资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被消灭了。不过知识分子在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R.J.Rummel教授称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居美学者丁抒相信文革死亡人数为两百万人。“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1949年以后的反基督文革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58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当局利用三自教会消灭了独立的宗教信仰;最后三自教会也被铲除。1958年到1969年为第二阶段,当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运动”,表面彻底消灭了基督信仰;最后,被利用完毕的红卫兵群众同样被权力遗弃。三年文革(1966-1969)发生在这一阶段后期——当真神被弃绝之后,假神以最恬不知耻的方式隆重登场。不过时间不是很久,这位假神、这位万岁在无神论者特有的死亡恐惧中去世,而他的余党,包括自己的妻子,被这个无神论国家关进监狱,逐一悲惨死去。在这20年的短暂岁月里,围绕逼迫基督教展开了五条历史线索:第一、迫害信仰愈演愈烈;第二、与此同时个人迷信或对毛的假神崇拜愈演愈烈,相应的,大跃进和三年文革是两次逼迫信仰的高潮,因此也是偶像崇拜的高潮;第三、所有与掌权者联合逼迫教会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断被掌权者使用之后所遗弃或迫害,掌权者最后也被“历史”抛弃;第四、在每次大规模逼迫之后都是大规模的灾难,第一次是三年大饥荒,第二次是文革大动乱。第五、基督信仰在逼迫中不断民间化,1969年以后,家庭教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复兴。无神论专政不仅铲除了教会,也铲除了教会史。由于意识形态的恐怖管制,中国当代大陆教会史几乎一篇空白。然而“神有预备”,在海峡对岸,一位叫赵天恩(Jonathan Chao ,Ph.D)的基督教学者用了毕生的精力保留了这段历史。赵天恩博士也许是为这项事业而出世的,也在完成这个事业之后猝然离去。

  按赵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中的记载,1949年中国大陆基督徒应在150万人左右。圣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歌林多后书3:17)1949年以前,中国对教会的逼迫不是赶尽杀绝式的;50年代以前,大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空间。至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仍然怀念那个黄金时代。先秦诸子时代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时代,那时候的言论自由是针对他国事务的,对本国君王只能通过打比方(寓言)进行谏劝。中古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只能自由思想王政以外的问题,或者按王的意思思想、最低不能直接否定假神的意志。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现独立知识分子的时代,梁启超和胡适,王国维和鲁迅,都是这个时代慷慨给予中国的。然而,1949年结束了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消灭自由的历史恰恰同样是从消灭信仰自由开始的。

  1950年7月28日,官方喉舌《天风》刊登了三自革新宣言,假神对真神的战争正式揭开序幕。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副总理、中国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郭沫若先生《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同时,政务院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格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对教会的抄家、游街和打砸抢、大鸣大放开始,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对教会的第一场文革全面开始。1951年2月12日,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受(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文、理、法科各系并入北大;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圣约翰、东吴、岭南、华西、金陵、之江、齐鲁等大学先后于1951年内由政府接办,200多所教会中学和1700多所教会小学也由政府接办。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亦无例外。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党内知识分子的领袖(如陆定一等)和基督教界内的领袖人物(如吴耀宗等)启动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的“控诉运动”。195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社论。党开始通过三自教会发动群众迫害信徒,并在三自运动中对拒绝参加御用教会的信徒强迫政治学习。另一方面,党开始垄断神学教育和出版业。与此同时,到1952年底,3500多外国传教士几乎全部被迫离开中国。

  三自运动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革浩劫——可悲的是,整个国家,也就是后来被逐渐全部投入文革的人民及各类精英,即使不是赞助也旁观了这场灾难。这也意味着,第二场、第三场文革的到来不可避免。下列数据多少显示了1950年6月至1953年12月基督教人士遭害的况惨:至少56,000多人遭监禁,被处决的信徒高达10,690人;更多受害者无法统计。遗憾的是,在90年代以来海内外文化界令人尊敬地公布文革受害者名单、特别是名人名单的时候,没有一位信徒,更没有教会知名人士。而事实上,在“文革受害者”还是旁观者甚至是施害者的日子了,教会领袖就遭遇了文革灾祸。在胡风和右派分子罹难之前,1952年当局秘密逮捕了“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倪柝生,1956年6月21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倪柝生有期徒刑15年。“基督徒聚会处”各地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信徒皆被以“倪柝生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1955年8月7日夜,北京逮捕了“基督教会堂”的王明道夫妇及18位信徒,9月14日,广州“大马站聚会所”林献羔等人被捕,同样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成员罪名被捕的信徒遍及全国。1958年4月王明道被判无期徒刑,妻子被判刑18年。11月24日,林献羔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与此同时,北京“福音堂”的袁相忱北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在第一次文革中,被捕的著名教会人士还包括上海的谢模善,厦门的袁迪賁等。有罗马背景的天主教界更不能幸免。1953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1955年上海主教龚品梅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以文革方式“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

  对生命的杀戮总是伴随着掠夺财产和剥夺自由。文革以后退还教会财产表明,当局承认这是一场国家领导的无视财产权关系和国际准则的违宪抢劫行动。这场文革不仅对教会是一场灾难,对整个国家更是一场灾难: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受到重挫;而在政治逼迫中,在社会动乱和大饥荒中,中国人失去了欧洲人历史上拥有的最后“逃城”:可以到与政权分治的教会机构那里寻求庇护和救助。随后发生的大饥荒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20、30年代,中国的历次大饥荒中,教会组织扮演了最重要的赈灾角色。

  党通过第一场文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将精神生活绝对地至于权力之下,在这一计划中,信仰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难以控制并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因此,摧毁信仰自由是消灭一切自由的前提。有论者称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看来党比这些知识分子更清楚什么是第一自由或自由的基础。党取得了初步胜利,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八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党通过这个机构成为中国基督徒的凯撒。党从教会的废墟出发,开始征服整个国家的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二场文革开始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成为这场文革的政治标签。

  第一场文革中的打手三自教会此时成为被打的对象,它与中国55万知识分子一切沦为帝国的政治渣滓。1957年8月,三自教会内部开展反右斗争,各地大部分教会头面人物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劳动改造”。而大约2230多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被处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随后以“反革命分子”为名受杀害的教会人士。同时,三自教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多传道人转业从事劳动生产。而大量的三自教会开始合并,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宗教的影响。到1958年,党利用三自完全摧毁了民间教会之后,又利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三自教会。1949年,中国有2万间教会及福音堂,1958年不到100间。同时,神学院由30几间压缩到2间。其他出版社、教会医院、教会大、中、小学校及其他福音机构。未来到1959年就早已停顿了。

  惩罚马上临到,在第二场文革中变本加厉地硬着颈项的中国法老们,迎面撞在三年大饥荒的“十灾”之中。这场悲剧包含着这样一种悲剧,如此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死亡,至今仍然搞不清楚死难者人数和第一责任者。不过目前通过官方解密的材料可以接受的数字和结论是:至少三千万中国人饿死,而当局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有人甚至根据这些材料推出“准确数目该是41655000人。一个值得参考的数字是:仅四川省,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一位美国学者在分析相关材料后总结说: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is famine was the worst of modern times in terms of the human suffering and excess deaths. Yet there has been surprisingly littl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famine。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饥荒源于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基本指导精神乃是以人为神,相信人定胜天。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首先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1958年底,决策者把预计粮食产量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其次,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人为地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局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职工人数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与此同时,无偿调拨农业劳力物力。1958年秋收未完,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同时减少粮食播种面积。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最后、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而这一切的人的骄傲和自以为神乃基于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面对十灾,毛这位法老的反应与埃及法老的反应如出一辙: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4月24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指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三年大饥荒中法老没有任何悔改,整个党没有悔改,整个国家没有悔改——而且在危机中准备杀人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这意味着,三年大饥荒将毫厘不爽地迎来三年文革“击杀长子”的最后惩罚——整整一代青年“兴起”了,却最后倒闭在“广阔天地”的旷野之中。第三场文革、三百年文革最后的血腥大典、将自己的儿女经火于摩洛的偶像祭坛,已经在红海洋的火焰中被高高举起。

  最后的演出之前必须清除宗教最后的残余或羁绊。大跃进期间教会基本瘫痪,聚会也基本被迫停止。仅存的一些主日崇拜中,牧者被严密监视,人身自由被限制,讲章内容受到审查,并要求曲解圣经为政治服务。如当局鼓励孤立地传讲罗马书13章1-7节,彼得前书2章13-17节,因为这些经文强调信徒对掌权者的顺从;此外绝对禁止崇拜中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信息。1960年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要求教牧人员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中成为“红色牧师”、“红色神父”。60年以后,幸存的三自会领袖成党的反美工具,他们被组织起来编辑史料全面歪曲中国教会的历史。在“文化革命”前夕,御用教会编写了《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两份内部大批判材料,对中国传教史进行了最后的政治清算。

  在假神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前,必须在人们心灵中彻底根除对基督的最后一点感情。1963年中共突然加大了无神论教育宣传,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在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1963年5月9日《人民日报》向中国读者推荐苏联作家写的《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等等。1964年4月2日,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光明日报》撰文《破除宗教迷信问题》,强调“宗教也是迷信”:“宗教迷信思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存在严重的危害性”。事实上基督教对文化大革命和非上帝的事业存在严重危害性。1965年四清运动中,共产党积极发动信徒批判宗教,强迫信徒公开自我批判,毁坏宗教设施、经书等。当时宗教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宗教进行组织上搞垮、思想上搞臭,进而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在信仰上,当局正为文革进一步开辟道路。在毁灭信仰的同时,巴别旷野的金牛犊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了。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据1967年底统计,全国共印发3亿5千万册。1965年全国纷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由于恐惧真理之光复燃,1972年4月当局从俄文转译出版了法国无神论者撰写的《袖珍神学》一书,翌年出了第二版,以巩固假神崇拜在精神世界的表面胜利。今天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仍然深受此书之害。假神已经被人民膏抹,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三场文革的暴风骤雨。三年文革以消灭宗教为起点,以把毛泽东崇拜为神为中点,而以红卫兵被假神抛弃结局。

