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 凡 事 给 你 们 作 榜 样 ， 叫 你 们 知 道 ， 应 当 这 样 劳 苦 ， 扶 助 软 弱 的 人 ， 又 当 记 念 主 耶 稣 的 话 ， 说 ， 施 比 受 更 为 有 福 。

 - 使 徒 行 传 Acts 20:35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自己的行为就是基督教爱的示范。按照耶稣的教训，整个律法都包括在爱神与爱人之中（太22∶36-40；可12∶28-31）。耶稣曾向门徒颁布了一条命令，叫他们要彼此相爱（参约13∶34-35，15∶12）。使徒保罗也同样认为：一切的命令都包括在唯一的爱的命令之内。“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5∶14）。耶稣鼓励信徒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作光作盐，彼此相顾，努力行善，荣神益人。基督教的伦理是求实的，是具体的，是以彰显基督的爱为其目的，教会的使命就是见证基督，服务人群。基督教的伦理既然是以爱为中心，所以它的伦理应是积极的。“施与”是基督教的重要思想。正如新约雅各书所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2：12-17）希腊文明中不记报偿的慈爱观使得基督教“施与”观念得到延伸，耶稣的教导与行为赋予了基督教给与的宗教意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最终确立“施与”的神学意义：“施与”行为代表着上帝的慈爱。从原始基督教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施与”无可争辩地居于基督教文明的思想与制度核心。在观念方面，基督教的“施与”观是综合了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关于“施与”理想的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源头，旧约是两种宗教的经典。从观念上说，基督教对穷人的持久的关怀，起源于希伯来人的社会公正观念。希伯来传统强调穷人有权力向当局，向富人发出求助的呼吁，当局与富人有义务对这种呼吁作出回应。

这种修辞的革命不仅重新定义了穷人与富人的关系，也重新定义了信仰者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可以被带有紧迫的呼吁权的言说。基督教试图拉近上帝与其信仰者、圣父与圣子、穷者与富者的距离，团结受到了强调。给穷人呼喊权的修辞革命，彻底改变了早期古典时代的关系：穷人在那个时代是沉默的和不可见的。希伯来人的“施与”是高水平的，出于服从上帝的命令和真正对不幸者表示同情。财产拥有者被提醒说，他们的财富源自上帝，它们仅仅是上帝的财富的保管者(stewards)。诚如耶稣所言：“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8）。寡妇、孤儿、盲人、残疾人都应该是特殊的同情与帮助对象。穷人被允许捡田野里的麦穗；犹太人社区严禁高利贷。不仅如此，根源于犹太传统的穷人的呼喊权，形成西方文明的另一种/不平则鸣的传统，形成西方文明中持续的对不幸者的制度化关注状态，也形成对不幸者关注的制度设计，从教堂的设计，到十一税的征收，到医院、修道院、孤儿院、感化院的设立。社会必须回应弱者的要求才能有公正，这是犹太教贡献给西方文化的一个固定的心理结构。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于“施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基督教的“施与”传统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西方文化中广泛流行的“施与”事业，其实就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现实表现。基督教的“施与”观，直接来自基督教关于爱的看法。在基督教的《圣经》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彰显无私的爱，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形成更为广泛而深沉的爱。上帝爱人，尽管人犯了很多罪，但上帝仍然要实施拯救，甚至不惜差遣自己的儿子降世来拯救世人。人通过耶稣基督而得到爱，同时也从耶稣基督为人类舍弃自己的生命中认识爱。正如《圣经》中所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基督彰显了上帝无私的大爱――它能够使人摆脱个体的束缚，实现爱在对象上的延伸。所以，基督教提出了关于爱的两条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

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前一条诫命是首要的。但是，后一条诫命恰恰体现了前者的实质性内容：对上帝的爱，必然包含始终与上帝一起，爱人乃至一切造物。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人是倾向于自爱的，但是第二条诫命通过“爱邻舍”而将自爱虚化了。在这里，邻舍的含义是广义的，与血缘、地域等毫无关系：因为得到别人的爱，所以别人成为自己的“邻舍”;同样，因为爱别人，所以自己成为别人的“邻舍”。《圣经》里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是“爱仇敌”的思想。事实上，这是一个象征，即应该爱所有的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博爱”。可以说，爱是基督教思想中的核心和基础。

