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教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所创立,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和许多文化传统,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它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犯了罪,并在罪中悲苦受死,只有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耶稣降生并牺牲自己,救赎人类,标志着上帝与人类重立新约,带来上帝救世的福音,宣告旧约时代的结束。耶稣在宣道过程中招收12个使徒,以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世人赎罪。耶稣死后3天复活,复活后第40天升天,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开启了持续到今日的辉煌与发展。

基督教信仰的表述是以《圣经》为核心基础,以历代使徒、教会、公会等形成的信仰文件为载体,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使徒信经》被历代教会和神学家公认为最可钦佩、最为可靠的摘要。如基督教(新教)版《使徒信经》所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大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圣子基督耶稣是三位一体中第二位,他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万物都借着他受造”,是全人类的救赎主。我们都是因他的缘故靠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本源是出于上帝,而不是人,他是为成全天父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由圣灵感应,童真女马利亚而取了肉身,成为世人。即所谓“道成肉身”。上帝是基督教信奉的最高唯一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并主宰着世界。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同为一个独一真神,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圣父也称天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自在、永在的神,也是忌邪的上帝。基督教坚信独一的真神,反对偶像崇拜。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

基督徒的核心信念在于:上帝在耶稣之肉身中临到人类的感性世界,而耶稣关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之问题的宣告,则使其历史生命成为人们信奉的圭臬。这也是基督教的核心启示之一。作为完全的神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的一生是完美无缺的模范。没有罪性,没有过犯,因对世人的大爱,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莫须有的罪名,在当时的统治者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基督教相信十字架彰显了上帝的大爱和救恩。耶稣在被埋葬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说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复活后的耶稣在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述上帝国度的事物,后来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基督徒相信并盼望耶稣再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的审判与新天新地的降临。基督教相信上帝一直呵护,领导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他的审判随时都在进行,只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达到高峰。基督徒要衷心坚守上帝的律法和旨意,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传播福音,治理全地的使命。基督教相信圣灵,认为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和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

相信被圣灵所赐的新生命,并能因此获得重生。重生也体现在父上帝的拣选,子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更新。基督教不仅关注个人的拯救,更关注群体的发展,基督徒个人是不能与上帝建立完美的关系,只有在爱人如己中才能成全爱神的诫命。基督徒的成长离不开教会,教会被称为是一切敬诚之人共同的母亲,是神圣而圣洁的,也是公义而普世的。教会并不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遍布全球,教会因对上帝及其真道的认信,联合一致。基督徒相信自己都是基督的肢体,都因基督的宝血和福音,在基督里追求成圣的人。上帝因基督救赎的缘故,不再记着人类的罪,而是仁慈的将基督的义分享给人类,将人类永远不被定罪。基督徒也相信,在死后不仅灵魂立刻被带到基督那里,我们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全能活过来,再与灵魂联合,并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基督徒相信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身体称为圣灵的殿堂,不再顺服肉体的私欲。

基督徒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死亡,只有永恒的快乐。永生就是蒙上帝拣选和保守永远在主耶稣里。是上帝的恩赐,是因着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圣灵里得到新的生命。基督教认为当自己相信这一切的时候,自己就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称义,并且承受永生。但这本身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基督教将其信仰的全部真理和核心归纳为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一最根本准则,视爱之律法为最大的律法。彼此相爱也成为新约圣经中的核心命令,并认为这种灵性真爱和神圣集中体现在基督耶稣身上,因此也被称为爱的宗教。

认真考察世界上其它理论、哲学、运动和宗教,基督教会脱颖而出。在我们这个多元化国际社会里说基督教与其它所有都不同,这很难接受。听起来很教条和狭隘,但真理就是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基督教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但它是有证据支持的。显然人人都可以“自称”是神。耶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一生完全支持了那些宣称。考察一下历史,再考察他的宣称,这绝对是非凡的研究。研究首先要着重在耶稣完成了超过300个《旧约》经文中的弥赛亚预言。现在发现的《死海古卷》和可信的《旧约》《七十子译本》都被证明出现在耶稣来到人世之前,这样你就可以确信这些预言不是事后的“阴谋”。这些预言是被弥赛亚,即耶稣基督真正实现了的。如果考量一下一个人能实现一点点这些具体的预言的可能性,你就会惊讶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4:44)另一个重点是理解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今天没有哪个真正的学者会否认耶稣在约2000年前生活过,他曾是伟大的老师、行很多的善行、后来被判因在犹太人中亵渎神明而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唯一的争论在于耶稣是否被钉十字架后三天复活和他是否实际上就是神的肉身。这就是每人必须检验复活的证据,审察他们的内心,然后确定耶稣到底是怎样的。

耶稣说他是唯一通往父那里的路(约翰福音14:6),只有他可以显明父(马太福音11:27;路加福音10:22)。基督徒到处说基督教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因为他们傲慢、愚蠢和喜欢品头论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依据证据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基督徒相信耶稣,他称自己为神(约翰福音8:58;出埃及记3:14),能够赦罪(马可福音2:5;路加福音5:20,7:48),并从死中复活(路加福音24:24-29;约翰福音2:19)。耶稣说过: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他或是在讲真话,或是疯了,或是在撒谎。但既然大家都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他怎么可以是一个好人但是疯了,或者是一个好人但撒谎呢?他讲的必定是真话。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三大宗教。佛没有从死中复活,孔子、琐罗亚斯德也没有。穆罕默德没有完成具体的预言。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让死人复活或医治病人。而尽管这些“宗教”领袖可信赖的信息要少得多,他们却有千百万的信众。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它是信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哥林多前书15:1-4),而不是信你自己的行为(以弗所书2:8-9)。基督教不是关乎宏伟的建筑、言辞华丽的牧师、或是传统仪式。基督教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正教会、新教等教派。基督教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深远影响。至今主要发达国家,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尤其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广泛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艺术,基督教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国也是20世纪除了南美、非洲、亚洲的韩国等地,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基督教是信仰耶稣基督为神之圣子与救世主(弥赛亚)的一神教。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以《圣经》为最高宗教经典,信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组成的团体则称为教会或基督教会。由于部分教义源流自犹太教,因而被认为是亚伯拉罕诸教之一,现今亦与伊斯兰教、佛教共同视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三大宗派,但因历史发展的缘故,汉语所称的“基督教”常专指新教,基督教整体则又另以“基督宗教”、“基督信仰”或“广义基督教”称之。基督教的共同信仰认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神(亦称为上帝或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按照神自己的形像造人,由人来管理世界,后来人犯罪堕落,带来了死亡;圣父派遣其子耶稣道成肉身,在其在世33年的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后升天,赐下圣灵与信徒同在;他的死付上了罪的赎价,使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拯救,并在神内有永生。

按照基督教在4世纪的历史纪载,第一个教会在耶稣升天与圣灵降临(约公元30至33年)后由耶稣的使徒建立,之后耶稣的使徒及信徒们不断向外宣教,并快速在当时管辖巴勒斯坦的罗马帝国境内及周边地区传播;虽曾长期遭罗马帝国政府迫害,但约于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合法化,狄奥多西大帝时更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之后因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世界东西部的差异化发展,导致11世纪发生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公教会(天主教)、以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的正教会(东正教)。16世纪时,西欧又爆发了反对教宗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路德宗)、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宗)、乌里希·慈运理等神学家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安立甘会)先后脱离天主教而自立教会,日后出现了许多教义相近的教会,这些教会即为后世所统称的新教。

基督教虽起源于中东,但在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兴起后,今日在当地的信徒人口反而居于少数。由于基督教重视传教事业(又称“大使命”),加上西方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对世界经济及文化发展上强势的影响力,使得基督教的传布范围遍及整个世界,基督教文化更成为世界许多文明的重要骨干。粗估统计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至今信徒人口逾24亿,是当今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三大宗派中又以天主教的信徒占约半数最多;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则是美国及巴西,大约占人口的75%。基督教认为,这个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是从创世之初就有的。神起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信仰的最高境界。亚当夏娃所犯的罪的根本就是不信神:神说“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人选择了相信蛇,而不相信神,于是他们犯罪堕落了。后来的人常常悖逆神、忘记神,这个信仰就被遗忘、被扭曲。但神不放弃人,他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将信仰的真义完全彰显出来。耶稣基督本身是三位一体永恒的神的第二位格,称为圣子,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在最纯粹的意义是指 神从起初创造人开始就在人心里面启示了神的爱。

教会建立:如果讲到一个被世人称为“基督宗教”的完整教义和独立组织的建立,这是从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传道、受死、复活之后开始的。按照圣经,在公元元年左右的罗马帝国犹太地区,童贞女马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耶稣。他三十岁开始传道,自称神的儿子,宣扬爱神和爱人的福音,宣称信他的人会永远不死。传道三年以后,他被犹太祭司控告,被罗马官府判处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正好成就了耶稣降世的目的,他的死为人的罪付上赎价。他死后第三日复活,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有四十天之久,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要荣耀再来,审判一切的活人死人,信他的人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将与神隔绝,永远沉沦。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失去了信心,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的信心被重新建立,开始真正理解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在升天以前,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他们: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这以后,门徒们开始聚集、传道,这就是教会的开始。