  1966年8月“破四旧”运动是文革的开业典礼,而消灭宗教正是“破四旧”的目的之一;在这里,红卫兵取代了三自会成为撒但的鹰犬。首先,连统战部控制的“宗教事务局”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被撤消。其次,1969年8月《红旗》杂志发文重申20年代“非基运动”的纲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剥削阶级压迫、奴役、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武器,它束缚了把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反抗。科学共产主义和宗教是对立的,为争取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和‘在地球上建立基督之国’是水火不相容的”。最后是斩草除根式的对教会的大逼迫:绝大部分的宗教设施被毁灭、教堂被红卫兵占据,有的改为工厂、仓库和干部办公室、甚至猪圈和畜棚等;圣经和福音书籍被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焚烧,而聚会被绝对禁止;很多信徒(无论官方或民间)被逼迫、抄家、示众、折磨、体罚、监禁和杀害。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三年文革期间基督徒死难方面的准确数字。“资料显示,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沿海地区,或在内陆省份,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信徒,或多或少,都因他们的信仰而遭遇残酷的批斗,身、心、灵皆严重受创,至今仍心有余悸”。这场大逼迫或许可通过一些幸存者的回忆见证一斑:

  一位女信徒和丈夫被红卫兵绑起来,他们的头发被剃光。红卫兵用枪口对准他们二人的胸膛,而四个女儿被迫站在一条细长的板上,问他们信耶稣还是共产党,孩子们回答要信耶稣,便将大锤打下去,孩子一一仆倒下来。只有十一岁的大儿子,一直与红卫兵顶嘴,被拉到外面,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终于不治而亡……

  英国研究者Anthony Lambert 感慨:“在现代史上,除了北韩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差不多是唯一在段时间内关闭全国教堂的国家,以拆堂、焚书、殴打、杀害等方式,全面消灭国内的宗教,置教会于死地,迫使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

  就在真神被凌辱的同时,就在红卫兵用大锤砸扁信徒的女儿的头颅的同时,假神出场了,而手沾鲜血的中国青年潮水般在午门外的刑场上举行偶像崇拜大典。三年文革中,毛泽东的像取代耶稣和十字架挂在教堂里。对毛的个人崇拜无以附加,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中国人民大大救星等等恬不知耻的口号成为民族语文,毛成为偶像、成为绝对真理,成为神。而一切罪恶,都是从假神崇拜中被合理化,并从那里疯狂地扑向全社会和每一个家庭。这就是文革的无神论精神:“以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取代中国现存的宗教,可说是文革的一个主要目标”。

  然而假神不是神,它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和说谎的。文革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已经成为文革研究的主要项目。天安门的疯狂刚刚落幕,那些不可一世地占领教堂凌辱信徒的红卫兵群众,也被利用之后流放到“广阔天地”之中。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8000多万人,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70年代以后,这些被遗弃的政治孤儿开始大规模抗争,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以西双版纳为焦点抛弃了假神。然而,至今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仍有数十万人。在这场悲剧中,蹂躏信徒女儿的女神遭遇了悲惨的蹂躏。“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

  红卫兵和知青的命运是令人同情的大悲剧,而且毫无疑问是一场偶像崇拜的大悲剧:毛和革命是大偶像,自己是小偶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的伤痕文化时代甚至到今天,没有看到一篇专门忏悔自己逼迫信仰的反省文章;他们仍然认为,也许手段过激,但破除迷信仍然是对的。同样遗憾的是,今天的一些文革研究者就是当年焚烧圣经的人,也是今天仍然谈信仰而变色的人。偶像毕竟不是神的最大确据在这个地方:救星和万万岁都死了,他的追随者也凄惨中打发余生;而教会在逼迫中逐渐复兴。1969年以后,公开教会消失了,家庭教会反而逐渐兴旺。“到了文革后期,家庭教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信主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尤以浙江、河南、山东、福建等省的家庭教会,最为兴旺”(67)。文革中被宣布为“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温州,80年代后奇迹般地涌出几十万信徒,并持续骤增。成为中国的“安提阿”教会,差传打发的传道人遍及全国各地。关于这三年文革和三百年文革的历史总结,早已经启示在圣经里——

  关于文革大批判和阶级斗争:“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诗73:6-9)关于无神论和为所欲为:“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诗篇10:4)关于大跃进和文革崇拜:“有干旱临到她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狂。”(耶利米书50:38)

  关于毛派力量的毁灭和红卫兵的命运:“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以赛亚书25:11B ):“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30:3)。“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抱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以赛亚书45:16)“事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诗篇106:36)。“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耶利米书10:8)关于文革的结束和“伤痕”文学(唉哼文学):“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以赛亚书41:29)“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唉哼。”(耶利米书51:52)。

  所有教训写在最大的戒命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申命记5:8)“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记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撒迦利亚13:2)

  文革与信仰之冲突,在理性领域,本文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毛要发动文革所以刻意毁灭基督信仰。本文的观点乃是:第一,客观真理:因为没有基督信仰,必然发生文革运动;因为文革的所有罪恶都为圣经的戒命所禁止,包括杀人、抢劫、强迫等,特别是偶像崇拜和人的骄傲,为圣经最大的戒命所禁止;因此我相信,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文革式的悲剧。第二,主观责任:由于没有对真神的敬畏,一方面人必然“大无畏”,并把自己当神;另一方面,这些假神或每一个假神存在的主要价值是打倒另外所有的假神,并在这种否定运动中谋取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第三、历史责任:为了上述目标,必须进一步毁灭基督在这地上的余民,一方面,所有的独立信仰与毛的个人崇拜及党的极权目标冲突;另一方面,基督信仰毫不妥协地拒绝向任何偶像低头;结果客观上中国因为消灭了信仰自由也消灭了所有自由。

  一位当代美国神学者将美国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共主义是无神论的,因此必然是对自由和真理的威胁。首先共产党是不敬神的,并以领袖、党、人民、民族、国家取代神。这些神从不自我否定,活着的唯一目的是否定别人,并不惮以暴力和杀人来毁灭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尊严。不敬神的结果是不尊重人,不相信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动物。事实上不相信神也意味着不相信末日审判,因此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对罪恶的批评,因不相信审判而免除了犯罪的绝对恐惧。无神论者可以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一味反对权威,仇恨富人、甚至反对父母和家庭,也不重视私人财产。共产党不重视真理,谎言、做假见证成为政治的本质。共产主义鼓励仇恨、制造贫困,极度贪婪却否定获利的正当性。共产党否定原罪,因此不可能建立限制政府。他们不择手段在世界上建立道德王国,他们不容忍任何自由和批评,结果建立了一个一个道德集中营和人间地狱。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我不否认文革是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也不否认文革是毛派分子与党的冲突,也不否认文革是所有人与所有人的冲突;我的观点是,这所有的冲突在理性上起源于灾民不可调和的生存战争,而在信仰上根植于人与神的冲突,根植于人的理想狂妄和人的信仰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通过以巴弗案来进一步说明这根本冲突的性质,毛泽东与吳維尊之间的征战展示了文革危机的神圣奥秘。

  吳維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吳維尊在“中華神學院”學習。1949年初,他開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實習傳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吳維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學教師。這8年中,他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區政府組織中小學教師學習馬列主義“社會發展史”并每一個人寫總結報告时,維尊經過禱告寫了一句話:“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1957年夏天,吳維尊从上海調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區農村勞動。自50年代后期,吳維尊開始以复寫紙寫“主內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吳維尊被捕。从此,他就為自己定了一個原則:“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達了對他的判決:無期徒刑。他收到判決書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滿感謝.不久,妻子与他离婚。

  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堅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帶到一個空室,几個管理員反擰了他的手臂,后面一個人按著他的頭,把一個鐵器塞進他的口中,強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進他的胃里。這個過程難受極了,但維尊絲毫不反抗。灌完后,膠管一抽去,鐵器一取出,他就站起來,舉目大聲感恩說:“感謝天父用這樣的辦法來養活我!”他在所長和眾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見證.后來,監獄管理員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窩頭時,他總是舉目望天大聲說:“感謝神用這樣的方法養活我!”

  1970年9月10月間,当局對吳維尊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1、吃飯前不禱告謝恩;念毛主席語錄。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說:這兩個要求,任何哪一個,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當作神來敬拜、把領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厭惡的;而人“万歲”是不可能的,連活100歲也很難,毛主席決不會“万壽無疆”、而是“一壽有疆”的,我為什么要說不合神旨意的胡話?70年代末期,天津系統在宁夏服刑的200多個無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吳維尊一人了。但吳維尊堅決不去申訴.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減刑裁定将他的無期徒刑已被改為有期徒刑6年,即再過6年后他即將被釋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書認為,吳維尊“确已悔改”,因此給他減刑。而吳維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著自己要把主過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當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擋神,因此坚决拒絕出獄.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獄之日,寫了“出監日呈文”,致信區高級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沒有“悔改”的事實。他說:

  在此,不得不冒著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許能諒解),對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終毫不悔改的行動表現,具體地、簡要地述說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在第一次預審開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題尚遠的對預審員所詢問的回答,實際上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間,凡是与“認罪”或“犯罪本質改造”有關的,或有牽連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只要与改造有關的,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質改造”相牽連.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划、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歷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了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在服刑長期間所對我強迫進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質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吳維尊决定“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采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后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与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离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厂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牆外邊,但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這個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后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愿)。另一個方面,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干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干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著下列兩個意義:(一)對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出狱后的吳維尊就成了“監獄牆外的無期犯人”。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吳維尊在宁夏銀川監獄范圍內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吳維尊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不在于吳維尊主动要与毛泽东征战,正相反,这场冲突之所以是真正的冲突,乃是因为吳維尊根本不想与毛泽东冲突;仅仅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地坚守信仰而被毛视为对自己构成冲突。这种冲突超越了平面上的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抗,而是因为顺从真理不得不在信仰毛泽东还是信仰耶稣之间作出选择。这不再是世界内部的对立,不再是因为世界内部的对立进一步更深刻地对世界之王表示孝顺。这种对立乃是因为自由。这种选择在逻辑上并不造成对任何他人的伤害。但是,这种信仰必然造成对假神事业的威胁。对于所有偶像来说,不在自己金像面前的下跪者就是敌人,而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直立者将成为文革伪神主义运动的真正障碍。在那些年月里,吳維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語錄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然而假神事业宁愿要仇恨也不愿意容忍被宽恕——被宽恕意味着自己仍然是有缺陷的,而有缺陷的就不是神。

