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Puritan）是指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会内罗马公教会仪式的改革派新教徒，此字词于16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源于拉丁文的Purus，意为清洁。严格说来，清教徒并非一个新教宗派，可以说是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相信《预选说》并反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原本教籍多属于英国国教。清教徒信奉加尔文派公理宗的《预选说》与教条“唯独圣经”，即是认为《圣经》是唯一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清教先驱者产生于试图把英国人改造回天主教徒的玛丽一世统治时期，他们在玛丽执政后期流亡于欧洲大陆的英国新教团体中，之后部分移居至美洲。18世纪以后，“清教徒”一词就很少再得到使用、逐步走入历史。在欧洲，清教徒的一部分反天主教理念最后融入了英国国教会教义中。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属北美的清教徒逐步融入了多个不同的新教派别之中。另一方面，保有很多改革宗理念的公理会被认为是清教徒的传承者。
1603年，詹姆斯一世坐上了伊丽莎白的圣爱德华宝座，对清教徒大施压力，要求他们臣服英国国王。结果，斯克鲁比小镇的清教徒分离派信徒（Separatists）在1608年逃亡到荷兰，因为在那里他们能享有宗教自由。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荷兰对宗教宽容的态度，令这群分离派信徒大感不安，于是他们决定离开欧洲，迁往北美洲开创全新的生活。这些分离派信徒，获准到英国在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定居。1620年7月，荷兰莱顿的分离派信徒转道英国，最后于9月搭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当时船上有大约100个成人及儿童，他们在风高浪急的北大西洋航行了两个月才抵达鳕鱼角，这里距离弗吉尼亚的北部还有几百公里。在登陆前，于11月11日他们在船上订立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载明他们愿意在新大陆建立社区，服从其法律。1620年12月21日，他们在附近的普利茅斯一安顿下来，就用木材建造礼拜堂，每星期天早上举行聚会。虽然全员奇迹般的度过了跨大西洋的航行，但由于旅途中的拥挤环境，导致船上传染病流行，再加上北美地区的天寒地冻，至三月初移民死亡近一半。1621年春来，他们开始建造房屋，并向印地安人学习种植农作物。有一个名叫萨摩赛特的的当地印第安人出现在那里，他带来了会说英语的翻译斯匡托。斯匡托除了做一名翻译之外，还把他们带到捕鱼的最佳地点，指导他们如何种植。秋天，作物丰收，并协助他们与当地印第安人签订条款。这批分离派清教徒，被威廉·布拉德福德自称为“天路客”（Pilgrim）。后来，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普利茅斯，之后的15年间，当地人口就已超过2,000人，成为了一个殖民重镇。与此同时，有些英国的清教徒也像分离派的信徒一样，相信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会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地”。1630年，一群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以北的地方，在那建立马萨诸塞海湾清教徒社区。1640年，新英格兰住了约2万个英国移民。1691年，马萨诸塞湾清教徒社区跟普利茅斯的社区合并之后，清教徒人数众多，也不再是什么分离派了。事实上，住在新英格兰的人大都是清教徒，对当时的宗教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波士顿就成为了他们的宗教中心。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教宗没有批准撤销他的婚姻而与罗马决裂，由此引发了英格兰宗教改革。这个不祥的开端好像注定了此后产生的清教主义那混乱而动荡的历史。各地的宗教改革离不开关于国家权力以及是否对君主效忠的争论，尤以英格兰为最。英格兰宗教改革在天主教和新教统治者之间饱受折磨，直到伊丽莎白一世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四十年间终于用她的新教版本稳定住了这个国家。但是，在她的任期内，“清教徒”一词开始产生，当时是对那种“非常热心的新教基督徒”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基督徒认为宗教改革没有使英国教会完全顺服圣经关于教会和律法的命令。1620年，分离派领导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后，清教主义与英国宗教改革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分离派认为当时的英国国教教会太过腐败，真信徒应该出来，成立自己的教会。这样的行为在英国是违法的，但是清教徒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在马萨诸塞及康涅狄格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在理论上主张改革国教教会，而非独立出来，但是，渡过大西洋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教会问题上要从国教独立的立场。
清教律师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为马萨诸塞——清教徒在美国发生故事的主要地区——获得了一份特许状，授予这块殖民地特别的灵活性，可以建立敬虔的教会和政府，不受伦敦的干涉。这个状态保持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英国政府灾难性地废止了温斯洛普的特许状。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初，新教但非清教君主威廉和玛丽颁发了一份新的特许状，宣告了清教徒运动在大西洋两边的终结。自十九世纪起，美国历史学家普遍将清教徒视为造就美国“特质”及其民主政制的重要群体。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基督徒都认为清教徒的著作特别表达了动人的敬虔和对圣经的极端忠诚。然而，在20世纪初，清教徒的名声却在精英人群中一落千丈，因为他们似乎与当时寻求“进步”的政治风气不合。不过，因为经济大萧条和世界战争的发生，甚至令一些世俗历史学家也重新对人性的状况又有了些清醒的认识，于是，执拗的清教徒突然之间又开始受知识界的尊重。为清教徒恢复名声的最大功臣是在哈佛大学的佩里·米勒。他敬仰清教徒不是因为他们忠于圣经和敬虔，而是因为他们对罪的清醒认识，以及致力于严谨的学识。他们是按照所信行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每一位研究清教徒历史的学者都笼罩在米勒的身影之下。乔治亚大学的麦可·温斯普（Michael Winship）在继承米勒的这一代学者中是佼佼者。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一位学者在这个领域造成了米勒曾经带来的巨大影响，不过，温斯普尝试满足一项米勒也没有做到的需求：单卷本、可读性强的英国和美国清教主义导论。温斯普成功了，如果我要布置学生阅读一本关于清教徒的最新学术著作，就是《热烈的新教徒》了。不过温斯普还是在米勒的身影下开展工作，他的书也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温斯普认为我们应该了解清教徒。对于这个问题，米勒自己从来没有怀疑，哪怕他的答案未必能满足基督徒读者。
