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之百年教案

太原教案是义和团事变期间于1900年7月9日发生在大清国山西省太原府的针对基督徒和传教士的屠杀事件。在山西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分别属于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内地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公理会和寿阳宣教会。山西巡抚毓贤向来憎恨传教士,接到慈禧太后命令后,派兵密切注视黄河,不使人逃脱。

1900年6月27日,太原东南的寿阳县城发生了第一次暴乱,烧毁Edwards医生的医院,顾姑娘(Edith Anna Coombs)遭到杀害。7月9日,巡抚毓贤紧闭太原城门,派兵将城中所有外国人“护送”到巡抚衙门,接受审讯,周围有许多仆人、士兵和群众围观。首先被斩首的是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随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就都在巡抚衙门大堂前的院子里被斩首。当天被杀者包括33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10多名中国信徒。中国基督徒秘密将其埋葬。但是5天后,部分因为这个原因,200名中国基督徒被杀。随后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省遭到屠杀。中国内地会的刊物记载说,在山西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本地信徒被杀害。当时在山西省的91名内地会传教士中,有36人逃到了沿海,38人被杀害,17人失踪。其他差会受到了更为惨烈的损失,美国公理会、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在山西的传教士几乎全军覆没。计新教33人(寿阳宣教会19人、英国浸礼会9人、中国内地会5人)、天主教26人(主教2人、神甫2人、外籍修士1人、中国修士5人、外籍修女7人、中国服役教徒9人)。

义和团运动,是一宗发生于晚清1900年、受朝廷支持的武装排外暴乱。清朝甲午战争战败后,西方列强划分在清朝的势力范围,中原基督徒增加,中原北部农村频繁发生宗教案件,又逢天灾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黄河北岸农民与中原基督徒之间时常发生冲突。1900年春季冲突激化,发展为武装排外暴乱,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当地居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基督徒与外来的西人,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基督徒房屋。整个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或统一的领袖,而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行动,行为矛盾和混乱,慈禧太后对此事的态度也多次反复,至同年6月,慈禧太后暂时决定利用并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庚子五臣谏言朝廷取缔犯罪行为被处死。最终酿成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占领后才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八国组建八国联军远征天津和北京,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乱(Boxer Rebellion;德语:Boxeraufstand)。义和团原称义和拳,1899年毓贤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称中国基督徒为“教民”、“二毛子”。关于义和团的源头,高志运有不同观点。义和团起初还是反清组织,故清末吴桥知县劳乃宣就强烈地主张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因此应当断然镇压。为此他刊布了小册子《义和团教门源流考》,而且亲自出马镇压义和团。当代义和团史著名学者路遥、李世瑜、佐藤公彦等也都认为义和拳与长期流行在山东一带的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白莲教有关。但另有学者如周锡瑞、戴玄之等人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没有多少关系,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而义和团则不一定提及此神。义和团也不反清;《义和团揭帖》中说“非是邪、非白莲”;义和团组织涣散,白莲教有清楚的师徒关系而形成严密的组织。周锡瑞认为应当从鲁西北的社会文化中寻找义和团的源头。且义和团作乱暴动期间对白莲教教徒也一样缺少善意。后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宣布训政,囚禁光绪皇帝。而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对外宣称握有光绪皇帝密诏,此举引起慈禧注意,为防止变法的持续推行与训政的正当性,慈禧意图废黜光绪皇帝,推行己亥立储,遭到列强反对而未成功,对西人极为愤恨,欲利用义和团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工具,便召义和团民入京,称之为“义民”。