早期教会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最初为犹太人的一个教派。除了受犹太教的影响外,受到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到约公元60年的历史,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复活又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约有100人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开始对周围的人传讲耶稣是基督的福音,效果明显: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始于耶稣基督的来临。诞生时期:公元1世纪30—40年代由其使徒以领受圣灵为“灵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开始传教,建立初期基督教教会。40年代后期,随着保罗等人向非犹太人的传教,教会相续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地建立教,在思想信仰上和组织结构上逐步走向完备。公教会或普世教会时期:早期基督徒曾受到罗马帝国的10次大迫害,后因教会不断传播而使罗马执政当局最终取消反教政策,并于392年被定位帝国国教。在继承、扬弃犹太宗教传统和结合、改造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备的教义神学体系。其内部也出现神学争论、兴起各类异端教派运动,如阿里乌斯派、多纳特派、彼拉久派、一性论派、聂斯脱利派等。 3世纪,逐渐发展出隐修制度,建立起各类修院。

教会就这样开始成长,但很快逼迫临到他们,一位门徒司提反成了第一位殉道者,没有经过任何审判被用石头打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几位使徒以外,众人暂时逃离,这也使得福音开始传向各地。逼迫基督徒的人中间有一位叫做扫罗,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法利赛人,精通犹太律法,司提反殉道他就有参与,然后抓了很多人下监。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前去大马士革,要逼迫那里的教会,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便改信耶稣,并改名保罗,从此一生致力于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非犹太人),并写了新约圣经27本书中的至少13本书,最后在罗马殉道而死。基督教开始还被看作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分支,比如,保罗去一个地方传教的时候,都去到犹太教的会堂。保罗传道基督教,很多犹太人都不接纳保罗,相比起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不强调行律法,而强调耶稣救赎的恩典,后来二者渐渐分道扬镳,被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看作是两个不再相同的信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11],这大概是公元43年的事情。基督教在外邦人中间(罗马帝国境内)反而渐渐传开了。以上是根据圣经的记载。

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一说是尼禄皇帝为了建新城而故意纵火烧掉旧城。尼禄皇帝将大火归罪于基督徒,大大迫害基督徒。后面几个世纪教会也遭遇多次大逼迫,许多基督徒被酷刑处决,如火刑烧死,在竞技场中被野兽吃掉,钉十字架等等。十二位使徒(犹大背叛之后补选一位)中只有圣约翰正常寿终,其余都是殉道而死。基督徒学习耶稣的榜样,并不反抗。在逼迫中,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却越来越兴旺,更成为军人们的信仰。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崇慕基督信仰,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徒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都到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日后罗马与拜占庭两地教会对基督宗教领袖地位的争执。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命教会召开尼西亚会议,驳斥了亚流派,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使徒们在世的时候所写的福音书、书信被教会保存,到第二世纪末,已经形成《新约圣经》的基本形态,到公元393年的大公会议被正式定型。这时期著名的基督徒,在使徒彼得、保罗、约翰之后,有特土良、坡旅甲等。东西教会分裂时期: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形成天主教传统,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正教传统。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东派自称正教,西派自称公教。

罗马帝国国教
君士坦丁之后有一位罗马皇帝尤利安被称为叛教者,重新恢复罗马宗教,但他执政时间不长,到了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公布了一道谕旨,基督宗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这道谕旨在米兰谕旨的基础上,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有智慧的人去接纳的一个信仰。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要定基督宗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它作为皇帝的命令方式发布,结果带来许多人不得不成为基督徒的气氛。罗马帝国渐渐衰落,公元410年罗马城被日耳曼人攻陷,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有一种理论认为基督教为国教削弱了罗马帝国的武力,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是同以基督宗教为国教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却仍旧很可观,直至1453年才灭亡。这时期著名的基督徒有圣奥斯定,圣热罗尼莫、圣巴特利爵等。

中世纪前期
中世纪前期包括从6世纪至10世纪,这段时间,特别是到9世纪初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灭掉西罗马帝国的外族,以日耳曼的一个分支法兰克人为代表,建立了一系列的王国。这些外族在攻陷罗马的过程中常常对基督徒礼待有加,他们自己在6-7世纪中间也渐渐归信基督教。这些民族文化很低,甚至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可以称为是蛮族。教士和修士读书识字,成了黑暗时代中间文化的曙光。教会中开始兴起修道院,修道院在文化、农业、商业、慈善事业上面都起了重要作用。罗马教会在众教会中的领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与君士坦丁教会的矛盾也加深。基督教在耶稣活动中心的中东阿拉伯世界发展不大。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迅速扩张,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主流宗教。公元751年,法兰克王国进入卡洛林王朝,势力扩大,查理曼时代尤其强盛,公元800年,罗马教宗圣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显示并进一步扩大了基督教的政治影响力。欧洲开始走出黑暗时代。这时期的著名基督徒有罗马教宗圣额我略一世等。

在天主教与东正教各成体系、分别发展的过程中,西罗马帝国于476年被推翻,教会随之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发展阶段。其间东正教会因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最后灭亡,逐渐分化为15个相互独立的正教会即自主教会,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多元局面。西方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发展中经历教权与王权之争,于13世纪达到教会权力的鼎盛,形成以罗马为中心、跨越国界的西欧天主教世界。其修会体制不断变革,曾兴起各国军事修会和托钵修会。天主教会为遏制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夺回“圣地”的口号下,从1096至1291年近二百年时间里,先后组织向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8次十字军东侵,并为镇压“异端”建立宗教裁判所,残酷镇压“异端”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及自然科学家。在重建西欧基督教文化体系的进程中曾促成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和12世纪文化复兴,推动中世纪欧洲学校、图书馆的建立和大学的兴起,形成基督教文化教育及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特色。在神学理论上通过“唯名”、“唯实”论之争,以及改造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建立起体态完备的经院哲学,并确立以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理论为主体的天主教正统教神学哲学体系。

中世纪中叶
中世纪中期是11-13世纪,教会出现分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安条克之围,出自中世纪的泥金装饰手抄本。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公教(在中国称天主教)和正教(在中国称东正教)。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教导权主要于教宗与大公会议;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教会最高权力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1096年-1291年,天主教以维护基督教为口号,夺回被穆斯林占领的圣城耶路撒冷,展开了8次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经院哲学成为神学的主流,引入亚里斯多德的思想,非常地思辨和哲学化。修道院的学校演变成为大学,教堂采用哥特式建筑,显示了技术的发展。教会渐渐腐败。这时期的著名基督徒有圣多玛斯·阿奎那、圣方济各亚西西等。

中世纪晚期:赎罪券的发行日益盛行,成为后来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即抗罗宗(新教)诞生。随着14世纪以来兴起的突出人文主义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16世纪教会内部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又一分为二,陆续分化出脱离天主教会、被统称为新教的一些新宗派,形成旧教、新教的对立。1517年,神学家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反对台彻尔销售教廷赎罪券等,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他的工作引发了由数位基督徒学者和领袖所领导的更深入的运动,包括乌尔里希 .茨温利和约翰·加尔文。这些新教会被称为抗议宗(新教)。从此开始近代基督教的发展,其三大系派(天主教、正教、新教)基本定型,并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造成全球性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促成天主教会内部实行一些革新措施,并产生出新型修会耶稣会。其会士不穿僧衣,不住修道院,深入到世界各地开展广泛的传教活动,兴起天主教会海外传教高潮。同时,在17世纪初,欧洲启蒙时代不可知论、泛神论、无神论的兴起以及法国大革命蔓延西欧大陆,越来越多的人退出教会,整个基督教社会都陷入信任危机。17世纪,英国爆发了清教徒革命。18世纪,伴随着美国的大觉醒运动为代表,以及信仰复兴运动、再临运动、五旬节运动在内的宗教运动陆续发起,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兴宗教和邪教组织,并波及到欧洲与世界各地。1517年10月31日,奥斯定会的修士马丁·路德张贴了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再次分裂。传统派被称为大公教会,中文又称天主教,改革派被称为新教,中文又称基督教(狭义用法)。同时期的著名改革家还有加尔文、慈运理等。他们强调因信称义,强调圣经的权威,否认罗马教会和教皇的权柄,他们的信仰要点可以用五个唯独来概括,与罗马天主教会产生极大的对立。英国出于政治的原因也脱离天主教控制,成立了英国国教会。信仰冲突席卷整个欧洲,加上其他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神圣罗马帝国瓦解,欧洲爆发许多的战争,包括三十年战争。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改良运动。

新教内部后来出现很多不同的宗派,最主要的早期教派,有圣公宗(安立甘派,又称英国国教)、归正宗(加尔文派)、信义宗(路德派)等。启蒙运动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基督教正式传到了世界各地,并成为西方殖民地的主要宗教,当时更有国教地位。1583年利玛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了对神的理性质疑,基督教内部出现了自由派神学,与正统基督教神学传承有出入。20世纪出现与传统基督教形式不太同的灵恩运动称之为灵恩派,重视方言、医病、赶鬼等异能,反对教会有的传统结构形式,也重视表现自己的属灵经验,例如不顾一切的去跳舞,及有现代先知讲预言等事,在基督教圈中造成不少影响,特别是在中南美地区。不少传统教会抵制灵恩运动,认为其背离神的道,更至有些传统基督教人士认为是邪灵上身,但灵恩派一般都认为自己没有灵恩派之分,而只是偏向受圣灵的充满。《新约》福音最常出现的名字耶稣,又称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福音书》记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圣灵感孕童真女马利亚取肉降世成人的救赎主。历史上对耶稣记载不详,曾有人怀疑是否有其人。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弗斯(Josephus)在《犹太古史》中曾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是”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编年史》写道:“那个使他们有基督徒称号的人——基督,已在提庇留时期,为巡抚所杀。”这些资料间接说明,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