今日，清教主义不再像20世纪初那样背负恶名，当时一位说话尖酸刻薄的报刊撰稿人，麦肯（H.L.Mencken），将美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清教徒。麦肯把清教主义定义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生怕有人，在某地方，会感到快乐。”不过，现在的学生应该要学习并且了解为什么该尊敬清教徒，温斯普在《热烈的新教徒》中并没有给读者多少指引。相反，他对清教徒大加鞭挞——或许以可读性为名——强化了学生对他们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过，温斯普并不是一个肤浅的流行作家。他对英美清教史的把握是权威性的，我也不认为有其它书以这样一种流畅、比较的方式通顺地讲述了整个故事。在本书中，他把许多清教徒男女的故事串接起来，这些人各自的故事都见证了清教徒敬虔令人折服的力量。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约翰·班扬归主，就是那位英国贝德福德郡的“巡游补锅匠”。班扬在贝德福德公理教会与一小群清教徒妇女的谈话中归主。温斯普写道：“那些贝德福德妇女带着何等的喜乐，熟悉圣经以及充满恩典地谈话，使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崭新、动荡的世界。”班扬终于认识到自己需要拯救，并且完全确信“基督愿意并且有能力救他”。班扬后来成为了一间非法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因为拒绝承诺停止讲道，他被关进牢里12年。在狱中，他写了《天路历程》，此书成为了清教信仰（有可能是）最经典的著作，也是英文文学最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我们从班扬的故事中能清楚看见清教徒信仰的动人品质，然而，温斯普不断地打岔提醒为何现今许多读者会对清教徒感到厌烦和恼怒。他们是一群“敬虔的爱管闲事的人”。有时候他们近乎恐怖分子，“就像是激活了的潜伏小组一样”策划着接管教会。温斯普看见清教徒没有谴责奴隶制，就像几乎所有在新大陆的英国人一样，他便指出：“旧约里的神是同意奴隶制的”。他更特意提到哈佛大学不接受女性，而这在当时的英国及美国是普遍情况，只有少数男人、没有妇女能进入大学读书，这个事实要到清教主义消失之后150年才改变。此书没有结论，若这不是证明温斯普自己都不知道清教徒的重要性，那就更奇怪了。清教运动的确带给了之后几代新英格兰人一套“文化遗产”，包含各样的特征，例如“反天主教，严谨的学术钻研，社群主义，富有远见的热情，强制性、道德主义的传福音方式，以及教会和政府的民主参与文化”。这些特征的确能形容清教徒，至少是某些时候的某些清教徒。不过，清教徒自己会将绝大多数这些特征视为对于更高目的的服侍：为了神的荣耀，以及真正的、经归正的基督教事业。
清教徒的信仰，主要是根据日内瓦宗教改革学者约翰·加尔文的主张。他们相信《预选说》，认为上帝早已预先选好哪些天选之人可以得救，未蒙天选的人会被投入地狱的永火里。后来，清教徒的传教士开始传讲劝人悔改的警讯，18世纪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曾发表一个演讲，讲题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他把地狱描述得实在太骇人了，令信众惶恐不安、心神烦乱，以至他们需要其他牧师的抚慰。清教徒的婚姻观不是去寻找一位你目前可以充满激情去爱的人，而是去寻找一位你可以稳定地去爱、当作一生最好的朋友的人，然后靠着上帝的帮助去这样行。清教徒的育儿观是教养孩子当行的路，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要关心，教育他们过稳重，敬虔，对社会有用的成年人生活。清教徒的家庭生活观是建立在维持秩序，尊重和家庭敬拜之上的。善意，忍耐，保持一致，鼓励人的态度被视为基本的家庭美德。还有，清教徒的平信徒是首先在家中操练传福音和事奉的。1630年，当约翰·温思罗普驾船前往北美新大陆时，他告诫同船乘客，北美应该是一个山巅之城，一个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和示范的纯粹的基督徒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殖民地领袖会教育所有的清教徒。这些自视为国际社会一部分的人们，或是来自牛津大学，或是来自剑桥大学，他们的学识普遍高于当时欧洲的整体水平。仅六年后的第一次大迁徙，殖民地的领导人就创办了哈佛大学。
由17世纪70年代起，所有北美新大陆殖民地已经通过立法，规定儿童必须接受识字的启蒙教育。在1647年，麻塞诸塞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每个镇必须聘请教师来教授大家学习书写。不同形式的学校教育，从主妇学校或启蒙阅读学校（即，一个由家庭主妇为家中的小孩子们进行指导的启蒙教育方式），拉丁学校开始纷纷出现。启蒙阅读学校往往仅针对女童为目标进行教育，而男孩子们会离开他们的家庭阅读主妇，去镇上的语法学校。事实上，很大程度由性别来决定对其采取的教育方式。妇女引导所有儿童进行阅读，男人们教授男孩子更高级别的学业。此后，女孩们可以在部门里充当任何角色，而语法学校的目的，则是为了“指导年轻人，直到他们能接受大学教育”，拉丁语法学校不收女生。证据大多显示，即使在较低级别的市镇学校中，启蒙读写学校的任务是为镇上的五十多个家庭开设，但女童并不能参加。
动机教育主要是宗教。为了使清教徒变得圣洁，他们需要阅读圣经。作为1549年信念的文章曾宣布，“神圣的《圣经》包含了一切必要的救赎”。虽然通过阅读圣经并不能保证发生什么，但它奠定了基础工作，一个好的清教徒，他的职责是为自己寻找圣经真理。强制阅读教育的社会动机，由“如果不给儿童进行启蒙阅读教育，长大后会变得野蛮”这个关注而来的。1648年修订了马萨诸塞州法和1650年康涅狄格州法案，都使用了野蛮这个词。此外，“儿童需要阅读”，这个观点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这个国家的资本律法”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宣布。对一群试图要在新大陆建设家园，并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清教徒团体来说，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北美新大陆地区清教徒注重教育，明显不同于美洲殖民地的其它地区。创始者建立了追求基督徒生活模式的北美地区，引发强烈的文化教育动机。但北美新大陆地区和它的祖国也不尽相同，比如没有规定教师或学童的章程。事实上，除了苏格兰，世界其他地方不存在清教徒教育模式。
