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理性主义蓬勃发展，某些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奇事不合理性而加以拒绝。因受德国浪漫主义及启蒙运动影响，在新教教会中兴起了一项新运动称为自由神学。被称为自由的原因是主张此思想的信徒，认为个人有权力认为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不应受到圣经的约束。他们认为，若不在理性之下，信仰便成为了迷信。这种宗教是纯粹主观性的。
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 Christianity）是当代基督教的现代主义运动。为对抗自由主义神学教义对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冲击，基督教内保守派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了基要主义，以抗衡自由派。新正统神学有时会被归入自由主义神学阵营，有时则被归入保守派。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抛弃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启示的必定是神；另一方面，对于圣经，它则持守自由主义神学的观点。新正统神学的权威基础，正如巴特所指出的，就是神的道。但这道是指耶稣基督，而不是指圣经。圣经是为道做见证，虽然内中有错误，但仍可见证道。圣经没有绝对性的权威，只有功用上的权威，因为圣经是我们遇见基督的工具。由于新正统神学既不是传统的正统神学，也不完全等同自由主义神学，所以在基要派基督徒看来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认为其比自由主义神学更可怕、更有危险。
自由主义神学通常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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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保守派而言，其内部观点呈多元化。
- 相对于保守派而言，在救赎的问题上持更宽松的观点，包括普救论的信念。主张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普世全人类而作的不论是否信徒。温彻斯特认信文提到了普救派的主要观点为：
- 相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
- 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
- 相信圣经。
- 相信罪会有公正报应。
- 相信人的灵魂最终归回上帝。
普救派的主要区别在于第4、5点提到的普救论。具体而言，普救派认为地狱即使存在，其惩罚也不会是永久的，而是按照罪行轻重以改造为目的给出。
- 更愿意认识和接受基督教以外的立场观点（如其他信仰和哲学传统）。
- 倾向于以现代科学对正统神学进行重估，将圣经中的神迹奇事视为隐喻而非史实来解读。
- 不再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性，认为《圣经》只是个人生活和信仰的指导、而非必需遵守及认同所有的教条。
- 包容不同性取向人士、曾经堕胎的妇女、性工作者，尊重不同宗教人士、少数族裔传统习俗等。
自由主义神学的“自由”一词意思是按照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来解释圣经，不将圣经视作绝对权威，故不受圣经本身的权威约束。自由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观点的多样化，这也使得如何确切界定何为自由派变得十分困难，但自由派神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否认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内容，相信人的理性。但不完全接受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在保守派基督徒看来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自由派认为保守派为主的教会缺乏同情、怜悯、爱心、包容其他人，导致信徒下降，而保守派强烈反对并谴责堕胎、同性恋、婚前性行为等行为是没有爱心及排斥的表现。但自由派所谓的爱心，在保守派看来，就是连非信徒也不接受的如同性恋和堕胎等也宽容。例如：婚前性行为及婚外性行为，过去保守派看来等同通奸，犯下十诫中的奸淫罪，不可宽恕。自由派认同应予宽容和接纳，保守派认为这等同纵容。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争议通常出于这样的原因。但近年随着离婚率的增加，即使是保守派教会对已离婚的教友持宽容态度，尽管并不鼓励。
事实上保守派，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定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和彻底的颠覆，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其特色为重视已建立之体制并加以维护或者小修小补，并且尊重传统为不同时代所累积智慧结晶而非累赘。保守主义者随着在地区、时代等性质的不同，彼此抱持的观点或关注的议题可能不同或甚至对立。如英美现今保守主义政党通常倾向于小政府、自由市场的经济架构，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是反全球化及支持民粹主义，例如退出不必要的国际组织等。英美的部分进步保守主义者可能相对的支持有限度市场管控和社会福利政策，改以法律约束公平竞争的型态；现在欧洲国家的保守派跟大洋洲国家的保守派同样在对待外来移民的议题方面，比北美洲国家的保守派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但相对而言对外来文化上是比较开放，甚至支持部分社会自由主义的政策，虽然他们也会关心商业活动及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不过他们也较少反对或有限度支持福利国家政策的相关目标。