  文革与吳維尊的信仰是完全对立的。在消极方面,为了文革事业必须消灭吳維尊式的信仰;在积极方面,为了使自己成为神必须发动文革——这个神以及所有参与这位假神事业的民众也奢望同时分享假神的荣耀,成为大大小小的神祉——文革假神事业的目的的确不是神圣的,乃是为了可以无所不为、无所顾及地占有别人的财产、地位和心灵。先肯定自己是神,然后实现灾民理想:否定他人并剥夺他们。然而无论是肯定自己是神,还是否定他人是人,都与圣经两条最大的戒命所禁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

  文革派首先否定有神,并通过这种否定肯定毛是神。而由于毛是神,跟随者也获得了神的荣耀和权力。假神不是要神的爱,乃是首先要神的权力,其次要神的否定权力——象神一样论断善恶。假神事业是一个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否定有神、肯定自己是神;这个假神可以否定他人;否定他人造成的罪恶感通过进一步肯定自己是神而消除;但自知毕竟不是神而进一步否定神以免除最终审判之大恐惧。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与基督信仰发生冲突。在这世界上存在很多宗教,也有各种哲学,这些观念或者支持和部分支持文革的假神事业,或者漠不关心文革的假神事业,对世界完全置身事外,或者只是某些环节反对文革的假神事业。但是,只有基督信仰是文革的假神事业每一个环节都加以否定,而且是不屑否定的否定,一种绝对之“不!”。这个绝对之“不!”并非为否定而否定,而是为了绝对之“是!”。基督信仰的终点不是“无”,乃是“一”,是一切。“福音不自我解释,也不毛遂自荐;福音不乞求,也不谈判;福音不威胁也不允诺。……然而在基督身上,上帝道出了他的真情,揭露了这个世界上的非上帝的谎言。通过否定我们的现状,上帝肯定了他自己”。

  所以不难理解,汉语政治可以容忍甚至利用任何宗教和哲学,但对基督信仰和基督教神学势同水火。毛泽东一直对佛教抱有好感。毛1955年3月8日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谈到: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9年10月22日毛同班禅谈话中再次重复这一点:“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61年1月22日毛再次告诉班禅:“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1975年6月毛会见外宾时的谈到:严复和“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毛后来在审阅《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时特别加上这样的批示:“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然,毛的骨子里是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法家哲学的真正信徒。1964年8月18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赞扬庄子:“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人,敲盆而歌。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毛似乎也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与回教建立统一战线,1936年5月25日,毛在陕北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宣布:“我们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在毛看来,“唯心论”也有“反动的唯心论”和不反动的唯心论之分,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同统一战线”。基督教无疑属于前者。基督教不仅是“人民的鸦片”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拒绝接受任何假神崇拜;并宣称任何伟大光荣正确的人都是罪人,并且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早在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七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对基督信仰的敌意不是没有“理由”的。更早在1924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201条针对共产主义的兴起就明确提出:“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1937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当时中国右翼知识分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基督教界一直反对共产主义,因为福音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 )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

  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假神取代真神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1948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1948——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1949年动用了12架次飞机,将总重100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1949年后,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对无神论,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其驱逐出境。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称中国发生教难,要求中国信徒信从罗马。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上海主教龚品梅发言“反对总路线”,他说“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

  不容否认,毛镇压基督信仰获得了无神论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合作。事实上,毛泽东不过是领导三百年文革的精英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已。儒释道禅哲学一并鼓励人可以成为神,而基督教的原罪观和末世论是对肉身成道的“神圣事业”的绝对侵犯。面对这种外来对神州的真正侵略力量,知识分子中的假神精英一直站在非基运动的前线。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George H Dunne,1905-1998)在分析沈傕式的反宗教心理根源时谈到:“沈傕是官僚主义阶层中的一员。这种官僚体制则是几百年来各种势力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地位,由而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来。利玛窦起初在肇庆、后来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扰,大多来自这些年轻秀才的煽动。”

  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导师(上师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确认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夺者,尽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这种“商业动机”。需要补充的是,面对宗教的挑战,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既得利益项目不仅仅是仆从在王权偶像之下的分赃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宗教要剥夺他们“做男人的特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妇女缠足、祖先崇拜等问题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而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一直“获益匪浅”。与此相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千百年来一直把吃喝嫖赌、说谎使诈视为一种“阶级特征”,但传教士们对此提出了规劝和警告。也许宗教在个人道德上的这些“过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反感往往是下意识的或隐蔽的。

  由此不难理解,当前文革反思最高的深度到康德、哈耶克和汉娜-阿伦特为止,而在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中,仅仅无神论的部分常被引证。事实上阿伦特对“现代极权主义”的批判,不过是重复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洞见。而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看法,乃是从柏克的相关批评所依据的宗教传统中获取灵感。没有人否认,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是一个基督徒对无神论暴政的忍无可忍。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开始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然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极权主义蔑视合法性:“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我们再看看托克维尔怎么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不是坏法律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教会自然与所有要废除的古老制度结为一体,毫无疑问,这场革命必当在推翻世俗政权的同时动摇宗教;从那时起,无法说出革新者一旦摆脱了宗教、习俗和法律对人们的想象力所加的一切束缚,他们的精神会被哪些闻所未闻的鲁莽轻率所左右。但是认真研究过国家状况的人本不难预见到,在法国,没有哪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尝试,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

  勒庞揭示了这场“最不人道的革命”乃是基于“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但是,勒庞毫不保留地服庸柏克的观点:大革命中的激进派曾经力图普遍地改造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推行户籍身份非宗教化,在最激进的地区掀起了一场毁坏所谓天主教的“外部标志”的风潮,砸烂教堂中的圣物圣像,在圣母教堂前焚烧圣经中君王的模拟像……我们无往而不在服从与受支配之中,虽然现实生活中有上下之别,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分,但所有人生下来都同样要服从那永恒而先在的伟大法律(上帝、自然之法)……如果人对人的支配都是上帝的安排,那么这种支配就必须受到上帝所给予的永恒法律的制约。

  所有文革的研究和反思都抱有这样一种善意:让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能避免文革暴政的伤害。与此相关,“中国能否避免下一次文革”,“文革会不会再发生”,也成为文革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文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生,也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小规模地发生(到处是形形色色的个人狂妄,到处是形形色色的多数暴力);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继续任凭自己挣扎于“有灾变无信仰”的沦陷状态中,文革将继续发生,并将作为更为严重的惩罚而超越过去的危害程度。文革一直存在还将继续存在,这种悲观现状与前景更与三年文革之后的反思局限有关。

  人们将导致文革暴行的那种现代性思潮视为避免文革的出路。这种现代性思潮就是所谓的启蒙思潮,在“重新启蒙”、“启蒙万岁”的口号下,对中国文革的反省却回到了法国革命的出发点。反省者毫不保留在赞成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人类的根本问题正相反,人类的愚妄恰恰在于:第一,本是有缺陷的(道德和理性),自己却加之于自己一种成熟状态,一种自以为神的狂妄;第二,这种自以为是目的首先在于成为别人的启蒙者,然后在于攫取被启蒙者的精神崇拜和物质奉献;第三、人类一直成熟地犯罪,但有时候故作不成熟姿态(故做小儿状或与怂恿“小儿”站在“三大革命”的前线),乃是为这犯罪寻找免除责任的借口。启蒙思想的无知或伪善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宣称要唤醒别人的权利意识。然而,权利意识根本不需要唤醒,这是人的罪性或第二天性;人们有时候放弃权利要求,恰恰是因为他们成熟地进行了理性的盘算而不是因为愚昧无知。第二、宣称要唤醒别人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者,乃是要唤醒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意识,从知识权力直到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启蒙思想的谬误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事实错误。人类的灾难绝大多数来自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却不愿意“运用自己的谦卑”。第二、真理错误。启蒙的逻辑前提是:启蒙者本身是理智者、是精神导师,但这一智力优势完全是一种自以为是,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理智”的结果。这种智力或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思潮是所有现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基础。事实和真理正相反:人在灵魂上是平等的,在神以下都是蒙昧者;但人有神的形象,但这形象不表现在启蒙别人,乃是顺服真理和爱人如己。悲剧在于,本是瞎眼的却要为别人领路,而其“理智”目标并非自由,乃是不择手段地获取领路人应得的各种回报。权威和食物,无限的权威和无限的食物,这是所有启蒙者打算向被启蒙者或草丛下面的猪索要的全部礼品。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是文革全部口号的注解。这句口号几乎等于说:“要不理智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事实上,无论怎样运用理智,勇气和理智都无法分辨它所运用的是纯粹理智还是混合勇气的理智、超人意志或非理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勇气所追求的目标同样是利益最大化——权威和无限的权威。托克维尔在另外一个地方精确地反对了这种狂妄:“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至于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祂的权力相等的”。托克维尔的“上帝”不是一个逻辑假设或先验判断,而是创造者、主权者、审判者和救赎者;祂不是存在者,乃是一切存在的原因。托克维尔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乃是因为来自启示真理,来自人的“勇气”在绝对真理面前的折服。缺乏在真理面前的谦卑是真正的蒙昧,连基本是非都是无知的,而且善恶不辨,缺乏“分别为圣”的意愿和能力。神是人类唯一的启蒙者。文革继续上演的根本原因是:愚妄人继续做启蒙之神。

