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望爱宣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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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乌鲁木齐市的前名叫迪化。在清代民国收藏中,迪化的东西都很稀少珍贵,一枚实寄封,或一块银元,包括新中国发行的纸币。这些都已成精品。迪化的早期基督教又是怎样的呢?我顺水推舟,摸到了一些有关的人和教堂。民国晚年,迪化的最大基督教堂是明德路中华基督教堂。中华基督教会于1927年成立,诚静怡博士是首任会長。其弟诚质怡是我们熟悉的金陵诚院長。中华基督教会的迪化开辟者是李开焕夫妇。李开焕是南京人,民国时期中华邮政的佼佼者。早期在云南做邮政,1945年调迪化任新疆邮政总局任局長。李是基督徒,太太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夫妻俩到迪化后不久,心无邮政,执意传教。于是李块定辞去了局长的高位。在和张治中商谈后,决定以120万法币买下明德路的一块地皮建堂,其中张治中捐了100万法币,那是1945年。

李俱备极强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他制定,不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登报广告建堂及招募信徒。等堂一建成,信徒满座,一举成功。明德路堂一跃成为新疆的最大基督教堂,也是西北灵工团的驻疆基地。李于1959年去世。想必张治中心里有多痛惜。十年后,张也离世,总理悲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主里有安息!范晨光牧师现在是明德路的主任牧师。我深深怀念魏志超校友。高峰院長是他的同班室友,我配合钟显信老师也做过那班的辐导员。志超兄,您安息迪化!

金陵

这三张照片及最后一段文字看不太懂。范晨光按立牧师時,正好我访问新疆,因此我也按了一只手,而且按立礼拜的讲道是我负責的。这事范牧自已记清楚;前不久,她还在和我讲这事。

美国

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不算唐代景教,和蒙古王室成员中的“耶里可温”。近代以来,最早的是瑞典信义会传教士在南疆喀什一带的活动,并建立了有维吾尔人加入的基督教会。之后,有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会的信徒,深耕天山南北的基层地域。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称“西门大叔”的赵西门夫妇,在南疆疏勒小城的宣教。和张谷泉在伊犁地区的福音工作。

1944年,张治中代表中央政府来迪化调停“三区革命”风波,有感边疆少数民族频频造反,是缺失正确信仰的缘故。而迪化城内基督教会规模凋敝、破败。他用个人的钱买下迪化市内大十字明德路17号,一块人称“九间半房”的地皮。与迪化基督教界同仁,盖起了一座在当时看来,规模很大的教堂建筑。1959年,金陵师生赴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集中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学习。在此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偷偷地去该堂参加主日崇拜。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是南京教会的同工徐德宏。

文革后,乌鲁木齐要恢复基督教活动。政府在一间工厂找到原西北灵工团的同工王清治。王是甘肃人,小时候与内地会的戴绍曾(戴德生曾孙)是玩伴儿。王清治牧师寻求到文革中一直保持聚会的范长老(范晨光父亲)等一批基督徒,在明德路教会,正式开始了教会活动。远在新加坡的戴绍曾牧师夫妇,特地来乌鲁木齐拜访教会,当然还有探望他的老朋友。八十年代中期王牧师来广州,住在我楼上的“东山园”。他直言不讳地说,此行是来取内地会的支援款项的。看来他与政府部门沟通良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新疆。循着旧时的记忆,找到乌鲁木齐基督教会。见到刚从燕京神学院毕业的范晨光,一个腼腆的女生。教堂显然容不下,各地前来做礼拜的信徒。范姑娘告诉我,在郊区铁路局那边,还有一个聚会点。全疆各地的教会,大都没有向政府登记。据了解,因为很多信徒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作为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农场,还是有所限制。

我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金陵来新疆的校友吴兆祥,他就在许多聚会点讲道,施洗。吴兆祥在来金陵之前是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应该是等同于牧师的,全疆各地的教会同工和信徒,都叫他吴长老。2016年,我趁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新能源博览会的机会,回到博尔塔拉。这块蒙古人世居的土地,本没有基督福音传播。吴兆祥长老在这里开始了福音聚会,现在是一位温州籍的大学生,在这个聚会点做义务传道。我被邀请“给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没有请示宗教局,所以不能上台讲。我在来听道的人群中,看到了我儿时的小伙伴、邻居,和我父母当年的同事…..。九间半房的星星之火,今天已经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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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一):赵复三与瞿希贤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们,上至七八十岁,幼至学龄前儿童,谁都会唱。这首歌,与高玉宝写的儿童故事《半夜鸡叫》,同为当时最煽情的阶级斗争文艺作品。为这首歌谱曲的,是中国著名音乐家瞿希贤女士,她的另一首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激越昂扬,气势磅礴,还被一些人称作“第二国际歌”!本来,中央文化部是要把这首歌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作压轴戏的。刚参加完亚非拉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这出戏的彩排,对担任音乐总监的瞿希贤说:“光是无产者团结,会把别人吓跑的,我们团结的面,应该更大”。于是,这首歌被抽出了,但是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六十年代,依然是唱响中国大地。

    瞿希贤与周恩来的直接接触,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瞿希贤祖籍苏州,1919年生于上海。淞沪抗战,日军炸毁了瞿家在上海的房子,她全家搬到了法租界。因为家境殷实,得以就读上海清心女中,一所用英语教学的,体现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教会学校。她从初中起就选修了钢琴课,并且师从当时流落上海滩的欧洲音乐人。清心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却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浪漫和神秘伴着青春的萌动,瞿希贤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读书会的负责人叶嘉馥同学,比瞿希贤大一岁,那时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了。叶、瞿两人相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投奔新四军。瞿希贤以其音乐才能,进入抗敌演剧九队,并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历史上,国共有几次合作,又摩擦不断。1939年六月,四川军阀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逮捕了平江县嘉义镇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枪毙了其中七人,制造“平江惨案”。瞿希贤、叶嘉馥同时被扣押,两人写了悔过书,才得以幸存。获释的瞿、叶二人,辗转来到重庆,找到了曾家岩50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听完两人的陈述,浓眉紧锁,厉声说道:“此事今后再不要提起,赶紧回学校读书去”!瞿希贤十分后悔自己的幼稚与无知,先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系上了一年,后返回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叶嘉馥亦考进圣约翰大学医学系。然而,那次湖南的经历,日后叫她俩吃尽苦头。

    瞿希贤自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深造。期间,她继续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并重新入党。1948年,瞿希贤受聘于北平音专任教。这时,古城北平战云密布,人心惶惶。她遇到了北平青年会干事赵复三。这两个人相爱了,结婚了,随后有了两个女儿伊露、伊力。如果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有一个人物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他就是赵复三。赵氏一生经历如其名,可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为基督教服务时期。二、进入政府部门。三、脱离中共流亡海外。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身份,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独特的现象。

    赵复三出身于书香门第,基督教徒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与日后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博士是至交。赵出生在天津,讲一口漂亮的北方话,中学时代起,就活跃在演剧舞台上。他在教会的青年团契中,亦十分活跃,颇有人缘。1946年,赵复三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服务。1948年,奉调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他参加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作为工作组组长,进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领导该院师生,展开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渗透和侵略的控诉运动。1956年,赵复三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并且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以及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等职务。在此期间,赵复三曾参加接待素有“红色教长”之称的英国约翰逊教长。赵所表现的专业知识水平,令英国客人大加赞赏,也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印象深刻。一向对苏联和红色中国抱有浪漫情怀的约翰逊教长,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的实践真正实现了基督教的理想,因此三次访问中国。1956年参加国庆,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登上天安门城楼。1957年再次访华,丁光训,廖承志,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前往机场迎接。最后一次是1965年访华。约翰逊教长的亲共立场,遭来了当时英国国教上层的极力反对。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师(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曾联名直接要求他辞职。

    受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熏陶,接受了正统音乐训练的瞿希贤,就像是为新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所预备的。她创作了大量歌颂新时代,歌颂工农兵的音乐作品,她参加社会主义阵营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作品多次获奖。担任全国青联委员、音乐家协会理事等多个社会头衔。瞿希贤在中国音乐界的名誉地位,如日中天,亦深得周总理赞赏。1958年中国搞起“三面红旗”,宗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悖的。偏激的如温州,竟宣布实现“无宗教区”。此时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堂纷纷关闭、合并,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师生星散、改行。资料记载,1962年某天,毛泽东邀北大教授任继愈,来中南海的书房谈哲学。对佛学颇有研究的任继愈提及:宗教研究还是有必要的。毛表示赞成,起意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当场指定任继愈当所长。

    赵复三参与了社科院宗研所的创立,他从助理研究员做起,进而宗研所所长,在他1989年离开时,已是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了,有传说他还是院党委书记。赵复三在公家办的宗教研究部门的25年里,只发表过半部学术著作,和一篇文章。即1979年,以扬真为笔名,出版《基督教史纲》(上册)。他“想尝试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整理一下基督教的历史”(见《基督教史纲》前言)。赵复三晚年在海外,发表了大量文字,却从未提及他的这本书,大概是对自己在那个言不由衷的时代的所作所为,不太满意吧。

    1986年,已经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赵复三,改变了过去对宗教一概批判的态度。他撰写了《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第三期,他以马列主义客观地否定了“宗教鸦片论”,他提出宗教长期性,为宗教信仰自由提出理论根据。这里讨论一下,坊间传闻赵复三是中共党员,和他与瞿希贤是组织安排的政治婚姻。毋庸置疑,中共在与国民党做殊死斗争中,在对方阵营里安插了很多间谍。作为有西方国家背景的基督教,是一个容易隐藏真实身份,获得资源的地方。中共取得政权以后,一批隐藏在基督教机构里的中共党员,纷纷表露身份,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有如余心清、浦化人、管易文、曹锦如等一大批教会牧师、青年会干事,令基督教会领导层大跌眼镜。

    赵复三青年时代,身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救亡,扶弱济贫,很容易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前线,率领同事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高唱战歌,抢救伤员的英勇行为,令尚在大学读书的丁光训、赵复三等青年基督徒大受感动。他们出于对国民党的误解,和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是完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在大陆建立了政权后,赵复三为什么不归队呢?这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奇特现象:秘密党员。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专文讨论。

    而赵瞿结婚,是在中共建政后的北京,完全没有必要像在对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斗争时,掩护真实身份的假夫妻。实际上他们的结合,就是两个同为异乡人的青年男女,又有圣约翰大学校友之谊,以及共同爱好等因素,结为连理。而被认为是中共党员的赵复三,在他公开谴责中共“六四”屠杀暴行,被撤销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基督教全国三自副主席等一切国内职务时,也未见有开除他中共党籍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狼烟四起,处处打倒走资派,揪出叛徒和内奸。已是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的叶嘉馥,经不住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把当年周恩来告诫她的事,给彻底交代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亲自签署逮捕令,“大叛徒瞿希贤”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网络拍卖中,看到一封赵复三写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亲笔信。赵在信中请求中央文革过问瞿希贤的历史问题,以免牵连其他秘密党员身份暴露。戚本禹对该信做了批复,但瞿希贤还是坐了近七年大牢。赵与妻子离婚,以图保住残破的小家,是令人心碎的时代悲剧。

    1976年,瞿希贤出狱,并恢复了在中国音乐界原有的职务和政治待遇。她除了奋力工作,也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地反思。她对友人说:看了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并具体说及那年月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蛮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她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瞿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席间有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当场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许唱那首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仅作为历史足迹。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吴耀宗先生,是赵复三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三自运动委员会的前辈和同事,赵私下与吴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983年,吴耀宗夫人杨素兰医师在北京去世,赵复三虽然早已脱离了教会活动,这次竟然以牧师身份,为吴夫人举行了基督教仪式的葬礼。

    七十年代末,西方国家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中,看到东西方复合的可能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也嗅出基督教组织重返中国的希望。派出该机构负责中国事工的邓守成,来到尚未开放教堂的北京,找到了时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赵复三,表示希望与即将恢复的中国基督教组织建立关系。赵复三答应了邓的请求,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到外国留学。这场鲜为人知的台面下的交易,促成了有赵参加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文革后出访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破冰之旅。随后,WCC总干事、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一大批西方教会领袖访问中国,参观刚刚恢复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以及访问北京、上海、广州的教会、青年会。赵的两个女儿分别在法国和比利时读书并定居。与中国教会历史渊源很深的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CC)不甘落后,亦通过赵复三,在八十年代初,组织了一批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赴美,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学术考察和交流活动。这次,赵把他的第二任妻子,社科院的一位沈姓工作人员,加在其中了。

    若把赵复三视为中国体制内,一个只会以权谋私的官僚,那就太简单化了。赵在他认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下面是一位记者,描述赵复三参加国际会议上的表现。“1981年10月2-7 日,蒙特利尔举办国际神学研讨会。大会的主题是:”一个新的开端”˙,主要是让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彼此认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七人由丁光训主教率领,天主教三人则由傅铁山主教率领,两者是以联合的名义出席。会上他们谈到如何在社会主义的脉络中实践信仰,中国教会如何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如何协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我留意的,倒是傅主教有一天宣布,他带来一段北京修女的小电影,准备供诸同好。我们这些香港人,一听”小电影”,都不禁掩嘴而笑。另外在分组讨论中,有一组由赵复三主持,卢龙光提问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问题,马上给赵复三痛骂一番,说香港人没有资格谈论中国的事情。事后我问韩文藻,韩只说提问题要小心谨慎一点 。卢龙光后来出任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的赵复三先生,谴责了北京当局暴行,毅然与之决裂。他是做此决定的少数几个中央部级高官之一(另一位是许家屯)。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赵复三在世界许多国家讲学、游历,直至2015年去世,终未能获准回到他出生、成长、工作的故土。就是在国外的这段时光中,赵复三文思大开,奋笔疾书,发表了几本有分量的著作,并翻译《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同时,他以投稿和书信方式,与朋友、读者交流。他在这些文字中,谈及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乃至神学等领域的课题。赵在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表示:“再不想说假话、空话”。

    赵复三曾将在海外这些年所写的文章,信件等复印,并寄予文友们分享。三册装的《赵复三晚年书信集》已经编辑出版。希望这批极具参考价值的文字,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基督教历史的朋友们,有所帮助。流亡海外作家刘再复,在一个讨论会上,遇到了他社科院的同事和领导赵复三,促膝交谈中,赵对刘和在场的人说:“出国后,完全是重新做人。曾有一位领导请我归国,我谢绝。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让人整”。但就是对自己曾经在基督教机构的工作,只字不提。

    他晚年的时候,亦尽量回避基督教界人士访问。是要严守党的机密?还是不想牵连别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有他留下的六个字的人生座右铭:舍身外,守身内。赵复三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与退休的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陈晓蔷女士一起度过的。他们在青年时代是朋友,大时代的潮流,将这两片有缘的叶子,涡旋在一起,还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2.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 (二):张伦牧师轶事

