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教父及大公会议

教父(Church Fathers)的原义为“父亲”或“父老”,早期基督教会以此头衔来称呼教会长老,也是是基督教早期宗教作家及宣教师的统称。他们的著作被认定具备权威,可以作为教会的教义指引与先例。他们包括许多著名的教会神学家、主教和护教士,但是不一定是教会认定的圣人,有些教父甚至被教会判定为“异端”。研究教父们著作的学问,也因此被称为教父学(patristics)。这些教父生活的年代,约介于新约时代末期,或使徒时代(Apostolic Age,约公元1世纪)末期,一直到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或8世纪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之间。 教父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很深远的影响,是研究基督教历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尤其在传统的基督教中,教父们的著作是教会信仰的基石。但随着教父生存的时代、文化和社会不同,对《圣经》和神学上的思想也随之不同,因此其主张与现代的基督教教义仍有不能协调之处。教父们的著作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发展中是历史的重要阶段。教父们为了使基督教信仰更具吸引力和知识更充实,便开始将《圣经》教训与古希腊哲学融合。 在早期基督教(公元2-5世纪)时期的教父思想,由于是根据《圣经》和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建立的,一般称为“教父哲学”。教父的神学思想在“圣经神学”与“经院神学”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此阶段的神学思想一般称为“教父神学”。在早期教会,使徒以后以初代至二代的教会作家们被称为使徒教父。以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即公元325年)为界,分别称为“尼西亚前教父”和“尼西亚后教父”。用拉丁文写作的教父被称为“拉丁教父”,而使用希腊文的被称为“希腊教父”。 教父哲学大约发端于2世纪,终结于6世纪。根据教父们获得的区域和使用的方言,后人们把他们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从总体上来说,以游斯丁,奥里根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比较注重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注重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则更多的注重信仰和伦理,注重人的罪以及救赎等问题。根据教父们的思想活动的特征,又可以把教父哲学的历史划分为护教时代(2世纪),体系化时代(3~5世纪)和终结时代(6世纪)。当然,这种划分方法的界限不可能是绝对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与晚期希腊哲学是重合的,他不仅是在同希腊哲学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亦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期希腊哲学从伦理向宗教观念的转变,既有哲学方面的内因,亦有时代需要的外因。关于基督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详述。至于哲学之转向的内因,恐怕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有关。希腊哲学以“学以致知”为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他既缺少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后盾,又没有发达的认识论做基础,因而注定了衰落的命运。结果,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作为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再追求知识,而是以舍弃知识作为通达人生之境的代价,这就为宗教的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更不用说斯多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根本就成了教父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如果说基督教的兴起是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可以说教父哲学的出现则是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原始的基督教本来是排斥知识排斥哲学的,但是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晚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对象。当然,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够为教父哲学所利用,与他们的宗教倾向例如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分不开的。然而,哲学之为哲学乃源于理性,而宗教之为宗教诉诸的则是情感和信仰,所以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教父哲学主要是利用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制订和维护教义,并且在此基础上来确立起体系的框架。第一节护教学者:从游斯丁到德尔图良。基督教哲学的历史是由2世纪的护教学者们开启的。与哲学,异教,异端的论战迫使有文化修养的基督教徒用哲学来论证,捍卫自己的信仰,从而奠定了基督教哲学这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 一,游斯丁 在早期基督教哲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殉教者游斯丁(Justinus,约100~166)。游斯丁早年是一个异教徒,作为哲学爱好者,他先后求教于斯多亚学派,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毕达戈拉斯主义的哲学,最后通过柏拉图主义皈依了基督教,终生以哲学家身份到处游说,为基督信仰辩护。能够确定属于他的作品的是分别上书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和马可.奥勒留的两部《护教篇》,以及与犹太人特雷封的一篇对话。 游斯丁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在于他对基督教与古代哲学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规定。游斯丁的出发点是关于“逻各斯”的论述。他认为,逻各斯是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他与上帝同在,他本身就是上帝。上帝也是凭借逻各斯创造万物的。逻各斯永恒的普照着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所以游斯丁一生爱好哲学,承认“自己喜欢讲授柏拉图”。