清教徒牧师和神学家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欧文（John Owen）、理查德·巴克斯特、约翰·班扬、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他们写了很多引导信徒不同方面灵性生活的著作，确定更正教灵修神学的典范。后来，灵修神学成为更正教神学院的学科，主要是研究有关敬虔操练的方法，包括默想、祈祷、胜过试探、操练爱上帝的心等。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清教徒承传英国清教徒的灵修特色：结合内在生命的操练和社会参与，也是加尔文灵修神学的实践。约翰·班扬（1628-1688）是布道家、作家。他年轻时受妻子影响，开始过敬虔的生活。1660年后，他因受英国政府迫逼而多次被捕，在狱中勤读圣经得感安慰，亦开始写《天路历程》。此书描述基督徒各种的挣扎、苦难和团契生活。它提醒信徒要认真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并非只是名义和形式上的信徒。在信仰历程，基督徒会面对各种挑战和考验，经验人的软弱和限制。与此同时，上帝的恩典又让人能胜过考验。巴克斯特（1615-1691）是英国清教徒重要的领袖，他在1653年推动英格兰牧者立约进行家庭牧养。他也是多产的神学家，当中《基督徒指南》是综合神学、伦理和灵修的经典灵修作品，详尽提供实用和经验并重的灵性生活指导。他将神学定义为情感与实用的科学，重视信徒经验成圣的真实，人与上帝的关系能日益加增。他认为理智可转化意志与情感，重视情感与理智的平衡结合。他认为成圣是立足现世，质疑神秘主义的独处、神贫、孤独作为离弃世界的操练方法。他不同意默观生命比行动的生活更加属灵，提出提出一种在世而不属世的属灵操练，重视信徒在职场中的见证。此外，他亦认为上帝会在个人灵修与教会圣礼中施恩，让信徒灵命更新。
预选说，是加尔文主义神学理论体系的中心理论和加尔文主义者的主要救赎论，创始人约翰·加尔文，由加尔文精研了古代教父奥古斯丁的神学看法，加上宗教改革中的因信称义观点而成。加尔文主义的《西敏信条》宣称，上帝“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加尔文主义者认为神以其恩典指定某些天选之人（Chosen people）得救的命运，而其余的人为他们自己所犯的罪，甚至是亚当遗留下来的原罪得到永恒的诅咒，堕于地狱。《预选说》讲究的是“两大绝对”，“神的绝对主权”和“人类的绝对堕落”。神在创世以前“无条件的拣选”祂要拯救的人，所以一个人会得救，在这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由神决定好了，跟这个人的祈祷与行善都毫无相关。一个人必须被神所预定得救，蒙有效的呼召而得到神赐给他的信心，然后才会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想要去称义。但加尔文主义者亦认为预定论和自由意志不矛盾，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天选之人想要堕落都不行，是为“不可抗拒的恩典”，且一旦得救永恒得救，永远不会失去他们得到的救恩。虽然天选之人不能确定自己将会得救，但天选之人在社会上负担重责大任，在工作上有杰出表现，在世间的荣耀是来自天命，如果人能奋发努力、笃信基督、服从教会领导、认真祈祷与行善，并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就是“天选之人的外在迹象”，所以信徒应该专一虔诚、勤俭致富，鄙视浪费与懒散，这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加尔文主义影响了新教的许多宗派，如清教、归正宗、结盟宗、公理宗、长老宗、誓约宗等；也影响了天主教的杨森主义。对于加尔文预定论的反动，是阿民念主义与福音主义。
在教会发展中，救赎论是主要的辩论话题，正确的救赎论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于是历代很多神学家在此问题上不断争论，为保全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甚至不惜教会分裂。基督信仰创立之初，使徒保罗就受圣灵指示，在以弗所书1：4-6中写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2：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说明是圣灵让人说出“耶稣是主”，而只有承认耶稣是主的才能得救（约翰福音3：16），因此很清楚地说明了神的主动拣选。
再后来的教会中，有关救赎论的问题爆发出来，奥古斯丁与伯拉纠的思想针锋相对。伯拉纠认为：人类没有原罪、人可以靠努力而全善、强调道德律，也就是说伯拉纠认为人可以靠行为得救。而奥古斯丁认为：肯定原罪、人性完全的败坏、人类自己没有行善能力，也就是人没有自我救赎的能力，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这场争论在那时代的教会上影响深远，总的来说，伯拉纠主义被定为异端。最后教皇英诺森一世把伯拉纠与他的门徒色勒斯丢都逐出教会。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公元430年也将伯拉纠主义支持者驱逐出拜占庭，这种异端被431年召开的以弗所会议和529年召开的第二次奥兰治会议反复定罪。事实上，奥兰治会议甚至也谴责了半伯拉纠主义，半伯拉纠主义认为神的恩典是必要的，但是人的意志原本上是自由的，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是否与神所赐下的恩典配合。宗教改革时期，慈运理、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等神学家发展了归正神学。但阿民念加以反对，这段时期有关预定论的话题主要在于阿民念主义和归正神学之间。
著名传道人司布真论道预定论时说：“加尔文所传讲的，奥古斯丁传讲过，保罗传讲过，也就是我今天必须传讲的，不然我就是愧对自己的良心，愧对我的上帝了。我不能修改真理，我也不知什么叫作‘去掉棱角’。约翰·诺克斯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那响彻苏格兰大地的，今天也必要再一次响彻英格兰上空。”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严格来说，应该称为“加尔文主义预选说五要点”，或称为加尔文主义对阿民念主义五要点之回应。加尔文本人与其弟子未曾主动归纳出这五要点的教义，乃是加尔文派神学家们，在1618年在荷兰多特召开的国际宗教会议中，因应阿民念派提出的五个关于救赎论的论点，而后在该次会议写成《多特信经》。后世的加尔文派人士为了便捷记忆、了解《多特信经》对阿民念派的回应，遂发展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及TULIP（Tulip，郁金香）的背诵口诀。这五点教义的英文首字字母恰好能拼成“Tulip”，即“郁金香”之义。
- 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或完全无能力（Total inability），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导致原罪，而无法以自己的能力作任何灵性上的善事。
- 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selection），上帝无条件地拣选得救者，并非因为该人的行善积德，也非预言了该人即将因信称义。
