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是目前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旧约）。除了《圣经·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全部内容都能在死海古卷中找到，还含有一些虽然已经得到天主教承认、但仍被新教视作外典（包括次经及伪经）的经卷。此外，当中也包含一些不属于《圣经》的文献。该古卷出土于1947年的死海附近的库姆兰，故名为死海古卷。古卷主要是羊皮纸，部分是纸莎草纸。抄写的文字以希伯来文为主，当中也有少数由希腊文、亚兰文、纳巴提文和拉丁文写成。

死海经卷于1947年被发现。一个少年牧羊人的羊进入了死海附近的洞穴，为了令那头羊出来，牧童便对洞里投掷石头，结果打破了洞穴里的瓦罐，发现这些古经卷。撒母耳主教收购了死海山洞里的古经卷，直到1948年2月才送到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和耶鲁大学，让近东语言研究院院长Burrows博士进行查核。其后的十年间，陆续在11座洞穴里挖掘出装有古卷的瓦罐，共找到约四万个书卷或书卷残篇。2017年，考古学家宣布发现第12座洞穴，其中的瓦罐曾经用来装古卷。

学者从希伯来古文字体的对照上，鉴定死海古卷的年代约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8年）（另有人说从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58年，不包括公元后）。由于完成年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残破不堪。出土的死海古卷中，最长的有8.148米。若包括头尾部分，推测至少有8.75米长。目前，主要的八部经卷均存放在以色列博物馆；其余的则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斐勒博物馆。

发现《死海古卷》之后，有不少书刊陆续出版，让世界各地的学者有机会读到初步发现的资料。可是，要看完成千上万来自4号洞穴的残篇，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些残篇由东耶路撒冷（当时属于约旦）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的一小群国际学者负责保管与解读。由于当时约旦正与以色列交恶，这个考古团队里并没有任何犹太教或以色列学者，反而几乎都是天主教出身的神父，以及基督新教的学者，只有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纯学者。

该考古团队的政策是，官方未公布研究结果前，就不准任何人查看书卷。考古团队的人数也保持有限的数目，始终只有八、九人。每逢一个队员去世，只可让另一个学者加入去取代他。事实上，数以万计的死海古卷残片，大多仅剩几公分残片，仿佛巨大的拼图工作，因此考古队其实需要更多的学者协力，才能应付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还需要更多精通古希伯来语和亚兰文的专家才行。詹姆斯·范德卡说：“八个专家，不管多高明，根本应付不了成千上万的残篇。”

在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自约旦手中夺得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领土，于是自此死海古卷改归以色列监管，但死海古卷的研究团队仍然维持原来编制，没有人给书卷的研究小组制定任何不同的政策。发行4号洞穴书卷内容公开的事公然延宕了近三十年。以〈库姆兰社区的共同规则〉为例，该残篇早于1952年就已在第4洞挖掘出来，但不知为什么，拖至三十多年后的1984年才第一次公开文章内容，而且全文近150多行只公布了6行，如此无效率的工作进度，让国际考古学者强烈不满。1977年，牛津大学的盖佐·韦尔迈什教授公开抨击此一独占考古资源的事件为20世纪学术界的最大丑闻。由于公开古卷内容的手法令人感觉遮遮掩掩，于是当时开始出现传闻说：这是梵谛冈的天主教会基于古卷内容敏感，因而在背后故意施压拖延，以隐瞒某些真相，不愿透露书卷中对教会不利的资料。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以色列政府在国际学术界的舆论压力下，终于决定让研究团队的人数增加至20个学者。但基本上在他们公开研究结果之前，所有内容仍然限定只能由该团队的人接触，依旧采取保密遮掩的态度。然而在1991年，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突破。首先，在1985年于美国成立的圣经考古协会，于1991年正式印行了《未发表的死海书卷初版》。该协会透过不同的秘密管道取得了死海古卷的照片档案，并根据圣经语词索引，在电脑支援下整理成书。接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杭廷顿图书馆也公开了他们四处搜集的死海古卷档案照片或摹本，并宣布他们愿意向任何学者提供整套书卷的图片，于是《死海书卷摹本》面世，书中图文并茂，以往没有发表的书卷现在都能够一一读到。原本以色列官方考古团队打算对他们提出诉讼，以制裁他们的越权行为，但此举引起考古界的舆论哗然，最后在国际学术界的强大批判压力下，以色列当局终于让步，放弃提告的想法，转而采取开放的态度。