有关耶稣生平的记载主要在《新约》,尤其在4本《福音书》中。福音书称:耶稣的母亲玛丽亚从圣灵怀孕,并得知她要生的儿子就是人们常盼望的弥塞亚。当时正值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即罗马第1位皇帝屋大维,公元前27—公元14年)下令犹太人报名上册之际,玛利亚随着丈夫木匠约瑟从加利利的拿赛勒到犹太的伯利恒城注册登记。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生下8天后,按犹太人的规矩行了割礼,取名“耶稣”,意谓“主是拯救”。后世把耶稣的诞生年定为公历的纪元。距圣经学者推证,耶稣降生当在公元前6至前4年之间,因为考证,希律王死于公元前4年,而耶稣的诞辰日今称为“圣诞节”。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幼年聪明好学,12岁时已认识到上帝是他的父,“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成年后,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真切感到自己是“上帝的爱子”。接着耶稣在旷野里40天,经受撒旦的试探,拒绝了各种诱惑而选择完全上帝抚育的“救赎世人”的重要使命。于是他开始宣传天国(即上帝的国)的福音。先在犹太地南部,后又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地区传道。他宣讲上帝的国近了,劝人们要悔改,相信福音。他自称自己是“人子”,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耶稣在传道时,选召了12名门徒,最初的,也是比较亲近的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多数是渔民。除12门徒外,耶稣又设立470个人,差他们两人一行地去各地传福音。耶稣的言论与行动触犯了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与社会上层当权者发生了冲突。他不同意法利赛人关于守安息日的烦琐教条,斥责法利赛人等上层社会的民族偏见和等级歧视,主张上帝是爱,人们也要彼此相爱。他将犹太教律法归结为“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认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犹太教当权者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对耶稣极端仇视,他们千方百计要置耶稣于死地。逾越节前夕,耶稣被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出卖,被犹太教大祭司和差役拘捕,交给罗马的犹太巡抚彼拉多,并使彼拉多同意将耶稣钉于十字上。《福音书》记载,耶稣死后第3天复活,并向门徒和众人显现,第40日升天,第50日差遣圣灵降临。众门徒领受圣灵,开始传教。 [26] 从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领域内逐渐传布,后来从一个犹太民族的宗教(犹太教)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

《圣经》是基督教重要的经典,在基督徒心中,《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其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其具体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受下来的。全书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教多数教派只承认希伯来文原本,因此只有39卷;天主教则应用《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圣经》,并收该书中未见于希伯来文本的一些希腊文补篇等7卷希腊文经典,合为46卷。《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圣经》的四十几位作者,不仅各自所处的时代、职业、身分不同,写作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异。摩西是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罗是犹太律法家,路加是医生,彼得、约翰是渔夫,阿摩司是牧羊人,马太则是税吏。有的写于皇宫之中,有的则在牢狱或流放岛上;有的写于戎马战时,有的却完成于太平盛世;有的写于喜乐的高潮,有的则写于悲恸、失望的低谷之中。《圣经》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即在各犹太会堂或基督教堂传读。基督徒认为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是神的话语的默示。

《圣经》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发展,已经成为现今最畅销且发行量最大的书。据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图书管理机构统计,自基督教诞生以来,一直不断向全球发行,至今发行量已达100多亿册。2000多年来《圣经》被视为世界文化的瑰宝,先后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然而人类在《圣经》翻译史上也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和代价。现在通行的基督教圣经中文版是和合本的圣经,其由来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时期。当时有三个版本,即《文理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和《官话和合译本》。其中的《官话和合译本》就是后来流传最广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其中新约的翻译于1906年完成,1919年新旧约全书完成面世。由于时代的原因,文字特点采用了半文半白的风格。以此译本为基础,圣经公会在1989年重新采用新标点、新型态编印、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和合本的重要贡献不能否认,近百年来的中文基督徒(新教)都直接受其深刻影响,只是由于时代所限,一些新接触者产生了阅读困难,因此一些新的中文译本也相继出现。所以,除了和合本的中文圣经之外,还有两个版本的中文圣经可以看到,即《现代中文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前者译文是较为浅白的现代文字,后者是吕氏(牧师)一人的翻译,其译文尽可能符合原文的表达,比较直译。另外,天主教圣经的中文版本通行的是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翻译的《思高译本》(1968年)。

基督教的基本组织被称为教会,基督教认为教会是全体在世和已死基督徒的总体。“教会”一词,源于希腊文εκκλησία,意为“聚会”,在古代希腊化国家中主要指城邦公民的立法性议事聚会。《旧约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用以指崇拜雅赫维的以色列民族集体。在《新约圣经》中,教会指信仰耶稣基督的团体。后世说“教会”含义较广,既可指基督教各派的整个组织,如基督教会、天主教会、正教会等,也可指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教堂全体基督徒的组织,如英国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某某教堂的教会等。教堂亦称“礼拜堂”,是基督教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物,源于希腊文Kryiakon,意为“主的居所”。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始建造教堂。最早的教堂多由宫殿改建或仿照宫殿式样建造。11世纪有罗马式教堂,12世纪由哥特式教堂,15世纪又有文艺复兴式教堂。东方正教会和其他东方教会还有拜占庭式教堂等。中国最早的教堂为唐代景教在长安所建大秦寺。元代天主教方济各会在大都(今北京)等地所建教堂称“十字寺”。明万历十一年(1583)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造教堂,初名“仙花寺”,后改“寺”字为“堂”,俗称“教堂”或“天主堂”。新教传入中国后,常称教堂为“礼拜堂”,意为礼拜上帝的殿堂。

天主教

1.隐修院修会:从隐修休会发展而来,后逐渐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隐修,遵守统一的规章制度的基督教教会。主要包括本笃会、苦修会、克吕尼修会、西多会、加尔都西会等。本笃会:529年,本笃(一译尼狄克)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建造了第一座本笃会修院。主要规定包括“发三愿”和咏唱“大日课”。该会规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克吕尼修会:本笃会的一个分支,又称“重整本笃会”。该修会要求恢复本笃修道团严格的规矩,培育个人属灵的生活。史称“克吕尼修院改革运动”。

2.托钵修会:亦称“乞食修会”,始于13世纪。规定不置恒产,会士以托钵乞食为生。开始时,仅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奥斯定会,15世纪后,续有增加。方济各会:又译法兰西斯派、小兄弟会。该会会规要求会士必须效忠教皇,并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彼此互称“小兄弟”。多明我会:又译多米尼克派、布道兄弟会。该会以布道为宗旨,着重劝化异教徒和排斥异端,主要在城市的中上阶层传教。

3.耶稣会:该会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仿效军队编成半军事性的组织,纪律森严,机构严密。正式会士需发四愿,并对会士进行长期的灵性训练和知识培养,也鼓励信徒为保卫天主教的利益进入世界。

(东)正教

1.君士坦丁正教会: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4世纪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基础上形成。7世纪开始在正教中起领导作用,使正教传入东欧和东南欧各国。后因奥斯曼土耳其的侵入,逐渐失势,仅保留有普世牧首的荣誉首席地位。

2.亚历山大里亚正教会: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因埃及北部名城亚历山大而得名。现牧首尊称“亚历山大里亚和全非牧首”,府邸在亚历山大。

3.安提阿正教会: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因叙利亚古都安提阿而得名。现牧首尊称安提阿和全东方牧首,是由圣主教公会和组成全体大会的平信徒代表秘密选出,府邸在大马士革。

4.耶路撒冷正教会: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因基督教诞生地耶路撒冷圣城而得名。其教会被称为所有教会之母。其职能之一是保护巴勒斯坦圣地。现牧首尊称为“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

5.希腊正教会:亦称“埃拉多斯正教会”。为希腊国教。源于1世纪下半叶保罗的传教活动,4世纪起受君士坦丁堡管辖,19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教会教会承认其自主地位。大主教府邸设在雅典。

6.俄罗斯正教会:俄罗斯最大的正教组织。11世纪成立,原属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16世纪宣布自主。自主后的教会进行了改革,统一了礼仪,修订了俄译本《圣经》,后又取消牧首制改为主教公会制。1943年牧首制恢复。现为正教中最大的自主教会。

(基督)新教

1.路德宗:亦称“信义宗”。因以马丁·路德的宗教学说为依据的各派思想的统称。,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的得救在于信仰上帝,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主张建立不受罗马教廷管辖的民族教会,采用民族语言和礼仪的形式。

2.加尔文宗:亦称“归正宗”、“长老宗”。因以加尔文的宗教学说为依据的各派思想的统称。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权威,强调因信称义,宣扬上帝预定,并在教会建立长老制。

3.安立甘宗:即“圣公会”。16世纪30年代,从罗马教会中独立出来,但在教义、礼仪、组织制度等方面则保留了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传统。同时也具有新教的基本信仰如坚持《圣经》为教义的最高权威等。