启蒙时代、尤其是1789年前后的法国大革命震撼欧洲后，保守主义才以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的面貌崭露头角。许多人指出在宗教改革时期，圣公宗神学家理查德·胡克强调为了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而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稳定，显现出了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但保守主义一直要到埃德蒙·伯克写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后成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埃德蒙·伯克大力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仍支持美国革命的目标。这些早期的保守思想通常坚持保守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想有所牵连。伯克反对一个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导的“启蒙”社会。许多人认为伯克发展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不过伯克从来不曾使用这一词，这一词也要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伯克担忧启蒙运动将会带来无法收拾的动乱，因此他主张应该保持传统的价值。伯克主张，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于其他人，因此如果这些人纯粹依靠理性行动，他们所运作的政府将会非常糟糕。对于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构不该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组成，而是应该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我们担忧人们会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导其生活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理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个人最好是依靠于国家的既有传统。许多哲学家们都不会试着挑战传统，而是会利用他们的聪敏，寻找尚未被他们发掘的智慧。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他们也会选择继续保留传统，同时将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抛离传统单纯依靠理性；因为传统，夹带着其本身的理性，也会允许理性有所活动，这种互动关系是永恒不变的。”
伯克主张，比起纯粹抽象例如“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的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应该被尊重。不过，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变革。如同伯克所写道的：“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但他们坚持变革必须是透过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而非突然爆发的革命。革命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会试图改变人类社会中复杂的人类互动关系，这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伯克大力呼吁应该避免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人类社会有时是根深蒂固而体制健全的；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随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灾难。保守主义者也强烈支持财产的权利。对于18世纪的辉格党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财产权利更为神圣的了，财产权使得个人的利益考量高过那些华丽却不实际的理论。随着拿破仑时代的结束，维也纳会议象征了保守主义在欧洲复兴的开端，抗衡经由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自由主义和欧洲革命运动。
自由主义神学的大前提，是以人性的理性分析及科学的发现为依归；任何与理性和科学不吻合的都要受到反对。结果，自由主义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教义，因为这些都是神迹及超自然，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复活等等均被质疑。自由主义神学看圣经是一本普通但有十分具价值和意义的书，但不是在提摩太前书所指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高等批判学从人的观点出发，分析圣经的书卷，尝试去发现与作者、日期及重要资源有关的人为因素，所以圣经书卷的写作日期通常被推后。有关作者的传统说法通常都被否定。圣经的权威及神圣启示都被否定。人类应理性分析及了解信仰的真缔，不高于圣经与传统教义。圣经是需要用一个理性的立场去了解的，如果圣经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就应该被否定，因此，圣经的神迹可被摒弃。
启示可以分为“一般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一般的启示：神借着历史和自然界启示他自己，使人类知道神的存在、权柄及能力。特殊的启示：神借着他儿子基督道成肉身和圣经启示神自己，基督就是父神自己精确的再现，向有罪的人类表明；也借着救赎，恢复人与神的沟通。“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1：11-12）自由主义神学强调神的内蕴性（immanence），即是神无处不在，及无事不有。神内蕴性的极端结果是泛神论——神就是一切。在自由主义神学的教义里，神在各处工作——他在自然界工作；也在演化过程中工作，因此，神迹是不需要的。传统基督教神学是教导真理及道德的绝对标准，而自由主义却教导世界是个开放系统。自由派神学认为世事并没有绝对，也不应该有教义的断言。任何事物都可以受质疑——包括圣经及传统的教义。传统神学应被否定，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系统（fixed system）；而自由派则认为，一切都可以改变。
自由派神学反对个人的救恩和永远的审判——因为都是无关宏旨的。自由派是乐观的，它要透过人的努力去建立天国；社会福音就是它的信息。神的国不是未来的、不是属于超自然时代的，而是在今生，透过应用耶稣的原则及伦理观念便能实现了。自由派神学否定人的全然败坏和原罪教义。认为所有人生来并非邪恶的，而且基本上是良善的。在始祖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后，虽然人要面对死亡，但人的世代从此有了分辨善恶的权利。犯罪后的人可以透过教育的指引去行善。耶稣的神性被否定质疑三位一体，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好教师和先知，是一个理想的人，是人类的良好典范。圣经的神迹也被否定，因为这些与人类的理性，及现代科学不协调。