但是,在他看来,柏拉图等哲学家都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逻各斯的种子,因而只能在其理解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认识真理。他写道:“无论哲学家们和立法者们发现和公布了什么,他们都是根据逻各斯的部分艰难的获得这种发明和认识的”。希腊哲学家们之间激烈的争吵恰恰说明他们所认识的都只是部分真理,所以矛盾和争吵是不可避免的。逻各斯只有在基督耶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也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我们的宗教显然比所有人类的学说都优越,因为为我们而降临的基督教是完全的逻各斯”。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和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真理源泉,即上帝的逻各斯。 基于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这种规定,游斯丁最终得出了“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的结论。希腊哲学家们曾许诺将人们引上真理之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达到灵魂与上帝的统一。这样,希腊哲学就由于他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目标设定而在着手解决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要么哲学为自己设定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而这就不能是一个宗教的目标;要么哲学有一个宗教的目标,那样我们就必须超出一种自然的哲学,接受基督宗教,而哲学这个名称就应该保留给基督教。故而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他赐给我们真理和神恩。反过来,哲学也只有设定并实现一个宗教的目标时,才能是真哲学,从而真哲学也就是真宗教。 二,伊里奈乌 早期基督教的捍卫者们不得不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游斯丁面对的是外部的异教,而出生在小亚细亚,后来成为里昂主教的伊里奈乌(Ireneaus,约126~202)面对的却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即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教是公元初年流行于地中海东部海岸的神秘主义教派,他的产生受到了希腊哲学和一些秘传宗教的影响,并吸收了一些东方宗教的因素。基督教产生后,诺斯替教的一些派别吸收了某些基督教的观念,从而形成了“基督教诺斯替派”。该派致力于从基督教信仰推进到哲学认识,或者把基督教的信仰提高到哲学的意识,确立一种基督教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依据的主要不是基督教的历史文献和传统,而是希腊哲学和东方神话。他们的主要哲学观点是上帝与物质,善与恶之间的二元论。物质是恶的原则,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与上帝相对立。为了克服二者之间的鸿沟,他们假设了一系列从上帝流溢而出的中间存在。与这种存在上的二元论相适应,他们还提出了一种历史的二元论,认为旧约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恶的原则,而新约的上帝是世界的拯救者,是善的原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此,基督教也不是犹太教的完成,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灵魂获救的途径不是信仰和救恩,而是体悟什么的诺斯替(gnosis,真知)。诺斯替派一时成为基督教内部最大的异端,直接威胁着基督教的信仰和传统,并在基督教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伊里奈乌的著作《揭露与批驳伪知识》(反异端),就是早期教父哲学批驳诺斯替派的一部力作。 伊里奈乌在该书中指出,诺斯替主义的学说只不过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所谓哲学家们的言论汇编再加上新颖的形式罢了。他质问诺斯替主义者:如果那些哲学家已经把握了真理,基督降世启示上帝的真理岂不是多余了吗?如果他们没有把握到真理,你们怎么能自诩通过他们达到了超越一切的真知呢?诺斯替主义者声称知道上帝不可言说的奥秘,这是一种愚蠢的傲慢,因为上帝的奥秘是人类有限的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当然,伊里奈乌也没有否认人类精神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毋宁说他坚持理性知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可能性。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理智,对真理的热爱和正直的心灵,就能够通过勤奋的研究认识上帝允许我们认识的一切。 伊里奈乌甚至也承认一种神学的知识是可能的,但这种知识并不是诺斯替主义意义上的真正,他不是对信仰内容的改造和丰富,而仅仅是对他的阐发。显然,在对待哲学的问题上,伊里奈乌已经从游斯丁的立场大大后退了。针对诺斯替教派主张的大神产生小神,小神创造世界的流溢说,伊里奈乌坚持认为神只有一个,即凭自己的道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就连原初的物质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伊里奈乌即爱尼采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创世主与救世主的同一性。他直接采用了圣父,圣子,圣灵这些名称。上帝是圣父,上帝的道化为肉体则为圣子,圣灵则是上帝的智慧。圣子和圣灵产生自圣父,但三者没有先后之分,而是具有同一性质,是同一个上帝。上帝是全部,整体。显然,在伊里奈乌这里,“三位一体说”已具雏形了。 三,德尔图良 伊里奈乌在一定程度上对哲学,理性,知识的否定在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约160~240)那里发展为一种极端的态度。 德尔图良出生于北非行省,原是异教徒。他对历史,哲学,文学,法律乃至医学都有一定知识,尤其擅长诉讼。成年后皈依基督教,从此忠心耿耿,充分发挥其善于辞令的特长为教会辩护,晚年由于坚持严格的禁欲主义而与正统教会决裂,归入摩泰教派。后又与莫泰教派闹翻,建立了自己的德尔图良教派。该教派一直存在到4世纪末,后被奥古斯丁重新纳入正统教会。德尔图良最著名的著作是他上书罗马皇帝的《护教篇》以及《论异教徒的偏见》,《论灵魂》和《论基督的肉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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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之反思