    1934年秋,汀江畔,一位愁容满面的女红军,将怀中抱着的婴儿,万般不舍地交给了一个姓官的农民。这位年轻的母亲名叫李伯钊,是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她接到上级命令,立刻随军转移,不能带家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赣南、闽西一带,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建立的工农武装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设有60个行政县,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1933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了行使国家权利的法院、银行、税务局等,还有负责马列主义宣传的报纸、刊物,和培养文化人才的艺术院校等。1934年秋,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节节败退。李伯钊接到命令,随董必武、徐特立的中央纵队撤离。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她是唯一的一位三过草地的红军女战士。李伯钊在婴儿的襁褓里塞了几块银元,对这农民夫妇说:“放心吧,我们三、五年就会回来的”。有许多与李伯钊情况相同的红军,都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留下来,交由当地老乡抚养。红军走了,闽西地区又恢复了国民党统治,少不了反攻倒算、流血牺牲。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汀州基督教会,却没有因政权更迭而消亡。教会开办的各间学校都正常上课,教堂设有简便的药箱施药民间,并且尽可能地向孤寡残疾人士提供帮助,颇受闽西一带百姓的欢迎。

    1937年,抗日军兴,国共第二次合作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长汀,是福建省唯一没有被日寇侵占的城镇。有国立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迁来此地。长汀恢复往日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景象。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在长汀城外,建立了机场和气象站。这年,教会来了一位名叫张伦的年轻传道人。他是福建长泰人,自闽南神学院毕业,受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的差派,在长汀教会工作。张牧师将各个学校学生组织的福音团契联合起来,成立长汀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汀学联”。汀州城里原来的福音医院旧址,成了盟军招待所,教会常常借用这个场地举办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驻长汀的美国空军,将所有剩余物质移交给教会,嘱其分发给当地百姓。张伦牧师在访贫问苦的过程中,获知在民间有人收留红军子女的“秘密”。在政府追查此事时,张伦牧师会把这些孩子,藏在他的教会里。他因参与筹划恢复福音医院的事,接触到中共地下党,据说他还冒险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张伦牧师代表长汀教会,在三自革新运动的倡议书上签名。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去参军,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刚诞生的新政权。

    苏区的人民,也迎来了当年的老红军—-中央慰问团。原来说:三、五年就回来,是3X5=15呵!这批人是来寻找当年红军留下的孩子的。他们中有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她为姐姐寻找遗落在民间的女儿毛毛。人没找到,贺怡却不幸车祸丧生。慰问团里还有李伯钊,她要寻找当年在苏区与王观澜所生的儿子。在张伦牧师的协助下,中央慰问团找到那位姓官的农民,见到了当年收养的孩子,这时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小子了,取名叫官水生,正在帮养父母编斗笠。他被接到了北京,进了工农速成中学读书。后来,这位改了名字叫王远的红二代,写信给他的养父母和张牧师,说他已经去了苏联留学。

    长汀福音医院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于1947年复办。张伦牧师代表基督教闽南大会汀州区会,担任了董事会主席。1949年政权更替,这所教会医院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得以保存,并于1951年,直接隶属中央军委卫生部。福音医院前院长傅连璋医生的原配,汀州教会的女传道刘赐福,担任了福音医院的第四任院长。然而,恢复了的福音医院,却没有能够设在原来的地址,长汀城内的东后巷56号,这座结合中西建筑特色的大院里。这里本属于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汀州区会的物业,此时被一个叫兴华工业职业学校的单位占着。刘赐福院长和张伦牧师,在索要被占用教产的交涉过程中,遭到黑函攻击,被指控医院账目不清,与帝国主义有来往……。这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惊动了当年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邓颖超。最后,刘赐福院长无罪,张牧师遭逮捕、获判刑,而了结这场诡异的冤案。张牧师在监狱的大墙内,用他的医学知识给犯人治病,人缘很好。虽然坐牢几十年,却保下了一条性命。

    八十年代,张牧师的冤假错案获平反。在1988年长汀县人民法院改判无罪的文件上,定张伦牧师为:“于1951年入伍”。因为他曾担任院务主任的长汀福音医院,1951年隶属中央军委卫生部。张伦牧师出监狱时,已是双目几近失明的垂垂老者了。笔者采访了张牧师,他讲述了当年帮助官水生找到妈妈的往事,喃喃地问:“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北京……”。其实,当年在长汀农家长大的孩子王远,现在已经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了。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本文中所描述:“她(李伯钊)与王观澜所生的孩子……”。李伯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吗?没错,同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的杨尚昆和李伯钊,于1929年在苏联正式结为夫妻。那时的东方大学内部派别斗争、肃反扩大化,年轻的李伯钊被打成“托派分子”,遣送回国了。一心革命的李同学,仍然进入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在高尔基戏剧学院当校长。

    历史记载,俄国十月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中的性关系混乱,奉行“杯水主义”。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有今天没明天,还管什么廉耻道德?这个风气在苏区也很流行。李校长与《红色通讯》的主编王观澜同居了,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征前送给农民的孩子官水生。后来改名叫王远,就是随父姓嘛。老天爷真是不开眼!1933年,杨尚昆同志也从苏联回来了!他属于王明一伙的,还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杨在红军的地位很高,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至于李伯钊是如何回到杨尚昆身边的,我没有找到准确资料。从那张李、杨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来看,这对涅槃的凤凰,又走到一起了。一直到1985、1998他们分别去世,再没有分开

  3.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三):莫斯科东方大学出了个神学家

    十九世纪的中国,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列强向海外殖民扩张的企图,发生了大碰撞。两次以鸦片为名发动的战争,令当时中国统治者尝到战败的滋味,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首先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租地”,开放自由贸易,史称“五口通商”。积弱难返的旧中国,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1859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继续扩大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外,还加入了与宗教有关的条款:“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这恐怕是参与条约谈判和翻译工作的,某些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把传扬基督福音,拯救人们灵魂的伟大事业,与侵犯他人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捆绑在一起的举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愚蠢的作法。这为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加入了反洋教的内容,提供了依据。

    二十世纪初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流传、发展,并在俄国得以具体实现的重要时刻。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着手进行,把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动作。共产国际(亦称为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青年骨干,以期在他们的国家发动革命,实现共产主义。1925年,为了纪念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共产国际又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该校就读和任教的人中,许多名字是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如:王明(陈绍虞)、邓小平、蒋经国、乌兰夫、杨尚昆……。1928年 ,苏联将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共大”。

    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中国较早发动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东南沿海地区,即当年最早开埠的五口通商城市广州、厦门、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生。在这群追求真理、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报名者中,有一位名叫高天锡的年轻人,他来自福建泉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922年,中国一批激进的知识青年,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吹响了“非基运动”的号角,宣布与有神论者势不两立。高天锡登上了开往海参崴的货轮,用他一腔热血,拥抱共产主义。他顺利的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还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麦迪森斯基(Medicinski,意为医药)大概是苏联老师给他取名字时正在吃药的缘故吧。

    麦同学入学,已经是“共大”后期。修读了多少共产主义理论课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遇到了第三共产国际解散,肃反运动,和王明在共大搞的派系清洗。麦迪森斯基同学离开了莫斯科,返回了中国。在后来向组织交代这段历史问题时,他说是奉组织派遣回国,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但是与组织失去联系了。总之,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多了一个流浪汉,他就是高天锡。高天锡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他凭着年轻,在码头扛活儿、拉板车卖力气。就在绝望之际,他被一间教堂里传出的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吸引,他不自主进入了久违的教会。在美国长老会牧师的引荐下,高天锡进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大学:华北神学院。

    华北神学院是原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赫士(Dr. Watson Hayes),因神学观点与自由派人士不合,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离开该校。他们于1919年在山东潍县成立了华北神学院,其的宗旨是,以福音派神学思想,为基层教会培养牧师,和教会领袖。其生源并不局限于长老会,而是来自基督教各个宗派,地区则遍布中国十余个省份,乃至朝鲜与南洋。教职员中,华籍教授中曾担任过正副院长的有: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丁玉璋。毕业生中,成为日后中国教会栋梁之才者众,如:苏佐扬、谢友王、孙汉书、张学恭……。高天锡在华北神学院读书期间,努力刻苦,学业优秀。在老师的鼓励下,高天锡和吴慕迦两个学生,将听课笔记整理出来,作为日后教材《圣经旧约原文——希伯莱文课本》。七十年代,他们的同学苏佐扬,将此教材的手写版,在香港出版。2012年,中国大陆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再版了这本至今无人取代的希伯莱文教材。高天锡毕业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福建泉州,在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的晋江金井教会担任牧职。

    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在二十年代的基督教自立、自理精神的影响下,由多个宗派教会加入,组成的联合教会机构。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首任总干事诚静怡博士。下属大会、区会。以江苏大会、华中大会、闽南大会等地的会务较为兴旺、活跃。高天锡牧师在金井教会勤奋努力,不仅使教会诸项事工进展迅速,还收获了爱情。抗战胜利那年,他与毕业于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蔡秀娴女士结为连理。蔡家是当地望族,家产颇丰,全家爱主,是金井教会的顶梁柱。蔡氏兄弟姐妹中的三哥蔡詠春博士,亦是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以后将专文介绍。1946年,高天锡牧师得到金井教会资助,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专攻旧约研究。

    由于得到“传教条款”的护航,地处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厦门,是英美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其所属教会宗派为:美国长老会;英国长老会,和伦敦会(London Mission)。此三公会曾各自设立了,培训当地华人基督徒为日后牧师和传道人的学校。自1860起,英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定名:回澜斋;伦敦会办的名:观澜斋;美国长老会办:寻源斋。1907年此三所学校初次联合,开设初级道学为主的科目。1921年,美国长老会在漳州寻源中学,专门设立道学科,即中国现代神学院的雏形。1926年,三公会协同开办圣道专门学校,分甲、乙两级,各以三年为期。选何希仁为校长,华籍教员中有笔名“落华生”的许地山,日后成为著名“吕译圣经”的作者吕振中等。该校校舍初设于厦门鼓浪屿,1936年迁至漳州马公庙,在属于伦敦会的土地上建筑校舍,正式定名:闽南神学院。该校隶属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接受伦敦传道会等西方教会的差传机构的经济资助。

    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又因韩战动武,中美交恶。中国境内大部分属于教会的产业和资金遭冻结,英美籍人士纷纷离开中国。长期仰赖外部经济和师资支持的闽南神学院,面临人财两难的窘境。美籍院长卜显理,将院务交予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总干事吴炳耀暂代。吴遂急电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高天锡:速返漳州,接掌闽南神学院院长一职。临危受命的高天锡牧师,中断了即将获得的神学学位,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以继续家乡神学教育事业。在回国途中,高牧师在闽南籍人士侨居的菲律宾马尼拉作短暂停留。他在当地的旅菲五金堂会会友团契会,即金井、金潘、金沪、金衙、金村五个教会,及旅菲中华基督教会郇山堂、旅菲中华基督教会布道团等教会团体,宣讲闽南神学院的现况和需要。那些身在南洋,心怀家乡的闽南籍基督徒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奉献,使得高牧师筹集到足够闽南神学院续办的资金,信心满满的回到漳州。

    高又邀请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妻舅蔡詠春博士,来闽南神学院任教。但是,蔡博士也已辞去美国教会牧职,应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的邀请,回到他的母校担任教务长工作。蔡博士向高院长推荐了刚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毕业的陈世义、谢雪如夫妇,前往闽南神学院任教。高院长的到任,和一批受高等神学教育的教师的加盟,星散的神学生纷纷来归。其中有一位在台湾经商的陈姓青年,奉父亲之命,返回漳州,就读闽南神学院。他从台湾基隆港登上了开往大陆的最后一班轮船,是船上唯一的旅客。1951年,高天锡院长一家三代,与陈世义老师伉俪,拍摄于闽南神学院校舍前。襁褓中的婴儿,即本文作者。

    处在“小阳春”气氛中的闽南神学院师生,遵中华基督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要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在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麦迪森斯基同学,识时务地在神学院里办起俄语教学班,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俄语的要求。在一片товарищ(俄语:同志)的称呼中,麦同学似乎有时空穿越的感觉。1951年冬,高天锡院长出席了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神学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华东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南京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11月,高天锡院长,结束了前后历经九十余年的闽南神学院,率领一部分经有关部门挑选的师生,北上南京,来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于是十一所神学院合并而成,院长是上面钦定的丁光训,其他各神学院的院长们,都担任了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委员会负责人的角色。高天锡任崇拜委员会主任,兼教希伯来文。

    时至1959年,中国大地经历三面红旗的极左狂潮。有人甚至喊出:“消灭宗教,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金陵协和神学院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经组织安排,神学院的大部分师生,迁移到了中国西部的新疆落户,美其名曰:响应国家号召,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南京统战部和神学院领导,还开了欢送会。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一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高天锡牧师,这次却不在支援边疆的队伍中。文革来临了,红卫兵占据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大锏银巷13号的校园,这个院子上一次被占,是日军入侵南京后,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高天锡与其他几位神学院的留守人员,在红卫兵的监督下,烧毁了所有的圣经和神学书籍。他与另一位神学家陈泽民,被关进神学院教学楼地下室。后来与神学院全体员工一起,押送到郊区的青龙山农场劳动改造。此时的高牧师老矣,他每天的工作是照看一头老黄牛,牠与当了牛鬼蛇神的他,相看两不厌。不断地有外调干部,找高天锡牧师询问,关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情况,因为当年的那些同学,都是身居海峡两岸的“要人”。这时,读者们似乎明白了,为何麦迪森斯基一直在某种势力掌控中的原因。

    2019年,笔者来到莫斯科,找到原东方大学旧址,寻访麦迪森斯基同学的昔日遗迹。这座已经改名为俄罗斯国立人文新闻学院的校舍,依然矗立在秋风寒雨中。五楼是“共产国际和东方大学历史纪念馆”。我看到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战友王明的肖像,看到许多“红二代”到此一游的留言和签名。我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位俄罗斯老太太,询问麦迪森斯基同学的档案资料。她两手一摊,眼睛朝天,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表情,否定了我的请求。我知道,高天锡牧师的这段革命经历,淹没在那股早已褪去的洪流之中了。从共产到基督,由战士变牧者,从天堂掉地狱,生命的轮回。神学家魂兮,归故里。

  4.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四):基督将军和他身边的红小鬼

    熟悉民国历史的读者们都知道,在那个时期的著名人物中,信仰基督教的特别多。大家也一定知道,1927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上海迎娶宋美龄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先受洗成为基督徒。蒋在他的一生中,终未改变他对信仰和婚姻的承诺。民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百官,跟着蒋总裁皈依基督教的,不乏真正的信仰者。趋炎附势、阿谀讨好者,亦不乏其人。然而,本文要介绍的是,另一位民国高官中的基督徒,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在基督教会的资历辈分,也远远早于他的那位蒋老弟。这个人就是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辛亥革命前,冯玉祥任袁世凯的新编陆军二十镇第八标三营管带,驻扎在奉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

    据冯的回忆:这天他路过一座教堂,因为好奇走进去了,还耐心地听了一场牧师的讲道:《基督的自由、平等、博爱》。冯认为,基督教教义对带兵大有用处,于是对基督教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驻军廊坊,后又投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麾下,任京卫军营长。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冯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卫理公会的亚斯理堂(即今天的北京基督教崇文门堂),并和该堂牧师刘芳结为好友,常与其探讨基督教信仰之道。1917年,冯正式接受洗礼。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这样阐述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冯玉祥自称为:“一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