4.公理会:采用公理制形式。公理会的多数教派采用正统加尔文派的观点,强调信仰自由、个人与上帝的圣约。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教徒行政上没有各级总机构,只有团契联谊组织。

5.浸信会:17世纪初,浸礼宗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派。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人施洗;主张全浸符合《圣经》原则,是合法的洗礼方式。

6.卫理公会:又称“循道宗”。其主要是以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统称。主要包括:卫理公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循道公会、圣道公会等。

7.灵恩派:灵恩派,即圣灵降临派。强调基督是上帝启示的中心,圣灵的位格是建立在与圣父圣子的关系之上,所以圣灵不只是圣灵本身,同时也是圣父的灵和圣子的灵。

8.福音派:亦称“新福音派”。强调耶稣基督福音、个人悔改得救、以圣经为唯一信仰基础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及其信徒的通称。福音派是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基督教派之一。

19世纪后期,教皇国其大部分领土并入意大利王国,1929年《拉特兰条约》签订后改称梵蒂冈国,1984年又与意大利政府签署协定,不再把天主教作为意大利的国教,但罗马教廷仍为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和最高权利机构。20世纪的现代天主教以教会革新与对话运动、其本色化和多元趋势,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时代发展的适应为特色。随着近现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大觉醒运动、唯物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的不断涌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震荡,新教神学理论亦呈多元和分化局面。一些被压迫民族利用宗教为其生存而斗争,则使基督教有了新的政治色彩。另外,东正教在近现代继续形成新的自主教会和自治教会。1910年以来,教会内部开始形成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新教各派曾于1921年成立国际宣教协会,此后新教和东正教各派又于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即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距2016年的统计,基督教各派已分布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徒人数达24.6亿之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3%。但其发展也受到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与冲击,经历内部的革新与重建,原主流教会人数减少,教派分化加剧,并出现各类本色教会和自立教会运动。

中国基督教
1.基督教传入的历史
唐贞观九年(635),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曾于传入中国,称“景教”。太宗、高宗两朝,景教受到宽容对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各州都普遍建有景教寺院,称“发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荣境况。但会昌五年(845)因朝廷下诏禁绝佛教而被波及,在中原地区中断传播。
元代时又传入天主教和聂斯脱利派,通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到14世纪30年代时教徒已达3万人。其活动范围除大都、江南等地外,最远达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该派在蒙古贵族和朝廷官吏中接受较多,但在民间流传不广,后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告中断。

利玛窦
明万历十年(1582)天主教由耶稣会传教士再度传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带来了大批西方科学技术与知识文化,推动了中国的天文、历法、水利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的中国官员如徐光启都纷纷受洗,宫廷内外士大夫阶层就有超过500人入教。康熙皇帝与传教士亲密交往的故事,并为基督教题写了许多诗词和对联,可以说是基督教与中国的热恋期。18世纪因“中国礼仪之争”而被清朝禁止。

17世纪末叶俄罗斯正教传教士开始在黑龙江六月建堂立院,随之亦在北京设立教堂。1715年沙俄派出第一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其传教士团成为驻华常设机构。从1715年至1956年,共有20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活动。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广州传教,此乃新教传入中国之始。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各派再次大量传入中国,因其传教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发生多起教案(如天津教案、山东巨野教案、义和团运动等)和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中国教徒自20世纪初开始要求实行中国教会自立。1919年五四运动后,天主教在中国推行“中国化”措施,大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新教各派亦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提出“本色教会”的主张和“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原则,并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49年后中国教会逐渐割断与外国传教修会及差会的联系,进入其自立发展的时期。

主要圣礼:基督教圣礼,或称“圣事”,是基督教重要的礼仪。基督教认为圣事是耶稣基督亲自定立,并具有一定形式的宗教礼仪,它借助一定可见的形式赋予领受者不可见的基督的“宠爱”和“保佑”,凡诚心领受者,都能获得。天主教和正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即圣洗(洗礼)、坚振、告解、圣体(正教称“圣体血”)、终傅、神品(亦称“受职礼或祝圣神父、主教”)和婚礼。新教一般仅承认洗礼和圣餐为“圣礼”。

洗礼:洗礼被普世教会视为基督教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是基督教入教仪式,分注水洗礼和浸礼两种。基督教认为这是耶稣立定的圣事,可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予“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此后有权领受其他“圣事”。

圣餐礼:或译“主的晚餐”,是被普世教会承认的另一重要圣礼。指耶稣被捕前与门徒最后一次的晚餐。当时他以饼代表自己的身体,以葡萄汁代表自己的血,分给门徒吃,成为历代教会遵守的礼仪。圣餐的主要材料是葡萄汁和无酵饼。

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的,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狭义则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

唐朝: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他们的主要工作有:兴建修道院、翻译圣经还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书籍。唐太宗御赐“阿罗本”名号,意思是“神所差遣来的”。不过,此时的景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影响力,这是有两大原因:第一,内部的争斗,以致福音不能继续有效的传播。第二,只与社会中的高层人士往来,并未普及深入民间,而且没有建立当地的同工,以致于与民间的关系距离遥远。天宝三年,大秦国教士佶和来京行道。唐肃宗令灵武等五郡,重建教堂。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终止了传播。唐宣宗大中四年,大主教阿多爵统理中华、印度两国教务,派教士东来,建教堂传教无阻。

元朝: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两部族信奉景教。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教会正统天主教(罗马公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叶尔姜、依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元世宗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是景教徒。

1243年英诺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济各会会长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到蒙古帝国传教,于1246年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
1243年同年,教皇还派方济各会教士罗兰,多明我会士安息灵二位传教士到华南传教。但二人未成功到达。
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鲁不鲁乞)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吕柏克到达和林晋见蒙哥。

马可波罗与扫马: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罗马教廷,请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家乡,老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1268年去世。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被选出,派遣两名多明我会修士伟立尔莫、尼格老跟随波罗兄弟前往元帝国。尼古拉·波罗还带上了他的15岁的儿子马可波罗。两位教士半途而返。1271年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带着教皇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动身,于1275年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287年来自元朝的景教徒扫马代表蒙古伊儿汗国出使欧洲,1288年抵达罗马,拜访教皇,并接受了教皇尼古拉四世致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1289年扫马返回伊儿汗国。扫马对教庭的访问,促成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

方济各会进入中国:
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父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47—1328)为北京的主教,隶属各省主教7人。他从伊儿汗国走海路,途径印度,1291年抵达中国泉州,于1294年进入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1299年和1305年分别在大都建成2个教堂,有三万余人入教。
1303年 阿诺德冯科隆(Arnold von Koln)到达大都协助孟高维诺。
1313年,罗马教廷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日辣多(哲拉多·阿布意尼)等七人前往中国,其中1人留在途中传教,3人死于印度,到达中国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斐莱格林和安德鲁留大都传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大都和泉州两个主教区。1322年,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和徳理)从意大利抵达中国旅行。经泉州入中国,游历福州、杭州、金陵、扬州、明州、北京等地旅行,取道西藏回国。后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书《鄂多立克东游录》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各会修士尼古拉为北京主教。
1338年,热那亚传教士安德鲁作为元帝国使臣出使欧洲,前往阿维侬拜见教宗本笃十二世。随后本笃十二世派遣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使臣,率领修士团五十余人来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北京,晋见元顺帝。1345年马黎诺里返回当时的教廷阿维侬。

元末基督教被摧毁: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动乱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

明朝基督教回归
沙勿略长眠上川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纳瓦拉(今西班牙境内)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 Gaspar da Cruz 1520-1570 ) 抵达中国广州。1570年他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在欧洲出版。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

登陆中国
万历三年(1575年),奥斯定会西班牙修道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年6月30日-1578年6月)在中国厦门登陆。
万历六年(1578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并希望他们今后传教时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这里面就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ois Pasio)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万历七年(1579年),罗明坚到广州,后返回澳门。
万历十三年(1585年),范礼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国教区区长,潜入肇庆居留。
1586年,天主教马尼拉主教参与西班牙菲律宾总督主持的武力征服中国计划的制定。该计划因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摧毁而放弃。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郭居静来华。意大利籍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年-1654年)来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京,但是未能立足,返回南方。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庞迪我来华。

利玛窦永驻京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庞迪我携带大量礼品再次进京觐见明神宗,终于获得在京永驻的许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青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获教名保禄(Paul)。
1605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从印度出发,经古丝绸之路,经过四年长途跋涉,于1605年抵达中国肃州,因劳累死在那里。他的日记被利玛窦整理发表,证实马可波罗描述的契丹就是中国。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熊三拔来华,协助“钦天监”修订历法。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之藻1610年在北京受洗。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接任,他对利玛窦宽容中国教徒尊孔敬祖表示不满,这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开始。同年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来华,抵达南京跟随高一志、郭居静学习汉语。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抵达澳门。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杨廷筠在杭州受洗。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毕方济抵达北京。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国泉州传教。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南京教案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发生南京教案,许多天主教传教士被驱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跟随金尼阁抵达澳门。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汤若望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费乐德来华。明熹宗敕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军用铳炮。
天启三年(1623)意大利教士艾儒略、毕方济奉召至京。
天启四年(年1624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伏若望来华。
天启七年(1627年)汤若望被派往陕西传教。
崇祯二年(1629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瞿西满来华。