“汉语神学” 的历史反思 ——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汉语神学发展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并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神学运动。它的宗旨一方面是建设基督教的神学,因而为宗教界所关注;另一方面它又标榜自己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因而为学界所关注。在十年的发展中,汉语神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予以反思的东西。 一、「汉语神学」的缘起和发展 一九九四年六月,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独立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刊物《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一期出版。刊名加上了「汉语神学」的副题,这是「汉语神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可看作是汉语神学的诞生。1在〈复刊辞〉中,出版人对汉语神学作出了如下解释: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範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範,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範,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大陆、台湾、香港、马星、北美华人社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2 在《道风》第二期上,当时的特邀研究员刘小枫发表了〈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一文(扩写为《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一书)。稍,曾于一九九五年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从事学术访问的何光沪,连续在《维真学刊》上发表了〈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1996年第2期)和〈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对汉语神学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论证。刘小枫与何光沪的论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思路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对「汉语神学」的根据的论证上。在他们看来,基督神学的根本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圣言),但圣言惟有启示在人言中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语言是神学的载体,启示的圣言必须用人言来表述,方能为人所接受。在理论上,一切语言均可表达基督教神学。 由当时起所倡导的汉语神学,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基督教的一种「神学」,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一种「学术」。然而,汉语神学所强调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却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一拍即合。此时的中国大陆,对基督教的研究正在兴起和恢复,除少数人受过宗教学教育和训练之外,绝大多数学者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切入基督教研究的,而这恰恰是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因此二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叠,这就助长了汉语神学的声势,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汉语神学提出,并在其倡导者的大力推动下,再加上大陆学界的积极反应,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没有自己的研究队伍,但它特聘的研究员却有数十人之多。现今研究所每年邀请十数位学者到香港从事短期学术访问,还资助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研究生到香港短期进修,如今在大陆资助的高等院校已达16家,每年提供助学金约75份,使汉语神学的合作队伍日益壮大。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积极主办或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如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和二○○五年的三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探讨汉语神学的发展,并积极推动大陆学界与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基督教学术机构的合作,扩大汉语神学的影响。研究所还为大陆的基督教研究设立了「道风学术奖」(分为奖励学术着作的「徐光启奖」和学术翻译的「艾香德奖」)和「基督教研究生优秀论文奖」,以鼓励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基督教学术研究。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代表产品是大型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翻译基督教历代学术典籍,迄今出版近百。除此之外还有《道风译丛》、《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等丛书。这些着作大多已有大陆简体字版,影响巨大。研究所主办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更成为了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学者的讨论平台,所探讨的主题从《圣经》、历代神学家思想,直到现今世界的种种热门话题,可以说是无所不至。 在一定的意义上,汉语神学最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範的基督神学文化」、「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都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二、对「汉语神学」的反思 「汉语神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里自有它的特别之处。第一,汉语神学的提出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解基督教神学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实质上是对西方的开放,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基,成为人们积极了解的对象。汉语神学此时应运而生,把目光看准了中国大陆,可说是正当其时。 