1992年，在新委任的总编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曼纽尔·托夫领导下，研究队的成员增至50多位学者。他们订下严格的时间表，决心把剩下的抄本，连同学者的详细评论和修订全部付梓。于是，在1990年代，一直被神秘传闻色彩笼罩的《死海古卷》终于全部印行，如今已可供所有人自由查证。从最后公布的结果清楚表明，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人企图隐瞒事实，也没有任何书卷被人刻意销毁或藏起来，进度缓慢的原因纯粹是古卷残篇支离破碎，拼图工作困难，而研究团队又坚持不扩增团队人数所致。由于如今书卷内容已全数发行，学术界对死海古卷的全面分析，也在1990年代终于开始全面积极展开，于是大量的研究书籍陆续出版。

2011年起，Google与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合作，利用美国航太总署开发的多光谱成像技术，将死海古卷数字化扫描并整理后，陆续在网站上供公众查阅及翻译。美国华特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珍藏有16张死海古卷碎片，在2018年时发现部分碎片疑为赝品。经过委托相关单位彻底检验全部碎纸后，于2020年3月证实全部16张死海古卷碎片都是20世纪伪造的赝品，这一发现为死海古卷的研究人员如何发现赝品上作出贡献。死海古卷的内容已不再是秘密，但到底昔日是谁写下并封存这些古卷，随着研究者的增加，如今反而更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基本上主要有如下四大假说：

“撒都该派”说

各种用来确定古代文献年代的方法显示，这些书卷是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抄成或撰写的，正好是所谓“第二圣殿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书卷是耶路撒冷圣殿在公元70年遭受毁灭之前，耶路撒冷圣殿的犹太人（撒都该人）把它们藏在洞里。可是如今大部分研究这些书卷的学者却认为，这个看法与书卷本身的内容并不一致。许多书卷所反映的观点和习俗，都与耶路撒冷主导圣殿宗教权威的撒都该人看法大相径庭，因为古卷甚至严厉批判耶路撒冷圣殿的腐败。撒都该人看来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书卷收藏起来。

“艾赛尼派”说

以色列的苏肯尼克教授曾在1947年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三份书卷，他是主张书卷曾属艾赛尼派社区的头一个人。艾赛尼派是个犹太教派。公元1世纪的作家约瑟夫斯、亚历山卓的犹太名士斐洛和老普林尼都提及过这个教派。至于艾赛尼派的确实起源，至今还未有定论；但可能他们是在公元前2世纪马加比家族反叛之后的一段动乱时期中崛起的。约瑟夫斯曾报道在该段时期有这个教派存在，并仔细论述他们的宗教观点怎样有别于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老普林尼则提及在死海沿岸，耶利哥和隐·基底之间，有一个艾赛尼派的社区。艾赛尼派信徒与世隔绝，相信命运和灵魂不死的道理，强调保持独身，倡导与天使一同崇拜的神秘见解。

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詹姆斯·范德卡认为，“住在库姆兰的艾赛尼派信徒，只是规模较大的艾赛尼派运动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实上还有散落其他各地方的艾赛尼派成员或社区。”约瑟夫斯估计他们的数目约莫有4000人。虽然并非完全符合历史家所描述的一切细节，艾赛尼派却比当时任何犹太团体更吻合库姆兰经书所显示的形像。

“奋锐党”说

也有学者提出假说认为：这是公元66年至70年当时犹太人的奋锐党反对罗马帝国的起义（第一次犹太战争），被罗马镇压失败后，犹太文化面临灭顶之灾，一些犹太教徒将古卷埋在死海附近荒凉而干燥的地方，以求保全民族文化。这些人便是艾赛尼派的库姆兰（昆兰）社团，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发动革命的奋锐党成员，而此地其实是军事秘密要塞，类似马萨达要塞。因为如此，所以在马萨达要塞，也才会也有类似的陶罐古卷文献出土。虽然库姆兰很可能有一群抄经士，但许多书卷大概是信徒从别的地方收集得来，然后带到这里的。若以这个观点来看，从某个意义上说来，《死海古卷》只算是个范围广泛的“书库”。像其他书库一样，《死海古卷》因此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并不一定全都反映收藏者本身的宗教观点。不过，有些书卷部分书籍存有多份抄本，这个现像仍可能把这个教派的所信仰和格外关注的事反映出来。