义和团揭帖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佛忘祖先。
男不伦、女行奸,鬼孩不是人所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皆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发怒、仙发愁,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口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煙,请来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
兵法艺、都学全,平定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1856年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后,咸丰皇帝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割地或建立租界已不限于渔村荒地,同时开放通航通商,允许西人深入内地宣教。而列强,鼓励宣教士拓展教务,中国基督徒增加,引发守旧民众对西人的反感。这使得义和团产生动机,他们要“扶清灭洋”,但因缺乏军事实力,制造舆论说天灾人祸都是西人得罪神佛、数典忘祖而来,且宣称西人有品德上的缺陷,通奸、乱伦,非常邪恶。所以要请来神仙附身,教导神打,杀死洋鬼子、毁去西方影响,打倒西方列强,最后助“大清一统靖江山”,即便如此义和团出现并未受到民间和官员的广泛认可。而对慈禧太后而言,发动戊戌政变后,大多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被杀,只有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经由列强的协助逃往国外,并在海外宣称握有光绪皇帝的密诏,再加上各国公使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的皇位,助长了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西人的仇视,在后来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

大刀会: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20年(1894年)前后,与六壬神功活跃的时期吻合。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默许。但在后来的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基督教,与教会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劫掠了基督徒财产,烧毁多家基督徒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抗议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在1896年7月斩杀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伏诛之后即沈寂。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平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今菏泽市钜野县麒麟镇)张家庄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国圣言会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害,史称“钜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保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国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李秉衡因而被光绪帝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1899年3月15日光绪皇帝下旨,命令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天主教传教士:“分别教中品秩,如总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率众攻打基督教教堂,杀死基督徒。赵三多为避免牵连同门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但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义和团那样纳入了“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神拳”的做法,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将1900年的义和拳等同于赵三多的义和拳。

“义和”的提法并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地出现过,譬如1774年王伦叛乱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癸酉之变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1860年代威县为了对付捻军,组建三支团练,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据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英驻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在一定程度上纵容拳民的行为,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国势力相抗衡的目的,为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拳会是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对于匪徒,他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借用了鲁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而康有为在逃亡海外时对外宣称,握有光绪皇帝密诏。慈禧太后担忧“密诏事件”扯出光绪皇帝涉入,恐动摇自己训政的正当性及影响变法的持续推行。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皇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不料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载漪等人对列强及光绪皇帝更为仇恨。

历史学家唐德刚支持宫廷权力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激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观点。唐德刚将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名同族兄弟比作四人帮,将刚毅比作林彪,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载字辈四名同族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如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皇帝等帝党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皇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绪皇帝为二毛子。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11]。1898年黄河洪水水灾;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22]。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26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据杜金印回忆:“庚子年前总是涨大水,穷人的日子真是没法过。”据张恩回忆:“庚子前一年没收成,蝗灾水灾各种灾都有。”据张恩喜回忆:“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三年两头涝,老百姓吃野菜稗子。”但1900年天津是大旱。

1899年秋天,在鲁西北,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9月17日,在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民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两千多拳众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拳众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众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

11月,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教堂和基督徒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基督徒。8日在刘家集袭击基督徒,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基督徒;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基督徒;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基督徒房屋并放火焚烧,又将基督徒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基督徒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连续抢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基督徒。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基督徒,要求赎金。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基督徒房屋。15日,烧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基督徒背道,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和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基督徒。在17日,团众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基督徒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基督徒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基督徒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基督徒。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基督徒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基督徒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基督徒勒索钱财。6日,李继浩胁迫基督徒办迎神赛会,逼迫基督徒背道。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基督徒,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基督徒[25] 。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和尚。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基督徒;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众袭击翟家庄基督徒。30日,拳众袭击薛庄基督徒;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此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基督徒,说基督徒用物厌胜,故神术不灵,非将基督徒杀死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基督徒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第一、官府出钱举办筵席,第二、出三百贯铜钱请戏班唱酬神戏,第三、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抢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基督徒。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基督徒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基督徒。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基督徒,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基督徒,以及阜城县小营村基督徒和深州西河头村基督徒。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基督徒;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基督徒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基督徒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基督徒。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基督徒;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基督徒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基督徒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基督徒[29]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比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和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基督徒。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基督徒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和尚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基督徒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基督徒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基督徒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基督徒。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袁世凯来到山东之后,采取了与毓贤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传义和团即白莲教;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沈寂。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初时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00年1月11日,慈禧太后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慈禧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百日维新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现在,慈禧太后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朝廷,仍然积极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遵循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1月11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太后取缔拳会。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让慈禧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太后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