《圣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恩典”。在《圣经》之中，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意思是说，怜悯、恩典是上帝自身具有的属性，他施加恩典是无条件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上帝和人之间，是不存在“互惠”的情况的。因为上帝不需要人的任何回报。上帝对人的要求，仅仅是为了保证人不走向歧途，没有任何利害因素在里面。这也可以解释与恩典相配合的上帝的“惩罚性”：这种属性并不是因为人违背上帝而导致的愤怒，而同样是一种让人不走向堕落的保证。实际上，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一个恩典的行为。这里包含的一层意思就是：上帝的恩典是超越功利性的无私行为。惩罚性被放在了末世(末日审判)。这就更强调了爱的色彩。作为施恩者，恩惠是无功利的，无所求的，恩典行为的本身就是爱的体现。

在希腊与罗马史的前基督教时期，穷人基本上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希腊和罗马的福利是面对普通公民的，并没有专门面对寡妇、孤儿、残疾和疾病这些社会弱者的机构，他们如果受到关怀，那也是以失去自尊，或者以受歧视为代价的。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获得支配地位，穷人受到进一步的关注。穷人和富人一样，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穷人与富人是兄弟，应该受到同等的关爱。很明显，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中断这种对弱者的制度化的关怀，从17世纪开始的无数的工业立法，都是穷人是社会一分子、应该受到关心的教诲的继续；从近代早期开始的有时是激烈的群众运动，虽然不能归结为穷人特别是社会边缘人的运动，但是体现着教会的传统，在18世纪以前，大体是仅生存的呐喊，而在18世纪以后，被关怀的呐喊加上了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呐喊。没有这种合法的、被传统保证的/呐喊0，福利社会与工业民主都是不可想象的。慈爱因此，希伯来或犹太教给与基督教的“施与”观这样一种基础性的观念，倾听与回应穷人。这也是一种基础性的公正观。希腊文化则给了基督教“施与”观的另一个基础，这就是希腊文的/慈爱0。爱在古代希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爱欲；一个是慈爱。它们共同构成基督教“施与”观的概念内涵。在希腊文中，爱欲表示表示超越自己占有对方或与对方融合。在柏拉图哲学中，爱欲也表示人对神圣之物的爱，人通过对神、对终极实在的爱来沉思宇宙。

“施与”之爱是无条件的，不记回报的。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在原始基督教教义中，耶稣无条件地爱人，把自己献给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他要求人们给饥饿者以食物，收留无居所的人，看望病人和犯人。(马太福音25：34-40)给与应该满心喜悦：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9：7)。我们甚至不应该恨那些想要太多的人：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马太福音5：41-42)我们也不应因为我们的“施与”之举而希望尘世的回报，不要在人面前表露你的善行，否则你就不会获得你在天的父的回报"(马太福音66：1)。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捐助而骄傲：当我们给与的时候应该保持谦卑而不要高傲，甚至在我们的心底也不要高傲。/当你做善事时，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是你的右手做的。(马太福音6：3)基督教教导我们分享我们的财富和所有物。/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而且，我们给与的并不是我们的富裕之物，而是我们必需之物：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馀，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路加福音21：3-4)

“施与”行为，一方面是，是非常世俗的，另一方面，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成就人与神之间的行为。这与其他宗教信仰有相似之处。捐献是神命的完成：良善的夫子，我当作甚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还缺少一件事，支变卖你的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可福音10：17-21)“施与”如不带爱心则不善。我若将所有的接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3)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神学化的努力原始基督教发生于公元前后，二世纪中叶后，罗马帝国对它的态度从迫害转到利用，四世纪时，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神学在奥古斯丁的努力下发展起来。奥古斯丁关于“施与”的教诲仍然居于基督教思想与实践的核心部位。他把得救视为一个旅程，而上帝之城，是人类的真正家园。在这个旅途中，如果人们持信仰，心向上帝之城，就会爱上帝贬抑自我，相反，如果人们心念尘世，就会爱自己而轻上帝。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人生旅途，而是目的地(天堂)。尘世中的一切物品都应该为这个旅途所用，它们的价值就在于此。奥古斯丁的比喻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原型，从中发展出朝圣、异化、厌世，、节欲等各种变体。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圣经和早期基督教对富人的怀疑得到了新的表达。骄傲和贪婪是主要的恶行，而谦卑和给与，是主要的善行。