  无神论是人民的鸦片。启蒙是这鸦片绽开的骄傲之花——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及文化大革命,不过是骄傲之花在灾民或亚灾民沃土中结成的罪恶之果。文革精神的本质就是人的骄傲,就是不知道羞耻。但基督教并只有基督教,是骄傲的葬身之所。道成肉身至少为文革灾民宣明了两条悔改得救之路:第一,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马书12:3);人算什么,“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祂赶散了。”(路1:51)。第二,“不要看任何人为无价值的,因为基督为他(她)而死”。

11 thoughts on “文革中的基督教会”

  1. 王志明(1907年-1973年12月29日),中國基督教牧師,雲南武定人,苗族。

    王志明出生在中國雲南省武定縣下長沖。雲南北部以武定灑普山為中心的地區是中國內地會的一個重要傳教區,信徒以苗族為主。1913年到1924年間,王志明在武定大阱和灑普山中國內地會為當地苗族人所辦的教會學校裡接受教育,畢業後成為教會學校的教員,從教19個年頭。1940年起任滇北地區內地會灑普山總堂傳道員,1948年按立為灑普山總堂牧師,成為當地教會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1年,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出中國,王志明繼續負責當地教會。他雖然忠於國家,但拒絕參加當地的批鬥地主和反對外國人的活動。五十年代,他與其它五位苗族教會領袖在政府要求下簽署了「三自宣言」。但他拒絕參加任何批鬥大會,認為「我的手曾為眾多信徒施洗,不可用來沾染罪惡」。 文革開始後,在1969年,包括王志明在內的當地21名基督教領袖因反對信徒參加「三忠於」活動被逮捕,1973年12月29日,66歲的王志明被中國判處死刑,在當地萬人批鬥會上被槍決。

    身後1980年12月1日,王志明得到中國政府的公開平反。

    1998年7月9日,英女王宣布20世紀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包括波蘭神父聖國柏(St. Maximilian Kolbe; 1894—1941年)、因信仰被父母殺死的南非原住民少女梅思默拉(Manche Masemola;1913—1928)、烏干達聖公會大主教魯溫(Janani Luwum;1922—1977年、俄國的聖伊麗莎白(St. Elizabeth of Russia;1864~1918)、美國黑人民權領袖及牧師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年)等,其中唯一的中國人就是王志明,他的塑像被雕在倫敦西敏寺的西門上,成為西敏寺唯一紀念的中國人。

  2.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宗教自由日趋恶化。多个省市的家庭教会日前发起联署,谴责当局的宗教打压已达到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鉴于中国各地政府官员对家庭教会采取驱赶、查抄,甚至取缔的政策。中国牧者发起维护基督教信仰的联署签名。首批29名牧者代表四川、浙江、贵州、福建、广东、北京及上海等地的家庭教会,于本周四(8月30日)晚,以真实姓名向中国政府和世人发出他们的声音。

    声明写道,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在公共敬拜和信仰实践上,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程度不一的逼迫、藐视和误解,甚至包括各种企图改造和扭曲基督教信仰的行政措施。其中一些粗暴的举动,是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如,拆毁教会建筑的十字架,粗暴干涉基督徒家庭悬挂、张贴的十字架和春联等信仰表达,强迫和威胁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强迫教会悬挂国旗或歌颂世俗国家、政党,禁止基督徒的未成年子女进入教会和接受信仰教育,剥夺和取缔教会和信徒的自由聚会等。声明称,我们认为这些诉诸公权力的不义之举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政教冲突,这些行为违背了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也有悖于普遍的法治原则。我们有责任告诉掌权者和全社会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一切压制和对基督教会的一切迫害都为上帝所憎恶,并必将受到上帝公义的责备和审判。

    今年6月以来,持续受到公安冲击的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宁牧师,本周五(3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教会只是这个身体有形的彰显。中国凡是在基督里的教会早就应该一统在基督里发出声音,不仅仅是在为难的关头。即使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也应该发出一种声音,一同来走唯独圣经的十字架信仰的道路,向良心交账”。

    一周前,圣经归正教会聚会点再遭公安登门拍摄。黄小宁表示,政教之间是彼此相关和祝福的一个生活原则,执政者应该善待教会、尊重牧师。他说:“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国不是党。党是受国民的托付,治理、保护及祝福国民的。不是来辖制、来恶待、来逼迫国民的。我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有知错悔改的美德”。声明向政府阐明四项立场,包括在任何情况下,教会都情愿和有责任以和平、忍耐和怜悯之心,承受来自政府和社会一切可能的逼迫、误解和暴力;不带领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不会在宗教管理部门登记,也不接受任何方式的挂靠。声明强调,教会将预备承担一切损失乃至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代价。

    最近一个月,中国河南、安徽、江西等地先后发生过百起宗教逼迫事件。在重灾区河南已有一百多个教堂及十字架遭到强拆,教会被强制解散或取缔。面对逼迫,浙江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表示,各个教会已经做好应对方案,包括随时来临的被断水、停电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甚至判刑,他们将用生命的代价保护自己的信仰。专注于改善中国基督徒信仰环境的美国民间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本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近期的大规模打压教会行动乃是中国四十多年来所罕见:“是文革以来,全国性的最严厉的逼迫,已经伸展到中国的各个省份。此次逼迫已不单纯是针对家庭教会的领袖和对教会的行动,乃是对中国基督徒的宣战。而且公然在很多的地区,开始逼迫信徒来放弃自己的信仰”。傅希秋表示,历史证明,教会越受到逼迫越会发扬光大。他相信,经过此次大逼迫,中国基督徒会将迎来更大的复兴。

  3.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

      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他很快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笑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

      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人们难道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

      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工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也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这两位妻子吃错了什么药。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

      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逸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

      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主席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

      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带李敏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空政文工团战士陈惠敏,是毛主席舞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其父陈玉生曾任新四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参谋长等职。在讲到毛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陈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

      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的秘书,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胖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很结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老大爷闲不住;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的父母。叶师傅说,张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呆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点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

      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写信,要求邓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有一阵,张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

      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DX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把她推荐给主席,用意据说是企图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作派叫主席受不了。终于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在毛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出嫁。据说是嫁给了一位老将军的儿子。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期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更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号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致悼词。这是邓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五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四月五号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四月七号,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悲哀一个接一个,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不到一个月,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厨柜都不缺。张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在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也些房屋倒塌。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篷。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追悼会。
    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记者为江写的《红都女王》,悄悄地大家在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

      十月七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我说:“是的,你是哪位?”“这里是39局。中组部X部长请李普同志说活。”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

    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四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秘兮兮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

      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们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4.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后来听说,此案报到了中央文革,上头十分重视。于是立马成立专案组,并由军管组长亲自挂帅。这事还要从抄家讲起。抄家古已有之,清朝乾隆皇帝死后,宠臣和珅被继位的嘉庆皇帝抄家,抄没的家产,价值之巨大超过国库。故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然而如此广泛、普遍的抄家,接连不断的抄家,却是前所未有的。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又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第一次抄家之后,我还整理一下,然而刚整理好,抄家的又来了。如此反复几次,不胜其烦,只得任由衣物、箱笼和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这样倒好,各地的红卫兵来过几茬,后来的觉得没有油水,也就不来了。

    不久,又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来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说它规模大,是因为来了十几二十个人之多。他们查抄之细,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我家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儿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这十几二十个人,每一本书都翻个遍。因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们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辛苦,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更多的是好奇。这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南局大院里其他干部恐怕都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究竟所为何来?渐渐地我发现,有的人认真地在一页一页地翻,有的人拿起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马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了,似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有一位还没翻几本,就点着一根香烟,又递给李普一根,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抄家,是由王匡家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来中南局以前是广东省委侯补书记,兼管过港澳的工作。我们和王匡认识却早在解放以前。王匡和李普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李普来中南局工作,是经过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于管过港澳的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更要命的是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这还了得!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嘛!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说来话长。野战分社有一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这张分社全体人员的照片。她印了很多张,分别寄给照片上的人。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张。有一天,我和李普在王匡家谈天,他们一同辨认照片上的人。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那时,前线分社自带电台,记者写的稿子,都由译电员译成电码,报务员用自带的电台发给总社,因此有译电员、报务员。这样简单的事,只要问问当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识的人也想得到,决没有一个暗藏的敌特会把成员名单和照片堂而皇之地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但是,立功心切的人们,却如获至宝,把它看成一个大收获!接着,就有了我们家的抄家。

    事有凑巧,在我家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这下好了,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有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还有抄好的电报号码,又有子弹。这不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儿吗?不是特务是什么?我们家怎么会有子弹呢?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我家曾住过两三拨红卫兵,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我女儿干的。文革初期我们收听电台的广播,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现在成了又一个“铁证”!我记得军管组的头头刘组长有一次提审我,没有一个专案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满屋子都是北京来的军人,看样子全是军官。那气氛真是严肃到了极点。他们一言不发,而刘组长提的问题,都是有关叶剑英的。我只是一个小翻译,能知道什么?只能实话实说,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叶剑英那样感兴趣。原来这个“案子”又同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应当说是有极大的关系才对。

    我父亲是国民党里的一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很小,特别是他的“背景”很不简单。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这个“书记长”毫无实权,是摆样子的,根本不能同我们这边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日寇投降后,钱大钧接收上海,叫我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钱大钧下台,我父亲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民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当地土绅迎接解放,解放后送我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工农家庭出身的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他说我这话毫无道理,是十足的狡辩,是一派胡言。从他说话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肃地说的,那是他百分之百的真心话。这才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们已经肯定我是我父亲派进共产党内来的,我还能说什么使他们相信呢。我突然想到,我曾从我父亲那里搞到过情报。我就说:“我没有为我父亲做任何事情,反倒是从我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果然去调查了。这些情报确实发到了延安,还得到了延安的表扬,不过我自己一直不知道,这在地下党并不奇怪。这样,我得到了“解放”。

    1972年我先“解放”了,然后李普才有“解放”的可能。严格说来,是我的家庭出身连累了他。入党以后我无数次填表,这些事从来没填过。这类事是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事,是应当干和必须干的,有什么好填的呢。我当时真是想不通,现在想来,一点也不奇怪。延安1942年整风、抢救运动时,不用什么证据就有可能被打成特务。后来,堂堂国家主席,竟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我们这个“大案”要定个罪名太容易了。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我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我还可以定期回家去洗澡。我每天要写交代材料。我把我的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接触的人,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写了。近年来读到李锐的诗,其中写延安整风的诗有这么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我深有所感,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想不明白专案组究竟怀疑什么。有一天,我去找我的专案组组长,对他说:“你把我关单间吧,你们究竟怀疑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我没说清楚,你只管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受任何处分。”他并没有把我关单间,只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和专案组某些有良知的同志。他们没有冤枉我,如此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经过跑遍全国的内查外调,终于烟消云散,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李普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也拿掉了,恢复了清白之身。所以,有朋友对李普说,他是文革的得益者。可是,这个“益”实在来得太不容易了!我们能活到现在,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过了很多年李普才知道,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政策研究室的苏如试和黄书泰两位,特别是苏如试,他们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请求外调把这件事弄清楚,幸亏又得到了军管小组的批准。李普说,苏黄两位是他们政研室公认的两个最守本分、最老实的人。后来我们到广东,见到了当年研究室许多老朋友。李普为了再证实一下这件事,当众问道:“老苏,我档案袋里确实有一顶‘特嫌’帽子吗?”老苏回答:“有啊。”我想,我们真是运气好,要是没有他们自告奋勇呢?