2月19日,慈禧太后采用内部廷寄[注 7]的方式指示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慈禧太后的做法。3月2日,英、美、德、法、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慈禧太后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发布上谕。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3月14日,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山西本没有义和团,但是在毓贤的鼓励下,义和团也在山西兴起。这年夏天,毓贤纵容义和团滥杀基督徒,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慈禧太后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慈禧太后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5月初,慈禧太后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裕禄在5月17日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

6月3日,因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严行申诫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

从6月1日直到宣战前,清廷与列强关系尚未完全破裂,仍然颁布上谕指示“查拿”、“严禁”、“解散”。例如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下官往往并未遵行,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同时义和团活动之蔓延、滋扰也愈甚。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

2月,除了南边的山东聊城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农历新年。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10]。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30]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9]。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京广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27]。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基督徒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第二天,这个基督徒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基督徒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基督徒的房屋,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基督徒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一说有70人。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闹大,只好放人。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基督徒因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而大为不满,于是前去理论随后发生争吵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基督徒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基督徒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基督徒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5月23日,裕禄得知涞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保定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保定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保定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内只云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未言剿;又秉荣相之意,承制台之令,专意不打”。当时有人记载:“杨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军虽往弹压,然未奉明谕,无敢实力剿办者”[49]。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比利时的工程师为了避难前往天津,有几个途中遇难,也有几个受伤,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

6月5日,顺天府尹的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吏部尚书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6月7日,在慈禧太后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一个拿着旗上写着“钦命义和团粮台”字样的义和团拳民。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类混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责成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臣等闻近日有形迹可疑之人……由各门混入,复由各门散出,出入自由,肆行无忌”。朱祖谋也同日上奏:“相应请旨,添设劲旅,申严门禁。”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杀害,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

6月13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德国驻华使馆卫队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同日,义和团在内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基督徒房屋百间,砍杀男女基督徒无数”。同日,天津拳民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基督徒的粬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洋货铺及屈臣氏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基督徒,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基督徒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二毛子而烧死戮死。同日,天津数百名义和团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动,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6月19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锺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前给予答复。6月20日上午8时,克林德未能说服各国公使一同行动,遂独自带同翻译柯达士乘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交涉。克林德决定不带四名德国卫兵,两乘轿子只有两名没有武装的马伕随行。柯达士看到克林德腰上没有挂平常带的左轮手枪,也就没有带枪。途中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为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所杀,柯达士受伤,轿伕逃走。

6月22日,慈禧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先是在5月底,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员在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时,向外发出求援,于是一支432人,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法国75人,俄罗斯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在得到慈禧太后默许后,于6月1日从大沽经铁路抵达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协助使馆人员防守。不过随着局势不断恶化,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6月10日,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因此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决定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6月10日,西摩尔军经过聂士成军防区,根据上司荣禄的命令,聂士成容许联军先遣队火车通过天津,旗下武卫军士兵对联军的态度亦显得友善,并没有意图攻击联军的举措。不过西摩尔向北京行军的举动惹怒慈禧太后,因此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迅即取代庆王奕劻,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命令武卫军聂士成、董福祥甘军攻击联军。另一方面,清廷又透过招募义和团成员入军,以保卫首都,阻止西摩尔的行军。联军火车通过天津后,义和团阻击联军,将铁路破坏掉,使联军无法前进。在6月11日至14日的几次战斗中,义和团每次出动几百到上千人,都被联军击退。由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西摩尔军只得边修路边前进。到廊坊之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更加严重,联军无法乘车前行。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