其次,汉语神学不以信仰为前提,力主对基督教进行人文性的、学术性的研究,不仅倡导基督教内部(公教、新教、正教等教派)的对话,而且也主张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这种博大胸怀消弭了各教派间和教会内外的对立,也是其合作者日众的根本原因。 其三,汉语神学主张挖掘汉语的历史文化资源,从生存体验出发理解基督教神学,这有助于消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由此观之,汉语神学也未尝不是一种「本色化」神学,只不过这里的「色」已不仅是教会组织、礼仪、语言等方面,而是在思想文化、生存体验等层次上说。 其四,汉语神学力主基督教神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这和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精神是一致的。外来文化的融入总是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佛教的传入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念乃至其神学能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目前的精神建设,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汉语神学的发展和成功,是应予肯定的。不过,汉语神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关系。汉语神学的两位思想家刘小枫和何光沪,其论证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传统」的问题。3但我们今天面对基督事件,必须透过在具体的语文环境中形成的《新约圣经》。《圣经》固然是基督教传统的基础文本,但它也是传统的一个产品。在以的年代里,基督教已经发展出一个丰富的传统,这是今日汉语神学不可能避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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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神学之我见

约翰•加尔文的教牧神学 文/马可•塞文 译/杖恩 校/煦 引言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思想日内瓦著名改教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教牧神学呢?人们会说,“想必是加尔文在更正教会上面留下的明显记号,在很久以前就都已经减弱了吧!”尽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把约翰•加尔文贬低,认为他只不过是改教历史年代表中的一纸记录而已,但严肃的事实却是,他对当代的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为着加尔文在神学教义和教会实践上的严谨细致,教会应该极大地感谢他。更正教敬拜中若干独特和显著的方面:解经讲道的发展和普及,改革宗的圣餐观,长老家庭探访的实行,大量的社会救济组织,综合全面的教会纪律模式,以及代议制的教会治理,都起源于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回过头去反思加尔文的牧会模式可以带给当今的牧者许多“帮助”。尽管事实上加尔文是以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而闻名于世的,但我们必须记得,他第一并且最重要的身份是日内瓦信众的牧者。倍受尊敬的加尔文学者贝诺特(Jean-Daniel Benoit)这样说到加尔文的牧养事工: 加尔文的工作极其繁多。神学家,牧师,法国更正教的建立者,日内瓦学院的奠基人,公众讲师,圣经注释家,圣彼得教堂的传道人——这就是加尔文。但加尔文首先、并且本质上是一位牧者,如果忘记或忽略了这一事实,我们就恰恰误解了他个性中的重要一面——他作为牧者的这一面,这揭示出他的各项事工本质上是统一的整体,我们也会忽视滋养他整个事奉领域的众水之深源。事实上,虽然加尔文是个神学家,但他更是灵魂的牧人。更确切地说,对他来讲神学是为敬虔服务的,而从来不只是学问本身而已。生命总是他的思考的方向;他总是从原则落实到实际的应用;他的牧养关切在一切事上都有体现。 正是由于他在日内瓦牧养事奉的深度和成功,这个特定教会的教义和实践,才以各种形式成为所有更正教事工的基础。下面将以概要的形式列出加尔文教牧神学的各基本要素。尽管他从未写过一卷专著来讨论教牧神学这个主题,但是从他各种的著作中可以归纳出这些要素——这些著作包括《基督教要义》、他的讲章、信件、圣经注释,以及他写的许多小册子。我们要从这位“日内瓦的主人”受教,并认识到他做事方式中的圣经智慧。对于一个谨慎的牧者,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可以保护他,使其避免那些新奇而未经考验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可能导致他的教会毁灭。 他的品格 约翰•加尔文的人生格言是“prompte et sincere in opere domini”(可译为,“果断真诚地担当主的工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安静而有学者气质的人,不追求大众的认可。这个品格特征与他在日内瓦亲密的伙伴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1489-156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惹勒是一位耀眼的公众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动荡之中。加尔文擅长于他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例如,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法律、逻辑思考以及圣经的研究。然而,因着神的护理,加尔文被推入了在日内瓦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宗教变革之中。他给这个庞大的任务带来的贡献,是他的法律训练和他对神话语的热心。在日内瓦事奉的初期,他只是以被称为一名“神学教授”为满足,然而他在才智上的能力和对真理的热爱终使他被委任为日内瓦教会的一位牧师。加尔文早年就形成了秩序井然、行为得体的强烈意识。这个特征对他的写作和讲道都有影响。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不喜欢多说话,但他常常要被迫在公开辩论当中使用他令人惊叹的才智能力。他在这方面尤为杰出,凭记忆就能大篇幅引用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中的篇章,从而使他的辩论对手惊愕。尽管他天性羞怯,但加尔文有时也会勇敢而直率。他一般不会怀怨于心,让怨恨变成苦毒。他也不会“辖管”那些在他权下的人,虽然有人指控他有这样的行为。他宽容毁谤他的人,同情遭难的人。从一个更为个人的角度来说,加尔文的家永远都对所有人敞开,他经常自己出钱招待客旅,并让客人逗留很长时间。 教牧关怀和教会纪律 加尔文对教牧关怀的总体计划写在《教会法规》中,这部法规最初于1537年起草,并最终在加尔文1541年回到日内瓦时由市议会通过。到1555年之前,这些圣经原则的实际实施一直是构成加尔文教牧事奉中的困难的主要方面。虽然人们可能在理论上认可了这些法规,但他们并不想把它们应用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中。另一个关键的争论点是开除教籍的问题以及谁有行使的权柄。《教会法规》把行使的权柄给了牧师团(通常所说的长老会),并由市政府执行。这个纪律措施在日内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市议会就不只一次挑战过长老会的权柄。 信徒皆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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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艺术