    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前夕,钓鱼台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文革期间,国宾馆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14号楼、16号楼),康生(8号楼)、陈伯达(15号楼)、江青(8号楼,11号楼)、张春桥、姚文元(9号楼)也都集中住在这里,于是它就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办公、生活驻地。1976年底,我被调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宣口。中宣口设在钓鱼台。它担任的是过去中宣部的任务。这时,距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而遭到“砸烂”已经十年之久。又一年多后,中宣口就正式恢复为中宣部。中宣口由耿飙同志挂帅,另外几位领导是朱穆之、华楠、王殊。搞宣传 业务的那时叫宣传组,我去时,这个组连我只有“七八条枪”。原《日报》副总编王揖是头儿,下面是从中调部调来的何凤岐、萧枫同志,从部队调来的李开伦、郭集羅同志。另外有办事组,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这时的中宣口是相当精干的。久已闻名的钓鱼台曾经是“四人帮”的巢穴。我只知道它警卫森严,还有点神秘。通知我去报到时,我问怎么进去啊。对方说你只要报出你的 名字,就让你进来了。” 果然,我就这样进了钓鱼台。后来我才知道,凡是 在钓鱼台工作的人都没有工作证,可以自由出入,而对外来的入却査得极严。先要通知门卫,进来时严格核对人数、车号等等。我很奇怪,曾就此事问警卫同志。他们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都必须认得,只要见过一 面,就必须记住。我说,这真不容易!他们说:我们就要练这个功。他们就是有名的8341警卫部队。

    我首先找到朱穆之同志。他曾是新华社社长,是我的老领导。穆之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来!然后又说: 告诉你,这里的伙食很好!据我所知穆之同志十分严肃,除工作外不谈生活上的事,怎么这次刚一见面就谈起伙食的好坏了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钓鱼台的伙食的确价廉物美,尤其是遇上宴请外宾,宴会吃不完的菜合在一起煮成一锅,五分钱一份,里面鱼翅、海参,什么山珍海味都有。这种菜也有一个名字,叫李鸿章菜。据说,晚清李鸿章有一次宴请外宾,外国人觉得中国菜非常好吃,预定的几道菜吃完了以后,还要求加菜。可是厨师没有准备,慌了手脚。怎么办?李鸿章毕竟老练多智,叫厨房把所有剩余的菜烩在一起,没想到,味道反而特别鲜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创新。从此,人们就把这种杂烩菜称为“李鸿章菜”。宴会中的小点心卖给我们也是几分钱一碟,钓鱼台的乌鸦多,工作人员有时晚上打乌鸦,第二天我们就有乌鸦吃。

    我们最早占用的是十七号楼。这是这里最大的一座楼,原来是江青看电影、打乒乓球、看戏、开会的地方,有大小会议室、放映室等等。耿飚等领导在一楼,我们宣传组在二楼,一人一间房,工作和住宿都在各人房里。进钓鱼台大门左手边一座楼原先是王洪-文住的。我们去时,王洪-文专案组的人还在那里工作。每天深夜,都可以看到灯火通明。据说,王洪文的抽屉里、床头柜里都是大把的钞票。逮捕他之前,他已经在夺中央办公厅的权了。他在那里装了十七部电话。他叫他的秘书以中央办公 厅的名义给各省打电话,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汇报。[据另外一篇回忆录:汪东兴同志宣布分组名单。共分四组,每组2人。我和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傅家瑞负责王洪-文处的清查工作。……此外,还有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总共一千来元。当我们清查他从上海带来的那个警卫员的房间时,在废纸篓里也发现一个未拆开的信封,同王洪-文装钱的信封一样,是上海同一个单位发的生活补贴,只不过钱比王洪文的少,每月有15元。]关于江青,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了很多事。她的淫威使人人怕她。尤其 是她总是疑神疑鬼,总怕有人害她。她一出来散步,在路上走的人就得赶快避开。江青一旦遇到面生的人,就会怀疑此人是要害她的人。因此,如 果在路上不小心碰上她,搞不好就要倒大霉。不记得是哪一位工作人员 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江青岀门散步,照例有警卫员陪同。她不知怎么滑了一下,还没跌倒的时候,警卫员赶快上前扶了一把。这下坏了, 江青硬说是警卫员要害她,一定要开除这位警卫员。警卫的领导开会研 究,认为遇到这种焙况警卫员赶快上去扶一把,是他的职责,无可非议。但是,同江青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们就悄悄地把这位警卫员调到了人 民大会堂°事有凑巧,江青有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又碰见了这位警卫员, 于是再一次大发脾气。景后,这位警卫员只得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放映员告诉我们,江青看电影和别人不同,看到她喜欢的地方,她叫停,就得停下来,要倒过去再看一遍,就得倒过去。有时看了一半,说累了,要休息一下,又得停下来。放映员还要陪她打扑克,一定得让她赢,还不能让她看出是放意让贏的。这位放映员多年为江青放映电影,讲到江青,他总要叹口气说:真难伺候!张春桥住的楼也很特别,它的窗户都是蒙起来的,据说用的是皮革, 所以白天也要开灯。张春桥号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专门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连他住的地方也阴森森的。这个张春桥在他们张狂的那十年里,确实很少露面。参观了“四人帮”的巢穴,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不久前这个望而生畏、闻之生厌的钓鱼台,今天我们居然也能在这里工作!

    “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晚被逮捕的。这天晚上,耿飚同志奉命进驻了广播电视局。《人民日报》和新华总社是7号派人进驻。耿飚同志详细讲了他执行这一任务的经过。他说:10月6号下午2时,华国锋给耿飚打电话,并派车把耿飚接到他临时的住所东交民巷15号。华告诉耿飚,4月30日毛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谈到某些省的情况并表示担忧。毛主席的语言已经很难听懂了,他用铅笔写了两张纸条,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 一张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华谈到中央的情况时,说他们几个人不听他的,很难办。毛主席又写了一张:你办事我放心,最后又写了:照过去方针办。的纸条。华边说边拿出了那四张纸条,并说,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没有什么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阵报上经常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有人要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所欲为。尤其是4号《光明》署名梁效的文章。他叫耿飚在家等他的电话。从华国锋家回来,耿飚吃完晚饭看电视。8点钟,华国锋又打电话,要耿飙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这时,华国锋、叶剑英都在,另外,还有北 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副司令员邱巍高。华国锋和叶剑英当即给耿飙下 达任务,要他和邱巍高立即去控制广播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同时给了他一个手令。手令写的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 10月6日

    耿飙到广播电视局的办公大楼时已接近10点。他先拿出华国锋的 手令和毛泽东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当时的局长邓岗同志 看,并说他是奉命前来帮助工作的。邓岗同志愣了一下,耿飙就对他说:“你要不放心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那时姚文元已经被逮捕了)。” 邓岗说,不必了。于是,耿飙就让邓岗叫副局长等带上铺盖到办公室来,住在办公室办公。他当即部署了两件工作:一是把所有次日要播出的声带检査一遍,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必须通通剪掉; 二是把直播室的钥匙 交出来。第一件事,有关人员立马照办了。第二件事遇到了阻力,管钥匙的同志,死活不肯交出钥匙来。这不能怪他,广播电台有一条死规定,直播室的钥匙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当吋“四人帮”被捕还没有公开,他不了 解情况,怎么敢交出来。怎么办?耿飙就派了两位警卫战士把守直播室的 门,任何人不得入内。北京市广播电台耿飙也派人釆取了同样措施

    耿飙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将领,建国后出任过好几国的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既有将军的胆魄,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由他来担此重任,无疑是十分合适的。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时就认识他,他那时是交通处处长,我是翻译。宣传口每星期召集宣传部门的领导开一次例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提岀宣传的重点。我记得最初一个时期宣传的重点是: 揭批“四人帮”,宣传华主席,宣传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纲领,“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同时又提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要提。我们宣传组的日常任务是看当时的报刊,并帮助审稿。送中宣口审査 的稿件,都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各自写在纸上,或加以修改,由王揖统一修改后交上去。这倒不是说我们这几个人有多大能耐, 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知道中央精神较早、较详细而已。遇到要奉命写重要的文章时,常常把《日报》的王若水、范荣康找来,一起商讨并由他们 执笔。他们两人是宣传组的常客。那时,我们或多或少以为粉碎了“四人 帮”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对中央下达的精神深信不疑,只是有两点很不 理解。