    1918年,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驻扎湖南常德。他手下的一个军官,误杀了当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罗感恩医生。冯对此深感歉意,给罗医生的美国家中汇了八千元,作抚慰金,罗的家人婉拒了。冯玉祥用此款购建了一个可容纳五百人聚会的礼拜堂,命名为“思罗堂”。这个可拆装的木质教堂,随着冯的部队辗转各地,行军打仗。冯玉祥军职陛升,队伍不断扩大。他规定:全体官兵人手一册《新约全书》和《颂主圣诗》;每个团须设一名随军牧师;星期日要以营为单位查考圣经,并组织唱诗班;每晚就寝前,以连为单位举行祷告。有的文章描述冯玉祥的随军牧师,用消防水龙洒水,为士兵施行洗礼的场景,是有点传奇色彩。但资料上有记载,冯曾把刘芳牧师从北京请到常德,一次就为上百名官兵受洗,施圣餐。在冯玉祥的倡导下,官兵中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如张之江、李鸣钟、佟麟阁等。张之江讲话,动辄引用圣经,在军中外号“张圣经”。张之江日后曾自费精印《新旧约全书》,分送军中袍泽,并在封面上自题:此天下之大经也。基督教人士如余日章、聂其杰、徐谦、王振廷等均来过冯军中讲道。

    1924年,冯玉祥续弦,迎娶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婚后,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玉祥毫不犹豫地说:“我看你天真直率!”冯玉祥反问李德全“你为什么嫁给我”,李德全回答:“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由此看见冯、李对基督教的实用主义态度,亦是终其一生的思想基础。1928年7月美国的《时代》杂志,选用冯玉祥将军的头像作封面。并配有说明文字:“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也许就是冯玉祥“基督将军”名称的来历。辛亥革命以来,军阀间混战,割据一方,成了中国政治生态一大特色。众多新旧军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自寻求一个外国势力为靠山。孙中山、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无一不是接受西方列强援助,图扩充军事实力,以击败政治对手。当然,接受这种援助都是有代价的。

    冯玉祥作为刚崛起的新军阀,更是渴望得到外援。他选中了苏联,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列强之一,是可能满足其军事需要、摆脱巨大压力,和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力量。当然,冯玉祥也认为,他所奉行的救国救民理想,与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颇有相近之处。1926年冯玉祥赴苏联考察,见到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和许多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冯一行参观了共产国际,和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人才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冯玉祥与苏联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合作协议。苏联方面在向冯玉祥提供援助时,要求他必须接受以下条件:“提供的援助应当是有偿的”;“在冯玉祥、外蒙古和苏联之间,订立三方友好互助口头协议,冯玉祥作出关于接受苏联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苏联一次性给予冯玉祥直接控制的国民军的军火援助,计有:步枪25万支,机枪140挺,火炮42门,及相应数量的子弹和炮弹。还有军刀5000把,飞机6架,3万件防瓦斯面具,10件投火器,400部电话,马3000骑,手榴弹10000枚等。苏联还曾打算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受运输武器装备路途遥远、费用高昂及其它原因,国民军实际得到的军火数量,不及苏联准备援助的计划。

    除军火援助之外,冯玉祥此行的收获还有,苏联派遣了以乌斯曼诺夫为首的一批军事顾问,进驻冯玉祥部队。进行整顿旧式军队工作,并参与军事行动的指挥。在这批人员中,有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二十多位在东方大学受训的中共党员。他们大多都被安置在西安,冯玉祥创建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教官和政治顾问。这所仿照广州黄埔军校形式开办的军校,名义上归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由中共领导掌握。其校长由中共党员、国民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兼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是从苏联回国的李林;邓小平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忙于前线军事行动的冯玉祥,没有顾及到他的后方,那批布尔什维克们,悄悄地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据《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20日报道: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新自苏联归国之邓希贤同志讲演苏俄之近况”。6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省立一中非基同盟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我们打倒基督教,应具有三点,第一,要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第二,要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第三,要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这种宣传无神论的方式,引起了冯对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怀疑。冯玉祥对中共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全凭苏联支持。而获得“苏援”的附加条件,就是要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理念。其主张的无神论,也冲击了冯玉祥多年奉行的宗教观和价值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与共产党决裂的行动。同年6月10日,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19日便以集训为名下令所部全体政治委员,到开封集中,欲将其中的中共党员予以逮捕审讯。请看一段冯玉祥的自白:“(对于共产党来说)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至诚至恳的帮助过我们,为此而牺牲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谢之理。但是就事论事,也许是国情的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对中国不妥实有之处”。处于对中共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冯对军中的少数人中共党员如宣侠文、刘贯一等,仍又收留使用。后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点名要逮捕的地下党员董健吾、浦化人等,他采取了“礼送出境”的手段。为日后彻底投向共产阵营,留下伏笔。

    在冯的戎马生涯中,阵前倒戈、八易其主。这种性格,最典型地表现在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上。蒋介石刚取得中国最高权力之际,与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冯玉祥、张学良结为金兰之好。转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手,与蒋的中央军大打出手。兵败后的冯玉祥,领了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在泰山读书,闭门思过。在此期间,冯就如何抗日、联合中共、政权腐败等问题,频频向蒋介石发难,追讨其政治责任。1946年,蒋不堪冯的干扰、叫骂,给了冯玉祥一个“水利专使”的名义,派遣其赴美国考察。1946年夏,冯玉祥携全家,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在当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伯克利大学附近居住,后迁往纽约。

    冯玉祥在美国期间,到处演讲,表达他反蒋、反内战、支持中国民主的理念。他经常接触美国朝野人士,和华侨代表。面对国民党方面和美国右翼势力的威胁、破坏,甚至断绝经费,冯依然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因为在他周围,有一群同样无所畏惧的“红小鬼”在拱卫着他。这帮人担任冯玉祥一家在美期间的翻译、保卫,和照顾日常生活等。他们中,除了冯的秘书赖亚力外,还有龚普生、郭秀梅、谢和赓、陈忠经等,多位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中共党员。以下是几位红小鬼的简介:

    赖亚力,1938年入党,任冯玉祥秘书多年。1946年陪同冯玉祥赴美考察,在那次烧死冯的苏联邮轮大火中,幸免于难。1950年,随毛泽东赴苏访问。1955年起,担任日内瓦中美谈判代表。他在中国外交系统历任任司长、大使、外交学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副代表。

    龚普生,“龚氏三姐妹”的老大,也是38年的老党员。就读上海圣玛丽女中、燕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联合国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驻节爱尔兰。36岁时,嫁给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谢和赓,党龄更长,是1932年的老党员。他一直卧底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赴美留学后,与电影明星王莹结婚。1950年回到中国,因历史问题受怀疑,及王莹在电影界与江青的恩怨,谢一直不得重用。

    陈忠经,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前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二届学生会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学生会主席。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郭秀梅,1946随丁光训赴美深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选课。在此期间,郭与龚普生等人,开展校园中国留学生福音工作。1948年,去加拿大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会活动,返回美国时被海关拒绝入境,原因是郭有CP身份。郭于1952年从日内瓦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在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因丁光训中国基督教圣公会主教的身份,郭秀梅女士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时间到了1948年八月,冯玉祥应中共中央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他悄然登上从纽约出发的苏联“胜利号”邮轮,借道苏联回国,意欲重新拥抱曾经的盟友。然而,冯却蹊跷地死在这艘船上的一场火灾中。写到这里,我联想起1949年也在八月里发生的一起空难事件。那是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疆三区革命(又称东土耳其斯坦运动)领导人一行十三人,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邀请,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他们搭乘的是苏联提供的飞机,据说是在苏联境内某地失事,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新政协会议的魔咒,似乎总是萦绕在那些与中共亦敌亦友的人头上。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人中,有一位叫沈志华的。他用自己的钱,买下了已经解密了的前苏联秘密档案中,所有与中国革命相关的资料。现在,这位有心的学者,正主持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所。希望我们能从沈教授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基督将军之死的真正原因。

  5.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五):汀州福音医院始末

    长汀,古属汀州府长汀县,别称“汀州”,地处福建省西部山区东侧。县城位于汀江上游,与江西瑞金隔山相望,与广东大埔一水之便。是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物资集散重镇,号称“三省通衢”。在交通不发达的旧时中国,长汀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颇具优势。十九世纪中叶起,基督教传教士,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的口岸开始,传福音,建教堂,办教育,开医院。他们的活动,逐渐深入中国内地。成立于1795年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又称伦敦传道会,是一个不分宗派,不传各宗派其特点,旨在向世界各地传教的宣教机构。历史上第一位来华传教的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和他的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其在华的工作,就是伦敦会支持赞助的。

    1892年,厦门鼓浪屿福音堂的周之德牧师,受教会差遣,前往长汀传教,建立了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属下的汀州区会。1904年,英国伦敦会成员亚盛顿爵士,临终时留下遗嘱:愿将其名下遗产的25万英磅款项,捐给中国的教会,用于宣教之需,且规定应在25年内使用完毕,每年不得少于10000英磅。伦敦会将此遗款交付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属下的汀州区会使用。是年,周之德牧師於长汀北山麓橫崗嶺的老古井前购买地皮,先后建有神道学校、华英女校、幼稚园、新安楼(女传教士宿舍,人称姑娘楼)、中诚楼(男传教士宿舍)、乐育小学。并在横隔小巷(现长汀城内的东后巷56号)购得面积近2000平方米地皮,盖起一所以西方医学为标准的现代医院。为纪念捐款给英国伦敦会的亚盛顿爵士,中华基督教汀州区会,将该医院命名为“汀州亚盛顿医馆”。1908年,亞盛顿医馆正式开诊。伦敦会聘英籍賴察理医生(Charles Rey)来长汀工作,并担任馆长。之后,來长汀担任牧師、医生和教师的外籍人士有:李灼基、修中诚、胡修德、傅德义、马士登医生、明懿德、连作梅、詹嘉德、柳安宁、陈仁爱等人。

    亚盛顿医馆在汀州方圆数百里遐迩闻名,设有内科、外科、骨科、五官科、妇产科和皮肤科,既有门诊,还有住院部。医馆除了诊治四乡病患,还开班授徒,开设学制为五年的医学班。用西医理论和实践经验,培养了几批当地的知识青年,成为有独立行医资格的大夫,和医学训练班教师。在亚盛顿医馆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基督教徒。在亚盛顿医馆医学班第二期学生里,有一位名叫傅连璋的年轻人,他生于长汀城里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傅氏家族的男性成员,均因为肺痨病,活不过三十岁。傅连璋在基督教中西中学毕业后,即被家人送进亚盛顿医馆的医学班进修,寄望自己学会医术,得以胜过疾病。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同胞,制造“五卅”惨案,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抵制外国货,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在长汀的外国传教士和亚盛顿医馆的外籍医生,害怕1900年的“拳乱”,滥杀洋人的景况再次发生,纷纷离开长汀避祸。汀州教会指定,亚盛顿医馆医学班第一期毕业生钟品松医生,暂代馆长,主持日常的业务,继续收治病患。数月后,钟医生辞去馆长职务,由傅连璋医生接任。1926年,亚盛顿医馆改名为汀州福音医院。1927年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发动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随后,在江西省的西南部小城瑞金,以及周边地区,武装割据,建立了效仿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其武装部队也叫中国工农红军。

    话说1929年3月,红军攻入长汀城,战场上的厮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天,一伙红军涌进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力抢救、医治了红军指挥员陈赓等一批伤病员三百多人。随后,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住进了福音医院隔壁的新安楼养病。一心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傅连璋医生,因其所处环境,不自主地卷入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潮。他经历了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共建政后,傅连璋成为新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部长,授中将衔。

    当时的红军最缺的并不是军火,枪支可以从战场上缴获,也可以用当地盛产的钨矿砂,跟广东军阀做生意换军火,再说还有共产国际的援助。红军最缺少的是医生,能得到懂现代科学医疗技术的医生,毕竟要比在战场上从敌人手里夺枪要难很多。历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回忆录里,多处提及1933年1月,傅连璋医生带领福音医院大部分医生、护士、医学班学生,搬迁至江西瑞金县叶坪,成立了红军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水准的“中央红色医院”。而在同一时期,傅连璋的侄女傅维钰夫妇,被苏区肃反委员会当作“AB团成员”(Against Bolsheviks),遭到枪决,后来追封烈士。傅的女儿维清,也是“烈士”。这对于刚投身革命的傅连璋来说,是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福音医院的医学班学员,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医院就职,也可以选择出外自行开业。医学班第六期毕业的陈广森医生,在苏区的宁都固村,开了一间诊所,取名庆安西药房。固村还有一个红军后方医院,院长是个麻子,经常来庆安药房“借”药,还多次邀请陈医生加入红军,被婉拒。

    直到有一天,一伙红军士兵,用枪押走了陈医生,这就是当时在苏区流行的“武装聘请”。陈广森医生此一去,杳无音信。后来,陈家遇到从陈毅部队逃出来的挑夫,告诉他们,见到过陈医生在红军队伍里救治伤员。这消息让陈广森医生的家人,盼望等待了一辈子。傅连璋医生是否也是被“武装聘请”?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肯定不似书上所说,一无反顾地到瑞金的叶坪参加红军。因为他的妻子刘赐福和儿女们仍在长汀,守着福音医院产业。一直到全国解放了,她都没能见到在北京的丈夫。

    1934年9月,在党内遭排挤的毛泽东,在江西雩都患恶性疟疾,几乎活不成了。傅连璋医生用当时十分珍贵的进口西药奎宁,结合中医手段治愈了他。这样毛才能在11月,随红军作战略转移,撤离苏区。在长征途中,傅连璋医生为毛泽东的妻子接生,也医治了其他患病的红军领导人。傅连璋用两条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在延安继续作首长保健医生。长征途中,傅连璋娶红军女战士陈真仁为妻,解放后陈被授予上校军衔。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亲自介绍傅连璋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位基督徒成为马列主义的信徒,直到他七十四岁在北京秦城监狱去世。

    1944年冬,福音医院在她的诞生地长汀,又悄悄地复活了。长汀县邮电局职员刘炳荣,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串联了一批当年留在长汀的福音医院人员,传达上级的指示:中共十分关心汀州福音医院,望能复办,为老区人民服务。于是,由教会出面,组成了一个董事会,成员有:张伦(汀州教会牧师)、刘赐福(汀州教会传道,傅连璋结发妻子)、周受恩(汀州三友医院院长,亚盛顿医馆第一任馆长钟品松医生夫人)、黄一民医师(汀州教会代表)、林金声(连城堂代表,亚盛顿医馆医学班第一期毕业生黄朝鸿医师之徒,黄朝清牧师女婿),并公推张伦牧师为董事长。董事会向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医药委员会申请经费,还向漳州协和医院、鼓浪屿救世医院、汕头福音医院请求援助。因抗战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也给予了帮助。

    1947年2月10日,长汀福音医院正式挂牌成立。第一任院长是范启煌博士(任期1947-1948年冬)。第二任院长为舒涵礼博士(任期为1948冬—1949年夏),这位英国籍五官科医生,在山西工作时,曾应邀去延安为毛泽东医治眼疾。第三任院长为林金生医师(1949秋—1950年夏)。1950年秋天,刘赐福女士,奉中央军委卫生部指示,接管长汀福音医院,亲自担任院长(1950—1954年)。1951年,医院取消了“福音”二字。1954年刘赐福退休,由刘庆年接任院长。1952年5月改为县办,1956年福音医院正式并入长汀县医院。