南宋 1129年,完颜宗弼挥军南下,高宗南逃至杭州。完颜宗弼继续挥军南下,高宗乘船出海避难。宋将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堵塞五万金军在黄天荡四十八天。史称黄天荡之战。 1130年,刘豫在金授意下即帝位,国号“大齐”,定都大名府,统治金所占黄河以南地区。 1137年,金废刘豫为蜀王,齐亡。 1138年,宋金初次协议,南宋取回包含开封的河南、陕西之地。 1140年,金朝撕毁协议,金兵分三路南侵,重占开封与陕西等地,岳飞在郾城与金兵将领完颜宗弼会战,力挫金兵,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 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称臣,并与金以淮河为界。 1161年,金主完颜亮起兵伐宋,败于釆石矶之役。 1206年,铁木真获得尊号“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 1208年,韩侂胄被杀,双方议和,史称嘉定和议。 1214年,南宋与蒙古协议联手击退金军,南宋可获河南作回报。 1215年,蒙古攻取金朝首都中都。 1217年,蒙古将中都改名为燕京。 1218年,蒙古灭西辽。 1219年,蒙古第一次西征。 1220年,蒙古灭花剌子模。 1224年,孛鲁率军从东面攻入西夏,攻陷银州,夏将塔海被俘。 1225年,蒙古第一次西征结束。 1227年,蒙古灭西夏。 1234年,蒙古与宋联军攻陷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末帝死于乱军中,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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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耶 和 华 神 用 地 上 的 尘 土 造 人 , 将 生 气 吹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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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苹果 – 银网子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 使徒行传 1:8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歌林多前书 12:27-28   点击视频:  ♥ 朱萱东 牧师   ♣ 傅国朝 牧师  ♦ 赵炳林 牧师 ♥ 洁净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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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大儒赵紫宸

教堂故事 | 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 教堂故事 | 北京胡同里尘封的圣公会教堂  外界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召会的三种误读  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二)倪氏的神学方法 倪柝声神学是洪水猛兽吗?–驳李建安的《严重问题》二  华人第一间网络神学院在台成立办事处  教会要改变当务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  (上篇)新教不断分裂的根本原因:错谬的“唯独圣经”  (下篇)“自以为神”的“唯独圣经”  高清版《圣经故事》|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十集全)  揭秘以色列“鸽翅行动”救援始末  《樵歌金陵》—— 金陵协和神学院赋  当今以色列社会的十二支派(完整)  犹太教育——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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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三自史话

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思考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问题不可回避,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抗美援朝到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可以用“六十年的辉煌”来概括吗?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也运动六十年了(1950-2010)。当年的人物已经都基本过世了,新一代教牧人员包括政府管理宗教干部,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和发展都不甚了解。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进行思考。政府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自立、自养、自传是借用词,消灭基督教是重要目的。共产党成立之初,1922年在苏共指导下,发起了消灭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开始摊牌。周恩来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为基督教在政治上定下了基调。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的教会。周恩来的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对教会的理论基础。周恩来重申“2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所做的坏事……清算一下”。他进一步推出两个凶狠的威胁要除掉教会中的害群之马,教会内部要展开自我批评清理内部。三自运动实际是20年代“非基运动”的延续。 从1950年至“肃反运动”先后逮捕教会中最有影响传道人倪柝声和王明道等人,因“反三自”不参加三自便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1972年据《香港时报》发文,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一个确切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革新期间被监禁的基督教徒约六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判处的共10,690人,1957年至1958年三自会领导的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基督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之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一系列的领导、管理、限制的措施: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当时因王明道不属于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王明道拒绝参加会议。