    一是报上看到宣传华国-锋时,写了一些华国-锋在当游击大队长时怎样打仗的故事,有的地方还编了交城山、交城水的歌,只是没有像 《东方红》那样传开来。我们多次议论,这种宣传,对华国-锋并没有多大好处。另一点更加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还要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耿飙同志的解释是:宣传上不能急,我们中国是只大船,船大了转弯要慢,快了会翻船。听说叶帅的儿子曾去看过胡耀邦,耀邦同志要叶帅的儿子给叶帅捎三句话: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生产狠狠抓 群众乐开了花。” 我们十分盼望邓小平早日出来。电影《甲午海战》中有个邓世昌,影片中称他为邓大人,我们同许多国人一样,也称邓小平为邓大人。盼啊,盼啊,这位邓大人就是出不来。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 《学好文件抓住纲》,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岀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们又不理解了, 难道说“文化大革命”也是对的?穆之同志说,这社论没有送中宣口审。后来了解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华的意思组织一帮人写的。经汪东兴审定,报华国锋批准后发表。我们议论:如果按照社论的观点,邓小平就不能出来了。

    这一年的7月间,有风声说邓大人快要复出了。那时,盼望邓小平复出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步骤。我们几个又着实忙了一阵。我们一致决定,邓大人一旦出来,必须大大庆贺一番。怎么庆贺呢?中国人的习惯无非就是吃一顿,喝点酒。那时还不兴上饭馆。我们议定,每人准备一份吃的。我的任务是买酒和饮料。我记得,酒和饮料加起来,一共是十九瓶。王揖买的是熟食罐头,还有买西瓜、买别的东西的。那时,物资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我们几个分头开了车东奔西跑,很快就把所有东西都备齐了。但是,好消息迟迟不来,我们看着那些吃的,等啊,等啊。1977年7月下半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好不容易等来了这一天,那高兴就别提了。

  5. 沈容 1922-2004,苏州人,前新华社翻译、记者。其父沈泽苍,国军少将,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将军的部属。沈容16岁时结识李普,由李普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多次偷抄父亲的“绝密”情报,转送李普。1945年8月,已经就读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沈容,进入《新华日报》当翻译,并与该报记者李普结婚。1949年钱大钧逃台,沈泽苍选择了新中国。1957年反右,沈泽苍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判罪历史反革命入狱,于狱中瘫痪,1978年离世。衍水周刊选编过沈容的[月坛北街5号],是沈容记叙在月坛北街与叶子龙张玉凤做邻居时的见闻。同此篇,沈容以宽容温和的女性记忆和反思,记录了许多非常岁月里的故事。

    这座楼二战前是协和医院,它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大型综合医院,设备先进,是民国最著名的医院。其建筑宏大典雅,属中西结合的风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该医院被华北日军司令部改为日军总指挥部办公大楼。1945年12月初,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这是由国共两方、美方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是为避免及调停国共双方军事冲突所设。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从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每次乘飞机,我总会想到第一次乘飞机的经历。那不仅仅因为我从没乘过飞机,更因为那是一次很特殊的飞行。那是1946年初,我们从重庆飞往北平。我是从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外事组调往刚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而从重庆飞往北平的。日本投降后,由美国出面调停,进行国共和谈。我由《新华日报》调到外事组,翻译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会谈的记录。会谈的结果是双方同意发布1月13日的停战令,即在1946年1月13号,国共双方就地停战;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停战事宜。执行部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我方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我是和李普、刘白羽[长江三日]、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张维冷、杨庚同往北平的。我和张维冷去执行部当翻译,杨庚派往《解放三日刊》,其他三人都是特派记者。

    我们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上了飞机我们才知道,同去北平的还有国民党的六位人员。现在的民航有舒适的躺椅,还不时有空中小姐送来吃的东西。那时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两排面对面的硬椅子。国民党的人坐了一排,我们坐了一排,面对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看见我们这些人是怎样想的。我心里可有些紧张。多年的地下工作使我忘不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盘问。我本能地觉得应该提高警惕,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出发前由于调动工作、要乘飞机、要到从没去过、刚从日本手中夺回来的北平而兴奋的情绪,至此一扫而光。我们都不说话,只交换几句无关紧要的、必须说的话。双方坐定后,我仔细看着对面的人,原来他们显得更紧张,谨慎而好奇地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天天骂我们“共匪”,天天要捉共产党,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就在他们面前。机上的美国兵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牛皮纸做的口袋。让我们系好安全带。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但是由于对面坐的是国民党人,我们都保持沉默。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一切就绪,只待起飞。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这种沉默的空气,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长。终于,发动机的一声轰呜打破了这种沉默,飞机起飞了。开始感觉还好,不久胃里就翻腾了。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胃也越来越难受。我们几个人脸色都很难看,看得出来是在拼命忍着。对面国民党的人也在忍着。这是一场无声的竞赛,比耐力的竞赛。谁也不愿先吐。

    最先吐的还是国民党的人。他们有一个人先吐了,接着其他的人也跟着吐。这一下可不行了。面对面看着他们吐,我们也忍不住了,一个个吐起来。那个牛皮纸袋就用上了。这吐啊,真叫人难受,吐完吃的东西就吐黄水,胃里翻江倒海。只要有一个人吐,马上就连锁反应,接二连三地吐起来。从重庆到北平,现在大概只要两三个小时,那时,那种小军用飞机飞了五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真是长极了。我们谁也顾不上观察谁,只盼赶快到达目的地。我已记不得我们是怎样到达北平的,怎样进城的,只记得到达住宿地时已是深夜。北平是什么样,这一晚什么也没看见。后来,我离开执行部调往上海的时候,我又乘美军的军用飞机。这次没有吐,但遇到另一种情况。和我同机的是美方的一位上校带着夫人和两三个随员。我先到机场,先上机。这架飞机上没有椅子,空空荡荡。我在靠机头的地方放下我的行李袋,然后靠着行李袋坐下来。美方人员上机后,在机头的的另一端铺上毯子坐下来。我们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这次飞行很顺利,靠着一个行李袋,半坐半躺就像坐了软席。可是,到达上海时问题来了:我怎么进城?去北平时我们有六个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是女的。当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人来接我。有一辆敞篷卡车来接美方上校。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进了城再说。于是,当美方人员往车上放行李时,我也把我的行李袋扔上卡车,跟着他们爬上了车。上车以后,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万一他们把我扣留了怎么办?各种可怕的念头立即涌上心头。越想越不对,越想越可怕。车在向前奔驰,上海市区在哪里呢?往两旁看看,都是田野,显然是远郊区。我决心到市区就脱身,捺着性子坐在车上,而郊区好像没有尽头。好不容易看见前面有些行人和房屋,我立即作好准备,一到有人的地方,就使劲敲驾驶室,叫停车。汽车一停,我把行李往车下一扔,跟着就跳下了车。站在路边,举目一望,这哪里是市区,不过是近郊区,所以有些行人和小店铺,离市区还很远。我好不容易找到一辆黄包车,直奔生活书店,找到胡绳,就算是到家了。

    我们到北平的第一天,住在北京饭店最高一层楼。那里原来像是个大厅,现在摆满了床,中共方面来的人先在这里住一晚。在北京饭店,美方、国民党、共产党各占一层楼,楼层的分配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的。中共是哪一层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三层。我们原先住在三层,后来,来的人多了,我就搬到翠明庄去了。翠明庄原来是日本人盖的,每间房都有壁橱,门是推拉的。日本人睡榻榻米,白天把被子放在壁橱里。我们去时,每间房都放了床。叶剑英住南池子拐角的一所院子里,人称叶公馆。叶剑英是我们的首席代表。那房子过去大概是什么王府。我和李普有时去看望他。李普是记者,哪里都要去了解情况,我也跟去了。叶剑英和李克农的个性正好相反。李克农总是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不苟言笑,好像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叶剑英工作时严肃认真,工作之余喜欢说说笑笑,甚至和我们开个玩笑。他会休息,会玩,有时带我们到北海公园去玩,租几只游艇,让大家玩个够。有一次,叶剑英兴起,带了几个人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我正巧碰上了,也就一同前往。那时的全聚德没有现在的设备,楼上是雅座。所谓雅座,也就是隔开几个单间,连门都没有,只是挂上一块白布帘。上菜的时候,堂倌用肩把将布帘一顶就进来了。

    同去的有谁,我记不得了,好像有荣高棠。当我们就座不久,就发现不断有人在白布帘外窥探。原来这天来吃饭的人听说中共代表叶剑英来了,都想来看看叶剑英是什么样的人物。从楼上传到楼下,楼下的人也不断上来,只听得楼上楼下川流不息。我们正不知怎么办,叶剑英叫堂倌把布帘打开,让大家看!更没想到,他站起来,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说我们不想再打内战,但是蒋介石却处处毫无诚意,一再违反停战令。叶剑英身材魁梧,威风而又潇洒的仪表,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他讲得有根有据,态度诚恳亲切,赢得了阵阵掌声。讲完,听众满意而去,我们也高高兴兴乞起烤鸭来。这是我第一次吃烤鸭。又有一次,国民党组织了一帮特务流氓,打着“还乡团”的小旗,在执行部门外闹事。他们气势汹汹,大喊大叫,把执行部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我们都出不去,在楼上看着这帮流氓闹。这个事件还是叶剑英解决了,他叫人让流氓代表来谈,这帮人本是乌合之众,哪里是叶剑英的对手,叶剑英很快就把他们打发了。

    在北京饭店,我们吃的是西餐,和美国人、国民党的伙食一样,餐厅是分开的。早餐有三个煎鸡蛋,一块火腿,一杯牛奶,还有面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加面包等等。我和李普都很喜欢吃这样的西餐。这比重庆新华日报社的伙食好多了。到翠明庄以后,从解放区来的一些同志吃西餐吃不饱,要吃中餐。于是改为中餐,伙食标准不变。早上是稀饭、馒头、小菜。午餐和晚餐也改为中餐,米饭、馒头随便吃。我和李普还是喜欢北京饭店的早餐,常常拿了饭票去北京饭店吃西式早餐。在北京饭店,有一次我遇见一位中央大学的同学。在学校时本来都认识,但这时我看他进了国民党的饭厅,他看我进了共产党的饭厅,我们彼此都很惊讶,却也谁都不搭理谁。到北平后,使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看到了日本战俘在北京饭店一带扫大街。日本终于被打败了,我们胜利了!虽然我知道日本的投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的投降,以及美国在广岛扔的原子弹促使它不得不降,但不管怎样,日本人终于被打败了!抗战八年多么不容易呀!在北京饭店东,王府井大街北面拐弯角上一家邮局的前面,经常有两三家地摊,出售的全是日本人撤出北平时留下的东西。有日本和服、西装、日本式的茶壶、茶杯以及其他日用品。我经常去逛,看看地摊上的这些东西,能使我感到日本是真的被打败了。在前门的旧货市场,也有很多日本人的旧西装出售。有一位姓孙的同志非常熟悉前门的旧货市场,热心为从解放区调来执行部工作的同志买西装、皮箱等物。我们叫他孙大哥,他原来在《新华日报》管总务,解放后当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现在日本人大概长高了,那时的日本人确实都比较矮,个子高的同志还不容易买到合适的西装。