    在革命战争中活过来的中共高干和将领们,在打下天下,稳坐江山后,往往都会搞一些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活动。而傅连璋从未返回过长汀老家,他的原配刘赐福,在中央慰问团来长汀时,要求恢复原配名份。傅连璋只能利用职权,把刘在老家苦苦守着的福音医院,订为直属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享受军医院待遇。随后,福音医院院务主任张伦牧师,遭人陷害,被捕入狱。刘赐福退休后,带儿女住在上海,据说是鄧颖超安排的。

    笔者遇到过一位原卫生部属下《健康报》的工作人员,她在文革初期负责看管卫生部的牛鬼蛇神学习班。据这位也有医学背景的人士介绍,那时傅连璋就有了精神病的迹象,成天说那句:“毛主席啊,就算我一生做什么都是错的,1934年在雩都救你一命,该是对的吧”?后来,看他越来越不正常,中央第三号人物下条子,把他关进秦城监狱。自幼身体就不好的傅连璋,在牢里戴着镣铐,整天被锁在床板上,可能是制止他的歇斯底里发作。他是文革中最早在监狱去世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傅连璋在红军时期,就是现代医学技术最高的医生之一。在他当“御医”期间,看到太多中共领导人的丑恶行径。但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得他,渐渐学会了与狼共舞。在他终于不想共舞时,他的死期也就到了。如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亚盛顿医馆,即汀州福音医院,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义,在她的旧址继续存在。一座由西方传教活动而产生,中国基督徒参与的医院,由于她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参与者的命运,给后世留下一个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故事。

  6.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六):被掳与回归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反目,出现了向苏联老大哥“一面倒”的局面。全国自上而下的清算帝国主义罪行,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流毒,冻结西方国家和教会在华资产。每一所教会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组织师生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些依靠西方国家财政、人力支持的教会学校,和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支撑不下去了。1952年中央出台一个政策,在全国范围实行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把所有教会大学收归国有,取消原有校名,并将其各门学科拆散,合并到公立学校里去。本文记述金陵协和神学院的产生,和几番存废的过程,看中国基督教会的往事今生。

    1951年,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宗教局局长罗竹风(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八路,自小跟作传道的母亲读圣经,另文介绍),会同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的领导人,请来了华东地区的神学院负责人,来上海讨论联合事宜。会议中,提出:“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图达到联合的目的。此建议得到大部分与会者的认同。也有不赞同的,贾玉铭的上海灵修院,陈崇桂的重庆神学院,表示不参加联合。这次会议决议,华东11所神学院校实行合并,定名为金陵协和神学院,校址选在原金陵女子神学院院址:南京上海路大锏银巷13号。新任院长丁光训,各神学院院长分别担任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委员会主席。兹列举参加联合的各神学院教师,及部分留校学生名单。

    金陵神学院:诚质怡(院长)、陈泽民、谢景升、王治心、徐如雷、张士新、朱敬一、朱宝惠、黄素贞、陈濂、凌淳扬、杨占一、张丛敬、徐志刚、李维夷、魏忆徵、张崇静、赵志恩、李文智、林依萱、秦湘衡、许义均。

    金陵女子神学院:王淑德(院长)、陈淑虔、包菊仙、朱珍宝、汪彭秀禾、王秀贤。

    华北神学院:丁玉璋(院长)、孙汉书、邓天锡、管耕汶。

    中央神学院:沈子高(院长)、魏希本、尤振中。

    浸会神学院:吴继忠(院长)、王秀珩、柳婉英。

    齐鲁神学院:罗世琦(院长)、赵鸿祥。

    黄县浸会神学院:臧安堂(院长)。

    中国神学院:韩彼得(院长)、邱钰源。

    福建协和神学院:林光荣(院长)、杨振泰、陈端珪、刘月钦。

    闽南神学院:高天锡(院长)、陈世义、谢雪如。

    泰东神学院:汪维藩。

    四十年代,自由派神学在西方国家的教会、神学院流行甚广,中国教会因各自差会背景的缘故,亦受其影响。另有一批坚持圣经原则,和基本教义的神学家,与社会福音派分庭抗礼,较知名的有贾玉铭、杨绍唐、王明道、倪柝声等。他们各自表述神学观点立场,隔空骂仗,甚至见面动手的事也有发生。现在,这十几所神学院的师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聚集在联合后的校园里,要归拢在一起上课、学习、生活、灵修。往日的辩论、吵架自然是难免,十几位院领导,为了排课程表,煞费苦心,昼夜思想。最后决定:分班上课,即同一门课,两种教法,请自由派神学观点的与基要派立场的两位老师分别开同一门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课程表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几十上百门课程。选自由派神学观点课程的学生,为“点一”,而选基要派神学观点课程的同学,为“点二”。从此,金陵校园书声琅琅,相安无事。

    1957年,中国开始反右运动,金陵师生与社会上一样,先听取中央首长讲话,号召大鸣大放,其后展开严厉批判斗争。南京教会工作人员,也被集中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一起搞运动。最后,被划右派的名单及处理结果,由南京青年会总干事韩文藻在贵格会礼拜堂宣布。南京三自会主席邵镜三眼见形势不对,跳井自杀。神学院被定为右派的有:教员臧安堂、陈世义;学生四名:林建华、洪光良(此二人送劳教)、邹培通、曹高茂(此二人开除学籍)。还有一名男生,本非批判对象,因为思想紧张,在宿舍上吊自杀。南京教会被定为右派的是:汪洋、徐恩赐、汪维藩。

    关于金陵的反右运动,丁光训院长事后的说法是:“中央指示,每个部门划定右派的比例是5%。我们神学院有教职员五十名,照规定应该产生2.5个右派分子。我向上级反映,这0.5个右派的指标无法执行,予以上缴”。言下之意,他还“保护”了半个右派分子免遭厄运。反右运动后期,又开始了“向党交心”运动。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内心想法,用书面形式向党交代。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的金陵师生,纷纷写下了自证其罪的,为日后遭整肃的“交心材料”。南京宗教局局长史正鉴来金陵协和神学院作政治报告,他在讲话中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这个皮,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宗教这个毛,还有留下的必要吗”?台下听众面面相觑,自知来日无多。

    从镇反、三反五反、妓女从良、打击反动道会门、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反右,等等一系列的运动,使得每一个城市里,都出现了一大批失去原有职业的非生产性人口。不知是谁,喊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经过报纸杂志的报道宣传,中央六部委联合发文,输送城市闲散人员至国家边远地区的措施,执行得雷厉风行。金陵师生与南京教会工作人员,得到消息说可以去新疆,参加支援边疆建设。两位同学何义纯、钟显信,主动要求前往打探消息,丁光训院长为他们送行。这两位如同当年受摩西派遣,窥探迦南地的约书亚,传回来新疆政府愿意接受金陵师生的消息。这对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惊魂未定的金陵师生,和南京教会工作人员来说,不谛为一条生路。

    报名获准参加赴新疆的金陵师生,和南京教会工作人员是:谢景升、刘月钦、杨振泰、谢雪如、赵鸿祥、邓天锡(金陵的教职员)。施得音、任神惠、于加德、罗厚美、裘凤娇、吴兆祥、张俪贞、殷爱德、虞静幼(神学生)。徐德宏、梁子兴、张爱群、朱延宗、王宝琴、罗文俊、徐淑芳、周美德、郑纯瑛(南京教会工作人员)。他们连同家属,沿着林则徐被朝廷流放新疆的足迹,登上了西去的火车。有人联想起,圣经记载的,当年以色列民被掳到异乡的故事。金陵师生支边光荣榜

    1962年,全国的民众还在大饥荒中。一天,毛泽东邀北大教授任继愈,来书斋谈哲学。任趁机进言:宗教研究还是需要的。毛当即批准,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命其为第一任所长。遵圣上旨意,残留南京的部分金陵教职员,会同原燕京神学院的教员,在南京不事声张地恢复了金陵协和神学院。招募的学生中,大部分是逃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各地教会工作人员。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冲进校园,焚烧圣经,羞辱金陵师生,而后将其改为印刷红色书籍的场所。上一次大锏银巷校园遭遇劫难,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将其占为宪兵司令部。

    1976年,文革结束了。当年主持众神学院合并的张执一,担任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罗竹风任上海社科院院长,兼中国大百科《宗教卷》编辑部主委。在这批党内开明派的推动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再次恢复。及至今日,已有35届毕业生走出校门,服务于全国各地教会。犹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命运多舛的民族,他们渴望在神应许之地生活。然而,在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岁月中,以色列的王室、祭司和百姓,曾多次被亚述、新巴比伦王等异族强国掳去。这些被掳的人,史称“巴比伦之囚”。为了反抗异族压迫,犹太人多次抗争,公元135年,犹太人的起义彻底失败,罗马帝国把他们赶出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被夷为平地,从此,犹太人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19世纪初,犹太人开始“阿利亚运动”(Aliyah希伯莱语,原意为上升),即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故土运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量曾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纷纷移居到据说是上帝应许赐予的迦南美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联合国允许以色列建国时,人口仅为80万人。70年过去了,以色列国民达到800万人,仍不断有新人移民以色列,回归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方兴未艾。

    回顾金陵协和神学院跌宕起伏的经历,恰似犹太民族历史上的被掳与回归。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圣经里记载上帝的应许:“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将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许,读者还在惦念那批去新疆的,金陵师生们的命运。附上一篇旧作,文中记叙了他们中的一员,吴兆祥长老的新疆故事。

    博尔塔拉忆往 (二十二):《记中国最后一位基督教救世军军官吴兆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离南京市繁华的新街口不远,有一条幽静整洁的小街,名叫大锏银巷。这个巷子13号的院落里,有几座被银杏树环绕着的灰色建筑,平日人迹罕见。一九五二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指示,华东地区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这里成立了金陵协和神学院。一时间,来自各地的师生,操着不同方言,身着各式装束,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为了追求真道这一共同目标,聚集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在这群人里,有一位北京来的学生,被同学们称作“军官”。他人长得英俊,皮鞋与头发都收拾得锃亮,身着一件咔叽布的美军夹克。他的名字叫吴兆祥,是服务于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被教会派来进修神学。

    这里要与读者们一起补习一下有关救世军的背景情况。百度百科这样记载:The Salvation Army,中文名称基督教救世军,是一个1865年成立,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救世军主要从事街头布道、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他们的口号是:“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它的创办人希望能够把基督教传给穷困的人,并透过了解穷人们物质及心灵之需要来给予帮助。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大约七十多个国家。救世军的牧师都是有军衔的,从少尉、上尉、少校…..乃至大将。

    吴兆祥在救世军里具体是什么军衔,他在金陵的学业上如何,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那批神学生中,收获最大的。在学校期间,这个北京帅哥获取了一位来自江南女同学张俪贞的芳心,并且在院长和师生们的祝福中,在神学院举办了婚礼。然而,蜜月还没度完,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风暴,令各地的教会活动萎缩,大量教职人员生活无着,神学院也面临关门的境地。这时,神学院师生得到一个也许是好消息的消息。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处理城市闲散人口的通知》,要将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不适宜继续留在城市里的人口,有序地安置到国家边远地区。有战略眼光的吴兆祥,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边疆地区需要人才、知识,且“天高皇帝远”,政治斗争的力道不太强。于是,在有关方面的协调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师生,加入了“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吴军官是这支队伍的副队长。

    1959年,春寒料峭。金陵师生及家属近百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火车走走停停,最后停在了正在建设中的兰新铁路最西端,尾垭站。金陵支边大军换汽车,继续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进发,沿途风光虽美,但身怀六甲的张俪贞却无法欣赏。只见吴兆祥不断地鼓励妻子:要坚强!坚强些!终于坚持到把孩子生在了乌鲁木齐的医院里,给她取名叫:吴坚。有一天,吴兆祥在市内大十字的明德路,看到矗立着一座十字架。原来是1944年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受派来新疆处理“三区革命”事件时,自己出钱买了这个人称“九间半房”的建筑。张将军请西北灵工团的传道人,创办迪化基督教会,直至今日。

    吴兆祥陷入了沉思。刚刚才向党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却又看到了熟悉又亲切的家人……。星期天,吴兆祥偷偷地溜进了明德路,看见好几位同学都来了。大家心照不宣,各自暗暗地祷告:“主啊,你必不离弃你的儿女”。多少年后,当吴兆祥又踏进这座教堂,他已是全新疆闻名的吴长老了。金陵师生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受训三个月后,被当作国家干部,分派到新疆各基层部门工作。吴兆祥夫妇分配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距乌鲁木齐600公里,距苏联边境不足30公里。一辆马车把吴一家拉到了温泉县外贸局大院,张俪贞当会计,吴兆祥担任业务员,向牧民收购羊毛、牛皮等,供加工后出口。为了报答政府给出路的政策,这两口子勤奋工作、克勤克俭、善待他人,在当地是出名的“老好人”。

    六十年代的这场政治风暴,是史无前例,而且无死角的。已经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的吴军官,在劫难逃。他怎么解释基督教救世军不是反动军队,可是边陲小城的人,怎能相信?连知识水平高的上海,也把天主教的圣母军当作反革命军队,来斗倒斗臭啦。文革后期,吴兆祥被释放出来。我禁不住问他:你那件证明你是反动军官的美军军装是怎么回事嘛?吴苦笑着说:那是年轻时候爱炫,从地摊上买的旧货嘛。对了,经历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民间流散了许多除了武器之外的美国军用物资。这几年我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汤姆汉克斯屁股上挂的那个军用水壶,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带帆布套的。

    吴兆祥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县处级职务,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伴,却没有能够熬到这一天。痛苦与失落,时刻噬咬着他的内心,吴兆祥想起了他在明德路教堂里的祷告,想起了他在救世军里服务的光景,这是他入党以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他走进了博尔塔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与众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在他记忆深处的圣经知识,和属灵经验,如同活水源泉流淌。吴兆祥不但在所居住的地方参加聚会,还应邀在新疆许多的教会讲道、施洗,成为远近闻名的吴长老。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在中共强权下基督徒如何自处,若非亲临其境,人们是不能完全理解的。小人物见证了大时代。在我的心里,吴兆祥永远是一个有军衔的基督教救世军军官。

  7.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七):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上海,骄阳似火,红尘滚滚,衡山路上法国梧桐树绿叶成荫。一伙革命群众,在串联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带领下,闯进国际礼拜堂的院子。众人高呼:打到美帝国主义!揪出美帝走狗特务!一顿打砸抢后,这伙人逼礼拜堂主任牧师李储文,交出进行特务活动的电台。开始,李牧师还耐心地解释:“礼拜堂是基督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我们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什么电台”。“胡说!电影里的特务都有电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焚烧圣经和宗教书籍的熊熊火光,映照在李储文流着墨汁和鲜血的脸上。他料定,今天这一关是过不去了,于是开口哀求:“小将们,你们误会了,我不是美国特务,请打电话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核实”。还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有见识,立即联系了有关方面。得到答复:“李储文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马上放人”。众人惊愕,作鸟兽散。从此,李储文消失在了上海国际礼拜堂里,和信徒们的视线中。直至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公布了他外事办公室主任的任命。