当时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在会上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大会期间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进行控诉。控诉进行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该杀!”。从此基督教在全国开始了控诉运动。 1952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各地没有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朝元老)为会长,还派实权人物萧静为总干事,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他们都是在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签名等活动。 1951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撤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学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1952年8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 学习内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生活对比,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学习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判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学习班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政治过关。总计人数346人,通过学习,思想改造,政府取得了预期效果。 1953年6月12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女)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三自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学委会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年3月28日至4月2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同年7月22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大会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主要的矛盾。政府希望争取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利用他作为三自领导人。所以政府对王明道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去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都被王明道拒绝了。 1955年8月7日,王先生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同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布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参加三自的,均定为非法和被捕的罪名。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大会,凡支持同情王明道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了。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而获得释放。只要签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脑过关了。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他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那一对年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又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的手段连哄带骗拖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警方告诉王明道,只要做个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据说,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因为“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因共产党的法律“反三自”就是“反革命”。王明道先生出狱后于1991年安然归主。王明道先生即无罪释放,应当无事了,但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对一个已死的人也不放过,于2002年她继续写文章批判王明道,她将王明道与李洪志、达赖并列为同样罪名,岂不匪夷所思吗? 王明道先生的历史请参看他的自传《五十年来》和王长新撰写的《又四十年》,2005年加拿大出版。1957年12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及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二百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1958年7月15日学习结束长达七个月之久。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属于剥削阶级范畴。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七个月的学习中,揪出以三自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有45人,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右派分子都是根据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的。 运动后期,政府为了进一步“诱蛇出洞”实行“向党交心”,号召向党交出内心的隐私,表示向党忠心,并承诺不扣帽子。