汤若望与《崇祯历书》
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奉召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十年(1637年)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类思来华抵达北京,1640年应东阁大学士刘宇亮邀请赴四川成都绵竹等地传教。
崇祯十三年(1640年)耶稣会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来华,抵达杭州,1642年前往四川。
崇祯十六年(1643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来华。

天主教与南明皇室
1622年,18岁的郑芝龙在澳门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Nicolas。
崇祯十三年(1640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瞿安德Fr.A.X.Koffler(1615-1651) 来华。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耶稣会波兰籍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 )来华。
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瞿安德在南宁为王太后、马太后、王皇后施洗入教,后又为皇三子朱慈炫施洗,教名君士坦丁。
永历四年(1650年)十月,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皇帝的使者出使罗马教廷和西欧。

清朝基督教兴衰
罗马教廷设立中国教区
顺治五年(1648年)1月15日,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在福建福安湖山被斩首处决。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帝颁布容教敕书。
顺治八年(1651年)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
顺治十三年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上赐御书堂额“通微佳境”敕悬宣武门天主堂,又御制《天主堂碑》。
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十六年(1659年),耶稣会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跟随卫匡国同船来华传教。
顺治十六年(1659年),罗马教廷成立传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以图替代原来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控制的保教区(Padroado)。
1659-1660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分别成立了东京宗座代牧区(越南北部和老挝、中国云、黔、湖、桂、川等地)、交趾宗座代牧区(管越南南部、中国粤、闽、浙、赣等地),和南京宗座代牧区(管苏、豫、鲁、晋、陜和东北、朝鲜等地),由教皇直接任命“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而在此之前,前往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分别从澳门(耶稣会)和马尼拉(方济各会、奥斯定会、道明会)派出的。
汤若望的历狱
康熙四年(1665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书《辟缪论》,诬告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时宪历》十谬,为入葬的荣亲王的入葬时间和地点“俱犯杀忌”。顾命大臣鳌拜也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收押狱中,并株连许多在华传教士,史称“历狱”。
中国礼仪之争
崇祯四年(1631年)1月2日或3日,受西班牙国王保护的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Ange Cocchi?-1633年)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并对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表示不满。
崇祯六年(1633年),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P.Juan B.Morales)和方济会传教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FM,1602-1669)到福安。
顺治二年(1645年),接替高奇神父的黎玉范神父(Juan Bautista Morales 或 Jean—Baptiste Moralès1597-1664)特意赶到罗马向教廷报告耶稣会的行为,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公开化。
顺治七年(1650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卫匡国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获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理解。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1667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皇的裁定。
康熙九年(1670年),方济各会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来华。
康熙十五年(1676年),教皇克雷芒十世任命中国籍传教士罗文藻担任南京宗座代牧区代牧。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教,也是1926年以前惟一的一位中国籍主教。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等五人来华。在北京建立法国耶稣会。该会成员大多反对所谓“利玛窦规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传教士徐日升、张诚被任用为译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索额图和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的游说下,康熙连下两道谕旨,礼部即奉旨依议:“……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天主教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领洗成为天主教徒这被传教士称之为“基督教宽容敕令”。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为使臣出使法国。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到中国澳门传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开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务。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年-1721年在位)发出禁约,正式禁绝中国礼仪。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教皇代表铎罗来华发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国教徒敬拜祖先,再度引发中国礼仪之争,康熙帝为澄清真相,派遣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中国教徒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罗马教廷将福建传教区交给反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多明我会,耶稣会撤离福州。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自即日起”通谕,重申1704年禁令。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主教来华,重新禁令。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 “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
雍正元年(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上疏请将各省西人除晓通技艺者外,余俱送往澳门安置,改天主堂为公廨,严禁入教,获准。天主教正式被禁。
天主教进入西藏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天主教嘉布遣会(Capuchin)修士定居拉萨,后被驱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从印度进入拉萨。1721年他被嘉布遣会修士排挤出西藏。
雍乾嘉禁教与早期天主教殉道者
康熙十七年(1678年),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嘉彼辣),因仇教风波,在福建被差役斩首。他是明末天主教重返中国以来的第一个殉道者。
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内部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
乾隆十二年(1747年5月26日),多明我会西班牙传教士白多禄(Pedro Sanz)因禁教期间潜入福建传教,被斩首于福州西门外。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湖北、陕西地方官分别查获前往该地传教的传教士数人,乾隆再度下禁教令。
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嘉庆十九年(1814年),第一位中国天主教教徒殉道者吴国盛在贵阳被处决。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徐德新在成都被处决。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东正教会俄国托博尔斯克教区主教托来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抵达北京。1712年康熙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慰问那里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作为同意借道俄国境内为交换条件,彼得大帝提出派传教士团来华。经康熙表示同意,俄国派出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便于1717年首次来到北京。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中方正式允许俄国派东正教教士到中国传教。
1847年7月,沙皇政府授权第十二届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到新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
1858年,大司祭固利乙(Gurii)率领第十四届传道团前来北京换班。10月10日俄国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从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茨克直接到达北京,表面任传道团监护,实际上则是俄国驻华代表。12月,彼罗夫斯基向清政府声明是俄罗斯驻华全权公使,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的换约。虽然这违反清朝的外国使臣不驻京的规定,但是咸丰皇帝还是派理藩院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1859年7月俄国派遣伊格那季耶夫来华,替代彼罗夫斯基。
耶稣会重返中国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发出敕令 Dominus ac Redemptor “吾主救世主”,解散耶稣会。1775年耶稣会中国省被迫解散,起在华传教事务由,于1782年起,由味增爵会受命接管。
1814年,耶稣会被教皇庇护七世重新恢复。
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国籍的耶稣会士南格禄(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与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重返中国,1847年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正式建立传教中心,徐家汇圣依纳爵堂至今留存。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
嘉庆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新教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并任职于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七年之后,第一个中国新教徒蔡高受洗。
道光三年(1823年),马礼逊按立第一位中国新教牧师梁发。
道光十年(1830年),裨治文裨治文抵达广州,他是新教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许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没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将教堂发还,因传教纠纷、欺压传统宗教等,引发许多教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禁教令松弛
嘉庆十五年(1811年),清政府颁布《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对违反者处以“绞决”。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方济会意大利传教士蓝月旺在监禁五年后,在长沙受绞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8日,遣使会法国传教士刘格来在武昌被绞死。
道光二十年(1840年),遣使会法国传教士董文学在武昌被绞死。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汉福会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随军翻译和占领军定海知县。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方四个翻译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李太郭和麦华陀。同年,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进入厦门传教。这是新教在中国进入的第二个城市。第一个是广州。
1842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成立维多利亚教区,负责开拓香港、中国、日本、朝鲜、马来亚等地传教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来上海创立墨海书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25日),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从西湾子出发,历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长途跋涉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1852年出版《鞑靼西藏旅行记》。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11日),美北浸礼会的玛高温医生(D、J、Mac Gowan)到达宁波。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任美方的翻译。该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派遣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广州沿海,于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国特使拉萼尼用炮舰相威胁,坚持必须由大清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清政府被迫让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发布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与宾惠廉一起共同传教。

基督教与太平天国
1834年,洪秀全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在广州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并从其手中得到宣传基督教中文传道书《劝世良言》(梁发著,马礼逊代辑付印)的叙述。这条龙藏街就是提督学政署前边的一条街道,仍沿用此名。
1843年,洪秀全科举落第,大病,在家研读《劝世良言》。
184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举失败,和族弟洪仁玕在广州拜浸礼会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为师,申请受洗。罗认为洪对基督教理解不对,没有同意。之后,洪秀全模仿基督教使徒,与好友冯云山,走出家乡到广西传教。加入明室后代朱九畴所创立的上帝会。朱九畴死,洪秀全被推为教主。遭清政府通缉,逃至香港,跟福汉会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继续学习。1848年回广西,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拜。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坚守邻近战区的教堂,并戏剧性地营救驻扎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员——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帮助其从城墙上逃脱。
1854年5月,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1854年,洪仁玕当时作为基督徒在上海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学习天文历算,为时半年,后离开上海回到香港。1859年洪仁玕辗转抵达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
1857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
1858年年底,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作为伊利近勋爵派出的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到南京会见太平天国官员。
1860年8月,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杨格非等应忠王李秀成之邀,到苏州会见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然后进入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
1860年10月,罗孝全从广州经上海、苏州,抵达南京,拜见洪秀全。被授予管理外事的职务。但很快与太平天国不和,1862年1月到停泊在南京长江边的英国船寻求庇护,离开太平天国。

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总督叶名琛。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5月攻占大沽炮台,兵临天津,威胁北京。6月23日清政府与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内容有传教自由一条。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全面开禁西方在华传教。
咸丰十年(186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
深入内地与教案冲突
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发生贵阳教案,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文乃尔被凌迟处决。 同治七年(1868年8月22日),发生扬州教案。
同治八年(1869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清大臣崇厚出使法国谢罪。
同治九年(1870年),大英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抵达中国,第一站是上海,随后从山东登陆,进入山西内地传教。
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
同治十二年(1873年),美南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第来中国,在山东乡村传教,长达四十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
1890年,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提摩太呼吁关注中国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并组成了一个七人上书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阿什莫尔、布劳格特、约翰、穆尔、沃瑞,李提摩太。