    1918年,李储文出生在宁波慈溪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自小受宗教信仰的熏陶,他立志要以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为终身奋斗目标。在就读教会中学期间,积极参与基督徒青年团契活动,努力研读圣经,还跟从外籍传教士练习英文,取了个英文名Sherwood。做船运生意的大哥,将他引荐给了上海滩的宁波籍大亨,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李储文1937年考取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虞洽卿资助他每年150块大洋的高额学费,并允诺学成毕业后,可进他的公司任职。

    1937年,是上海多灾多难的一年。八月,日军轰炸上海市区,攻占华界。十二月,淞沪抗战全面爆发。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为首的一群基督徒,与上海各界一起,支援前线,奋勇抗敌。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因坚决主张抗日,1938年4月被日寇唆使的汉奸枪杀,沪江大学师生悲愤万分,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战云密布,李储文匆匆读完了大学课程,据他自己说,毕业论文还是别人代写的。李储文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再次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向国统区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伸出诱惑的手。鼓吹共产主义理想,挑唆民众对政府的仇恨。情报高手周恩来,在他当年主持中共特科的老地方,招募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才。此时,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李储文,被中共吸收,成为秘密战线的一员。上级指示李储文继续留在基督教界,吸收和发展拥共反蒋的力量。多年以后,李储文回忆道:“恩来同志是很有眼光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会接触面广,中共要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团结更多的人,青年会肯定在这方面有帮助。其实,那时候的青年会是依托基督教,但并不以宣教为主旨,而是一个服务社会的社团,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撤到西南大后方。李储文等一批青年会干事,奉命在云南等地从事,对战地军人和流亡学生的服务工作。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将学校的一块荒地,交给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属下的学生公社,办起了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等。他们还向背井离乡、贫困饥饿的大学生,提供一碗豆浆和两个馒头的早餐。数十年后,西南联大校友仍念念不忘这顿救命的早餐。抗战期间,李储文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同工们在昆明的工作,实践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源于圣经《马太福音20:28》“就像人子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事,而是为了服事人,并且献上自己的生命,替许多人做救赎的代价”。)

    李储文在昆明的那几年,常借用英国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何明华(Bishop R.Q.Hall)的住所,邀请在滇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人称:飞虎队)官兵,和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吴晗、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叶企荪等著名学者聚会。飞虎队成员中有一些思想左倾的军人,经常造访青年会学生服务处,他们可以在阅览室中接触到《新华日报》,及其他中共宣传抗战的资料。李储文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基督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来组织群众。要把部份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昔日在国共斗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基督教中的地下党员有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打进去”的;另一种是从里面“拉出来”的。所谓“打进去”,就是中共派人渗透至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饰,从事对敌斗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活动。另一类“拉出来”者,指的是中共在教会内部物色那些,同情革命,对现实不满的基督教人士,感化、拉拢他们为中共工作,进而发展成地下党员。

    二战结束后,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为培养中国骨干力量,计划从中国各地青年会中,遴选一批优秀人才,赴美国著名大学深造。入选的有丁光训、李储文、黄培永、王以敦等。已经在日内瓦青年会工作的李储文,既按此计划,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这一批青年会干事在美国各大学读书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大陆地区。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储文这批痛恨资本主义愤青们的理想,得以实现了。他得到了组织上的指示,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李储文等人回到中国大陆,马上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奉无神论立场的共产党员身份问题。当年入党后,继续在基督教机构工作的十几年里,他还从来没有面对这个矛盾。

    周恩来出来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做了一个规定:凡在情报战线、宗教系统里,和统战工作需要的中共党员,不必履行一般党员责任义务,即不必遵守《党章》规定:参加基层党支部活动,按月交党费。其党员身份,属国家机密,严格控制在中央统战部,甚至周恩来本人手中。周恩来在临终前,才对秘书说出:“当年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第一名的杨度,他最后参加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由于这条特殊政策,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成归国的李储文,没有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继续回到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宗教教育部干事。而后,他被派往上海国际礼拜堂,作美籍主任牧师毕范宇(Rev Francis Wilson Prices )的助手。上海国际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原名是上海协和礼拜堂,出自《尚书》“协和万邦”,寓意:协调各国间关系,和谐合作。国际礼拜堂位于衡山路53号。1923年由在沪美国侨民,及其他外国侨民集资建造。这座建筑内可容700人礼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上海国际礼拜堂不分宗派,会友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教信徒,也是访沪外宾的必到之处。1950年,国际礼拜堂推选冯家声担任管理堂务的理事长,他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基督徒。

    1951年,上海基督教各个团体,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议上,李储文出面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随后,毕范宇牧师被驱逐出境,由李储文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兼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三自主席、原青年会干事吴耀宗,这样评价李储文:他在任何凶险的环境下,都能打开局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与秘书长李储文

    自小熟读圣经的背景,又有青年会干事的活动能力,和美国神学院严格训练的经历,加之纯熟的英文水平,李储文接手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后,做的有声有色。信徒们热衷于李牧师每个星期天主日崇拜的讲道,还认真收集李牧师发表在各个教会刊物上的灵修文章。但是时间长了,大家发现李牧师很少为礼拜堂的慕道友施行洗礼,也不答应信徒请他主持婚礼的要求。国际礼拜堂的这些圣礼,大部分都是由副牧杨安鼎牧师施行的。这个疑问,到李储文党员身份曝光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储文担心,如果有一天真像大白,信徒们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我们从中,看到李储文内心的纠结,因为他明白,使徒统绪在他的手中是断了的。所谓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神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能力,传承自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的权柄来自上帝。

    打下了江山了的中共,要开始整顿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就是说,凡成为中共党员了,就不许有宗教信仰,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八十年后,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依然重申:“党员干部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要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模範,严守宗教政策法规红线”。李储文入党以来,一直是在踩这条“红线”。他们那批先有宗教信仰,而后加入中共的人,原以为两者可兼而有之,相益得彰。纵观李储文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国际礼拜堂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尽忠职守。他们甚至幻想过,基督教信仰的新天新地,与共产主义理想是异曲同工,殊路同归。然而,1966年的那场风暴,无情地击碎了李储文的梦想。李牧师的双面人生,也让许多人迷惘:圣经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吗?

    1983至1988年,正值中英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时期,李储文奉调香港工作。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行政管理经验,获得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可 。昔日反帝救国青年,如今参与从英国人手里收回香港主权的神圣使命。中国驻港机构人员的医疗保健,都是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这天,为李副社长检查身体的,是欧阳医生。欧阳是上海国际礼拜堂长大的孩子,从小听李牧师讲道,上主日学课程。他籍口支开了随从,当年的师徒在医院的走廊里相认。李储文向欧阳医生了解,文革后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的情况,询问那些老信徒们的近况。以后,李副社长每次来广州身体检查,都是交换“情报”的机会。

    一位原上海国际礼拜堂的老信徒,想为重新开放的礼拜堂奉献一部电子管风琴,无奈中国海关不放行。他找到人称“地下港督”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当年的李牧师,协调解决了这个难题。自此以后,凡有国际礼拜堂人士访问或途径香港,李储文都会请吃饭,关切教会各项活动情况。这在当时,还是犯忌的举动。2000年的一天,大雨滂沱,李储文在欧阳医生的陪同下,来到国际礼拜堂。他缓步走在礼拜堂的各个角落,还登上那个五十多年前站过的讲台,并拍照留念。李储文卸下政府公职,退休回到上海。他没有接受上海市配给的老干部休养所,而是住在距国际礼拜堂不远的淮海公寓。衡山路依然幽静,国际礼拜堂街对面的一间小咖啡馆,经常见到一位老者,他每次来都是点一杯咖啡,久久凝视着窗外的教堂。

  8.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八):红军手里的“洋票”

    我少小顽冥不化,十岁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那天,我那位好朋友,扛三道杠杠的少先队大队长,在全班同学中集资,买了两本书《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作为我这个落后分子终于入队了的纪念。漫不经心地翻开朋友们送的礼物,一看就爱不释手。书中描写的红军英雄事迹,令我热泪盈眶、热血賁张!其中许多人物和故事情节,现在仍记忆犹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出现一个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力量,最鼎盛时期达数十万人马。他们武装割据在中国数省几块农村根据地,都是相对贫弱的地区。红军从成立之初,就受到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围困和清剿,无一日不在战斗中。

    红军的军费开支是怎么解决的呢?难道真的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中共出版的历史书上,关于红军军费来源的问题,是这样解释的:

    1、共产国际提供的,这里的共产国际主要是指苏共,苏共在党的早期活动中,给了经费,这些包括各类运动经费,建军经费等等。等到后来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经济上脱离了共产国际,但是手里的枪与之前帮助提供的武装还是存在的。

    2、红军在早期根据地的一些经济积累,早期的红军在江西根据地通过打土豪,经商,开矿等等有一定的经济积累,而且这部分积累并没有成为死钱,而是用到了一些投资上面。包括上海等地的一些公司。

    3、红军党产公司的提供。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建立并经营的一些党产公司。

    4、就地打土豪,路过那里,就打那里的土豪。

    5、进步人士的捐赠。

    关于这五个方面,我们认为有其资料的依据,是基本符合当时历史的。但是,那些中国革命历史研究学者,在写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筹措红军军费的问题上,刻意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红军往往是用绑架手段,勒索赎金,以获得军费的。

    1927年,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所谓的“左派”汪精卫,分别与中共翻脸,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集部分中共中央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上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武装起义”等口号。中共在此后的对敌斗争中,“打土豪”一直是主要手段。把一切能抓到的地主、资本家、城乡士绅、敌军俘虏,和外籍人士,统统视为打土豪筹款的对象,即绑票勒赎的人质,土匪称作的“肉票”。

    在福建古田的红四军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出一件名为《筹款须知》的革命文物。该件明确而详细地教红军官兵,如何侦查筹款对象的财务情况,如何踩点。抓住肉票时,如何威胁逼迫家属交出赎金。还有作为奖励的赎金分成等规定。在红军建立根据地的苏区,和敌我双方拉锯地带,凡有产者,均被当土豪打。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侥幸逃脱者,均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基本无土豪可打后,红军的筹款方式转为向在战场上被俘的敌军军官,索取高额赎金。

    1930年,国军第18师中将师长张辉瓒,参加蒋介石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张作战失利,在江西吉安龙冈被红军俘获。蒋介石在张辉瓒的家人和部下的哀求下,向红军提出:只要放回张辉瓒,作为交换条件,他将释放100多名被捕的中共人员,并且答应提供5000多人的枪支弹药,以及20万银元和20担西药。然而,这样丰厚的赎金,却被愤怒的苏区群众给搞砸了。1931年1月28日,在吉安东固的万人公审大会上,张辉瓒被砍了头。

    1930年七月,赣东北苏区红军独立第1团,攻占景德镇,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和没收反动资本家财产的斗争,扩展了红军队伍,后独立第1团撤出景德镇。8月14日再次进占,协助当地中共党组织,成立了景德镇苏维埃政府。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红军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共和国的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家人的巨额赎款后,红军释放了人质。据方志敏女儿后来的回忆录里说: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

    近年出版的《衢州文史资料》中,有一篇记载红军筹款的文章《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廿八都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县境内,自唐朝开埠以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红军广丰独立团,攻占了二八都,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价值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红军将保长谢世仔释回,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则被撕了票。两个月后,红军居然又再次攻占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至此萧条,再无恢复。在抢夺土豪劣绅的财产,和向被俘敌军索要赎金等来源都枯竭了,红军把筹款目标对准了外籍人士。土匪把绑架的人质称作“肉票”,那被绑架的洋人,就叫“洋票”。

    自1864年以来,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性质成为教科书所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条约中,大都含有“传教自由”条款。向古老的东方大国传教,获得福音未及之民,成为西方国家基督教差传运动的大热门。在来华的西方国家宣教机构中,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最重要的一支。1865年英国籍传教士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其宣教方针:仿效使徒保罗,不在有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扬福音,要将福音传给那些被遗忘或被忽略的群体,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

    内地会不顾义和团“灭洋运动”屠杀西方传教士的历史阴影,没有留在中国的大城市,以图政府保护。而是选择了偏远、贫穷的中国内陆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内地会的宣教士们打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隔阂,在中国内地传福音,并建立教会。在红军控制的地区,以反帝的名义,逮捕了境内几乎所有的外籍传教士。勒令这些“洋票”的家人,和所属教会交赎金。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从瑞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传教士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南京方面释放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兰夫妇。虽然这笔交易没有做成,但是可以证明,苏区的确关押着外国传教士。内地会,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机构,对绑架人质事件向来有一项明确的处理原则,即不为人质交纳赎金。因为这更容易让他们在各地的传教士,成为下一个绑架的目标。所以,一旦发生传教士被绑架,其所属机构一般不会向绑匪交赎金。内地会的传教士们在被差遣之前,都是明白告知此项规定,并签了“生死状”的。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无力在中央苏区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仓促败退。为牵制进剿的国军,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指挥。方志敏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对于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他在狱中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托人带给了鲁迅。1949年后,被选入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方志敏在这两篇文章流露出来的反洋和仇富的戾气,及另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所表现出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代表了那批红军领导者的精神境界,成为红军杀富济贫、改天换地的理论依据。

    方志敏曾就读江西南昌一所教会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非基运动”。他写道:“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牧师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方志敏回到老家,领导农民打土豪,带头抓捕和处死了当地的地主,他的五叔方雨田。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抓获了在此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师达能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爱伦。

    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来自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加入内地会立志来华传教。1932年师达能在安徽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完成中文学习,被派往安徽宣城开始传教。师达能的妻子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出生在山东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蓓蒂在中国长大,在回美国读神学院时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在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并回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被派往安徽颍州。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他们接替回国休假的汪仁宣教士夫妇,来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一个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摧残,尚未恢复过来的小城。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携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婴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红军占领了旌德县,抓捕了“帝国主义分子”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师达能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要二万美元赎金。师达能只在信中描述了他被绑架的过程,然后引用了《圣经》腓立比书中的一段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红十九师押解着被捕获的人员及劫掠的物资,前往庙首镇。师长寻淮洲得知,师达能夫妇没有向教会要求缴纳赎金,恼羞成怒。在庙首镇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上,师达能夫妇被拖行游街凌辱,并宣布要当场斩首示众。据1992年版《旌德县志》记载:即将行刑之时,一个当地教会的信徒张师圣,冲入刑场,恳求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以从张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理由,将张师圣和师达能夫妇一起斩首。当地人在庙首镇北侧的鹰岭山坡下,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将其安葬。委托教会的卢克周牧师带着孤女爱伦和师达能写的遗书,逃离庙首镇。最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她的外祖父家。

    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是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传道事业的烈士,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师达能夫妇遇害一案,在当时中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暂缓了对红军的围堵、征讨。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在师达能夫妇被害的五天后,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被前来围剿的国军击毙。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被抓获。作为这起骇人听闻的绑架勒赎、杀人案的最高领导,方志敏难逃刽子手的罪责。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執行死刑。

    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国民政府大军的五次“围剿”,终于败下阵来。为不至于全军覆没,中共领导层决定突围。1934年8月,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受命带领七千人的部队,从江西永新出发,欲与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汇合,组织抗日先遣队,为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大部队开路。10月24日在黔東印江木黃,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红二、六军团且战且走,进入了贵州省境内。贵州简称:黔,自古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落后贫穷地区。红军的给养几乎断绝,更糟糕的是迷失了行军方向。老办法,打土豪。可是,穷乡僻壤的山区,早已经没有土豪可绑架勒赎。红军遂将目标对准了在这一地区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了绑“洋票”的勾当。