- 限定的代赎（Limited atonement），基督受极刑是为那些天选之人而赎罪，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
-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又称有效的恩典（Efficacious grace），天选之人不可能拒绝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不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被阻挠，因为神恩强势，无法拒绝。
- 圣徒恒忍蒙保守（Perseverence of the saints），又称永远的保障（Eternal security）、一旦得救永恒得救（Once saved, always saved，OSAS）已得到的救恩不会丧失，上帝必能保守并引导天选之人在信仰的路上得胜。
1646年完成的《西敏信条》第三章信条表述：
- “在永恒中，上帝就按其至圣至智的旨意，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祂预定某事，并非因祂预知将来此事如何，或预知此事在这些条件下必然发生。”
- “为了彰显祂的荣耀，上帝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或天使则受永死。”——“如此被预定的天使和人，都有个别性的计划，并且是不变的。”
- “除选民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
- 对于“天选之人（Chosen people）”：“上帝预见到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其上的坚忍，或是预见到人身上其它任何因素，都不是上帝预定他们的条件或原因”；
- “由祂的灵按时运行，有效地呼召他们归信基督”；
- “并藉着信，得蒙祂的权能保守，以致得救”。
- 至于其余的人：“为了使祂对受造者的主权，得着荣耀，祂随己意撇弃他们”；
- “并预定他们因自己的罪受羞辱，遭忿怒，使祂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
“单一预定论”，又称“堕落后预定论”，上帝拣选天选之人来救援；但其余的人是因为自己的罪，导致沦于地狱之中。持“单一预定论”的加尔文宗门徒认为，自人类始祖亚当开始，每个人都是堕落的，本来就都是罪人，本来每个人都应该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或者原罪而堕入地狱，且任何善行或是信仰都不足以得救。但上帝基于神爱世人，而主动预定拯救了一些天选之人，没有得救的人是自作孽罢了，上帝并未特别去遗弃任何一个人。“双重预定论”，又称“堕落前预定论”，时常被讽为“预定受罚论”。持“双重预定论”的加尔文宗门徒认为，上帝主动拣选天选之人，也主动遗弃了罪人。上帝预定拯救了一些人的同时，也预定了某些人的堕落，人的成败与人的堕落与否，完全归于天意。多数学者认为加尔文本人主张的预定论，即为此种。加尔文说：“无人能否认此事实，神造一个人之前，已预知该人的最终命运，因为万事都按照神的意思来注定。神不仅预知第一个人的堕落和其后裔的毁灭，也要按祂的旨意安排万事。”有不少教派对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有所批评。此《预选说》如一颗抛入池塘的石头，在宗教改革中，无论旧教或新教都非常认真回应《预选说》，《预选说》几乎搅乱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神恩独作论（monergism）是指基督教神学中，认为救赎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毋须人类配合的理论。这个理论可见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当中。与路德不同，加尔文据此进一步引申出“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改革宗教条。神恩独作论者与阿民念主义合力论持相反的观点，后者相信人的悔改得救是上帝与人合作人神同工的结果。《神恩独作论》是加尔文宗的知名论点，指惟有上帝有能力让人得救，人完全无法有任何作为，他们反对人类与上帝合作以达到救赎的《神人合作论》。加尔文非常重视上帝不可侵犯的主权，因此把人的得救完全归于上帝的预定，也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以及“不可抗拒的恩典”，但加尔文派门徒在预定论的观念方面也有分歧，有“单一预定论”和“双重预定论”两派。
“单一预定论”，又称“堕落后预定论”，持此论的加尔文宗门徒认为，自人类始祖亚当开始，每个人都是堕落的，本来就都是罪人，本来每个人都应该因为罪而堕入地狱，且任何善行或是信仰都不足以得救。但神爱世人，而主动预定拯救了一些天选之人，没有得救的人是自作孽罢了。“双重预定论”，又称“堕落前预定论”，时常被讽为“预定受罚论”。持此论的加尔文宗门徒则认为，上帝预定拯救了一些人的同时，也预定了某些人的堕落，人的成败与人的堕落与否，完全归于天意。
《预选说》准确来说并非单纯的宿命论，人仍需按著上帝所赐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而其本人也必须为此选择担负责任。虽然是上帝预定了天选之人，但这是由上帝的超然角度来看；依照凡夫俗子的角度看来，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选择。如果认为人的得救是需要事先得到他自己同意，会产生以下问题：传道人会以为，只要能吸引人信耶稣，可以使用成功神学、社会福音、心理学技巧等推销伎俩。传道人会以为应先向皈依基督机会高的社群传福音，例如吸毒者及弱势群体。信徒失去得救的确据，如果有一天他们患了失智症，忘记了自己是基督徒，就有可能变成会拒绝耶稣。信徒会以为，既然已经选择了信耶稣，又既然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他们就可以按着实际情况，在某个范围里随意犯罪了。然而，明白救恩独作论的人绝不会这样，应该知道：传福音最重要是祈祷。既然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救谁，我们只能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不管什么人都要向他们传福音。得救的确据在上帝手上才是最可靠。由于上帝没有直接告诉你是否得救，只应许赐下圣灵，我们就只能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果子才能知道，因此，一个继续犯罪的人绝不可能是得救的人。