自由神学的创始人是士来马赫，他不相信圣经记载着神的特殊启示，他坚信内心的良知，而这良知可以叫我们在内心、在宇宙间察觉上帝，因为人无法确认自己经验以外的任何事情，所以对他而言宗教是一种情感的经验，这种对基督的直觉是宗教唯一的解释。士来马赫认为新约及信经中所解释的耶稣，都被错误解释了。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1768年11月21日－1834年2月12日），德国19世纪神学家及哲学家，被称为现代神学、现代诠释之父，主张神的临在性，也就是强调宗教“感觉”。士来马赫出生在今属波兰的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父亲是普鲁士军队中的归正会随军牧师。他就读于哈勒大学，尤其对神学和释经学有兴趣。他亦广泛阅读哲学著作，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雅可比的著作。他在1799年完成《论宗教》。从1802年到1804年，士来马赫担任波美拉尼亚省镇的牧师。1804年，他担任哈勒大学牧师和神学教授，直到1807年。
他祖父为改革宗神学家，是一位敬虔派人物，特别活跃于启示录论团体中。他的母亲是柏林首要宫廷牧师的女儿。他父亲也是一位敬虔派，属于亨胡特的兄弟会团体。士来马赫原本应当是继承家族敬虔派兄弟会的成员，从他约十五岁被父亲送入尼斯基所属的兄弟会寄宿学校。17岁时进入位于巴尔比一所兄弟会神学院就读神学，这间神学院不像哈勒敬虔派重视因罪而忏悔的内在感情，在这里生活非常严刻，是一所关注被上帝救赎的喜乐的学院。他在此神学院修读神学两年，专注的修习内在生活的敬虔。虽身处于敬虔派的环境下，但却喜爱读哲学书籍，特别爱读康德的书，因此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对他日后神学影响极大。不过不是康德的言论他都全盘接收，至少在伦理学及宗教范围士来马赫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此时的他对敬虔派思想所提倡与耶稣的内在交通无法获得令他满足，理性主义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挑战，浪漫主义的思想正大张旗鼓的影响整个欧洲政治及社会，改革宗的路得派信仰又不能令当时所接触的知识分子信服，而他也必须要以新的神学眼光来看待这世代。学习神学两年之后，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我无法相信他的死具有代赎意义，因为他自己从未这么明显的说过，而且我也很难相信这是必要的‧‧‧上帝怎么会由于人不够完善就要惩罚他们呢？”。
在哈勒大学的理性主义底下，热衷于希腊哲学的思想，此时是他整个神学思想的转捩点，他不仅翻译希腊哲学书籍，并撰写有关亚理斯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学术著作，为要在当时世界观冲击下作一番的神学反省。我们必须说一位神学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信仰私有化里头而不与外界接触，相反的是要注意当时代思想的脉动。我们从士来马赫看见了新时代神学观，他首先尊敬希腊哲学的思想，也肯定理性主义时期下的产物（肯定历史批评法），甚至现代科学、人文哲学、艺术…等。若以现代神学家而言他可说是第一位，因为一位现代神学家正是需要重新阐释基督教信仰，可以看见他在哈勒大学正努力装备着自己的神学观。正是浪漫主义的激流熏陶下，他加入了现代柏林上层社会的浪漫派圈子，例如与浪漫派精神领袖施勒格尔在一起住了两年，并每天去亨利得、赫茨（H.Herz）的沙龙。他是一位与人文主义作家、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交往密切的神学家，他没有神职人员对浪漫主义思想的偏见，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因为敬虔而将自我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相信艺术的价值与友谊，他成功的将宗教敬虔情感与浪漫主义作一结合。对于艺术家而言，他将情感表达在创作上，这也是敬虔，而神是创造的神，注重每一个细节，从被造物的身上即可看见祂是注重美感的神，因此浪漫主义也许是神派来一个天使，敲响了教会的钟声，唤起了教会沈闷的礼仪。在这种对理性越发枯燥，对人类“感觉”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看士来马赫的贡献便格外清楚。对情感他深爱格如诺，但却无法一起厮守，士来马赫在感情生活遭受挫折后，以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来弥补伤痛、保持清醒，并以批判的手法批评历史中各样道德理论。对一位牧师而言，他将神学与现代哲学注入新的阐释。
士来马赫思想的明显特征是努力将其他思想家对立的概念结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内，他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普救论者，即是一元论者又是二元论者，既是感觉论者又是知性论者，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超自然主义者，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既是相信神秘直觉说的诺斯替派又是不可知论者。他在哲学、道德、宗教和神学方面都是站在中间立场的王子，但他并不寻求与对手和解，或隐藏、弱化不同之处。相反，他带来最尖锐的观点。他的思想几乎触及到全宇宙，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努力使科学与哲学、宗教和神学和谐的典型代表。面对启蒙运动中科学与哲学所带来的难题，单单以理性来认识宗教，士来马赫认为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宗教不是外在的制度、仪式、教义、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哲学或道德。宗教的本质，是在于内在敬虔，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对无限者的意识和触动”，也就是所谓的宗教“感觉”。对所面对问题之如何回应士来马赫在浪漫主义强调感觉的基础上，找到了基督教信仰的新方向：强调以人的“经验”为主的神学基础。宗教的本质为“敬虔”，这就是宗教“感觉”，带有一种觉醒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宗教不是知识，不是行为，也不是道德，却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与神的密切关系。其系统神学著作：《基督教信仰》中陈明，宗教情感就是对上帝的绝对倚靠感，主张“信仰”基础并非教义、信条、神学或道德。所有的教义，都是从信徒对上帝的绝对倚靠感、内在“经验”中焠炼出来的，神学不过是人对敬虔的回应。