    执行部工作的地点是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医疗设备已全部搬出去了,病房都变成了办公室。我的工作是翻译备忘录,本来张维冷也是调来搞翻译的,后来没来。领导文字翻译的柯柏年要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延安的同志对蒋管区来的同志的业务能力不大信得过,所以要考一考。他给我和张维冷一人一份文件,要我们翻译出来。我们两人在一间房里应考。我比较老实,坐下来就干。张维冷却不服气,他写了两句就把笔一摔说:“老子革命这么多年,还没人考过我。”他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过,英文翻译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劝他不要生气,翻译一篇文件有什么了不起。他拿起笔又写几句,但总是气难平,终于不干了。他去了《解放三日刊》工作。我们译的备忘录,都是执行部派出去的执行小组从有争议的地点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国民党军队首先开枪,占了我们什么地方,打了我们多少人,夺了我们什么武器等等。我们把这些材料翻译出来最后常常加一句:一切严重后果由国民党方面负责。马海德是德国医生,很早就到了延安。现在他在执行部,名义上是中共聘请的医生,实际上为我们翻译的备忘录在英文上把关。马海德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为人随和、幽默,还会来两句京剧。柯柏年很严肃,从不开玩笑,也不随便聊天。

    不久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中,请来了两位雇员。一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光美,一位是宋平的小姨子陈舜贻。王光美当时是辅仁大学化学系的助教,陈舜贻不知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两位雇员的作风却截然相反。陈舜贻埋头工作,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不同任何人谈话。王光美大不相同,注意打扮,比较活跃,每到吃饭的时候,在饭厅旁边的休息室和人聊天。执行部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她喜欢和别人聊,问长问短。总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当初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关系请来的。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我和柯柏年、章文晋一个小组,在会上他们谈到这两位女士,怎么一个闷声不响,一个说个没完,有些不放心。他们说我是女同志,容易接近她们,要我多和她们接近,了解她们的情况。于是,我有空就到她们的办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见我去,仍是话很多,问我:“你看看这句话这样译对不对呀?”等等。后来她被调去和美方联系我方乘飞机的事,李普到华东一带采访,每次都通过她联系美军飞机。执行部解散后,她撤退到延安,在西柏坡和刘少奇结婚。解放后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去执行部是因为她的一个哥哥是党员,叫王世英,妻子叫王新。他们夫妇俩和我们常来常往。陈舜贻译的速度还算快。我去她办公室时她只是请我坐,再没别的话了。我要想法打开她的话匣子,就问她来这里工作习惯不习惯。她只是点点头。我只好单刀直入,我说:“你来这里也有些日子了,怎么没听你说过话?”她望着我脸红了,她说:“人们都说共产党人很凶,很可怕,所我不敢说话。”原来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说:“你看我凶不凶?”她说:“你不凶。”我说:“我就是共产党人呀。”和陈舜贻的谈话,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汉奸在沦陷区的反共宜传实在厉害。以后又有一些事,证实了我这种感觉。

    贺龙同志要去医院看病,我跟他一同去检查身体,因为那时我怀孕了。我们一进医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观看。他们认为贺龙是土匪头子,都要来看看这土匪头子长得如何三头六臂。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跟到哪里。从此,我再也不跟贺龙去医院了。有一次,我到协和医院的办公室去上厕所,遇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她是在美方工作的。她冲我看了看,问我几岁了,我告诉了她。她摇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可惜,可惜!”我琢磨: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小小年纪,长得还可以,并非青面獠牙,怎么也到了可怕的共产党那里?我不便细问,只好对她笑笑就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不少欧美人都把共产党人看得很可怕。中共、国民党、美方三方面各召开过一次鸡尾酒会。有一次中共召开这样的酒会,我和在执行部工作的女同志都参加了。美方的一位高级军官喝醉了酒。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还在那里发酒疯,嘴里不断地说:“中国的姑娘真漂亮!”章文晋扶着他,逗他,指着我们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漂亮不漂亮?”那位将军说:“漂亮!漂亮!”章文晋说:“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位将军竟马上说:“魔鬼!魔鬼!”

    龚澎[乔冠华夫人]在重庆,托人捎话给我,要我买点冰糖葫芦给她。执行部定期有飞机到重庆。那时,我口袋里还有点钱。李普写的《光荣归于民主》出版了,得到一笔稿费,留了一部分钱给我用。有一天晚饭以后,我去逛东安市场,顺便买几串糖葫芦。当我拿着几串糖葫芦往回走时,有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跟在后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加快脚步走,他们也加快脚步跟。我想到美国将军说的“魔鬼”,就站住了,回过头来用英语对他们说:“你们要跟我到哪里?我是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跟我到执行部去吧。”四个美国兵一听说是中共代表团的,转身就走了。我很得意地回了宿舍。龚澎后来告诉我,冰糖葫芦带到重庆的时候,糖都化了。

    李锐的前妻范元甄那时在《解放三日刊》工作。我1939年就认识她,那时她在《新华日报》当记者。这时,她常来翠明庄找我玩。最近李锐的女儿南央整理她父母的通信,看到范元甄还写信告诉李锐,说我有一件漂亮的大衣;还有一封信说,她有一晚住在翠明庄,和我同床而眠。我已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我陪她去买大衣,买了一件黑色的翻毛的。阴历除夕,我和她一同去逛厂甸。那时的厂甸十分热闹,有各种北京的风味小吃摊,有小孩玩的纸糊的灯笼、风车等等。北京人都爱带着小孩去那里玩。我和范元甄买了一点驴打滚回宿舍吃。那时她年轻漂亮,我们很谈得来,也能在一起玩。想不到后来她竟变得那么不可思议。我读了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想到当年我们在北平相处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 [运动中揭发李锐南央]

    张维冷也常到我那里玩。他是李普在重庆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张维冷为人腼腆,和熟悉的人能侃侃而谈,和生人在一起就一句话也没有。李普那时常跟执行小组到发生争议的地方去跑,完成一个任务回北平后,就住在我那里。我总盼望他多回来几次。他一回来,我那里就热闹了。他是记者,到处都去。有时,他带我一起去叶剑英住处。叶剑英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李普必须从他那里了解情况。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也在那里。叶剑英很会玩,什么逛北海公园,上馆子吃饭,常有我的份儿。有一次去叶公馆,还遇到鲁迅夫人许广平。我们在一起照了相。那张相片,文革时被抄走了,并把我们的案子和叶帅联系起来了。这是后话。我认识了许广平,解放后我当记者时许广平曾带我参观过鲁迅故居,那时鲁迅故居还没开放。

    我还要提到的一个人是林仲。他是搞口头翻译的。口头翻译的负责人是黄华。黄华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林仲个子矮矮的,鼻子有点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米老鼠。米老鼠也爱和我们开玩笑。60年代我们在中南局工作时,他也在中南局。但文革中他也在劫难逃,因为他的夫人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妹妹。严慰冰因为写匿名信骂叶群,查出来被定为反革命。米老鼠夫妇当然也受到牵连。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军事冲突一天也没停止过。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这个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当时最要紧的是调干部到东北去。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及其他物资的人也云集在此。我调到上海时,陈士榘就托我带一包东西给廖梦醒转交宋庆龄。后来我才知道是从美国买的鞋。我真不知道同志们是从什么途径买来的。此外还有军区首长来北平看病的,以及过去没有到过大城市趁机来玩玩的。今天来一批,明天来一批,过几天又走一批,南来北往热闹极了。不过,热闹了一阵,内战还是打起来了。

  6.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准备过黄河南进时,考虑到渡河以后进入新区的艰险,司令部决定把所有的女同志除医务人员和电务人员以外,统统撤退到后方。我也在撤退之列。那时,新华总社已从延安撤出。在太行一个叫陈家峪的村子又成立了新华社,称临时总社。新华社必须靠近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转移到了西柏坡,总社就从陈家峪搬到东柏坡。社长是廖承志,编辑部主任是石西民。我到了陈家峪临时总社,石西民见我穿了一件军装,瘦瘦小小的个子,以为我身体不行,被部队赶回来了,就叫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休息。那个村子住的都是带着喂奶的孩子或身体不好、不能工作的女同志。我说我撤退到后方是来工作的,我想不到石西民也“歧视”女同志。经不住我死缠硬磨,他就叫我到外文部去。外文部的主任叫陈适五。他看了我一阵,那样子好像是说:从前线回来的女兵,能干这工作吗?他说:“你是分配来外文部的?” 我说:“是。”他就拿出一份塔斯社的英文消息稿让我译。那是一张方桌,他坐在一边,让我坐在他对面。他大概是要看我译,他在校对别的稿子。在所有外国通讯社的英文消息稿中,就数塔斯社的最容易译了。这好像又是一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留在外文部工作。那时新华社的国外消息都是由报务员收听电台,用手抄下来的,错漏甚多。初看时的确不好认,我们叫它“天书”。习惯了可以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出抄错的地方。
      