阿民念个人一开始是反对“预定受罚论”，因为这种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必然导致上帝成为罪恶的判官，如此一来，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过负责，那么人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痛痒，伦理道德也无关紧要，人只要蒙了上帝的拣选，为非作歹也无所谓，反正最后都会得救，而反观那些命定要堕落的人，他们行恶都是出于无奈，不应该受到上帝的责备，如此一来，加尔文派的信徒就是十足的宿命论者，它完全违反福音的本质，也违反“上帝是爱”的经文，并且违反了上帝所赐给人的自由意志。不久后阿民念也反对单一预定论的主张，因为此论的主张，仍然把上帝看做是人类堕落的始作俑者。阿民念并没有把“拣选”和“预定”从他的神学理论中除去，只是阿民念认为人得救的预定，乃是出于上帝的“预知”，他认为预定的前提应当把耶稣基督被预定带来的救赎列为首要。亚当的堕落并非出于天命，而是上帝的容许，因为上帝给人类自由意志，上帝便不会也不愿操弄人的自由意志，自然也无法防止人类可能发生的堕落光景，阿民念相信，上帝在这件事上作了自我限制，如此就成就了上帝完全的恩典。这意思也就是说人可以抗拒这份恩典。加尔文派主张人无法抗拒上帝恩典，因此他们认为阿民念的说词，无疑是救恩的完成乃是人的选择为关键性因素，那么接受救恩的人便是作了一个“善行”赚取救恩，那么人就可以帮助自己得救，人也可以夸口自行称义了。但阿民念解释，这并非出于人的自救，而是有上帝先行的恩典，他认为人得救是因为在基督里重生的恩典，有了这个超自然的恩典，人才能在意志上倾向善的表现，这关键就在人在自由意志中是拒绝或是接受，而那些接受的人就可以称义。虽然阿民念的主张是“神人合作说”，但阿民念把救恩的主动权是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在阿民念派的第三条信条中，阿民念派仍然强调人自己没有那使他得救的信念，也没有自由意志的能力，人需要倚靠圣灵在基督里重生的恩典更新，这条主张便是刻意强调他们与伯拉纠主义或半伯拉纠主义的不同和对立。
信义宗认同上帝预先选择某些人必会得救，但拒绝加尔文的“预定受罚论”。信义宗认信文献《协同书》摘要清楚指出，加尔文的这个思想是“渎神、且可怕的大错特错”。他们认为，根据《新约圣经》彼得后书3:9、提摩太前书2:4，已经清楚教导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改悔，获得拯救。普救论认为，上帝要拯救全世界，耶稣是为全人类死的，所有人都会得救，包括许多没有信耶稣就死掉的人也会得救。这种观点既然相信耶稣会拯救全人类，自然也无所谓“预定”与“不预定”，故有反对加尔文主义预定论之嫌。支持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神学家则认为这明显与圣经中大量描述的众多不信者下地狱的经文冲突，如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至四十二节、二十五章三十一、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节等等，且诗篇三十七篇十节、二十节明确指出恶人要灭亡，并不是像普救论者说得那样“全人类都得救”。
加尔文把人的得救完全归于神的预定，也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以及“不可抗拒的恩典”的神恩独作说，认为人类是“全然败坏”的，连选择相信基督的能力都没有，阿民念认为这理论必然导致神成为罪恶的判官，如此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过负责，人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痛痒，伦理道德也无关紧要，人只要蒙了神的拣选，如何过活也都无所谓，反正终究都会得救，而那些命定要堕落的人，他们行恶都是因为神不眷顾，是出于无奈，不应该受到神的责备，如此一来，加尔文主义就是十足的宿命论者，它完全违反神爱世人的本质。阿民念主义也影响了卫理宗。对于救恩，天主教与阿民念主义者一样，认为救恩能够失去，否定加尔文的一旦得救永恒得救。天主教相信“任何大罪都能使人丧失称义之恩；能够重新得着：借着告解圣事。所以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口气，因没有必然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婉转地否认了预定论。而反对这种观点的教派则认为《约翰福音》第10章第27至29句是指救恩不能失去，《约翰一书》第5章第13句是指信徒可以知道自己被拣选有着永生的把握。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些变化，我但要再次强调宗教改革基本上是教义的改革，而非生活方式的改革。在宗教改革的两侧，出现四个运动实际影响宗教改革之落实。十六世纪末的亚仁特(Johann Arndt)是德国敬虔主义的先驱，其后继人乃史宾纳和法兰克。敬虔主义把宗教改革带到德国的草根阶层，所以，这个运动亦可说是神子民的改革运动。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清教徒运动，进一步扩大落实改革的教义。英国人中有不少信徒开始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英国在十八世纪还有一个注重灵命更新的循道主义运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福音派运动，可算是第四个更新的运动。以上四个更新运动的基础都在于宗教改革的教义。但在这本书，我只会谈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兴起，它的重要性和传奇性，以及对我们的影响。按照福音派的传统，清教徒运动常被描述为福音派的修院主义运动。但所指的不是这些人在过修院制度式的生活，而是说他们比任何其他传统的改革派信徒更认真地过圣洁的生活。这种态度是今天我们福音派的人所缺乏的。我们若想在今日的世代有属灵的更新，可以从清教徒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德国的敬虔主义运动亦有相似的地方。事实上，德国的敬虔运动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有很强的内在互动的关系。著名的清教徒教牧神学家波金斯被誉为十六世纪的鲁益斯，其著作在英国与欧陆流传很广。先是波金斯影响了德国敬虔运动的领导人，后来在十八世纪中是德国的敬虔主义影响英国的更新运动，如循道卫斯理运动和后期的福音派运动。由此可见，这些运动间有很强的内在关连。这四者中，最特别的可算是循道卫斯理运动，因为请教徒主义，敬虔主义和福音派运动三者的教义一致，而循道主义则有些不同。
首先谈谈情教徒主义的特色。约翰吉尔(John Geree)在一六四六年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请教徒的特色，他说：「在古英国，清教徒是一个尊神于万有之上的人，神则按各人所当得的赐与人。这个人的大前题是事奉神，不为自己的好处，只为神认为美好的；他按着神的话语敬拜，重视神家里的次序。他按着良知遵行神的教训。他重视祈祷，以此开始和结束每天的生活，他在密室祷告。这是他们对马太福音六章的了解：『你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他们亦有家庭与公众的祈祷，他们认为祷告是义务，亦是一种恩赐，但他们比较强调祷告是圣灵的恩赐，帮助我们运用这个特权。清教徒重视阅读神的话语，认为这是神给个人与大众的一条诫命，但却强调宣扬神的道比阅读神的道重要。」可见，清教徒的一个特点是重视讲道。十七世纪英国的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在主日到教会守礼拜。在圣公会与请教徒的制度下，人若不上教会，就会受处罚，轻的罚款，重的坐监。此外，讲道在当时是最壮观的一种场面，就如今日的足球、羽毛球等赛事一样。一个典型的虔诚的基督徒家庭是怎么开始一个星期的生活呢？星期六晚餐后，全家聚在一起祷告，作家庭礼拜，预备心迎接主日的来临：星期日全家一起到教会，主日崇拜的讲道通常长达两小时，散会后回家。吃过午饭后，整个下午全家一起讨论讲道的内容；晚上再回教会守晚礼拜，这个聚会的讲道约一小时。所以说，传道人每主日要讲三小时的道。通常他们都把讲章印刷出版。如果你查一下这个时代传道人的讲题，你就会发现有一位出版了一部五册的讲道集谈诗篇一一九篇。约翰董那门在一六○九至一六一二年开创下了记录，由此可见，清教徒对于讲道的重视胜于读经。