虽然他是在敬虔主义的影响下成长，但他却认为自己是自由神学家，并且是“高人一等的”敬虔主义者。士来马赫为基督教开启了自由派神学和无神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并且延续了将近两百年。士来马赫不认同许多正统教义，例如：基督神人二性。他否认耶稣的“神性”，不接受道成肉身。他认为耶稣的救赎，只是神在祂里面的作为，只因耶稣对上帝有绝对依靠感，耶稣自始至终拥有对神知觉的能力，显明神实实在在在祂里面。然后祂将这能力注入到信徒里面，而祂以此与神和人连结，这就是救赎的行为。这可说是“功能性基督论”的原型。因此后人的评价，对其神学和诠释的重点，从神转移到人的方向，过于着重人的意识。卡尔巴特更严厉的批评士来马赫错误地以人的话语代替了神的道，以人观代替基督论。士来马赫对于圣经有独特的诠释循环概念，他倡议历史考据和人的经验，从其生活处境去探索，是有更深的思考途径。
与士来马赫同一时期还有一位哲学家黑格尔也属于自由派学者，他暗指早期基督教新约时期的思想只是信仰的原始概念，随着时间知识会逐渐成熟、完全，所以基督教的信仰需要重新被修正、改变以达到完全的地步。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第二世纪的基督教综合了两个相反论点：犹太基督教（彼得基督教）和外邦基督教（保罗基督教）。对圣经和相关文本的更高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批判方法的基本目的，在于确定文本在它存在的原始历史脉络中，最初或最原始的意义，它在文学上的意含，或是历史上的文学感。次要的目的，则是以历史文献，来重建出其作者，以及文本接受者，他们身处的历史环境。在18世纪，在圣经批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这个方法，当时称为高等批判。
在士来马赫之后出现许多深受他影响之神学家例如克里斯提安·鲍尔、立敕尔接续发展此思想。虽然立敕尔反对士来马赫所提出的宗教经验及形而上学的观念，多强调于伦理及社会行动的焦点，但接下来所发展出的思想都有某些相同信念。此思想注重个人胜于圣经之权威，因为过于注重理性所以对于基督教中许多奥秘之事无法接受，例如圣灵感孕、道成肉身、耶稣复活、“三位一体”的神等等。因为十分强调怀疑论之思维，所以将历史中的耶稣与教义中的基督分开来，并且将心理学、哲学等思想加入信仰的中心，企图重新建构基督教的信仰核心。这个思想很快在德国以外的地区散布开来。
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自由主义神学的衰亡。后来，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神学，又称为“实体神学”（realistic theology）就此形成。新的自由主义神学比旧自由主义神学重视圣经，如陶德等人就曾认真地研究过圣经。但自由主义神学前提——对圣经默示的否定——仍是自由主义神学的立场。新自由主义神学保留了自由主义神学对人性的基本信念。他们认为人基本上是良善的，并不邪恶，只是“已破坏了的好东西”。新的自由派神学依然受到保守派的抗衡。
历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指的是20世纪初期前贸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经济趋势，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金本位的终结、与经济大萧条而告终。而新自由主义在当代则与“第二波全球化”相连结，第二波全球化的种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下的。在1945年至1960年代之间，各种中央集权形式的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使得国际货币渐趋稳定后，自由主义的经济根基开始重新建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新自由主义根基于罗伯特·蒙代尔和阿瑟·弗莱明（Arthur Flemming）的著作上，逐渐普及发展。在同时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些理论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创建了一个鼓吹自由市场的智库——朝圣山学社。他们将理论根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和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主导的计划在经济上是毫无效率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开放他们的市场让其他国家参与，并专注于出口上。新自由主义也强调要终结国营的公司，并且减少对于商业行为的阻挠。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一连串的贸易谈判后得已实现，构成了对于关税和贸易的一般共识，以及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议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一直相当缓慢，直到1970年代才开始更快速的增长，不过新自由主义也非都是透过和平的方式。一个经常被举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例子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是透过暴力推翻了民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才掌权的。阿连德政府采用激进的左翼政策，被人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皮诺切特上台后，他起用了一批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迅速转向自由市场的政策，大量民营化国有的资产。这些政策后来被布雷顿森林协定所模仿，在许多贫穷国家运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最高潮，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不只将他们国家的政策转向自由放任的一边，同时也运用布雷顿森林协定向全世界其他国家施加他们的政策。也因此，一些人视新自由主义为“华盛顿共识”的同义词，华盛顿共识本身便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主要政治观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如同撒切尔所说的：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存在。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被传统上位居中间偏右的政党所采纳，美国的民主党在1990年代大幅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并将自由贸易作为他的经济政策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倡科技知识产权以作为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方式。一些中间偏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与左翼右翼无关，而是和“不对称”的问题有关。许多第三种道路的政党—包括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些延续了1980年代政策的政府主张他们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来达成更大的社会利益，并且利用经济捆绑的方式来使那些刚脱离共产制度的欧洲国家能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的行列。