    新华总社当时的业务部门除总编室外有解放区部、蒋管区部、国际部、口播部以及外文部等。就数外文部人数多。除了陈适五夫妇,从延安来的还有肖希明等好几位,以及从华北联大来的年轻人,还有李慎之的夫人张贻。我们的工作也比别的部门重。天不亮就要起床,点上油灯翻译一批消息,供国际部上班时用,然后才吃早饭。晚饭后一般都在外面散散步,或洗洗衣服,做点家务。天黑,点上灯,我们又得坐下来译。工作紧张,同志们相处极好,日子过得很愉快。新华总社搬到东柏坡以后,同中央所在的西柏坡相距约六七里路。这时,我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节目,就是每逢星期六女同志都到西柏坡去参加中央的舞会;男同志不能全部去,是发票去。西柏坡的舞会在一个像打麦场那样的空地上举行。乐队是拉二胡。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空地,一头是首长席,放着藤椅、茶几,茶几上有茶、香烟。其他三面都是条凳。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坐在首长席的藤椅上。我们随便坐在条凳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跳起舞来,我们都愿和新华社的同志跳,或和其他跳得好的人跳,比如周恩来。我也和朱德跳过舞,他跳得很好。我和外文部的女同志,跳舞时总要绕到首长席那边转一下,随手拿一根香烟做出要抽烟的样子,转过身就把香烟放在口袋里,把香烟带回办公室给大家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烟少人多,只能轮着一人一口。轮到谁,谁都会憋足劲猛抽一口,一根烟三两个人就抽完了。

    在舞会上,还有一件使我们觉得有趣的事是刘少奇找王光美跳舞。王光美那时常穿一件雪白衬衣,外加一条蓝色工装裤,在我们一伙女同志中很突出。刘少奇总是从首长席走到斜对角王光美面前,鞠一个躬请王光美跳舞。这在这种舞会中是少有的礼节,所以显得特别有趣,甚至很好笑。我们从东柏坡到西柏坡要走几里路,爬一个山头,晚上回来还要摸黑走山路,但那时我们年轻,又没有别的娱乐,所以从不放过这样的舞会。后来,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了。廖盖隆和他的情人、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坚持要去祝贺。经不住他俩劝说,我和李普一起去了。新房很简单,外面是会客室,放了几张板凳、一张藤椅。廖盖隆代表我们两家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刘少奇送我们每人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隆和李蓬茵也结婚了。那时每逢同志结婚,同志们总要千方百计送点小礼物,一块手帕,一双袜子,那时都是很贵重的礼物。新婚夫妇,都把这些礼物放在新房里展览。王光美也来参加了廖盖隆和李蓬茵的婚礼,她送的礼物最特别,是几个避孕套。

    我在临时总社和同乡吴小为曾被人称为“红白干事”。因为我们是单身,李普在前方,吴小为还没有结婚。遇到有同志要结婚了,总是我和吴小为去老乡家号房子,打扫房子,布置新房。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早产了,生下的孩子太小,是我和吴小为轮班为小孩换热水袋暖身子。有一次三位女同志同时生孩子,医生蔡乃平忙不过来,又是我和吴小为去帮忙,给炭盆添炭,烧热水等等。还有一次有一位叫陈野静的女同志,婴儿死在肚子里,送医院来不及了,蔡医生当机立断,决定用手把婴儿拿出来。她叫我当助手,让我按着产妇的肚子和身子。没有麻药,产妇痛得哇哇叫。大冬天,只生了一只炭盆,我紧张得一身大汗,棉袄都湿透了。我不敢看,蔡医生最后确认死婴没有遗漏才结束了手术。产妇终于得救了。听说她后来身体很不好,但这次总算保住了一条命。我的同学蒋琳琳,改名魏琳,她当时也在临时总社。她是第一个英语广播员,由美国人李登白辅导,后来和李登白结了婚。她怀孕后,要流产,又是我自告奋勇送她去医院。医院很远,她是用担架给抬去的,我是走去的。谁叫她是我的同窗好友呢。

    我对所有的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我觉得别人对我也很亲切。谁知就在这时,我遭到了自入党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批判。1947年在平山召开的党的土地会议之后,在农村搞起了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石风的批判,大都是关于作风问题。对我的批判,主要同家庭出身有关。有的说我是个大小姐,有小姐派头,盖两条被子等等。我心里想,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要改造,我认账。说我盖两条被子,那也不是大事。你们盖的是五斤的棉被,我的棉被两斤一条,加起来比你们还少一斤。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张贻对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当翻译,李慎之进新华日报接替我的工作。张贻这时又在外文部和我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妇对延安来的人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我那时也吃中灶)等等。我那时并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区就去了部队,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特别热情。因而到了后方我对延安来的同志也觉得十分亲切。

    不料到了整风的时候,李慎之竟把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说成是我说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竟还跑到外文部来给我提意见!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这样造谣、诬蔑、中伤一个一向和他们很好的同志。他们是两个人,我独自一人,有口难辩,有的同志听他们这样说,就加重了对我的批判。我伤心透了,也无心工作。一个人坐在房里,对着火盆直流泪。我想,我从入党以来无论是做地下工作或在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以及部队,同志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怎么现在我竟被说得一无是处了,我想不通。这时,我们外文部主任陈适五走来了。他在我对面坐下对我说:“别哭,没什么了不起。延安整风的时候,开了两千人的大会斗我,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 他的话对我精神上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是老延安。他的几句话使我从极度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我开始考虑我的检查。我的检查是真心的。我没有承认那些诬蔑我的话。我检查的大意是说我有优越感,在旧社会,我是大小姐,大学生,比穷苦的人有优越感;到革命队伍,因为16岁就参加革命,在年轻人中又成了老革命,又有了优越感等等。

    对李慎之夫妇,从此我是怕了他们,再不敢和他们来往了。解放以后,我也不和他们来往。就是在某些宴会上,或某种聚会中,遇到了,我也是敬而远之。有一段时间,李慎之常常给李普来电话,有时也来我家找李普。想起当年的事儿,我总无法热情接待他,也不参与他们的谈话。我承认他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有精辟的思想,也承认他有学问,但是我认为他缺少的是德。我不愿和“缺德”的人来往。李普欢迎他来我们家是李普的事,我不反对,更不干涉。李慎之去世了,在对李慎之一片赞扬声中,我写这些,似乎不合拍。但是我认为做人,德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写下了。更重要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有他的缺点,在我看来是很大的缺点,我很不喜欢他,这一点我也不隐讳。[李慎之 延安新华总社国际部编辑 八〇年代建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陈适五,我一直真心诚意地感激他。解放后,他一度被派到德国当记者,我们还保持联系,他曾送给我小女儿一个洋娃娃。他被打成右派,我感到十分意外。他是受丁(玲)陈(企霞)案株连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冤案平反后,有一次我邀请了所有过去在外文部工作的同志来我家聚餐,陈适五是主要的客人。我和李普都对他十分敬重。我惟独没有请李慎之的夫人。陈适五那天特别高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临时总社的整风,不仅整下面的同志,也给领导提意见。对廖承志同志提的意见也不少,主要是说他太爱开玩笑,太随便,不像个领导。廖承志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总叫我小姑娘,叫一位广东籍的同志小广东。每逢有人结婚,他总送一幅漫画。李蓬茵和廖盖隆结婚,他画的是头部有点像李蓬茵和廖盖隆,下半身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谁看了都要捧腹大笑。廖承志在作整风总结时,讲到最后,他说:“同志们说我爱开玩笑,我告诉大家,当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完一个笑话之后再跳进棺材。”他的话又引得哄堂大笑。我很赞赏廖承志的作风。这正说明他为人豁达、没有架子。30多年后,我又一次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还是叫我小姑娘。大约在1948年冬天,郑州等城市解放了。总社让一批丈夫在前线的女同志先南下,于是我结束了在河北东柏坡临时总社的生活。我和田蔚(王匡妻子)、陈涛(顾文华妻子)、陈文珍(张铁夫妻子)、黄寅(陈笑雨妻子)结伴,到了郑州。今年(2004)春天,我和李普以及其他几位同志到西柏坡参观,重游旧地。原来的西柏坡、东柏坡建了水库,已经处于库底。现在的这两个“坡”是重建的,在我看来是面目全非了。当然这不是伤感,建水库是好事。我看到一片空地上种了几行树,安了一张石头的圆桌和几个石头的圆墩。我特意请同行的胡海同志为我们在那里照了一张像,我记忆中那该是当年跳舞的地方。

  7. 올해는 폭염이 조기 찾아와 향남 에어컨을 찾는 소비자가 많아졌다. 기상청 기상자료개방포털의 말에 따르면, 올해 울산 기준 최고로 즉각적인 폭염일은 이달 3일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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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작년 해외 온/오프라인쇼핑 시장 덩치 164조원을 넘어서는 수준이다. 미국에서는 이달 29일 블랙프라이데이와 사이버먼데이로 이어지는 연말 시알리스 쇼핑 계절이 기다리고 있습니다. 다만 올해는 글로벌 물류대란이 변수로 떠상승했다. 전 세계 공급망 차질로 주요 소매유통기업들이 상품 재고 확보에 어려움을 겪고 있기 때문이다. 어도비는 연말 시즌 미국 소매업체의 할인율이 지난해보다 2%포인트(P)가량 줄어들 것으로 예상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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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모바일 문화상품권 매입은 당월 사용한 결제 금액이 핸드폰 요금으로 빠져나가는 구조다. 결제월과 취소월이 같은 경우 모바일 요금에서 미청구되고 승인 취소가 가능하다. 다만 결제월과 취소월이 다를 경우에는 스마트폰 요금에서 이미 출금됐기 덕분에 승인 취소가 불가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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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아마존발(發) 격랑은 인터넷 쇼핑 업계에 여러 방향으로 몰아칠 예상이다. 우선 국내 자금과 토종 금액 간의 생존 경쟁이 격화하게 됐다. 빈티지 업계는 “이베이 계열 업체와 쿠팡, 아마존-14번가 간의 경쟁 격화로 인터파크·위메프·티몬 등 토종 중소 쇼핑몰이 최대로 먼저 충격을 받을 것’이라며 ‘신선식품과 생활용품 시장으로 싸움이 확대하면서 신세계의 ‘쓱닷컴, 롯데쇼핑의 ‘롯데온 등도 영향을 받게 될 것”이라고 내다보고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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