此外，清教徒在讲道与写作中将内容系统化的程度，就是今天的逻辑学家和电脑学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讲道通常有四大点，每大点有四个分题，每分题有小题，每小题可能还会再分下去，好像一棵树有无数的分枝。这种将真理系统化的方法是从十六世纪末的荷兰哲学家瑞木斯(Remus)学来的，他的治学法，给清教徒带来了一个绰号—精密人士。清教徒这个名称在英国通行之前，人称他们为精密人士。他们为何如此精密细致呢？有一位清教徒说：「我们事奉的是一位精密细致的神，他所表达的一切都是很清楚的。」自然所有的传道人都尽力效法神，可是会众或读者往往都跟不上。清教徒相当重视安息日，他们称主日为灵魂的市集日。他们亦重视圣餐和洗礼，他们把宗教上的参与当作责任来看，他们过的基督徒生活是责任性的。十七世纪末，英国最流行的书是《人当尽的本份》，这种书在今天是没有人买的，因为现代人几乎不考虑责任感这回事。汤姆潘恩可以说难辞其咎，他在十八世纪间提出人的权利，因而人就把责任放在一边。清教徒对责任的重视使他们建立了一套既有纪律又服从的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经济。十六世纪对家庭经济的定义，乃家庭在神面前的责任。因此，最好的基督徒亦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子女，最好的主、仆，和最好的官民。吉尔说人若这样行，论神的教会就会被高举而不会被亵渎。其实基督徒的家庭就像一个小型的教会，清教徒重视家庭的崇拜。其实，从清教徒运动开始到福音派运动，各个更新运动的特点都是始于家庭而非教会；但是由于教会的更新，将祭坛从家庭挪移到教会。当他们把重点放在教会的祭坛，私人的敬拜就逐渐不再受人重视，家庭祭坛跟着也就消失了。然而，当祭坛完全限于教会时，教会反而失去她的生命力。所以清教徒对英国属灵生活的一大贡献是他们教导两个世纪的英国信徒养成在家里敬拜、读经、祷告的习惯。可惜廿世纪的英国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敬虔的家庭生活。
约翰吉尔描述清教徒的文章还说：「清教徒是内心温柔的人，他们注重良知的分辨力。」他们遗留下来的许多书，内容都是谈及内省的问题。清教徒对人的分辨力比我们高明的多。十七世纪时流行培养忧郁之情，可能是义大利的文艺复兴流传过来的。人若想成为受人尊重的学者或思想家的前锋，就必须要有极大的自制力和忧郁之情，颇似今日有一些教授觉得，要留胡子才会受人尊敬，也许他们是用胡子遮盖不雅的下巴。十七世纪的人流行面带愁容，慢慢地我们会谈到导致这种潮流的其他原因。根据吉尔的描述，清教徒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人生视为一场战争。基督是他的领导，是他的武器，十字架是他的旗帜，主的道是他的剑。前面我们谈过基督徒生活的一些不同的记号，清教徒的记号是战士朝圣者，他们蒙召作十架精兵，他们参与的是一场道德的战争。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廿节是清教徒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清教徒的文学著作中，以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最能表达清教徒对生命价值之看法。
然而舆论对清教徒却不利，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人们以为他们是反乐趣的人，认为他们的表现过份拘谨和严肃。许多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对清教徒都有看法。他们笔下的清教徒是愁眉不展的，别人开心作乐时，他们就走到一边。就是近代学术界的研究对清教徒亦有些误解。美国早期社会的根基，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所建立。认真研究清教徒的，都是出身哈佛、耶鲁的非基督徒学者，可惜福音派的信徒，反而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由于这些非基督徒学者对清教徒的神学背景完全没有认识，所以他们的研究有偏差，今天福音派学者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为清教徒重建正面的形象。到底何谓清教徒？他们是怎么产生的？清教徒这个名称在一五六七年首次出现，原是个绰号，用于过份谨慎、无可指摘的人，他们的良知不容许他们作任何的妥协；但我相信清教徒运动在这个名称出现前，早已存在人的思想中。如果一定要寻根究底，我们就要回到一五二四年，那年丁道尔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丁氏可以说是英国的第一位清教徒。清教徒的基本特色即希望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顺服圣经的教导可说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早期改教者如丁道尔的目标即是如此。他们希望英国每位识字的人都拥有一本圣经。
清教徒面对的挑战，是在专制政权下与世妥协的神职人员。英国的改革运动由英王亨利八世正式开始，但是终其一生，他都忠于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仪式。亨利是为了个人的方便而脱离教皇对英国教会的控制，他的目的是希望在教会的认可下与第六任妻子结婚，故对教义的改革他毫不关心。亨利的继承人为其子爱德华六世，由于年幼体弱，在摄政王辅助下在位五年；其后由其姊妹玛利继位。玛利是天主教徒，她因大力镇压新教徒及宗教改革者，因而有血腥玛利之称。一五五八年其妹伊利莎白继位，改革人士以为终于有了盼望，他们希望身为新教徒的伊利莎白女王是位尊重圣经的女性，岂知她登基后不久，在一五五九年即宣称自己是英国教会的最高行政首领，于是教会不得不服在她的权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她剥夺了改教人士的主动权。不久她开始怀疑清教徒，因为他们开始讲道，而伊利莎白是以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认为讲道是一种有力的政治武器，很可能促成群众运动对其政权造成威胁。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伦敦及其四周的城镇，已经设立一百多个讲师的席位。通常在大教会除了有讲道的传道人外，还有讲学的。你可以想像这些职位对宣扬请教徒的教义是何等的重要。