基督教与洋务运动
同治元年(1862年),清朝同文馆成立,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任英文教师,1864年美国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也到同文馆工作。1869年,他被聘为同文馆总教习,对同文馆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同治七年(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科技的翻译出版机构,传教士韦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先后担任外方翻译。

基督教与戊戌变法
1848年,王韬应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1868年9月5日,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CHURCH NEWS))。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
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
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康有为、梁启超主要通过《万国公报》和光学会出版的书刊了解西学。
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1894年10月,《万国公报》发表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担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

曹州教案与德国占领胶州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山东、天津、北京、山西、内蒙等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被武昌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录取为学生。
1904年10月,黄兴在湖南长沙策动反清起义事泄遭清政府追捕,在基督教圣公会教士黄吉亭掩护下,黄兴从长沙逃往上海,最后逃去日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
1910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同盟会会员王正廷,秘密参加宋教仁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
1911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王正廷出任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外交次长。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中国内地会的兴起
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1832~1905),出生英国,十七岁得救,回应神呼召,来到中国传教。
1866年:创立内地会:其策略为“凭信心过生活、工作”,这样的生活观念,带给中国信徒有很重要的影响。基地在浙江。 1867年:进入江苏。 1875年:进入河南。 1876年:分派传教士前往山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因为事工的需要量越来越多,人手经济上都需要增添,因此,他们开始去到各个国家当中传递异象,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在这宣教的行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差会也加入内地会的系统,一起在内地福音事工上服事,此时的内地会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差会团体。 1885年: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轰动一时。 由于内地会不兴办学,没有设立任何一所学校,虽然内地会以布道、传福音、建教会为首要工作,不过牧养的工作仍旧是由西方宣教士来担任,没有培植当地华人为传道人。

经济文化交流
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在一封信中介绍了中国茶叶。明朝末年,传教士将土豆引入中国,当时土豆被叫做荷兰薯。(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在北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并刻版刊行。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把天文望远镜带入中国。
天启三年(1623年),艾儒略根据庞迪我、熊三拔所著的底本编译成《职方外记》,介绍世界地理。
1687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论语》拉丁文本,在法国巴黎出版。这是孔子首次被介绍到西方。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1698年,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华,后来他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信,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景德镇传教七年的耶稣会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写长信给法国,详细地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的制作工艺,使中国瓷器制造工艺的秘密被公开。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门成立医学传教组织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医生在宁波创办“浸礼老医局”,后改名为“华美医院”。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将一所女子学校从爪哇苏腊巴亚迁到中国宁波,称为“宁波女塾”,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58年12月19日),美北浸礼教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初为半月刊,不久改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中止。
同治七年(1868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科技的翻译出版机构,传教士韦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先后担任外方翻译。
1869年,以法国传教土吉恩·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川西,在四川雅安的宝兴县,看到了大熊猫,并首次收集了标本。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
1892年,法国传教士田氏从越南携带咖啡树苗,进入云南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种植,这是中国栽种咖啡树的开端。
1897年2月11日,上海美北长老会牧师费启鸿帮助由原美北长老会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成立商务印书馆,是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1906年盛夏,江西大余县基督教信义会德国传教士邬利亨,避暑旅游,进入西华山,在山里他发现许多乌黑发亮的石头,用手掂量感觉很重,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矿石,于是拾了一些带回教堂。第二年邬利亨带回一些回国,找德国矿物专家鉴定,这些石头竟然是宝贵的钨矿石。

早期新教传教士: 罗伯特·马礼逊 罗伯特·马礼逊马礼逊,1807年来华。郭实腊,裨治文,伯驾(第一位医疗传教士),麦都思,薛承恩,戴德生,李提摩太……

裨治文(1801年4月22日-1861年11月2日),又名高理文、贝满(Elijah Coleman Bridgman)响应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尚不可能公开传教,他主要是向马礼逊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风俗,丰富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奠定了美国汉学的根基。并利用其所长参与1844年《望厦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的工作。在华最著名作品为介绍美国的《大美联邦志略》。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1841年获纽约大学的神学博士的学位。1847年以后,他移居上海,参加《圣经》的翻译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的裨治文文理译本(Bridgman Version)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一般认为,这个译本比以前的其他译本译笔忠实,切近原文。1854年5月,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在上海期间,在翻译圣经之余,他和妻子裨爱利莎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1850年,在老西门外,后来的裨文女中)。裨治文逝世后,其遗孀裨爱利莎于1864年在北京创办了贝满女塾。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年9月22日-1884年2月16日),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语言学家。卫三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由提卡,就读于特洛伊伦斯勒理工学院。1833年6月15日,20岁的卫三畏受美国公理会差会派遣,前往中国广州,负责印刷。1837年乘Morrison号去日本,虽然正式而言只是送回搁浅的日本水手,却是一次打开美日贸易的非正式尝试。从1848年到1851年编辑《中国丛报》。1848年辑有《中国总论》一书。1853年,他作为翻译参加了马休·佩里远征日本的行动。1855年任美国驻华专员署(广州)秘书,次年完成英粤字典《英华分韵撮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中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的美方副代表,要求中国对基督徒宽容。1860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1876年10月25日退休。1875年在中国将创世纪马太福音翻译成日文,但尚未出版,手稿被烧毁。1877年他返回美国,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成为美国第一个教汉学的教授。1881年2月3日担任美国圣经公会主席。1884年2月16日病逝。

伯驾(1804年6月18日-1888年1月10日 Peter Parker 彼得·帕克),美国麻省人,是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医师外交官鸦片战争时期曾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1831年伯驾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834年获得医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神学院,并得到传教于中国的委派。由于他卓越的医疗技术,伯驾成为第一位在华专职医疗传教士。因为广州十三行不允许外国人学习汉文,他先去新加坡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然后于1835年11月份再度返回广州。他先在外国人驻地开了一间药房,开始为中国人看病,他主治的大部分是眼疾。后来,他的药房扩展而成一家眼科医院,即博济医院。这家医院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著名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是中山大学医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亦曾短暂地作为中华医学传教会澳门医院的负责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伯驾关闭了博济医院回到了美国,两年后他再一次回到中国,重开博济医院,并且增加了医院人手和扩大了规模。伯驾将西方医疗技术带到了中国,他医术精湛,被誉为“用柳叶刀(即手术刀)传福音”。1844年,伯驾获得委任,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1847年,他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代办,1855年正式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对华态度强硬,积极谋求扩大美国在华权益。伯驾有一句名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呼吁美军英军法军分占舟山台湾朝鲜国。出于健康原因,伯驾于1855年回到美国。但于同年,他被委任为美国派华专员,负责修订《望厦条约》。伯驾在中国工作直到1857年,再一次由于健康原因卸任,回到美国。此后,他常居华府,1888年去世。

伯驾在大中华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晚清知名外销画家关乔昌,为答谢博济医院免费收治华人,也为感谢伯驾收其侄子入读医校,在1836到1855年受伯驾委托,免费(仅一次画作有收报酬)绘制了一系列病患肖像,被用作医学生授课材料。而在旧日博济医院等候区,也挂有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画像,也可能用于鼓励病人。伯驾曾受中国林则徐便委托和袁得辉合译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的著作《万国律例》,协助林则徐处理与英国的案件。

雅裨理(David Abeel,1804年6月12日-1846年9月4日),19世纪基督教新教早期在中国大陆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大陆(当时为清朝统治)时期与徐继畬的交流,也影响了徐的地理观。徐之后的著作《瀛环志略》有关西方各国的译名,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便是参照自雅裨理的闽南语发音转译为汉字定名的。1804年6月12日,雅裨理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皈依基督后开始学习医学。1826年,他毕业于新不伦瑞克神学院,被按立为美国归正会牧师,在纽约州的雅典任职。1828年冬由于健康原因去西印度群岛疗养。1829年,他被传教的使命感所推动,由于美国归正会到1857年才正式组织海外差会,因此他先加入美国水手公谊会(the Seamen's Friend Society),在1829年10月,和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1830年抵达广州。先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同时学习闽南语马来语暹逻语,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31年,雅裨理前往爪哇访问当地的荷兰归正会,然后前往新加坡曼谷,为公理会进行探索性工作。1833年由于健康原因回国,途经英国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会议上代表中国差会演讲。1839年他回到广州,由于鸦片战争即将爆发,他转往婆罗洲访问当地的荷兰归正会。1841年回到中国,1842年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厦门鼓浪屿创办差会,成为首先进入厦门的传教士。他同美国医生甘明一同开设诊所从事医疗宣教事工,该诊所之后成为保赤医院。1845年由于严重的肺结核回到美国,次年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去世。

徐继畬在自己著作《瀛寰志略》中有至少十次提及引用雅裨理的解说,虽然确切的时间并没有提及,不过可以从雅裨理的日记中得知。1844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称,稍早时候,他和另一名传教士,与一个仅次于当地省长的官员见面,而且他可能成为下一任的省长。这个官员向他们询问了很多外国的问题,于是他们花了一个下午向那位官员解释各国的位置和资讯,那位官员相当高兴,他们向他赠送了基督教书籍与新约,以及其他书籍;2月19日,他们再去拜访了这位官员的副官,副官说他们已经读完了新约全书,又向他们询问了很多外国地名人名,雅裨理祈祷这位官员能理解上帝的真义。而第二次的记载是在1844年5月,雅裨理再次拜见了《瀛寰志略》的作者,他是五台人。雅裨理说这位官员“Su Ki-Yu”(徐继畬)是个友善的人,他又询问了很多外国的农产经济历史等问题,对他们带来的图文很感兴趣,他们又花了一个下午向这位官员解说了一般的知识。