    内地会新西兰籍传教士成邦庆(Arnolis Hayman,大伙儿都叫他:海曼)1890年生于锡兰(今斯里兰卡),父亲是英国救世军传教士。成邦庆几个月时母亲早逝,1892年全家迁到新西兰。成邦庆离开学校后曾在商店打工,20岁时去了安嘉斯传教士学院(Angas Missionary College)读书。1913年他作为内地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在镇江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中文,后被派到重庆、江津、遵义、镇远等地传教。

    1933年初,成邦庆奉命到原属镇远教区的旧州工作。旧州,也称“老黄平”,是汉苗杂居地区。致力于向苗民传教的成邦庆一家四口,与当地居民相处甚好。他为了传教,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这是内地会要求每一个传教士必须做到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使他与红军遭遇,勒索赎金未果,没有被杀,反而受到优待。

    奉命前往旧州教堂绑架成邦庆的红军战士,路遇一对洋人。以为是“洋票”自投罗网,当即拿下。被红军“摆乌龙”抓获的这对洋人夫妇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士。男的名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民国政府外交檔案及上海《申报》译作波夏德,又叫勃沙特)。薄复礼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从小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对海外传教的生活和工作深深的着迷。薄复礼25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中国。他努力的学习中文,十分的想要融入这里的生活,他和妻子露西(Ross)被內地会派往贵州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秋,薄复礼夫妇被邀请到黔西主持一场礼拜,结束之后即准备前往安顺,经黄平县旧州镇再回镇远。关于红军的消息他们虽早已略有所闻,所以一路上特别小心,希望走小路可以避开,结果还是碰上了一群手持步枪的军人。薄复礼和露西被五花大绑的带到了一个到处贴着标语的山寨。意外的是,这些红军士兵并不是要抢他们的财物,反而把他们松绑后带到保卫部。薄复礼主动询问须交多少赎金才可以让他们走,保卫部的人回答他说要十万元美金。这个天价的数目,令薄复礼夫妇几近绝望。然而,他们还是安定情绪,开始写信给国内外教会和亲友,寻求哪怕是一丁点的希望。次日,薄复礼的內地会同事成邦庆,也被红军抓获,送到了保卫部。保卫部负责人吴德峰,向眼前的两个“帝国主义间谍”,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叫他们向自己的主子拿钱来赎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吴部长下令释放了这两家人质中的妇女儿童,只留下薄复礼和成邦庆随军转移,等待赎金到了才放人。

    红六军团保卫部吴德峰,中共内部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骨干。正是由于他没有滥杀“洋票”,导致了红军在长征途中,意外地得到薄复礼等数位外国传教士的帮助,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缺少有军用价值的地图,在人烟稀少、地形复杂的贵州山区,与熟悉环境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周旋,仗打得很窝囊。一天部下来报告,在打土豪时从一间天主教教堂里,缴获了一份地图。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团长肖克喜出望外,打开地图一看,是一份法国神父绘制的贵州地图,它远比手中的中学地理课本里的地图,要清楚、详细的多。但是,军中没有一个人懂法文,也看不懂那个法国神父的地图上的标记。

    肖克想起了扣押在人质队伍里的薄复礼,传令保卫部押解“洋票”薄复礼来见。瑞士人都通晓法语和德语,薄复礼辨认出地图上的文字和标记,帮助肖克军团长解决了许多军事上的疑难。于是,人质变成了军团司令部的“编外参谋”。通晓苗人方言和当地民俗的成邦庆,也多次参与了红军与当地苗族土司的谈判,以及每天军事行动中需要与当地人民沟通的翻译。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还押解了一些国军俘虏和勒索赎金的“肉票”。他们都是被捆绑着随部队行军,苦不堪言。而这两个“有用”的“洋票”,待遇好很多,有时还可以骑马行军。

    长征途中的薄复礼——内地会在对传教士的各项训练中,注重医疗知识的装备。这两位在被红军绑架期间,运用他们的医学经验和随身携带的药品,治疗了很多红军官兵。在扣押了四百多天后,红军看实在榨不出赎金,就释放了成邦庆,薄复礼也在半年后获释。红军自始至终都没有从内地会,和他们的家人那里得到赎金。滑稽的是,为了要强调这两人是因为间谍嫌疑被捕,而不是为了赎金。红军组成了一个临时法庭,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法律,分别被判成邦庆一年(从被抓的1934年12月19日算起,至获释的1935年12月18日)、薄复礼一年半(自被抓的1934年12月19日算起,直到被释放的1936年6月18日)。法庭还象征性地追加罚金,45万和30万。首席法官,就是红六军团的保卫部部长吴德峰。

    在释放薄复礼的仪式上,军团长肖克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借地,我们决定放你走。将来,我们还会是朋友”。随后,肖克亲自下厨做了一道湖南家乡菜粉蒸肉,招待马上就要回家的“肉票”薄复礼。成邦庆根据他们在红军长征中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了《一个外国传教士俘虏的长征:成邦庆回忆录》(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薄复礼也写了《抑制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他在1973年出版另一个版本,书名改作《指导之手》(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内文有一些增订。

    薄复礼在这本书里,毫不吝啬地用溢美之词描述,与他共处近两年的红军。他对红六军团首长肖克的描述:“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很好的文化修养,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一位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薄复礼对绑架他的红军官兵的认识,也从开始的“残暴的土匪”,到“一群充满理想,纪律严明的战士”等等。我个人认为,造成薄复礼在他的书中所表达这种观点的原因,有三方面:

    1、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现象,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2、传教士的悲天悯人心态,或者说是基督教殉道者对拯救罪人的献身精神。薄复礼在红军队伍中,尽量不激怒绑架他的人,处处配合。薄复礼还为二军团首长贺龙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凡此种种,化解了双方敌对、猜疑的心理,促成了红军改变以往勒索不成就撕票的土匪做法。要知道,贺龙就是那个“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土匪头子。薄复礼获释之后,于1940年又带着妻儿回到了他当年传教的贵州,直到1951年,他的“红军朋友”再次把他驱逐出境。

    3、红军将领肖克的人格魅力。肖克出生于湖南嘉禾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幼年入私塾,师范学校毕业,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叶挺麾下参加了北伐战争。他参与了中共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武装斗争,并逃过了中共内部的多次肃反清洗。肖克的文韬武略,在中国工农红军指挥员中不可多得。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说过:“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别说是敌人,就连我们也被转晕了头,不过红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一共有十个军团,每个军团长(除了故亡的),解放后都授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唯独26岁就担任红六军团长的肖克,授上将。有人说是肖克的连襟贺龙(他们历史上分别娶了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一直压制了他。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可以理解为:自红军以来,土匪作派一直占着上风。

    历史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求生存而筹措军费的行动,是历史上许多揭竿而起的草莽们,都采用的。但是,我谴责他们将绑架勒赎的暴行,施向并不富有的无辜人士,尤其是残忍杀害人质,不可原谅。撕票是连土匪都不齿的行为。基督教对华传教运动,不幸地被人将西方列强的侵略、殖民行为,联系在了一起,表示深深地遗憾。很多对来华传教士遭杀戮与被迫害,都是在“反帝”的旗号下进行的。最后,我要向这批以传播福音,拯救中国人灵魂为己任,献出生命的殉道者致敬!他们洒在中华大地上的鲜血,见证了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他们见证了真理的高贵,鄙视了邪恶与暴行。行笔至此,我热泪盈眶,热血賁张。

  9. 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九):离休干部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推动政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带头退居二线,成立中顾委。他为了安抚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搞了一个干部离休制。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可享受此光荣政治待遇。发全额工资,有好的医疗服务,费用全免,逢年过节还有礼物送。以下是一位退休老教师的自述。本文以第一人称记录如下:

    自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我当了一辈子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可是,当我八十年代告别讲台时,享受的是离休干部待遇。那是缘于我学生时代的一次冲动,准确地说是参加了一次革命行动。这事情的原委,容我慢慢道来。

    我出生在北平的一个闽籍富商人家庭,成长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我的父亲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后进入政界,却在福建省主席陈仪与蒋介石的政争中,夫妇俩被军统特工当街狙杀,成了国民政府的“烈士”。当时我才十三岁,带着十一岁的弟弟,靠政府微薄的抚恤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抗战时期,厦门大学撤到闽西的长汀。在校园里,基督教团契非常活跃,我从中得到安慰和帮助。大概是我事事处处都很努力勤奋,受到同学们的拥戴。在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厦门的那一年,我担任了厦门大学学生会女生部主席。

    1947年初的一天,高班的同学陈景汉,神秘兮兮地来找我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反美示威,我是总指挥,你做副总指挥”。那时,北平刚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各地,尤其是校园里,反美情绪高涨。同为女大学生的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全身投入。然而,我并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在厦门大学的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一次反美、反蒋的行动。

    1947年元月七日,我们数百名厦门大学男女学生,举着横幅标语走出厦大校门向市区进发。途中还有一些厦门双十中学的学生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走在厦门市区的主要街道,繁华的中山路上,我们高呼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军驻华”的口号,引起市民们的围观和响应。机电系学生曾宪诚是地下党党员,他早已隐藏在中山路的一座楼房的二楼,拍下了这张示威游行队伍的照片。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期间,并没有受到政府当局的阻扰和镇压。我们顺利回到校园,还兴高采烈地开了庆功会。

    几天之后,厦门警备司令部的人马闯进厦大校园,逮捕了参与示威游行的七名男生,和四名女生。我是那天示威游行的副总指挥,当然逃不了。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学者。他在军警面前慷慨直言、据理力争:“谢雪如是国家烈士遗属,又是我孩子的家庭教师。另外几位女同学,也都是出身良好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请把她们留在这里,由我严加管教”。于是,我们四位女同学得以逃脱魔掌。男学生还是被厦门警备司令部抓走了。那次示威游行之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曹锦如,对我格外亲近起来。她经常来校园看望我,带给我一些关于苏联的书籍,还隐隐地告诉我: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天新地”……。可是,我一心向往基督教的团契生活,不明白曹干事的明里暗里的启发。不久,随着我的未婚夫,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深造去也。而这位当年潜伏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曹锦如,如今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我经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戴过的帽子五花八门,一直是革命的对象。就在我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有一个多管闲事的干部,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我向组织交代个人历史的材料。“嘿,谢老师在1947年指挥了一次反美示威游行?这可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啊,符合离休干部待遇”!就这样,我成了离休干部。我的弟弟谢崇永,算是真正的离休干部。因为杀父之仇,他痛恨蒋政权。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因为组织里出了叛徒,他不得不逃离学校,去乡下打游击。1949年,他随解放军杀入厦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参与了厦门的各项建设,在他离开工作岗位时,当然是离休干部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来美国与儿子同住。在出国前,我把这份离休干部待遇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我任教的学校,设立了一个贫寒女生补助基金。尽管那些学生中,有些人在那个荒唐时代,让我吃足苦头。九十年代的一天,我的那位高班同学陈景汉,又找到了我。原来他也来到美国,并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两个当年的反美示威游行正副总指挥,在美国“会师”了。

    附记:查阅相关资料,在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文件《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周恩来也提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同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也就是说,那些发生在中国许多城市里的学生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其目的不仅仅反美,主要目标是反蒋,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添乱。

  10.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主教与中国革命(上)

    十九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开始了成规模的对华传教运动。其宣教区域和组织机构,基本都是以基督教的各大宗派(Denomination)所属的差会(Missionary Board )来划分的。普世圣公宗(Anglican Communion)是英国和爱尔兰的圣公会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成果。由于盎格鲁宗(Anglicanism)一词与盎格鲁人一词词型较为相近,有时会被误认为是民族名称而非宗派名称。因此,在美国及苏格兰等强调圣公会非英格兰人特性的地区,改以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自称,Episcopal意思为主教制的。圣公宗具有完整的使徒统续,特别在按立神职人员的续承上。圣公会实行三品圣职:主教(会督)、祭司(会长)和执事(会吏)。

    从十八世纪起,一批圣公宗传教士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建立教会。美国圣公会成立差会后,在1835年决定差派传教士来华。1841年,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到澳门,1842年迁到厦门,1845年到达上海。其后,主要在中国中部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传教。1902年,在华的美国圣公会分为鄂湘皖赣教区和江苏教区。主教座堂分别设在汉口鄱阳街,和上海极司非而路圣约翰大学内。1912年,在华的美国圣公会加入中华圣公会。本篇主要记述几位基督教圣公会的主教,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洪流中的际遇。

    (一)

    吴德施主教(Bishop Logan Herbert Roots),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1870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18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文学院,1896年毕业于圣公会神学院,同年由美国圣公会差会派遣来中国。此后,吴德施长期在武汉传教。1904年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1912年教区分割,继续任鄂湘教区主教至退休。吴德施主教在辛亥革命前后,默许了圣公会华籍神职人员胡兰亭、黄吉亭等人,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创办含有反清倾向的书报阅览室日知会。在日知会被清政府破获,刘静庵等人被捕后,吴又出面营救。

    1913年,吴德施主教被选为中国基督教续办委员会委办长。1922年兼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1926-1931年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期间,他还担任过一些社会职务,他参与创办华中大学,担任第一任校董会主席。吴德施主教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渊源久远。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形成“宁汉分裂”局面。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的周恩来,由上海潜来汉口,受到吴的庇护,并护送其转赴南昌,随后爆发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吴在汉口鄱阳街圣保罗主教座堂的住所,曾招待过苏联派来支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鲍罗廷,以及许多外国左翼人士: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白求恩等。国民政府的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等许多头面人物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抗日战争初期,汉口成为中国的临时首都。也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长江局所在地,八路军在武汉设有办事处。吴德施主教联合在武汉的西方国家人士捐款,以慈善、救灾的名义,赠送财物和药品给八路军。而且是派他的女儿,亲自押运这批物资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周恩来、王明、博古、罗瑞卿等与吴德施主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合影)

    1939年,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搬到重庆,曾派代表团从重庆到西安,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共产党领导人陪同到延安访问。吴德施主教的老同事,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江文汉先生是代表之一。江在他的《延安朝圣记》一文中,颂扬了延安精神,认为,中国共产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种精神和基督的精神一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们时,十分肯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抗战胜利后,圣公会主教还曾收到过由周恩来、董必武二位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领导人署名的信,信上说:“如果你们获国民政府允许,派牧师、医生、教育家来我们地区参观,或建立教堂、医院及其他慈善机构,你们将受到欢迎。我们将努力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出忠告”。这封信签署于1946年2月26日,送信者为浦化人,一位早年毕业于金陵神学院的牧师,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中共建政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1938年,在华工作了42年的吴德施主教要退休了。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代表中共向他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赠送了亲笔题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汉口《新华日报》以“吴主教的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吴德施退休回国后,主要从事重整道德运动。1945年,吴德施逝世于美国密执安州的麦克尼克岛,享年75岁。

    基督教教会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所表现的左倾言行,是从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流行起始。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能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跟基督教教义没有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天真的左翼人士就叫白左。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是跟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各西方差会(传教派遣机构)都有明文规定:不得参与其宣教区的政治,或党派之争。然而,每一位来华的西方国家传教士,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中,往往没有能够置身事外。吴德施是一个将文学与宗教;浪漫与严谨;感性与理性融合在一起的传教士。也是一个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和平主义者。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和支持,也许就出于此。如果他再多活几年,看到他的中共朋友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对基督教采取的严酷手段,不知作何感想。