与此同时，伊利莎白女王也在圣公会设立不少讲席以抗衡清教徒的讲坛。一五六○年她在国会提出教会统一条例，进一步控制教会：根据此条例，英国只能有一个教会，即圣公会，清教徒亦只能在此教会内活动。一五六三年圣公会对神职人员的服饰有所争论，令清教徒大为不悦，因为这些服饰带着浓厚的罗马天主教的味道。二百多人投票决定，清教徒以一票之差败了。从此事件之后，一直到一六四二年英联邦成立，清教徒的政治生涯不断受挫，任何抗议都被否决，所以他们只能讲道和写作。一五六○至一五七○年间，约翰范士(John Foxe)出版两集殉道见证集，第一集是记载一五五○年代玛利女王统治期间殉道者的见证。第二集则介绍早期教会的殉道事迹。藉着早期信徒对神至死不渝的信心激励鼓舞清教徒。此书对清教徒影响极深。一六○三年伊利莎白女王逝世，清教徒就把希望转到平信徒神学家苏格兰王雅各六世的身上，希望他能改变清教徒的命运。于是有些清教徒到苏格兰，把年轻的雅各凯旋式的迎接到伦敦，拥戴他为英王雅各一世；但是他与伊利莎白女王一样，不完全听信清教徒。他在政治上对清教徒的态度，导致一六一年英王钦定本圣经KJV的发行，这本英文圣经的出版并不代表雅各一世对传教事业的热心，乃是由于他对清教徒感到不胜其烦，认为他们当与圣公会内比较开放的学者合作，因而下令请他们共同翻译圣经，以缓和清教徒的精神与态度。所以我很惭愧的说，英王钦定本圣经原是一个政治产品，这使得清教徒更加感到挫败。了解这个背景，你就可以明白为何清教徒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起来反叛，引起内战并俘掳英王查理一世。他们把几代以来的积怨发泄出来，最后更将英王斩首。于是英国出现了短暂的联邦制。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清教徒的梦想终于在一六五○年实现了。
克伦威尔的好友约翰欧文(John Owen)乃牛津大学校长，可说是英国的加尔文，是英国最出色的神学家，写了十五本神学著作，每一本都很严谨。巴刻(J．I．Packer)热心研究殴文的著作，至今尚未完全彻底了解欧文的思想，因而无法作全面的评估。欧文是克伦威尔的牧师，有一天克氏问欧文他是否应当作王；欧文勇敢的说：「不可能，你若想作王，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后来他们果真因此反目。一五六七年底克伦威尔逝世，当时英国国会一片混乱，大家都为谁为首争个不停。国会议员中有些是属神的人。一五六八年底，欧文出卖当时的政权，与其他一些人合力通过协调，在一六六○年拥立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为王。查理二世为罗马天主教徒，对欧文等人的政治立场不感兴趣。他在一六六○年颁布第二项统一条例，规定不是圣公会的传道人不得站讲台；于是二千多名英国人失去牧师的职位。欧文是其中一位，他成了逃犯，四处躲藏数年之久。这些经历让欧文学了一个基本的功课—人心的自我欺骗。人就算信仰纯正，又是清教徒，仍然可能非常自私，有世俗的野心。四年后，欧文写了一本震撼力很强的书《信徒内在的罪》。此书影响了不少的人，欧文是以个人的经历去探讨人心是何等的诡诈，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惜犯罪。到十七世纪清教徒运动已经不存在，甚至可以说完全消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清教徒遗留下来的影响，只剩下个别清教徒的见证，十八世纪美国的爱德华滋，十九世纪中期的莱尔主教，以及英国的司布真和钟马田亦是清教徒。此外还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头，乃因他们的生命受了清教徒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期的司布真，讲道大有能力，令人震惊，他与神同行的秘诀乃他拥有十万多册的清教徒著作。近代的钟路斯虽然从未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但却放下医生的工作，到威尔斯的一间教会传道，他受的神学教育来自阅读清教徒的著作。这个现象似乎有些矛盾，就是清教徒运动在十七世纪从英国本土消失，然而他们的著作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影响后代的伟人，导致一些复兴运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些人批评宗教改革运动反应过份。清教徒在某些方面也反应过份，他们对默观一事尤其反对。欧文曾经著书否定默观的价值，声称这是教皇引进教会的迷信；他强调的祷告基本上是开口出声的祷告。然而另外有些清教徒的著作却显示了很强的默想传统，如巴克斯特就勇敢地谈及默观祈祷的重要性。此外，清教徒很怕幻想或运用想像力。本仁约翰在《天路历程》的前言说，他深知自己被弟兄攻击，故此要为所写所为辩护，向攻击他的人提出抗议。因为这些人认为教义只能是事实，何需创作一本小说，用喻意和象征的方式描述基督徒在灵命上的进展。他们为本仁的创作极为战惊，认为他写书的目的不可能达到。本仁在出版《天路历程》之前，先向大众道歉，同时亦为自己采用象征法而辩护。我个人在这门课强调人类是记号的传递者，我们的生活满了象征性的记号。这些记号往往抓住我们，甚至控制我们的想像力，占据我们整个人，给予我们一个全面的信仰。本仁他了解这一点。然而与他同期的人却看不见这一点，他们以许多仔细而繁复的方法表达教义，用大题、分题和小分题这种既详尽又系统的方法解经，岂知却因此扼杀了教义的真义，清教徒的没落与此有很大关系。
十八世纪初的以撒华兹，可以说是最后期的清教徒，他写了很多优美的圣诗，然而他所著论祈祷的书却令人失望。书中完全没有谈到神人之间关系性的素质，反而用整章描述祈祷时的人体姿势，何时站立，何时坐下，如何使用双手等，完全忽略如何在祈祷上运用神赋与人的丰富想像力，操练自己。十八世纪出版的灵修著作很少有份量。而我相信清教徒运动的没落，并非因他们深受逼迫之苦，虽然不少人如此认为。事实上，殉道者的血的确是教会的种子，很多时候逼迫却能成为教会增长的一个因素。清教徒的经验警戒我们，当将整个人的每一部份都投入信仰和生活，因为教义若不是活的，就会埋没我们。清教徒坚持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强调拣选的教义，此教义因一群在玛利女王的逼迫下，逃至日内瓦的人而得以加强。他们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影响下由日内瓦重返英国后，他们教导的拣选论变的更加强硬，没有弹性。针对这个教义，他们画了一些图表，最典型的是波金斯所画的。图的上方是神的头，头的一边有一条黑色的线，这条线上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死路一条，最终的结局是灭亡：头的另一边有一条白色的线，线上列出许多的教义，就像火车线上不同的站名，终点是永恒的祝福。
那个时代听福音的人有个困难，因为一般人传福音的重点就是拣选的教义，此教义似乎被人当作恐吓的工具，目的是将人从险境中唤醒，引他们走上正路，但对那些比较敏感或神经质的人，此教义反而令他们更神经质。 在本仁约翰年轻的时候，写了一本小书《罪魁蒙恩记》，这是他个人的属灵自传。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人蒙神拣选的证据，就是有信心，但人怎么知道自己有信心呢？有一个下雨天，本仁正好在田里，他看见水流过一条条犁过的痕沟，最后集成一潭水。他自言自语说，我们若有信心可以移山，就表明我们是有信心的人。但我不想移山，只想这潭水消失，但再想一想，又不敢对潭水说消失吧！因为这潭水若不消失，我岂不永远受咒诅，因为这就证明我没有信心啊。十七世纪教牧辅导的一个难题，就是拣选的教义带来的后遗症。换言之，清教徒为自己制造神经质，这也说明当时的人何以那么重视教牧辅导。以上这一点是他们的教导中负面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十七世纪的人常谈地狱这个观念，听见的人都甚为战惊。这方面的教导对传福音来说非常有功效。而今天我们完全不这么想，至今我还没有看见研究人类思想在这个课题上转变的过程的报导。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运动亦是一奋兴运动，其特质有三。首先，有一群传道人，他们在神面前有共同的信念，为清教徒的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学者和讲道的人层出不穷，再三强调同一的真理，承先启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出现很多优秀的传道人，代代都有人材，所传的都是一致的信息，这是我们福音派所缺乏的。其次，个别信徒通过读经、家庭的祈祷和听道，个人得到复兴，后期的清教徒如沉美恩，一代之后的莱尔主教，几代之后的司布真都是如此。