一些教牧人员经过1952年的学习教育对个人历史都已经清算过,还要向党交出内心隐私,基督徒很天真习惯于“顺服在上掌权的”,有的人甚至妄自菲薄地交出一些莫须有的思想活动,所谓“不扣帽子”,这是一种欺骗,实际都按反革命论处,后来文革期间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如右派分子等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年正逢大跃进年代,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上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在教会公房,因既是剥削阶级,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开始按规定缴纳房租,降低教牧人员的生活标准。 二、没收教会房产。在58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在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的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将大批房产移交房管局,无偿地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的房产都如此照办,佛教的房产最多,各宗教的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占用、拆除、转让。他们认为占用宗教房产顺理成章。三自干部也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的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所以后来在落实宗教房产问题上至今遗留许多后患,无法解决。 三、政府为了对外政治需要,58年之后,北京保留东西南北四个教堂,东城保留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即转让给学校。以米市大街原圣经会为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 西堂保留原中华基督教会西四缸瓦市堂,由刘仲和、李克、林祥增负责。南堂保留原卫理公会珠市口堂,由张应洁、杨周怀、阚学卿三人负责。北堂保留原聚会处为宽街教堂,由闫迦勒、石泽生负责。这四堂的人选都是政府特选派的主要人物,他们没下去劳动,负责各教会的善后清理工作。其中有四人是多年在教会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者,如赵复三、萧静、陈文润、阚学卿等人,其他是在教会中有影响和政治可靠的人。 北京基督教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变革,教会的人事、财产、教务完全纳入政府和三自会一元化的领导管理,彻底成为政府的“官办教会”。取消教会不同的宗派名称,成为统一的“联合礼拜”。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100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教会彻底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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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彩虹有约

今日灵修分享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一)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二)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三)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四)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五)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六) 四姐妹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终) 人类第一起凶杀案(一) 人类第一起凶杀案(二) 人类第一起凶杀案(三) 婚姻的设立(一) 婚姻的设立(二) 婚姻的设立(三) 完美爱情的典范 那人独居不好 如何看待神的吩咐 伊甸园 分别善恶 该隐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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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督教宗派

基督教会的四个特征分别是唯一、神圣、大公及使徒所传,出自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的尼西亚信经。信经中的表述为“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使徒所传的教会”。天主教会、正教会、圣公会及很多新教会礼拜时都会诵读尼西亚信经,及教会四特征的表述。 独一:即我等信独一之神…..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描述基督身体的单一。信经的内容讲及耶稣的追随者因为他们的信仰在一个神和一个主中联合。教会是独一的,因为教会的成员都在耶稣中联合起来。《约翰福音17:20-23》记载,耶稣为基督徒的合一祷告,因为这样可以令世人知道祂是神差遣的,参考《尼西亚信经》。 神圣:即分别为圣、祝圣、圣化和成圣。“神圣”即是说“神为了祂的缘故把它分别开来”。它不表示教会成员无罪,他不是说教会不会犯罪。教会神圣因为它是属于基督的。《马太福音16:19》参中说耶稣为了他对世界的救赎和圣化而建立教会,所以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神圣而视教会为神圣。 大公:大公教会和大公主义。在《尼西亚信经》将教会描述为“完全的”之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表《萨洛尼卡敕令》,将这个字眼的应用限制于遵守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教导的人。只有他们才获准被称为“完全的基督徒”,其他人被称为异端。 “完全”本意为“完全的,没有缺失的”。“完全的教会”这一神学概念的本意是,基督的教会拥有着完全的真理,在神里面没有任何缺点或谬误。希腊文进入拉丁文和英文后,意义由“完全”转变为“普世”。汉译“大公”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公”,义为,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一般的、大众的、所有人的教会,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地域、种族、阶级或宗派的。这一特征表示基督教的完整性和完全性。新教徒相信教会包括所有宗派的基督徒,纵使他们各有不同的教义、信念、习惯和对社会的观点。相反,罗马天主教会和正教会把地域上的普世性和真正信仰的完整性分别开来,不论他们接受与否: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马太福音28:18-20》 基督宗教的信仰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因拿撒勒的耶稣称弥赛亚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源头可追述到天启一神论宗教始祖亚伯拉罕,最初系自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第一个基督徒派别,因为他们面向的宣道对象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人,而不再局限于犹太人群体。