    (二)

    这里要介绍的第二位主教,是香港圣公会的前任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香港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海外殖民地之一,由英国国王任命驻港总督,简称“港督”。香港圣公会教区作为世界圣公宗的成员,其主教职务(中文译作“会督”)是由英国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册封,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高于香港其他教派的领袖人物。

    1895年,何明华出生于英格兰东北的纽卡索,年轻时从军,获颁圣十字勋章,后毕业于牛津大学青铜鼻学院。1932年至1966年任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及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1951年起改为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何是该教区第七任主教。何明华主教的前六任,均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阶层。而何是平民出身,且为英国工党成员。他之所以能成为会督,是与当时香港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何明华在青年时代,担任过英国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1922年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第11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之后,何受聘于北平、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在上海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何明华在其任职期间,参与调停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其同情劳工的立场,和热衷于社会服务的做法,亦是他在日后履行香港圣公会会督职务上的一大特色。

    何明华受十九世纪圣公会著名神学家莫里斯( F. D. Maurice)的影响:将爱建立于神学和社会学之上,并非只是个人的改变,而是真正的大社会(Kingdom of Jesus)。他常说:在现代世界中行出基督徒的爱(Christian love acts in the modern world)。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并建立一批制造军需、民用工业物资的合作社,以支援战争的运动。宋庆龄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并且得到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的支持。整个国际委员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共。但是它的确对统一战线的协议给予尊重,并且放手向解放区的“工合”组织,提供资助和贷款。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亲笔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在信中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进占香港。何明华主教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协助下,得以脱险,撤往内地。何曾经赴重庆拜访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亦与左翼人士多有往来。据当时以青年会干事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储文回忆,闻一多、吴晗等一批“进步师生”,常常在何明华主教在昆明的寓所聚会。到过陕北、皖南,过士兵一样生活的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也曾住过何在香港的会督府,并在此完成了她介绍毛朱等人的著作《The Eighth Rout Army》。一次,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遭国军围剿。何拍急电致蒋介石,说该队成员并非共产党人,而是些爱国青年,叫蒋切勿消灭他们。当时香港《华商日报》以大号字体标题,登出此消息。

    圣公会中的高派总体上比较左倾,反对贫富差别悬殊,主张建立一个更公义的社会,跟共产主义在理念上有部分重叠之处。何明华在任内以教会名义兴办了不少孤儿院、劳工子弟学校,和为社会底层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廉价企业。他对中共宣扬的“均贫富、扶助工农、打到列强”的主张,是很认同的。抗战期间,何明华组织了教会及香港各界,多次赴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参观,捐钱捐物。

    1949年大陆政权改变,英国政府出于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考虑,需要一个像何明华主教这祥的缓冲角色,与中国共产党相处。港英当局与内地之间的交涉,很多都是通过圣公会港澳教区来协商的。这个规矩延至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时,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邝广杰,担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

    1950年,圣公会云南教区主教黄奎元被政府逮捕。何电请周总理要求释放黄,并以个人名义保证黄若获赦,必定留在祖国服务。黄获自由不久,便从滇缅路潜逃香港,转往美国,令何颜面尽失。尽管如此,何明华主教依然是中共的座上宾。1956年,何应全国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主教的邀请,访问内地,并获邀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据说何还当着众宾客面前祷告谢饭。访华返回香港后,何明华又得到一个“粉红色的主教”的称号。

    何明华在神学思想和教会观上,属于较为激进的自由派。主张“本色教会”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北平沦陷时被日寇囚禁于集中营。1941年夏,赵获释来到香港做短暂停留。何明华不失时机地在会督府里,打破常规将原为公理会成员的赵紫宸,在一小时内完成圣公会的三圣礼。即行坚振礼(成为圣品人),继而封为会吏(执事),进而按立为会长(牧师)。1941年,圣公会福州教区的英籍主教患鼠疫去逝,何明华奉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之命代管福建教区,并前往福州监选新主教,促成了当地首位华人主教张光旭当选。张氏后来更出任福建协和大学及福建协和神学院的董事长。1944年,何明华主教破例按立广东肇庆圣公会的女会吏李添嫒为牧师,李成为普世圣公宗史上首位女牧师。

    数十年后,担任香港圣公会大主教历史及神学顾问,并出任香港圣公会档案馆馆长的魏克利牧师(Philip Wickeri),这样评价何明华主教:“何推动福音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建立于友谊之上。圣经常常提及友谊,何会督讲道亦经常提及友谊。他认为传道的工作,其实是与人建立交通(Adventure in friendship)。他与中国政府亦建立了不错的友谊。他服事中国尤如和中国谈恋爱般。何明华几乎读过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书籍,亦经常与华人交流中国艺术,而非谈论宗教。本身是英国人的何明华,甚至敢于批评当时管治香港的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并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同情”。1966年,何明华主教荣休,他是历届主教中任职最长的,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11.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主教与中国革命(下)

    英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自17世纪以后就不再服从罗马教皇﹐在宗教组织上有自己的安立甘教会(汉语或译为:圣公会),首脑是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圣公会的主教长,暨普世圣公宗中的精神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主要负责宗教性的事务﹐主持国王加冕和英国王室的庆典仪式。负责教会组织、事物方面工作的另一位首脑人物是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

    休立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英国圣公会教士。1874年生于英格兰肯特郡,1924年开始担任曼彻斯特教会的教长(Dean of Manchester)。1931年被英国内阁首相任命为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至1963年。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诞生,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遭经济危机重创,令一批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休立特·约翰逊等这样的一批精英人士,把苏联看成是人类的希望。担任了坎特伯雷教长的休立特·约翰逊,在此时两次访问苏联﹐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约翰逊教长访苏归来,频频撰文、演讲、出书,盛赞苏联。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完全没有道德的基础﹐是罪恶的渊溯﹐而苏联简直就是基督教要建立的天国在人间的翻版。他说:我们的制度是由利润来推动的﹐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其它地方﹐基督教的原则看来是完全不著边际的梦想﹐而在苏联这些原则正在变成现实。因此﹐苏维埃社会在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和文明的。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英国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没有与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是在北京设立了外交代办处。这种与美国盟友不同调,且扑朔迷离的英中关系,鼓舞了像休立特·约翰逊这样的左倾人士,拥抱社会主义新中国。1951年,约翰逊教长在莫斯科接受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之后,直接去了北京。约翰逊来到了因韩战而爆发高涨反美情绪的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共对来自英国的坎特伯雷教长,这位“义务宣传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伦敦工人日报》报道:伦敦各界人士六月十四日晚,在女皇大厦举行盛大的和平集会。会上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发表演说,热情地呼吁与“富有创造性的新中国”保持友好。他说:新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前哨战士,它正在从事巨大的努力,使世界大步接近普世和睦的日子。约翰逊还说:中国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已富裕起来,这就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他对于英国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日益衰退表示惋惜。他宣称: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迫害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徒的事件。并且把中共印发的“美国军队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宣传材料,带回英国﹐在西方世界散布这个谣言。

    约翰逊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伦敦工人日报》编辑部的成员﹐他成了西方世界公认的共产主义辩护士﹐被人称作“红色教长”(Red Dean Hewlett Johnson)。他的亲共立场,遭来了当时英国国教上层的极力反对。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师(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曾联名要求政府将其去职。根据英国圣公会的传统规矩,坎特伯雷教长一职的任免,是由英国内阁首相决定的。不知为何,约翰逊一直在坎特伯雷教长的位置上,做到1963年退休。而且,他还在1956、1965年,多次率众访问中国。(英国出版评价约翰逊教长《红色教长》一书封面)

    约翰逊教长每次来华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夫妇、郭沫若、廖承志、童小鹏、唐明照等政府官员,从机场迎接,到人大会堂国宴,和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全程陪同。在这些活动中,中国基督教界高层人士陈文润、王梓仲、丁光训等亦作陪在侧。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与约翰逊教长之间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由当时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赵復三担任。赵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口语自然流利。他虽然非神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因自小在教会长大,圣经和神学知识娴熟,他出色完成为教长一行的中英双语同步翻译。随后,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立即按立赵復三为圣公会会长(即牧师)。这在普世圣公宗的教会体制中,是不多见的。赵復三是六十年代初成立的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人员。回首历史﹐人们能够看到宗教在对抗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立场和作用。然而,从上世纪初就弥漫在基督教内部的左倾思潮,至今仍然有市场。

    (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位中国籍的圣公会主教——沈子高,字炎若,祖籍苏州,1895年出生于上海。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17年获神学士学位后赴南京,任中华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牧师,兼任道胜小学校长。1934年4月,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两院(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陕西传道区主教。1944年,沈子高当选为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书记。1946年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沈子高主教随校迁往南京,任该校教授、圣乐委员会主席,至1957年退休。中华圣公会是由英格兰圣公会、美国圣公会、加拿大圣公会等普世圣公宗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圣公会诸教会联合组成,1912年4月26日在上海统一定名为中华圣公会。

    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推动教会合一运动。中国的各主流宗派,于1913年组成中华续行委办会,1922年扩大其成员,并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圣公会成为主要成员。1950年起,随着三自运动开展扩大,中国基督教各主流宗派组织机构消失,但一些圣堂依旧些许保留了其所属的原宗派传统和礼仪。1958年,中华圣公会停止活动。沈子高年轻时立志变革社会,教化民心,参与创办益智小学(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前身,1919年更名为道胜小学),并成为该校首任华人校长。192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圣路加工作室(St. Luke’s Studio),旨在鼓励信徒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创作。

    沈子高倡导神学本色化,主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他在陕西创办神学院之时,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风”一词,为神学院命名。他的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他对艺术及圣乐的追求上。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倡导,中华圣公会、华北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共同参与编辑了一本圣歌集《普天颂赞》。沈子高被聘为编辑委员,并亲自翻译、修订了13首圣诗。在该圣歌集512首诗歌中,有72首中国曲调的赞美诗歌。他在晚年退休后,仍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顾问。1934年,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陕西传道区主教。在上海诸圣堂,为荣陞主教的沈子高举行了祝圣礼。与沈主教前往陜西任职的还有,福建教区的彭鸿恩牧师,和华北教区的杨荫亭牧师。在彭、杨等人的协助下,陜西传道区的工作得以迅速拓展。然而,沈子高没想到,此时的西安,已经处在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在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中,不乏共产党人的身影。先是原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董健吾求见,此人因“生活行为不检”被教会革除牧职,沈主教自不去理会(关于董健吾的中共特科,和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记载,将另文记述)。后来,时任陜西省禁烟专员的圣公会牧师钟可托,又上门拜访。这次,沈主教接待了这位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钟转达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希望沈子高主教能够出面安排一次与本地宗教界人士的见面会。沈子高答应了中共的请求。这在红军长征初抵陕北,国共对立处于劣势的时候,沈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沈子高邀请了在西安的基督教界人士和外国传教士,到主教府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会面。周恩来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周的讲话很快通过与会的中外人士,并借助于上海的一些外文报纸和通讯,得以传播出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安很快就成为战区。由于圣公会会所离省政府所在地很近,日寇飞机在狂轰滥炸时,多次中弹。沈子高组织信徒缝制棉衣和救护袋,支援抗日前线,教会建立难民收容所。因西安事变结缘,沈子高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的林伯渠交往颇多。当时,许多热血青年要到延安去,西安是必经之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先住在圣公会,再经沈子高介绍与“八办”联系,转而前往延安。沈也曾协助一些支持抗日的西方传教士,经西安转赴延安。原圣公会河南教区商丘圣保罗医院院长,加拿大医生包德志,希望前去延安参加医务工作。包途经西安时,受到沈子高热情接待和协助。由于时值严冬季节,沈将自己手上的皮手套送给了包德志。后来,包氏经西安回国时,受到“八办”的盛情款待。当时朱德总司令在西安莲湖公园设宴为包德志送行,特邀沈子高作陪。

    沈子高主教历来敢言、不媚俗的作风,有时也会带来麻烦。1944年,西安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沈主教做了一次题为“基督教与民主”的演讲。由于他在演讲中抨击了国民党,而受到警告。因此,经过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同意,沈子高前往成都的华西神学院任教,此间他依然兼管陜西传道区之教务。

    1946年,奉中华圣公会调遣,沈子高主教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出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又随校迁往南京,担任该院教授。沈子高主教在神学上有很高造诣,译著甚多。其著作《崇拜浅说:为什么用公祷书和礼仪》,详细介绍了教会历史上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在神学、崇拜礼仪等方面的改变。他别树一帜,带领一群崇尙古老繁华的礼仪,主张大量恢复天主教传统,和圣公会传统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的高教会派师生,不参加神学院的联合早祷,单独举行崇拜仪式。

    1955年6月,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在上海救主堂举行主教祝圣礼。典礼由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陈见真主教主礼,沈子高、毛克忠、曾友山、郑建业、王神荫等七位主教襄礼,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光训,受任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此次主教祝圣礼,是中国基督教奉行三自原则,独立于普世圣公宗,没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册封的一次主教祝圣礼,也使中华圣公宗在中国大陆按立主教制度,成为绝响。(中华圣公会最后一位的主教丁光训)

    1957年,中共“开门整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大鸣大放”的方式,给党领导提意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师生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了这次以悲剧收场的运动。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林立,“民主讲坛”上炮声隆隆。沈子高这个中共多年的“诤友”,自是仗义直言、口无遮拦。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反右整风动员大会的丁光训院长,从北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沈子高退休回上海,从而躲过了当右派的厄运。(晚年的沈子高夫妇)

    1982年,沈子高主教溘然长逝于上海寓所。家人根据沈主教遗愿,将其一生积蓄设立“沈子高主教奖学金”,以资助中国教会接班人。1988年6月,中国基督教协会在上海基督教沐恩堂,举行主教祝圣典礼。这是自1958年中国基督教各大宗派停止活动,实行联合礼拜之后,首次举行的“超宗派”主教祝圣典礼。沈子高主教长公子沈以藩牧师,在原圣公会王神荫、丁光训、薛平西、毛克忠四位主教,与戚庆才、吴高梓、殷继增三位牧师的联合按立之下,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首位主教。撰写本文,得到牛津学者徐旭初先生指导,并提供宝贵资料,特致谢意!