6月18日,正当西摩尔军由廊坊回撤之时,大批义和团向滞留廊坊的联军发起进攻,奉慈禧太后之命阻截联军的董福祥甘军开到廊坊,投入战斗。双方激战数小时,联军伤亡严重,西摩尔认为联军已不可能突破重围进入北京,于是决定撤回天津。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董福祥辖下的回族军队,自甘肃前往北京支援义和团的行动。由于杨村至天津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间征用4艘中国渔船,沿着河岸牵着绳索,载上所有伤员及剩余的食物、弹药及医疗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杨村至北仓的撤退途中,联军不时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6月21日联军与聂士成军在北仓进行了数小时激战,付出很大伤亡代价后占领北仓。6月22日联军占领清军的西沽武库,发现除了有德国克虏伯野战炮外,还有大量步枪与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

得到充足的军事物资后,西摩尔决定坚守待援,并派人向各国公使告知联军的困境。联军在待援期间遭到清军、民团日夜不断的攻击,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组成的援军(其中俄国900人,英国500人)解西摩尔之围,在战场使用了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的弹药数量后,终于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应西摩尔联军撤退,西摩尔行军北京期间总计损失62人,有225人受伤。当时被困在北京使馆区的外国人对西摩尔充满信心,认为西摩尔军队离自己很近,他们很快就会安全,并未得知西摩尔的军队拯救失败的消息。6月12日,俄军1200人登陆大沽。15日,联军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于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大沽炮台。15日和16日,义和团与紫竹林租界守卫士兵发生战斗。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6月16日晚,联军发起总攻,罗荣光发炮还击,战争爆发。据北塘渔民黄永力和董得六回忆:“在营外(大沽于家堡东面的督标营),没有尸首,整个打了一宿,还没攻下,500多人全都活的。”17日凌晨大沽炮台失守。之后,俄军从塘沽火车站向天津市进攻,日本军从海河向天津市进攻。

1900年5月30日,赵舒翘、何乃莹上奏慈禧太后,建议招抚义和团:“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进入6月之后,义和团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基督徒、威胁在华外国人生命安全,局势越来越危急。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频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灭必然导致列强以保护传教士为由出兵中国。虽然慈禧太后也知道不剿办义和团意味着严重的国际介入,但她仍坚持之前对义和团的怀柔政策。6月4日,奏请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由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皇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西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皆为虚假,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清廷的政策,“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
6月10日,慈禧太后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决定让外国公使格外不安。
6月13日,义和团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内城。
6月14日,刚毅上奏:义和团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肝心。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刚回京不久的刚毅向慈禧太后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西人开战。

6月18日,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折说: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下定决心向各国开战,命令清军准备攻打使馆区。光绪皇帝拉着许景澄之手说:“兵端一开,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君臣涕泣。太后大喊“许景澄无礼”。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廷设计刺杀。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攻击者。

慈禧太后最终宣战的原因,史学家有很多争论。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但不知大沽已经开战。一个有争议的说法是6月17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时得到了假照会,认为外国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态度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西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18日,董福祥甘军与西摩尔军在廊坊激战,西摩尔军退回天津。19日,慈禧太后命令裕禄:“各国洋兵欲行占据大沽炮台一所,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因京津电报中断,到20日,慈禧太后才获得裕禄奏报,讲述天津大沽已经开战,天津清军和义和团合力将租界敌人打退,军威甚扬。至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开战,诏书只提及西人强索大沽炮台,未提及大沽开战,也未提及西摩尔联军意欲入京一事。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要杀死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阻止。

1900年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叠接北路电,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卢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闹不已……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27]几日之后,张之洞致电许竹筠说:“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

6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惟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6月15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致电总理衙门,请即速剿办义和团。电文谓:“……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6月20日,张之洞、刘坤一联络几省巡抚联衔电奏慈禧:“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生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机,北望焦灼。……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

慈禧太后宣战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领导人)、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的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大臣们,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袁世凯等,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大臣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命令,除灭义和团。另外,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与太后不测,他们将改建共和,选举李鸿章为总统。