对于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其理论或实践的批评者为数众多。尤其是在那些资产被外国人大量收购、同时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又被贸易和资本快速流动所侵蚀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争议，一些人批评许多发达国家在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同时，却依然对其自身的国内农业市场实行保护政策。反全球化运动是新自由主义最明显的对手，尤其是批评其“资本自由流动”但却不允许劳工自由流动的制度上。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怂恿一种“越竞争越恶劣”的情况，因为资本的流动造成环境和劳工水平的大幅降低，而且只不过是现代版的“向邻居乞讨”的帝国主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造成“道德危害”：政府和国际的金融组织必须协助拯救发展中国家和其债权人，因为他们已经大到无法倒闭的地步了。而这又进一步鼓励了投机行为和伴随而来的风险。他们指出一连串国家如墨西哥、俄罗斯、东欧、东亚和阿根廷的货币价值侵蚀，显示出政府允许投机行为而却没有足够的惩罚或管制机制将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国际用语上，新自由主义是指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对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国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等手段来扩展国际市场，达成自由贸易和国际性分工的目的。新自由主义支持透过国际组织与条约（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它国施加多边的政治压力。新自由主义支持私有化，反对由国家直接干预和生产（如凯恩斯主义）。为增进公司效率，新自由主义反对最低工资、劳工集体谈判权等政策。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认为这会妨碍民主制度。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一词通常也与自由贸易和社会福利改革等立场相连结，但并没反对凯恩斯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举例而言，克林顿总统时期的重要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便是知名的新自由主义者，但他也是凯恩斯主义者，支持收入再分配，同时批评布什政府的执政。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共和党，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常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在中文译名中，Neoliberalism 和 New Liberalism（亦即社会自由主义）都翻译为“新自由主义”，尽管在美国或中文世界这两个用词都常混淆，然而两者意识型态不同。neo-前缀有“复兴”、“复制”意涵，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奠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部分（经济自由主义）上发展起来的新理论体系；社会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通常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等构成第三种道路的相关。
“新自由主义”一词原本是用以形容一些强调远离国家控制或保护的经济运动—尤其是从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词并非这些运动的单一称呼，许多支持者只简单地自称为“自由主义”，而批评者以及一些支持者则将其贴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经济理性主义、罗杰经济、中曾根主义或曼莫经济。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紧密关系，再加上常引发混淆的“自由主义”一词，一些人主张应该将新自由主义改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在最极端的形式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根基于未经管制的贸易和市场的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在冷战结束后、或全球化所提供的商业扩展上，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认为这样将能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这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将政府的开支、税赋最小化，同时也将政府的管制最小化，并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最小化。他们主张自由市场的力量将能自然地在许多领域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国家制度应该被撤销或民营化。这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以全球化来运用全世界的资源：廉价的劳工、原料、市场—尽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运作，并且要让更多的市场开放让发达国家参与。