第一位殉道的中国新教徒是广东博罗的Che Kam Kong (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为基督徒。5年中带领博罗一百余人信教。长辈不满他抛弃传统,警告他停止传教,但被他拒绝。1871年被捕,被强迫放弃信仰。他说,"你能杀我的肉身,不能杀我的灵魂",随后被推出城门杀害;尸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圣经》在上海的传播。1853年7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詹姆斯·萨默斯教授出版了译著《约翰福音书》(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使用罗马字母将《圣经》翻译成上海方言。在圣经翻译研究中,这是最早出版的上海土白罗马字本《圣经》单篇。该书出版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方便来华传教士同上海本地人进行交流,二是为帮助不识汉字的中国上海人学习教义。“前言”指出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缺点和使用罗马字母拼写上海话的好处。“绪论”长达12页,对上海方言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特点作了简要介绍,包括表音系统、声调、构词法、名词和动词、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数词、虚词(particle)、介词和连词等。附录为汉英对照上海方言词汇表,相当于一个简易上海方言词典。该书曾用作国王学院的临时中文教材,出版时间为1853年,早于《汉语手册》1863。在宗教史、翻译史、汉语方言学及汉语教学研究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各宗派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传布,成效惊人。而教派除了传道事工之外,并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另一方面,中国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多,遍及中国各地,远及海外,为中国基督教展开一新的局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教教团数目计有六十一个团体、信徒数九万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教团数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师数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国成立以后,教士、教徒数目均激增。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的统计:宣教师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数亦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教团数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师亦增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且信徒数以致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十人。据抗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新教教会数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数为五十一万三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当中,就曾为四万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礼。据称:如包括尚未洗礼的慕道者在内,信徒总数以达百万人之数。

中国基督教史教育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一些中国著名大学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济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华男女子学院、广东的领东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种。民国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

中国基督教史医疗
除宣教团队的医师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该会由一群外籍宣教师所组成,其主要目的为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在澳大利亚、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医院。该会又出版中文医疗书籍,及主办医疗人之教育等事工。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医疗协会: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一八0九年(光绪十六年)首次的集会,其第二次大会于一九0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召开,系由基督教医师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此后,该会又在一九0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先后开过几次会议。该会曾经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及出版数种医学丛书,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会。隔年(一九一六年),该会与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此时期,该会对各种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结核病等)的防治,曾贡献不少。
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自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最初称为:“中华民国医药协会”,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移上海后,改称为“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中国基督教社群
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而重要的组织有以下几个团体:
(一)万国改良会分会:成立于一八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初任干事为丁义华,劝人戒除烟酒嫖赌。该会对鸦片的禁绝,主张尤力。该会的经费,最初倚赖美国总会的供应,当欧战发生时,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宣布经济的独立。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设总会于上海,发行拒毒月刊。该会系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国医学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该会曾在各地举办演讲,印发拒毒图画。该会的工作,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因战乱而告停顿。
(三)中国妇女节制会:成立于一九0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总会设于上海,由“万国节制会分会”,相助成立。初任的会长,为上海长老会的范女士,后由九江美以会的石美玉医师继任,会务很有进展。该会的主旨,亦为反对烟酒、娼妓,并谋求妇女权益者。另一方面,万国节制会仍继续在华工作,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北京公理会的美籍女教士富轲慕慈夫人担任干事。到处演讲,组织支会,计成立支会四十七处。该会在华曾创办一“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八一三事变以后,迁往上海租界,改名为“新女子职业中学”。
(四)道德会: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会及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十七个团体,组成一个“风俗改良会”,到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更名为“道德会”。该会设立有“妇女教养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辅导他们有一谋生的技能,在“妇女教养所”中设立有各种技能训练班。该会并建议政府,逐年减少妓院的数目,每年按照抽签,减少百分之二十,并提倡严格取缔未领执政的私娼。该会发行进德报,并在学校提倡性教育及卫生。

基督教文学
基督教对文学世界做了巨大贡献,同时,它也有大力支持文学事业的优秀传统。《圣经》是作为上帝话语而被信徒们奉为经典,而且,作为文学作品也成为全人类的重要范本。基督教与文学和科学的亲密都表明了基督教不是反智主义。而且事实上,基督教文学和它的文化一直都与希伯来,特别是希腊文学、哲学分不开。而且,基督教精神作为一个核心,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都大放异彩。罗伯特.哈钦斯说:“没有一种文明像西方文明,这种对话的贡献是一大批思想巨著。”西方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对话的文明”。西方文化的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它的主宰因素是“逻各斯”。(逻各斯:即Logos,基督教教义中指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上帝就是用它创造世界,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

基督教音乐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圣乐许多都是由基督徒或者受基督教影响的音乐家所创造,其对人们的启迪影响甚为深远。西方音乐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就,是因为它的这些作曲家,如安布罗斯、巴赫、亨德尔、莫扎特、门德尔松,受到基督的生、死和复活的激励,音乐家认识到上帝存在并引导他们的生活。他们相信他们的存在是上帝的意志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偶然。他们的生命有意义,他们的音乐就是对这些信念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比如巴赫,感到所有的音乐,甚至世俗音乐,都是“一种神性的表达”。唐纳德.格劳特(Donald Grout)也是如此,他毫不怀疑地说“西方音乐艺术的历史确切始于基督教会的音乐”。

从基督教存在的最早年代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基督徒音乐家赋予了西方音乐甚至世俗音乐以美丽和庄严。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影响。公正的说,就其影响来看,基督教在其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取得了人们的共识,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经典。真正做到了其教义中所宣扬的“耶稣是为全人类而生的”,他超越了民族、宗教、文化等人为的所有的藩篱。基督教艺术与建筑:基督教艺术几乎每一个时期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都非常明显的受到了耶稣基督生死和复活的感动和影响。基督教爱的不仅是希腊艺术的自然之美,更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神圣的美。

早期的基督教艺术,特别是在公元头3个世纪,由于基督徒的历史处境,大多数作品局限于地下坟墓和基督徒有限的敬拜场所里。伴随着12世纪哥特式教堂的出现,真正表达属灵的艺术形式横空出世。至今,哥特式教堂已经成为基督教教堂艺术的某种范式。哥特式建筑甚至成为基督教建筑的“语言”。“它深不可测的高度表达了人性向往一位被爱和被寻求的上帝的热望。”他使人意识到那看不见和无限的,以至神变得无处不在。他真正做到了把石头和艺术精神化了。是用石头和玻璃写成的圣经。当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基督教艺术登上了最辉煌了时期。基督教艺术的真理和宗教意义不仅仅在艺术本身,它还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部分,艺术被视为有内在的力量去更新人类的生活。因此,不管是在基督教的早期,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或者宗教改革时代,基督教艺术普遍展示了人类生活的图景,在圣经历史的光照和背景下,它传递着一个宇宙性的认识,即上帝无处不在,不管他是通过圣灵还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正是基督教艺术的这种品质使它成为艺术世界的一个伟大和历久不衰的贡献者。

3 thoughts on “浅谈基督教在中国”

  1. 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不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对这一办理结果,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杀无辜,治罪官员,是典型的“元凶卖国贼”。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是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的态度和决定,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甚至在这期间,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

      1861年8月,咸丰去世。6岁的同治继位,同治的生母、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慈禧成了事实上的“太上皇”。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官衔一加再加,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厄运也开始降临。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复发,呕吐不止,继而嗜睡症、眩晕症、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到1870年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满,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就在6月21日,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要求抓人,还扬言不怕中国人,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引起民愤,被打致死。后事件扩大,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焚毁教堂6座。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她在众大臣面前,一边故意谦虚:“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对洋人“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国藩,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津民对其评价极低。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是非曲直也未调查,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道员、知府、知县都是他的下级,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自然心中不快。6月27日,曾国藩给慈禧回信,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一定“力求平允”,以“不与开衅”为宗旨。虽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慈禧于6月29日回信,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如此巨大风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国藩估计,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极度的焦虑、忧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晕、嗜睡、疲劳之症更加严重,夜间严重失眠。7月1日、2日接连两天,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8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他一进城,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晓谕天津士民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对此列强也不买账。7月19日,法国人即送来照会,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然后再杀其他人犯,口气十分强硬。扬言如不答应,即宣布开战,先把天津炸平,后进攻北京。刚一出手,就如此被动,因极度害怕,又苦于“旁皇无计”,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曾国藩已做调查,知道道台、知府、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给刑部上报治府、县之罪。自曾国藩到后,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最终,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躲躲风头。让张光藻去了顺德,刘杰去了密云;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拟出了对府、县治罪的奏状,上报慈禧。曾国藩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决定,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7月20日,奏状刚刚发出,曾国藩立即后悔了。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还自己提出对下属“革职治罪”,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一下病势加剧。