随着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占领,教会的中心逐渐转向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故称“罗马公教”。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初,罗马皇帝一再试图消灭教会,但教会势力却不断扩张,获得大量军人的皈依,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发表了米兰敕令,承认了罗马公教合法。狄奥多西大帝在393年发布了萨洛尼卡敕令,以罗马公教为帝国的国教。大公教会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约公元107年安条克的依纳爵写给士麦拿教会基督徒的《致士麦拿书》,用以劝勉当地基督徒保持与主教的共融,信中写到“教会主教来到何处,哪里就有天主子民”“耶稣基督去向何方,哪里就是大公教会。 李锡尼(263年-325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在位时间308年至324年)。李锡尼出身在色雷斯一个农民家庭,起初他跟随罗马东部的凯撒(副皇帝)伽列里乌斯,并在对抗波斯的战争中受到赏识,伽列里乌斯驾崩后,李锡尼继位。313年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之子)缔结姻亲,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并与君士坦丁共同发布米兰敕令,认可了罗马人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同年稍后李锡尼击败了伽列里乌斯的外甥马克西米努斯而成为罗马东部的唯一统治者,从此与君士坦丁一世分治罗马东、西部11年。但天无二日,两人终归一战,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哈德良堡大败李锡尼,李锡尼投降,由于君士坦提娅求情的关系,君士坦丁姑且软禁了李锡尼,但翌年君士坦丁依然将李锡尼以煽惑军心、阴谋叛乱的理由绞死,也杀了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儿子李锡尼二世(Licinius II)。罗马帝国统治权回归君士坦丁一人,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也随着李锡尼的死亡而终结。 2世纪后半叶这一词开始用来表示“正统”,区分教会认为的异端信仰。因为天主教徒认为自身拥有全方面的真理、是完整的教会,而异端则是片面的将某一道理夸张成真理、是局部的教会。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专门用“天主教基督徒”(Catholic Christian)来称呼那些遵循同样信仰原则的罗马教宗达玛稣与亚历山大牧首伯多禄。许多其他作家,例如5世纪的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与希波的奥斯定将“天主教”(大写“Catholic”)进一步统括为“公教”(小写“catholic”)和全体基督徒的“基督宗教”。学术领域,基督教要晚于天主教成型。 公元5、6世纪时的日尔曼族入侵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东西教会也随之彻底分裂开来。罗马天主教在这时期开始向蛮族施行教化的工作,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从15世纪开始,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近代的民族国家不断地形成,从各方面争取独立自由,教宗的权力在天主教会内虽然仍旧很大,但是在欧洲大陆向来联系十分紧密的宗教与政治却逐渐分离,欧洲信仰的统一也因基督新教的产生而破坏;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传教的工作获得了新的园地,天主教向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展开了传教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消长,在思想和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改变,造成了社会主义对天主教的共融,东方、西方及后起的第三世界在信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都面临重新合一的挑战。 “使徒遗传”表示教会的根源和信养源自于耶稣的使徒。教会相信教会的教导是从使徒传下来的,不只是在早期教会,而是在历史流传。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各自声称他们的教会就是真正的教会,虽然他们相信双方的神职人员都有使徒传承。他们和东方正统教会和东方教会都相信他们各自的主教的权威来自使徒的按手礼。另一方面,新教徒认为使徒的连续性以文字流传,正如Milne所说:“一个教会是使徒所传的,如果它在习惯中承认使徒经文的无上权威。” 天主教中文译作宗徒传承,是指基督教教会的圣职是从耶稣的十二使徒传承开始代代相传,通常与声称是一系列的主教有关这一系列的主教,起初被视为由一个或多个使徒建立的教座的主教,但现在被理解为一系列的主教(不论来自那个教座)受其他主教祝圣,而施行祝圣的主教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受祝圣,一直追溯至使徒。使徒统绪也可以理解成从使徒至今的教义连续性。例如,英国循道宗会议将“真实连续”定为“基督经历的连续,同一灵所赐的团契,属于一主的连续,讯息的持续宣告,使命的持续领受……”。 一些人视按手礼为使徒统绪的重要部分,因新约圣经提及个人的使徒传承(例如从保罗到提摩太和提多)。他们也认为早期教会书信,特别是圣纪文书信。纪文特别提到,使徒委派主教为继承人,并指示主教也应照样委派继承人,因此,这样的教会领袖不能无故罢免。此外,提倡主教拥有个人使徒传承的人指出,早教统一的教会(431年前)普遍奉行这规定。很多新教教派(包括信义宗和归正宗)否定使徒统绪的必要,并质疑这些历史声称的真实性。 使徒座是指宣称自身是由一个或多个使徒所建立起来,维系和传承该使徒权威、教义和宗教实践传统的重要主教座如下: 圣座:是罗马主教的教务职权,也是天主教会内超乎众教座之上的主教教座,承继自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是东正教会的首席大主教区,最高领袖称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承继自使徒安德烈。 亚历山大港教区:是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和亚历山大及全非洲地区东正教会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亚历山大港牧首,承继自使徒马可。 安提阿教区:是安提阿正教会(现驻大马士革),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会(现驻大马士革),叙利亚东方正统教会(现驻大马士革),叙利亚礼天主教会(现驻贝鲁特),马龙尼礼教会(现驻贝凯克)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安提阿牧首,承继自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 耶路撒冷教区:是耶路撒冷正教会的首席大主教区,最高领袖称为耶路撒冷牧首,承继自使徒公义者雅各(雅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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