不过，新自由主义能被套用至相当广泛的层面，这些层面并非都与保守政党相连结。这些层面包括了撤销政府管制、从企业福利制度转向私营的福利制度、从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低贸易量转移至高贸易量的货币流通环境，利用相对优势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中位数（median wages）。新自由主义还主张，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正是因为国家对于市场机制的干涉和管制。例如补助价格、设定工资等等。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策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人民、国家、以及公司的本质是良善的。相反的新现实主义认为人民和国家都只是依照其自身的利益行动，并且认为一国只有在对其自身有利的情况下才会与他国合作。新自由主义坚持绝对增益（absolute gain）的理念也显示他们比新现实主义者更加乐观。相较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比较能接受国与国之间收益不均的合作行为。
一些人批评新自由主义只是由上层阶级所施加的自由市场，宣称新自由主义借由大型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强大的国家如欧盟和美国政府，最终将提升跨国公司的利益。由于这些政府的赞成新自由主义，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是发达国家和商业公司对于其他国家的剥削。批评者认为这些制度并没有促长当地的发展，而只是确保了发达国家对他们的支配地位优势罢了（参见华盛顿共识、社团主义），批评者也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给予跨国公司超越当地民选政府的权力，因为公司能够运用他们撤离资本的能力也因此影响工作机会和经济来作为影响政治的手段。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则会反驳道：资本流动的自由是高效率的市场所不可或缺的。他们指出许多针对1970年代经济动乱和冲击的研究，并主张自由市场能更为稳定地应付这种冲击、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资本回报，也因此会有更多投资和发展。他们主张将其他国家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相连结将能促成全球的稳定，也因此能创造出更多民主的政府。与名称相反的是，许多自称为“自由派”的个人尤其是在美国往往反对新自由主义，因为其实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19世纪欧州已显露许多缺失，许多欧洲穷人受限于没钱受教育和没人脉资源难以在祖国竞争生存，只得移民海外殖民地与原住民抢资源，并没有能在祖国自由发展，欧洲外移人口多过移入人口的现象直到20世纪中期才结束。新自由主义与约翰·杜威、伍德罗·威尔逊、凯恩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等人所创造出的社会自由主义并不相同。凯恩斯认为若让市场自己调整脱离经济萧条，那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长期来看，今日因经济萧条受苦受难的大众早就死了，等不到经济好转的好处。“新自由主义”经常被反全球化人士和左翼人士作为一种贬抑词，所指的并非一种经济理论，而是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实行、和跨国公司的权力，以及自由贸易对于工资和社会结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如同柏克莱加州大学的经济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的布拉德福德·德隆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有两个主要的原则：
“ 第一，在产业核心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种发展模型是那些贫穷国家在快速迈向繁荣的途中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所有国际贸易的障碍应该尽可能的彻底移除）。第二，政府缺乏运作大型产业和商业公司的能力。因此，除了收入的重新分配、公共建设、司法的执行、和一些其他领域之外，政府规模应该被减缩并民营化。 ”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这两个原则代表了“涓滴效应”的一部分，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下，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也造福了贫穷国家和其人民，即使这种过程是由跨国公司、富裕国家的精英、和富裕国家控制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所主导亦然。批评者也宣称这些理论与实际的情况互相矛盾。而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者则主张“发展即为自由”，更多的经济增长、专业化、和机会的产生使得个人能够达成更多在僵硬的贸易保护制度里所无法达成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经济学界逐渐普及，不只是因为政治权力平衡的改变如同以上述及的，也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到在二战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并没有发挥其原先假定的效用。尤其是那些为了实行大量公共计划而债台高筑的左翼贫穷国家。新自由主义也是因为民粹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而崛起。新自由主义认为，许多东亚国家如台湾、韩国、新加坡以出口为主、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计划经济或“共产主义”的失败，都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需求。而中国是对经济实行中央计划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都经历剧烈变动。近年来，一些人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为裙带资本主义—封闭的市场、由国家操控货币和股票的价格，并对进口施加大量限制，这些也影响了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