奥古斯丁综合了希腊与原始基督教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爱欲被视为上帝之爱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信仰者试图拥有上帝，因为信仰者认为自己因爱的行为被带入人)神关系中，并视之为得救的条件。但是奥古斯丁认为，从拥有的角度理解上帝国，是非常肤浅的。在人神关系中，人逐渐发展出了对上帝的真知识，这样就达到了上帝国之爱的高级阶段：信仰超越自身，达到对上帝、对圣经的更高的洞见。在这个阶段，爱欲和仁爱得到了统一。灵魂借助美德、深思与神秘的特性，上升到神的境界，确证纯粹的自主、自发的神爱与神恩。对奥古斯丁来说，“施与”远非一般意义给与、捐助行为，而是人表达上帝之爱的行为。在神学框架下，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施与”业得到了发展。与原始基督教教义一样，这种框架也是以个人的得救为取向的。欧洲中世纪关于“施与”问题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的“施与”观是建立在把对财产的性质的思辨之上的。他认为自然法并没有在占有物中作出区分。所有物的共同使用的自然法保证任何人都能接近地上的物品，也要求每个人都承担起向必需者提供支持的责任。私有财产是根植于人类理性的成文法。在历史上，理性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财产，共享的财产就会发挥较好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工作的动力，当每个人各安所有时，物品才能够小心地使用，和平才会被保持。因此，按照阿奎那，剩余的财产应该作为捐献物帮助贫困的人，这是他的“施与”观的基础。在中世纪，对基督教“施与”思想进行最具原始性综合的思想家是阿奎那。他视“施与”为超自然的、直接指向神的人类美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在欲念，即为着欲求者自身的缘故而欲，与仁慈，因为对方的缘故而行对方以为好的事情。在此框架下，友谊被理解为相互的善行的爱，但也不排除欲念。因为可以感受到的相同性，双方都可以将自己的自私的爱扩展到对方。在他的“施与”观中，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念扩展到超自然的秩序中，“施与”乃是人对上帝的友谊。他并没有将人神的无限远的关系最小化。的确，他认为“施与”的行为是神恩的结果。它是最高贵的神恩的渗透，是上帝的无条件的恩典，借此且惟有借此，人才能参与到神圣的进程，过上神圣的生活。这样一种神圣的自我交流的结果，人在特殊的意义上与神相似。他上升到与神的友谊的地步，超自然地与神结合在一起。

对于托马斯来说，“施与”不仅是最卓越的美德，而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形式，以至于如果没有慈善或善良意志，它们无法被严格地称作美德。它存在于那些拥有尊贵的神恩的人的意志中。意志是灵魂的功能，区别于理智。它扩展到邻里，也扩展到上帝，因为一个人希望邻里的，也是希望上帝的。这个时期其他处理财产与贫困关系的努力，沿着理性的和管理的轨道。随着城市的发展，新的因素进入福利工作的框架：组织起来的市民。通过市民协会，公民声称有权管理医院和穷人救济两个世俗的福利工作。这个过程被改革家加快了。改革家的神学没有了中世纪对贫困的理想化。上帝面前的公正只要通过信仰就行了，而不需要人的工作，拯救被理解为生命的基础而不是目标。因此，改革的社区难以理解贫困或穷人何为成为特别的祝福，无论是贫困还是施舍，都没有拯救的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似乎远离了中世纪的假定。当改革者转向穷人救济和社会福利时，他们的新的神学视野使他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问题提出质疑。这从新教教会改革的奉献箱部分中制度化了。从威腾堡起源，扩展到欧洲各地。它由教会的遗赠物、礼品和税金构成，是社区支持穷人、孤儿、老人、失业者的财务源泉，也向低收入者发放津贴，进行贴息和购买礼品。城市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也是早期宗教改革的构成部分。