天津之战从1900年6月14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经大沽之战、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紫竹林租界攻坚战和八里台保卫战,最后天津在7月14日被联军攻破。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前期烧教堂及洋行的情形,据团民王恩富回忆:“6月14日那天夜里杨寿臣老师带领了我们烧掉了仓门口和鼓楼的三个教堂。”据团民李元喜回忆:“6月14日那天烧了西门里的福音堂,鼓楼西教堂,鼓楼东仓门口教堂,小洋货店街教堂。”据北门里大街居民辛树人回忆:“那天估衣街、锅店街一带烧教堂的大火红了半个天。”据陈忠珊回忆:“义和团不但把玉皇阁以北洋行烧得片瓦不留,宫北新连卡佛、估衣街的一个洋行、以及大狮子胡同的红记洋行都先后被义和团捣毁。”6月16日下午,据王晶华回忆;“在义和团攻击衙门的时候还打开了军械所得到了一批步枪。”此时在天津武装的义和团达到三万人。6月17日,义和团围攻紫竹林租界的战斗打响了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情形,据李元善回忆:“红灯照那些小闺女们,…进攻火车站,都被(联军)打死了。”28日72艘运输船搭载张德成部5千-6千义和团由大运河进入天津增援。6月30日天津北洋机器局东局的情形,据刘金堂和宋文彬的回忆:“有个中国看守埋下了地雷,当洋人要进入东局子抢弹药时,拉了地雷线便和洋人同归于尽了。”据王恩普回忆:“当外国人接近东局子时其他人都撤退了,一个小官没走,大家劝他撤退,他说:‘我末了走,我和外国人一块走。’等大家撤退完后他独自把火线拉好,并且跑到房顶上呆着,等到外国人都来齐了,他把火线一拉,刹时间轰声震天,跟不少外国人同归于尽了。”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战情形,据王三爷回忆:“一个义和团成员左二环拿雁翎刀上去把一个德国骑兵从马上砍下来。”据郭治恩回忆:“窑湾子义和团当场剁死六个(联军)”,当天义和团被联军打死“百十来口子,被教民打死了六七十人”。据张招生回忆;“聂士成的军队经常吹嘘,他们要先打义和团再打洋鬼子,聂士成要先安内后打外,义和团进攻紫竹林时,聂士成把他们赶到前面去要他们打洋人,洋人一开枪义和团死了很多,义和团向后退聂军就开枪也打死了好多人,义和团两面受敌。”由于聂士成拒绝增援义和团,聂士成被团民称为“聂鬼子”、“聂等死”。据张鸿泰回忆:“六月十三日(公历7月9日)日本鬼子打来了,鬼子步兵到处枪杀团民,并放火烧了纪庄子,当时老百姓四处逃难,被打死了一两千人。”据王学鹏回忆:“东洋鬼子打进了纪庄,把青壮年全部给打死了。”据张家富回忆:“在纪庄牺牲的团民足足有一两千人,仅仅是死人头上的发丝还捡了几十担,第二年耕地时都是白骨。”据李长庆回忆:“打完纪庄子后,日本鬼子抄了聂士成后路,聂士成被打死,他的兵也死了不少。”

1900年7月中旬义和团在天津最后的失败情形,据沈德生回忆:“六月十八日(公历7月14日)一枪没打一炮没发,四门都插上小白旗了,把手城门的陈国壁,他说给外国人,叫外国人打扮成义和团就进来了,这都是奸细带来的。”据李振德回忆:“天津失城也是因为有奸细的缘故,洋人向城里一打炮,天津最高的礼拜寺、鼓楼都挂上了白旗,接着四个城门都插上了白旗,这才失的城。”据李凤德回忆:“最后洋人进来还是有人做了奸细,南门有一个用小车推着一家老小到城门根来要求避雨,结果去城根接上了地雷,轰的一声把城门轰开了。”据李汉卿回忆:“日本兵是从南门西南的广仁堂附近的大洼坑钻进城来的。”据孙润卿回忆:“外国人是从西南角广仁堂芦苇坑里来的。”据王文炳回忆:“由于直眼勾结外国人,而使洋人能偷偷地爬进(天津城)来。”据云振铎回忆:“日本人是从葫芦罐和二毛子一起进来的。”“当时老百姓都从北门西门逃出去,日本鬼子就把炮架在北门城楼上,开炮轰击,北门内外死了不少人。”据李廷辅回忆:“北门里死人太多了,人踩人人撞人,妇女更多小脚走不动,有的还抱着小孩被打死的。”据窦省三、陶继承回忆:“北门里外死尸堆得高高的,北门门洞都给尸体堵没了。”据孙少棠回忆:“外国人进城绞死了许多中国人,有被外国人杀死的,也有被烧死的,其中有聂士成的士兵也有义和团。”