如同以上述及的，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一套替拉丁美洲国家量身打造的政策。如同布拉德福德·德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华盛顿共识也规定国家必须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和政府的预算平衡。一些人主张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及古典自由主义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两种哲学却存在一些差异。虽然在经济理论上两者都提倡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但新自由主义也有其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支持以国际性的制度和一定程度的全球政府来作为国际谈判和管理国际协议的手段。新自由主义认为更多的经济和政治独立能使国家更快速发展，同时也能减低国际间的紧绷、或至少能减低国家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情况。相较之下，自由意志主义则反对全球政府的主张，也反对由国家捆绑个人的外交谈判协议。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也接受充分就业和理性预期等宏观经济学理论，亦即现代的新古典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其他人则依靠于国际货币基金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机制来解决世界性的经济问题。
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的变化相当广泛。一些人认为管制的透明度、发展、和统一是最重要的目标，一些人则认为解除国家管制才是主要目标。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也批评这些理论被实践时采取的方式。一些人则指责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其他一些人则归罪1980年代开始的“休克疗法”造成大量的经济破坏，认为瞬间的市场化—例如俄罗斯在苏联瓦解后所采取的政策，导致了中央化而腐败的经济寡头政治，而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不过辩护者也指出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快速改革的成功，以及改革较慢的国家如摩尔达维亚和苏联的逐渐改善。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也有失败的例子，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称国际货币基金迫使许多并不适当的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造成许多悲剧性结果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也被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批评，他们认为无限制的市场力量最终将无可避免地扩大财富的不平等，也因此会导致权力的不平等。
如同许多政治用词，新自由主义一词被以各种不同的方法用以称呼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个人，因此这一词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最为局限的定义是“自由放任、由资本主义主导、私营化和贸易机制”，在这种特定的形式下，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商业保守主义政策，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执行严厉的预算纪律、预算的平衡、和贸易的流动。在这种定义下，突出的新自由主义者包括了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艾伦·格林斯潘。在更广泛的定义上，新自由主义指的是那些会赞同布拉德福德·德隆所提出的理论的人，亦即任何主张限制政府提供公共利益的人、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人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在这样的定义下，约瑟夫·史迪格里兹和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也是“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他们都被狭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所高度批评。
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史迪格里兹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批评里看出：亦即，虽然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是好的，但它们在实践上已被引导至会造成贫穷国家更为贫穷的方法上。他也指出农业的补贴和贸易壁垒，以糖为例，他举出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出口的价格差异，以及以“热钱”作为外国投资工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未经许可就对农业进行补贴是错误的，这些都与自由放任的政策相违背。最显著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是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长期以来一直提倡自由的全球贸易，同时也批评对于农业的补贴以及反全球化的运动。这些观点也呈现在他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书里。不同定义：
- 结合国内自由市场、并以政治手段强迫打通国外市场的政府政策
- 一种将市场视为是人类道德、而与生产效率无关的哲学
- 完全由微观经济学来支配经济，排斥宏观经济学及其附属概念—如国家和社会的益处等。
-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
- 新自由主义面临着来自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学者、记者、宗教领袖和活动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