沉思是对善的理念的占有，意味着超越世间事物、对善的理念的一种精神性的欲求。因此，它既是沉思的，也是充满欲望的；这种爱是存在的延伸，因此也可以说是自我中心的。慈爱在希腊文中除了表达爱的意思外，还有特殊的含义。它特指对上帝的爱。它是慷慨之爱，而不是渴望；它不需要满足，也不依赖于被爱的事物；它试图转达善，而不是占有它。因此慈爱是创造性和自发的，它源于充盈而非匮乏。新约继承了希腊文中的慈爱的思想。上帝本身也被称作爱。耶稣的故事是理解圣经的爱的理想、基督教“施与”教诲的内容与合理性的关键。慈爱意思是坚定地相信上帝是为了人类的，爱邻的人也是为着彼此的。仅仅因为上帝一开始是无条件地爱我们的，我们才会被命令去爱上帝，才能够坚定地爱上帝，也才能够像爱人如己。新约中慈爱描述了三种人际特征：1.对他人之善的无条件的承诺；2.平等地照顾他人的福祉；3.热情地服务他人，为了他人之故而自我牺牲。慈爱，意味着为了别人的缘故为别人行善，它要求牺牲，而不是严格的公正或自然偏好。这点其实非常重要。为了别人之故而行善，从人际的最原始的意义，是家长对孩子的关照。当然也不能说是绝对无私的。这里的一种神学的迷雾。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圣经是以一种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来类比一般的人际关系；对于神学家来说，人神关系是最原始的，一切美好的关系都是人)神关系的弱化形式。为他人而牺牲，体现在耶稣的行为中。这无疑是给与的最高境界。“施与”，最表面也是日常的表现方式，是某人拿出自己的东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帮助别人。这种行为，不仅是物质的给与，而是体现给与者：(1)对神的信仰，或对神的爱；(2)它是无私的，不计回报的，出于对帮助对象的关爱的；(3)因此，说到底，这是一种爱的行动，是行动者被爱的精神充溢而做出的行动。这是希腊文化对基督教“施与”理论的意义叠加。耶稣言行： 给与与牺牲“施与”的日常的意思便是施舍 (alm sgiving)。但是它的基本含义是给与(give)。那么，沿着给与的轨迹延伸，从给与物品，给与自己的剩余物，一直到为了拯救别人而给与(献出) 自己的生命。

因此，在最高意义上，也是在基督教的神学意义上，耶稣事件，是上帝的给与：他将的独生子给与人类，而耶稣继续了这种给与：献出了生命。他的教诲则是理解基督教“施与”思想关键。以新约为代表的原始基督教，无疑是关于爱，因而也是关于“施与”的宗教。“施与”是原始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支柱。英文charity(“施与”)，意思是基督徒的爱。“施与”是一种爱的行动，上帝是爱，他如此爱我们，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约翰福音17：10，22)神如此爱我们，以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翰福音3：16)。这是最终极的给与行为，在基督教神学中，耶稣的出生与救世行为本身，就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给与，因此也是上帝的一种最大的“施与”行为。登山宝训中耶稣有这样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叫人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故意要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隐秘地施舍；你父在隐秘中察看，必然赏赐你。”（马太福音6：1-4）这些关于爱的看法，是基督教“施与”观的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推论：“施与”这种对穷困者的关怀，是一种对所有上帝所造之物的爱，以及来自这种爱的分享。《圣经》中有大量关于“施与”的教导：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施比受更为有福。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在基督徒的观念中：关注穷困之人，不应该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乃是发自内心的怜悯，没有一点可以炫耀的，是出于信仰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这种观念，来自对耶稣基督的效仿。耶稣基督在帮助穷人、顾念被践踏的人时，立下了最好的榜样。他最为人知的比喻之一是关于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祭司或利未人都不愿意停下来照顾陌生人时，他却这样做了。《圣经》中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圣经》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规定“施与”的内容，大致包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周济穷乏之人等等。《圣经》更强调从纯粹的爱的角度(非功利性)出发进行“施与”的重要性。正如《圣经》中所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基督教强调的“施与”，就是这种爱的具体延伸。

概括说来,基督教的“施与”事业有以下特点:

“施与”事业的动机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基督的教导。爱和恩赐是上帝的属性,行善也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行为。所以,基督教的“施与”事业不仅限于教友,也扩张到非基督徒身上,是一种博爱。

“施与”是所有阶层人士的义务,无论贫富。因为所有上帝的造物,都要按照上帝的诫命去行事,这和世俗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每一个人都应该量力而为。《圣经》中强调“施与”的原则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行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行善时的愉悦之心:“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施与”事业的对象更强调弱势群体,如孤儿、寡妇、有病的、行动不便者,以及那些因信仰被解雇或被流放下监的人。基督教的“施与”事业强调个人化――由个人赠予个人,同时强调,“施与”应该针对最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