最后，清教徒的讲道和写作的一个特点，即发掘圣灵的工作。欧文的圣灵论在英语世界可说是最好的，他们深信圣经的权威。清教徒的教师一个接一个的都强调同一点，即原文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同一位圣灵亦向我们启示，使我们明白圣经。今天虽然有灵恩运动，但热爱圣经的运动都还没有开始。我们每一位都面临一个挑战，在我们到审判台前与基督见面之先，我们都当扪心自问，我们既享受拥有圣经的特权，是否好好利用此特权，读经默想呢？当然，为了自己灵魂的好处，我们理当如此行。在我去世前，我求神两件事：其一，求神使我更加明白操练祈祷的可贵。其二，但愿神的话语在我敬虔默想时越发在我心中活跃。很多圣经学者破坏了圣经式的默想，很多人读经是为了预备讲章，所以得不到圣经的喂养。教导人藉着圣灵的光照读圣经，可说是清教徒运动的一大特色。清教徒运动基本上是一个圣经的运动，他们相信圣经是神口里所出的话。如果我们有一知友，但却不看他写给我们的信，这样的友谊算什么呢？同样，我们为何忽视学习和默想圣经呢？清教徒不单相信圣经是神口里所出的话，他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今天要寻求的真理都已经启示在圣经里了。此外，他们深信读圣经是人的一大责任。是的，勤读圣经，并明白其中的真理是我们的责任。清教徒的解经有六个特点。一、字面的解经，接受圣经字面的意思。二、不断地、持之以恒地读经，以经解经。有些人专门爱找圣经不一致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跌倒。清教徒认为人可以这样作，但最根本的乃是让圣经解释圣经，这样人就可发现圣经的一致性。三、从教义的角度解经。圣经是所有教义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教导查验教义的正误。四、以基督为圣经的中心。这一点他们采纳了马丁路德的解经法，认为圣经到处都是宣讲基督。五、实用地解经。圣经乃基督徒的生活指南，其道德性很高。六、当忠心地解经。我们的生活当与圣经的教导相称，因神要求我们忠于他的话语。
清教徒非常注重察验个人的良知。修院主义提到心灵的花园是封闭、宁静的，是反省和安静的好地方。同样地，清教徒所说的良知即灵魂的花园，需要不断地培育，铲除杂草；所以，察验良知发出的动机和态度是相当重要的，因而清教徒的良知几乎完美，对其运作极其敏感。他们深信圣灵的工作多半通过良知来进行。至于清教徒的敬虔，他们在著作中最常用的比喻，可由罗勃布敦在十七世纪初写的书为代表，他说：「基督的生活乃舒舒服服的与神同行。」你若与好友舒舒服服地一同行路，你们不需要多谈，因你们的心灵有默契，彼此享受对方的同在。清教徒在灵修方面经常提到这个课题，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也当与神同行。而操练与神同行的最高境界，莫若默想式的祈祷生活。清教徒敬虔的特点是他们注重培育属天的心志。巴克斯特在卅六岁时写了《圣徒永恒的安息》，当时他胃里生瘤，随时可能过世。他为了预备自己上天堂，所以写了这本长这一千多页的书，默想天上的生活，神的恩典使他又活了三十多年。这本书是一部经典之作，现在市面流传的新译本全是原书之缩本，即使是简化的版本亦相当能启发人操练过默想的生活。今日的基督徒有时会讽刺那些持属天心态的人说，这些基督徒过份向往天上的事，留在地上反而一无所用。其实，基督徒若不注重天上的事，他在地上根本无用，好像盐失去了味道一样。是什么在基督徒身上起了盐的作用，是什么在道德上保守他的品格呢？岂不是默想的生活，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吗？我们若不在生活中保持永恒的层面，就容易迷失于感性中，受自己的态度左右，过有前景无背景的生活，悬在空中，无足之地。因此，永恒的层面乃基督徒生活的骨架，它给与我们一个方向度。引导我们走生命之旅。它亦能加强我们的动机，在压力和逆境中给与我们毅力和勇气。他们把祭坛建立在自己的家里，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他们把在家中作道德的好管家为己任。巴克斯特写的《基督徒指南》有一系列的指引，劝勉人如何在各种人际关系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清教徒是一群敬拜的人。他们重视祈祷和敬拜，从神那里得到启发，因为他们很容易颓丧和愤世嫉俗。从一五五九年后，清教徒期望在教会内的改革受到许多的挫折和拦阻。其实挫折乃神通过天使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并非感性上的损失，因神会赐给我们超越的力量胜过一切的困难。
渴慕神的荣耀。爱德华滋和加尔文一样极其重视敬畏神，体会神的高超和卓越，还有一点是平衡的生活。基督徒生活的特征就是对称、和谐。我们若安于神那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真理，接受它，才能维持和谐的主活。爱德华滋用了半本书的篇幅解释一种恩典之爱的流露，即我们应当是切实实践的基督徒，将对神之渴慕和敬虔体现于对邻舍之爱，这是一种博爱的表现，将仁慈之心付诸于行动。当人与神亲密、深入相交时，并非仅为与神亲密，而是将博爱落实在生活中。《论宗教情操》是在对宗教非常热诚的时代写的，当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经历大复兴，人人追求敬虔，爱德华滋写此书就是为了教导人何谓真正的敬虔。清教徒在教牧方面的另一个主题是在神面前记帐。十七世纪商业主义开始兴起。法利佛提出一个理论：人若从商，就要记帐：人若航海当船长，就要有航海日记：人若行医，就要保存个案记录。任何一种专业都当有与其专业相称的记录，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生活亦当明确有记录。清教徒的牧养对沮丧的心灵有其美善的安慰之道。司布斯的《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司布斯也是这样安慰人。清教徒运动是最认真过敬虔生活的一个运动，远超过修院制度之外所有的运动。今日基督徒最大的需要，乃是以同样认真的态度过敬虔的生活，思想如何建立这种生活方式的架构，以致我们不再向往其他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清教徒对我们的挑战，是要求我们认真地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已经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那些跟随他们脚踪的人都结出了美好的果子，如美国最出色的思想家爱德华滋，英国最出色的布道家司布真，和近代最出色的平信徒钟马田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