“早期基督徒”说

有些学者认为事实上，基督教是在库姆兰崛起的，因为实施浸礼与财产公有共产制度的作风，很符合〈使徒行传〉中对早期基督教会的描写。让人联想到库姆兰与使徒时期的基督教会，二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连。可是，也有学者指出：库姆兰社区的教派跟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显著的分别。在库姆兰发现的著作透露，这个教派恪守极严格的安息日规条，也要求人严守礼仪上的洁净，而且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例如他们规定，安息日时，不可离开城市多少步、安息日不可把家中的东西往外搬、家畜或人若在安息日掉到水里也不可营救……等等许多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十分夸张而繁琐的规定。这件事表明他们的主张，跟耶稣和早期基督徒的教训大相径庭。与基督徒强调天父是看重人的“内心”，而不是“行为”水火不容。

死海古卷包含了（除《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以及一些今天被基督教新教认为是外典（包括次经及伪经）的经卷。经考古学家五十多年的修复拼凑，近800书卷部分或全部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有些令学者最感兴奋的书卷是以往未为人知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包括：对犹太律法的阐释、为住在库姆兰的教派制定的规条、供礼拜仪式使用的诗歌和祷文，以及评论圣经预言的应验和最后日子的末世论著作。此外还有一些精辟独到的圣经评注；这些评注可说是现代圣经经文逐节注释的前驱。

死海古卷的内容主要分三大类。

• 近200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经卷。《死海古卷》国际编辑团的成员胡利奥·巴雷拉教授提及死海卷含有整本以赛亚书。至目前为止，在库姆兰找到的二百多份圣经手抄本涵括《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除了以斯帖记）。跟《以赛亚书卷》不同，大部分手抄本只有若干残篇，内容不及经书本身所载的十分之一。库姆兰最多的经书是诗篇（共36份）、申命记（共29份）和以赛亚书（共21份）。这几卷书都是基督教《新约圣经》最常引用的经书。
• 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
• 非《圣经》文献。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上帝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著述。

校勘现存圣经抄

• 抄写准确。Josh McDowell的《铁证待判》统计：“在《以赛亚书》53章的166个单词中，只有17个字母有问题。其中10个字母是因为拼写的演变；还有4个字母是由于连接词的样式的变动，不影响意思；最后3个字母组成了‘光’这个词，在第十一节加入，但对整句话的意义影响不大，并且，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和另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以赛亚书》古卷相印证。总的来说，在近一千年的抄写中，在共有166个单词的一章文卷中，只有一个词（3个字母）有争议，但这个词不影响句子的意义。”

• 现存圣经抄本遗漏。死海古卷中的《撒母耳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拿辖，亚扪人的王，极度欺压迦得人和吕便人。他把他们（吕便人）所有（男）人的右眼挖出，本给犹太人带来恐慌和惧怕。除了从也门逃出，进入基列雅比的七千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右眼不被挖出来的。

• 解决《圣经》原文的争议。《诗篇》22章16节中，大部分圣经译者采用七十士译本的翻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但马所拉抄本的直译为，“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在1999年7月，福林特博士证实“扎了”的翻译的确更接近原文。

《圣经》文本的真确性

死海古卷发现的时代，正值《圣经》的真确性受到质疑。在基督教的各教派内，对于旧约的真实性都存在很大分歧。毕竟现存旧约马所拉文本当中，最早的都不过是公元9世纪的抄本，而不是原始版本。直到死海古卷的发现和校勘工作的展开，旧约圣经的准确性才被肯定。

虽然这些书卷足以表明，圣经本身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改变，它们却透露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经卷》有不同的版本，彼此之间有若干差异。《死海书卷》在拼法和用词方面并不是跟马所拉文本一模一样。有些书卷的措辞较接近《七十士译本》。以前，学者认为《七十士译本》里的差异，可能是译者的手笔之误或甚至蓄意更改经文。现在这些书卷显示，许多差异其实是由于他们使用不同的希伯来语文本所促成的。这件事也帮助研究人员明白，早期基督徒引用《希伯来语经卷》时，为什么有时措辞跟马所拉文本不一样。^[10]

圣经考古学研究

在圣经考古学方面，死海古卷让考古学家知道一世纪的前后，犹太教内部已出现改革的形势。一些犹太教的苦行僧避居死海旁的荒山野地苦修和抄写《圣经》。因此，这个圣经书卷和残篇的宝藏，对于研究《希伯来语经卷》的传抄提供极佳的帮助。《死海书卷》确定了《七十士译本》和《撒马利亚五经》在文本校勘方面的价值。每逢圣经译者考虑修正马所拉文本时，这些书卷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参考资料。在若干事例上，马所拉文本删去了耶和华的名字，新世界圣经翻译委员会却决定把这个名字恢复过来。对《死海古卷》所作的研究证实这样做是正确的。