  12.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一):教堂里的谍战

    都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是:间谍和妓女。在《圣经》里,这两种人都有记载,读者们可以自己去看。但凡成为间谍的人,不外乎三种原因:为理想;图金钱;受胁迫。我很敬佩第一种,他(她)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与理想,冒险赴难,不计个人得失,无惧生死。这第二种人最多,坊间热播的谍战剧,大都演的是这类人。我同情那些屈从于强权或恶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间谍的第三种人,他们的结局最惨,遭众人唾弃,贡献还得不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大陆政权,不过短短二十几年。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手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成功地运用谍战,获得对方情报、分化瓦解击溃敌人,即开辟的“第二战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一批具有基督教徒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起到很大作用。在中国的机密档案未能解密之前,只能将历年见诸报端,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梳理出几位双重身份的,在中国基督教界里从事秘密使命的共产党人。

    余心淸: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后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余受党组织派遣,以随军牧师身份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冯与苏联合作的主要联络人。1948年,余心淸策反蒋介石手下重要将领投共,事败遭逮捕。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斡旋,始得赦。新中国成立,担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淸,设计了开国大典和1955年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仪式。1966年,余不堪人格侮辱,在家自杀。

    阎宝航: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受第三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抗战的陪都重庆从事谍报工作。阎侦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通过中共转告斯大林。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重要职务,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其子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浦化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教会学校,自圣约翰大学毕业,授圣公会牧师职。浦牧师奉派往西北传教,结识“基督将军”冯玉祥,并随冯赴苏联考察。1927年四月,蒋介石“清党”之际,浦化人毅然加入中共,并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几次被捕入狱,均得冯玉祥搭救。抗战期间,他担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编译、社长。浦化人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建政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这位“老革命”,仅任中国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兼一些闲职。

    管易文:原名关锡斌,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抗战期间,关锡斌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任上,与家人不辞而别。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改名管易文,身份是华东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上海市陈毅市长的英文秘书。五十年代,管易文任国务院参事,主管国际交流。

    李储文:参见本刊已登载文章《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中共建政后,一大批隐蔽在基督教内部的地下党员,公开了身份,进入各级政府部门。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接管了对宗教实行监督管理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简称宗教局)。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朝鲜战争的原因,此时国内反帝情绪高涨。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有历史渊源的基督教,势必首当其冲。

    1950年,北京公安局侦破一起由意大利神父为首的“炮击天安门”阴谋团伙。此案无论真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深深植入执政者的概念中。侦测、监视隐藏在教会内的敌特分子,防止外来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一直是公安、政治保卫部门,和统战部、宗教局的要务。与新政权合作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向主管宗教的干部们解释,天主教的圣母军,和基督教(新教)的救世军,就是一般的宗教团体。与你们打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一样。结果,隶属中国天主教的圣母军还是被取缔,负责人龚品梅主教遭监禁。基督教救世军这一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教会组织,也脱下该教派的特有军装服饰,自动消失。永远有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中国宗教界的一举一动。

    采访札记二则:

    (一)记者在天津市区的五大道一座西方建筑风格的小洋楼里,见到采访对象。一位温文尔雅、教师模样的中年女性,她是天津政协某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故事。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他在山西老家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参加的是国民党,后来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就是我妈。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在这期间,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三人。

    1949年一月,解放军攻下了天津城。我父亲是带着手下人马和机密文件向共产党投诚的,但从此在人间消失。我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在天津河滨大道附近的天主教西开大教堂,找了份清洁打杂的工作。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随妈妈去那座高大巍峨,又显得有点儿阴森的教堂。记忆中,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投射在地面上,我数着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妈妈除了干活以外,就是跪在祭坛前祷告。那时,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门口发现一袋粮食,我还捡到过一束花,里面有钱。姐姐偷偷地告诉我,那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在我家不多的访客里,我们几个孩子最喜欢黄河叔叔了,他每次来都会给我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我家饭桌上也会多一盘荤菜。我在想:他要是我爸爸该多好。生活虽然艰苦,我的哥哥姐姐都很争气,他们分别考上了清华和北大。我高中毕业时,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尽管我的功课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因为出身“反革命家庭”,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

    我告别了母亲,报名支边。进入新疆一所师范学校的维吾尔语师资班,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给少数民族孩子们教汉语。文革时期的一天,突然接到姐姐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赶到武斗正酣的天津,随姐姐回到久别的家中。半夜,我突然觉得西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意识到是妈妈的魂灵回家来了。我连忙叫醒姐姐,她如实相告:“母亲已经去世,是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才……”。天亮了,我们姐俩去医院太平间,给妈妈换上入殓的衣服。我抚摩着她因为长年跪着祷告,双膝上磨成拳头大的老茧,悲从中来。又过了几年,我所在的学校来了一位老干部,他就是当年的黄河叔叔。他当着我们校长的面,对我说:“小娅,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母亲,她不是反革命家属,也不是宗教界的坏人,她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者。我们公安局利用她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好几起国民党特务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里的敌人。这些年,我们尽管有暗中帮助,你们一家还是受了很多委屈。我作为你母亲工作上的联系人,退休前一定要做的,就是把你调回母亲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这是天津市委组织部的调令”。我打开了这张也许再次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调令:调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二)一位退休的华裔老人,在他太平洋西海岸的住宅中,讲述了一段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国的往事。为保持事件的完整、真实,还以第一人称表述。我是八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开恢复活动,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人称丁光训主教的“黄埔一期”。我来到广州,受聘于即将开学的广东协和神学院。这天,省三自的秘书长叫住我:“你有没有接到十四处的电话”?“什么十四处”?“就是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呀”。

    下午,我果然接到一个自称李群同志的电话。告诉我:广东省公安厅有事要约见,于某日在东山口铁路文化宫侧门,有一辆上海牌轿车会来接你。我如约而至,被那辆挂着黑纱窗帘的小轿车,载到广州区庄华侨新村的一幢别墅。工作人员递上茶水,说:“请稍候片刻,首长很快就到”。

    一会儿,客厅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位,握手寒暄后,那位年长的干部开口说道:“欢迎你来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我叫林坚(化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说起来,我和你的父母亲还是燕京大学校友呢,当年我是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只好上山当八路了。我从牛棚解放出来,组织上原来安排我到你们宗教局当领导,我说还是干公安老本行吧。今天,我们请你来,是要解决你的广州户口问题。还希望你能够在防止外来势力渗透等方面,与政府合作,这也是尽一个中国公民保卫国家的义务嘛。具体说就是,你若在神学院、礼拜堂遇到有境外敌对人士的非法活动,要及时报告。由我身边的这位小李与你联系”。

    谈话继续在饭桌上进行。酒过三巡,这位老公安话匣子打开了:“你看过电影《羊城暗哨》吧,我就是电影里那个侦察员209的原型。当年,那个美蒋特务组织企图劫船去香港,到联合国控告新中国的阴谋大案,就是我们破获的”。哇,我真的要向眼前这位反间谍英雄好好学习呢!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除了收缴了一堆外国游客“遗留”在礼拜堂里的宗教书籍,也没有发现什么危及国家安全的敌情。我开办了一个英语查经班,请了一些在广州的外籍教师,与几十位附近的大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在一起用英文读圣经。他们中有一位女大学生,人长得瘦瘦高高,每次来都安静地坐在墙角落,散会时总帮我扫地、收拾桌椅。若干年以后,我发现她成了美国传媒大亨身边的女人。

    这天,我接到李群的电话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副总领事,明天要陪同客人来东山堂做礼拜。我奉命近距离观察这些美国人的行动和交往的人。次日,我主动上前与副总领事攀谈起来,原来他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是外语系郭秀梅教授(丁光训夫人)的学生,照论我们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尽管与他们聊得很嗨,也没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应澳洲的亲戚去观光旅游。临行前,在区庄的小楼里再次被林厅长宴请。老侦察员似乎觉得我会一去不复返了。嘱咐一番:人在海外,心向祖国。并且说:“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此结束”。

    我们夫妇俩在纽澳逗留半年,终因不堪思念女儿之苦,选择回国。刚抵广州,我就被省宗教局局长请去问话:“现在的青年人,个个想出国。你出去了半年,而且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却回来了!为什么”?我听明白了,他们断定我在国外接受了某种特殊任务,被派遣回来的,我是百口莫辩。我在神学院的职务停止了,原来受邀在礼拜堂讲道也取消了。我想起李群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已是空号。我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去读书,是那位同门师兄弟帮的忙。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遥想那在教堂里的谍战,该平息了吧?

  13. 陈宣明:《谢扶雅全集》编者序

    在冰寒峻峭,風沙漫天,人們還蜷伏在暖炕上享受最後 一點寒夜的溫馨之時,卻有(一位)睿智的哲者,獨立在岑峨的山巔,等待著東方的曙光。他們以清臒單薄之 軀,奮抗八方風雨,盼求在黑暗混沌中建立生命的條理和秩序。—— 摘自謝志偉博士為謝扶雅著《中庸與道理》序文。謝校長這段文字,十分精準而形像地,向世人介紹了這位被稱為基督教文壇常青樹的謝扶雅先生。

    自基督教傳入中國,不乏為傳教殉道的義士,也產生了一 批出色的教會培靈家。然而,在基督教神學領域卓有建樹的專 家,卻極為鮮見。而能以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西方哲學理念,去詮釋主耶穌的教導並基督教信仰真理的哲人,鳳毛麟角。二十五年前息勞歸道山的世紀老人謝扶雅,就是這 一位了不起的哲人。謝扶雅先生經歷前清到民國,後又流亡海外,最終回歸故 里,一生跌宕起伏、絢麗多彩。他以書生報國之志,用文字打敗了時間。在他一百年的生命中,洋洋灑灑撰寫了數百萬字的學術文章、詩歌、雜文等。這批彌足珍貴的文字,曾被許多機 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各種形式分別刊載和出版。

    全面認識謝扶雅先生在哲學、神學、文學等領域,對中 國乃至全世界所產生的影響和貢獻,將先生所有發表過的,以及尚未面世的文字,加以整理、匯集,使之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是一件繁巨艱辛但十分有意義的事。謝扶雅先生生前曾親自構思、編排了他畢生著作的目錄,希冀由晚輩後學加以出版,歸入先生所提議倡導的「景藏」之 中。由周聯華牧師主導的「漢語基督教文庫集成」計劃,決定編輯出版《謝扶雅全集》使先生這一夙願得以實現。這是中國基督教一件值得慶賀的,亦是我中華民族之幸事。先生孜孜不倦地撰寫和發表著作的緣由,有以下幾方面:

    一、表達思想的學術論述。先生自幼勤讀四書五經,國學根底深厚。青年時代,赴日、美等國進修深造,涉及哲學、神 學、文學等領域,逐漸形成了完整的謝氏學術體系。先生以一 個基督徒的身份地位,在跨越中西文化及諸宗教對話等方面的建樹,比較當代天主教神學家保羅尼特 (Paul Knitter, 1939-) 相 同的學說,早了五十年。先生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即開始撰寫並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

    二、教學記錄。先生並不需要一張文憑來證明自己的學術水準,自二十年代末起,即為嶺南大學等國內著名高等學府延攬,開設課程涵蓋哲學、文學、思想史、公民教育等學科。這些教材經歷戰亂浩劫,所幸其中部分教學講義,被有心的學生保 留,因之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從中受益。

    三、賣文為生。先生與大多數中國書生一樣,不擅理財經營,唯有藏書屬個人擁有的財富,亦大都失散於戰火和逃難中。1958 年,先生受聘來美參與翻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 計劃,舉家遷移大洋彼岸,重新開始工作時,已屆六六高齡。 越四年,更因譯經項目經費用途改變,只留一名工作職位。先生表現了士大夫高風亮節,毅然放棄受薪,願以義工身份繼續 工作,以保留多一人職位,成就了此項巨大工程,前後長達十 年。為維持生計,先生用手中巨椽之筆,撰寫時論、雜文、回憶文章等,向多間美國、香港、台灣雜誌報刊投稿,以換取微薄稿酬。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本人有幸在廣州東山園與這位中國神學界泰斗不期而遇。承先生不棄,容我在他門下受教。在接下來的那段時光裏,親睹這位幾乎全盲的老人家日常的工作情 況:每天清早,將前晚所思考醞釀的腹稿,先作一簡單提綱, 然後依其一生習慣的書寫動作,在專門為他刻的鏤空格子裏 奮筆疾書、一氣呵成。中途,如有事被打斷,若無人在旁邊指 點,那筆就很難回到原先中斷的地方。即使是如此艱難的寫作條件,先生仍為我們留下了記錄他畢生學術思想和人生軌跡的寶貴文字,也就是繼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六冊《南華小住山 房文集》之後的《百齡詩文集》。就是這段向大師求教的經歷, 使先生對我產生了傳授衣缽的意願。當代蘇格拉底語重心長地寫下堪稱學術性遺囑的長信,囑託並鄭重授權我完成出版其畢 生著作的心願。茲抄錄一首先生詩作,以紀念這段令我永生難 忘的師生情緣:

    蘇柏師生摯密親,平生欽慕絕無倫, 狂言桃李園開滿,太息傳薪無一人。 多歲尋求柏拉圖, 鞋踏處枉冤呼, 東山園裏青燈下,抵掌談心德不孤。縱觀先生九十年代返回故里後的晚年生活,由開始的興奮新鮮,繼而發生了許多令人不快的遭遇,使本已習慣在自由世 界生活的老人家感到很不適應。也正是由於這種「不適應」, 先生只能寄情於寫作。先生自稱晚年著述是「三字經」,即:

    「信」,與學術界朋友和眾門生故舊通信,據先生自己估計不下數千封。「詩」言志,先生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無論處境順 逆或喜怒哀樂,無論尋奇偶遇或親友酬酢,均以其獨特的文風 和瀟灑的詩意,予以描繪詠嘆。第三部分「文」,除了前述各種文字之外,還有一部堪稱奇書的「夢」手稿,是先生生命中最後的創作,也是較他以前所有著作的風格、筆調和意境都迥 然不同的文字。這些記錄了老人每天夢境的日記絕不可視為先生老年昏聵的喃喃囈語。凡在先生生命最後階段見過他的人都說,百歲老人思想敏捷、表達清楚,其親手撰寫的世紀壽宴請柬就是明證。「夢」的真正寫作原因是,先生晚年歸隱廣州, 生活上雖有兒孫悉心照料,但可能由於「曲高和寡」,缺少談話 的對象,難覓心靈裏有共鳴的知音。尤其令先生苦惱的是,一 切外來資訊,均被身邊的人好意地阻斷了。在先生歸國不久, 因為在海外發表的文章裏有個別字眼得罪了當局,以致殃及先生在國內寫作和居住的機會。此時,先生唯有將心中的孤寂和苦惱,秉其一生堅持的理念,將對腐朽的惡勢力的控訴,以癡人說夢的方式,傳達給他的讀者。上述文字,將全部編入本書。

    謝扶雅先生在世百年,誨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曾執教於嶺南大學、東吴大學、湖南國師、金陵大學。五十年代遷居香港,更参與了浸會學院、新亜書院、官立文商專門學校的創建,為香港社會造就一批精英棟樑之才。本書書名题款人和編輯委員之一的郭書謙校長,暨為謝先生當年高足。

    早於 1925 年,謝扶雅先生就在上海基督文社出版的《文社 月刊》第三期中,提出了一個古老卻又新鮮的名詞:「基督徒君子」。這是先生對基督徒在道德勇氣、和社會責任感、以及 個人行為準則方面的要求。縱觀謝扶雅先生的一生,他真正實 踐了這一崇高而樸實的稱號。就讓讀者們從《謝扶雅全集》中,認識這位偉大的基督徒君子吧!今天我們在這裏紀念他,並為之出版畢生著作,是向這位造就了中國幾代人的基督教先賢,中國本色基督徒謝扶雅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致敬。是為序。東山園本文作者陳宣明与谢扶雅先生1986年摄于广州基督教东山堂。陳宣明,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出生在福建閩南神學院,青少 年時代在南京、新疆度過。早年畢業於金陵協和神學院。八十年代中期,與謝扶雅相識、受教於廣州東山,後受其鼓勵和資助,赴美進修深造。現居美國西海岸,從事中國近代基督教史料收集、整理和編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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