      7月21日,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也无证据,全系谣传,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但是,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也事出有因,教堂确实有很多“致疑点”。比如,大门终年紧闭,过于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测;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久而不还;教会收留中国孤儿,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只见其入,不见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以上种种,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在发抄朝野时,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致疑点”。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以及对“首犯”和官员的处理态度。

      7月23日,慈禧发来500里加急。内容是:“奏请张光藻、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慈禧很聪明,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还进行了公布。慈禧聪明还在于,她表示同意处分府、县的同时,还说这是“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今后不能再这样,“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国藩偏护洋人、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果然,该《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一发表,朝野舆论大哗,对曾国藩一片声讨之声。这份报告成为了人们对曾国藩评价的拐点,由开始的信任、期望,一下转为愤怒、声讨。曾国藩的寓所“责问之书日数至”,他一下陷入了巨大舆论漩涡。而就在此时,通商大臣崇厚几乎“每日一来行馆,力主府县议抵之说”。他还在天天找曾国藩磨,答应按法国人的要求杀掉府、县以抵命。为了防止崇厚对慈禧的影响,而导致对府、县的不利,7月26日,曾国藩赶紧给慈禧去信,信中他表决心:“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还对慈禧提醒:对于洋人,决不能有求必应。说:“法使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臣查府县实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意思是处分可以,再杀他们那就不合适了。

      这些天来,他为听信崇厚而主动写了要求处分府、县的信,心里一直为此受着良心煎熬。在日记中几次提到“寸心负疚,寸心如焚,深为愧疚”的话。再加举国口水汪洋,声誉大损,曾国藩已不堪承载,病情迅速恶化,呕吐不止。万般无奈,他提出“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崇厚很高兴,赶紧就势给慈禧去信促使:曾国藩确因“触发旧疾,病势甚重”,抓紧重新派人来吧。7月27日,慈禧回了两封信。一是指示曾国藩,先用心处理教案:“即着该督坚持定见,悉心经理,用全大局。”二是按曾国藩要求和崇厚所请,决定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去津,丁到津之前先让京官工部尚书毛昶熙到津“会办”。慈禧此时临阵易将,可见对曾国藩已有疏离之意。一则因为朝野舆论已经对准了曾国藩,继续用他也不利于自己的威信;二则已开始担心曾国藩不能正确理解和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图;三则发现曾国藩办事拖拉,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还每天下围棋、看古书、写家信、会客,效率极低。

      8月7日,慈禧来信:“(法公使)罗淑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令曾国藩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其迅速了解。”可见慈禧并没有同意法国公使和崇厚的意见,而且对曾国藩的拖拉作风表示着急,因此再次相催,态度还算平和。8月12日,慈禧再次重申:“(对洋人)非理之求,断难迁就。此时对滋事之犯按律惩办,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再归咎于府县。”这又是催促,让他抓紧处理其他罪犯。据慈禧自己说,抓紧处理滋事罪犯,她这是为了保护府县。所以,信中她还指示:天津府、县不解押来京,就在天津接受调查。

      但是事情突然有变——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将曾国藩放走府、县的事给慈禧报告了。慈禧对曾国藩办事拖拉的不满一下加大。她不允许曾国藩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自行其是,也不能容忍曾国藩对她有任何轻慢和隐瞒。因此她不再顾及这位已60岁的耿耿老臣的面子,立即翻了脸。8月16日,慈禧大怒,发去500里加急,怒斥曾国藩:“(闻讯)不胜诧异!张光藻、刘杰以奉旨治罪人员,即使患病属实,亦应在天津听后查办。乃该阁员等,一赴顺德,一赴密云,捏病远避,直视谕旨如弁毛,尚复成何事体!朝廷令该割员赴津,实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体会,置身事外。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若再托词远避,国法具在,岂能宽宥!”慈禧如此对曾国藩指名道姓的训斥,这还是第一次。

      发过这次火之后,慈禧气还未消。8月19日,又发上谕:“近来内外臣工,遇事机紧急,徒事张皇,迨祸患略平,则又泄沓成风。似此因循成习,何时可冀自强?何时可平外患?”显然这都是借题发挥的无名火,也因曾国藩而起。形势迅速逆转。8月21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到津。次日慈禧发来上谕,要求丁日昌加大办案力度:“该督(丁日昌)到津后,统筹全局,次第办理,令速缉凶,详讯严办。对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严拿务获,讯取确供,按律议抵。催取府县亲供,及早结案。”慈禧催得很紧,既给了政策,也定了调子,也交了方法,对府县也不宽容了。曾国藩实际上也就靠边站了。

      接到慈禧批评的上谕,曾国藩傻了眼。8月26日,他赶紧给慈禧去信,对他放走府、县一事进行辩白:“该员(府、县)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后,即行请假,臣见其本无大过,故允其所请,其时尚未奏参也。”曾国藩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解释的同时,赶紧服软表决心,说请太后放心,他一定要尽快“查拿(其他)凶犯,从严承办,以杜外患”,“理合会同江苏抚臣丁日昌具折驰报”,不再拖拉。这些解释和态度,已经不足以扭转慈禧的看法,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谅解。感觉伤了自尊的慈禧,已经把与曾国藩的君臣际遇彻底翻过。他觉得这位封疆大吏已经十分碍眼,甚至不愿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动。而曾国藩却老年昏聩,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重,他看不到慈禧已经嫌弃自己的现实,也想不到慈禧会对自己这样一个功臣做出处置。也是曾国藩命该如此,就在慈禧与曾国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经结束的当口,南方传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的消息。慈禧得到报告,立即有了主意,因为打发曾国藩的机会出现了。8月30日,慈禧果断颁下谕旨:“曾国藩着调补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曾国藩被调离直隶退回到江南,其所经办的津案也半途而废。

      曾国藩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动。就在接到慈禧谕旨的当天,即8月30日,当即就回了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诿。臣目病甚重,往来文件,难以细阅,幕僚拟稿,难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贻误必多。唯有避位让贤,吁恳另简贤能。目下津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一俟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他的要求很明确,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误了那里的事务;二是强烈要求办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三是办完案子后就彻底病休。在此信中,他还从天津教案实际出发,不识时务地向慈禧给天津推荐官员。

      信发走后,曾国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围棋也不下了,古书也不看了,接连亲自参加了对府、县的审问。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比以前还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给曾国藩来信,口气不容通融,内容也是三条:一是必须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员选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结了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后慈禧补了一句:“毋再固辞。”  曾国藩接到信,心情复杂。9月9日,曾国藩又去信,信中反复谈了天津一案,最先错在洋人,至于府县,只是“临时失于弹压”,“不无可原”。至于对他们怎样处理,请慈禧“圣裁”。他为了尽量保护府、县,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然而,曾国藩的意见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陕西的李鸿章速来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这时曾国藩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对自己的不满,看出了对自己办案效率不高问题百出的愤怒。9月18日,曾国藩主动给慈禧去信解释此案为何进展缓慢。说此类群体事件,真凶真犯实在不好确定,冤枉乱抓,以无辜充数,问心有所不忍,所以办案速度就慢了。但最后他还是表决心,坚决执行慈禧指示,就是用变通的办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曾国藩也看出来慈禧一直在为自己放走府、县的事生气。但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还是一有机会就为府、县下级说情。一连几天,他都在“幕府谈思所以救全之法,踌躇良久”。9月23日,曾国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县解送刑部日期的机会,又说了一次情:“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岂肯加以重咎?过听浮议,举措失直,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请敕刑部细核供词,从轻定议,臣亦稍释隐憾。”即说这不是他的真心,当时自己有点慌乱,上午报告请求处分府、县,下午就后悔了。“原奏”的那些府县“罪行”,千万不能作为依据,一定要重新甄别,否则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通篇表达了哀求、忏悔、弥补的心情。但慈禧却难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焚杀戒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为藐玩。”慈禧说他们“情节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质更严重。彻底否定了曾国藩“府、县无大过”的说法。

      慈禧宣判:“张光藻、刘杰均着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慈禧开始本来是想将二人在天津处理,结果这下“从重”弄到黑龙江去了。曾国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说情,只有自吞苦果。事虽至此,曾国藩还仍然惦着他没办完的案子。对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审讯力度。他把审讯地点就设在了自己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敲搒之声竟日不绝。”可见对无辜百姓下手之狠。终于,他凑够了拟杀的20人。10月7日,曾国藩正式上报了他胡乱确定的这些人犯名单。也同时正式上报了请求慈禧对他“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申请。

      无辜凑数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再次大哗,尤其天津市民义愤填膺。对曾国藩的“诟詈之声大作”,抗议信像雪片一样涌向朝廷和曾国藩住处。甚至一直把他引以为自豪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家乡绅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愤怒。可悲的是,曾国藩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此时的慈禧对他的怒气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国藩赴江南以前进京觐见慈禧时,慈禧再次对跪在前面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怒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曾国藩异常惊恐,回答几乎语无伦次。可见慈禧对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对曾国藩的不满永远也不会化解了。

      “天津教案”最大的输家是曾国藩,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慈禧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未损,曾国藩却落了个“举国欲杀”的下场。最严重的是,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还永远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良心煎熬。两月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署衙大门,竟然吓得他一下瘫倒在地。两年后,曾国藩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2.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的大量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如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

    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收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人四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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