有些书卷描述库姆兰教派的各项规条和信仰。从这些书卷清楚看出，在耶稣的日子，犹太教不只限于一种形式。库姆兰教派所谨守的传统，有些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所守的不同。这些差异很可能促使这个教派隐居旷野。以赛亚书40:3预告会有声音在旷野呼喊，要修直耶和华的路。库姆兰教派误以为这番话应验在他们身上。有若干书卷的残篇提及弥赛亚，书卷的作者认为他即将来临了。这件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路加布道说，当时“民众正在期待”弥赛亚来临。（路加福音3：15。）

至若干程度，《死海书卷》帮助了解耶稣在地上传道时，犹太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书卷也向研究古希伯来语和圣经文本的人提供可比较的资料。可是《死海书卷》中还有许多书卷仍需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校勘，也许还会获得更多新的理解。因此，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学发现，在21世纪继续使学者和研究圣经的人深感兴趣。

死海文书在希伯来文版旧约圣经的研究上是一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而所谓死海文书，指的是西元1947至1956年间在死海西北部蒸发后的干涸谷地克兰中零星分布的11个洞穴里找到的古代文书。大致而言，死海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可分为旧约圣经的手抄本、圣经的注释、外典‧伪典以及所谓克兰教团的教义及规范四大类。在这些总数超过200份的资料之中约有4分之1是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死海文书的成书时间约在西元前2、3世纪到西元1世纪前后。这意味着它比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手抄本还要早出现一千年以上。而其最多的部分是诗篇的手抄本，次多的是申命记，再来则是以赛亚书的手抄本。

其中以斯帖记是个例外，只有它的手抄本没有在死海文书中被发现。以斯帖记是一份在描述救援遭波斯迫害的犹太人的一部文学式的好作品，但是对那些当时将死海文书藏在克兰洞穴的人们而言，它似乎不太受到重视。那么，死海文书的圣经原文与早先的希伯来文版圣经原文(马所拉本文)是否相同呢？我们的焦点自然而然的落到了这里。而这两者大部分也的确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点也很多。撒母耳记就是一个例子。

早先的希伯来文圣经撒母耳记上11章中是以”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这样的文章作开始的。拿辖不只胁迫基列雅比安营的居民投降，还开出了要求全员挖出右眼的苛酷条件。这段故事在扫罗率领以色列人解救基列雅比安营后划下句点；但是在约瑟夫(Joesphus Flavius，西元一世纪的犹太人历史家)的《古代志》之中记载了拿辖在这之前曾经攻击过位于约旦河东岸的一个以色列人城市，并且将居民的右眼都挖了出来这样一件事。而死海文书则证明了这故事并非约瑟夫自己杜撰的；因为死海文书的撒母耳记也记载了这件事。这样子我们对于拿辖的攻击这件事，至少知道了有着两个种类的传说存在。

由150篇的诗集合而成，旧约圣经中最大的篇章就是《诗篇》；而死海文书，则为其投入了新的光辉。这两者在诗篇1至诗篇89的排列顺序上几乎都是相同的，但是诗篇90至诗篇150的排序则是大不相同。举例来说，在死海文书里，诗篇103篇之后接着的是诗篇112篇。诗篇103中的”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是很有名的句子，而诗篇112中的”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也是广为人知。而若要举出死​​海文书的著名特点的话，就属那连希腊文版《七十士译本》的马所拉本文都没有记载的诗篇151了。在以”耶西之子大卫的哈雷路亚“为题的这个诗篇里，把大卫的事情以自传式手法的歌咏文辞作为它的起头。 “我父使我去养羊/看守那些羊群/在照顾那小山羊之时我变得比兄弟们都小/比我父的任何一个儿子都要年轻。”

此外，死海文书中还有一个集合了20篇以上的诗而成的诗集。那些诗都是像“感谢主。您实在让我领悟了您的真理/让我通晓了那奥妙的秘义”。这种以”感谢主“的定句作为起头的，也因此被称为”感谢诗篇“。它们全都是以唯美的希伯来文字写成的。就像这样，死海文书里由诗篇所构成的世界的幅员是非常广阔且丰富的。而它也告诉了我们，旧约圣经里的诗篇是经过了一段漫长复杂的传承过程才渐臻完整的；并且暗示了我们旧约圣经里150篇的诗篇其实是从那更为繁多的各种诗歌中所选录出来的。透过死海文书，我们对于旧约圣经这块领域的视野变的更为辽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