北仓的战斗。据李顺回忆:“奸细领着日本兵从西边绕过韩家墅抄了马玉昆的后路,清军死了不少就退却了,新军退到北仓以西的仓口,马玉昆上前面指挥,我和他一起过的浮桥。”据武备学堂预备军官陈炳和回忆:“清军已经埋伏准备好了,日本兵假装清军,把清军又包围了起来。但最外围的日本兵又被清军埋伏的人包围,就这样开了战。”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6月20日之后,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只是辅助性的,围攻使馆的主力一直是清军。6月20日下午四点,清军开始攻打使馆,遂展开了55天的围攻。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窦纳乐报告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7月14日,进攻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此后,对使馆的进攻暂时停止。美国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匈、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里斯本使馆,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大清帝国派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的政策之后,分别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通报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为了收拾慈禧太后因信任保守派大臣而制造的危局,光绪皇帝恳切地请求外援,在7月19日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美国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译文: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彼此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力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在7月23日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皇帝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护公使馆人员的安全,保证使馆与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动。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众确证:一、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目前状态如何;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开展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强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为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威廉麦金利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约翰海复述。但是光绪皇帝无力主导时势发展,也无法改变清廷的政策,原因在于慈禧太后已宣布训政,朝廷大政由慈禧太后主导。不过他的的善意、努力,体现了作为一个君主的负责任的态度。8月1日起,清军恢复对使馆的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8月11日起,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8月4日,联军开始进军北京。8月12日,占领通州。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

美国军事画家Hugh Charles McBarron Jr. 的画作《长官,让我来!》,描绘1900年8月14日早晨,美军第十四步兵团围剿北京外城东便门,协同在其余三座城门作战的联军一齐攻下北京。这场战役被认为是终结义和团运动的关键,西方称之为“北京之战”联军占领津京后,当地排外、仇外的风气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联军士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

在北京,始于6月20日止于8月14日、对使馆五十多天的围攻终于结束,此时使馆里的人员已经狼狈不堪。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白银50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樊国梁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否认下令抢劫,而是因为当时无店有人,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记拿走多少,事后依记录付了款。另一方面,根据马克·吐温撰文揭露,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在美国第六骑兵团的陪同下,在北京周边地区搜寻拳民,处死了疑似义和团成员的人。另外,《纽约太阳报》在1900年12月24日的报道中引用梅子明的话,说天主教堂除了收取赔偿金以弥补自身损失外,还要求以命抵命,用人头换人头;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杀,所以他们要求用680条人命相抵。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瓦德西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援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人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当时为了避免危害,北京满大街居民都臣服日军,挂上自制的日本国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1900年7月17日至21日,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俄罗斯帝国以义和团破坏东清铁路为借口,对海兰泡和清朝管辖下的江东六十四屯两地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共造成约7000名中国无辜居民死亡。庚子俄难的称呼来源自周继功的《庚子俄难》一文。因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所以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被合称为庚子俄难。

庚子俄难中,海兰泡惨案的目睹者,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一位参与大屠杀的义勇兵对屠杀场景有如下描述: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连俄国的一位将军也在日记中写道:黑龙江悲剧是俄国人避而不谈的话题。1901年,美国陆军第6骑兵师在天津抓捕的“拳民”,历史学家后来认为他们只是旁观看好戏的民众,被误当拳民天津北洼的战斗。“刘十九总时常说,把洋人赶出去,直眼就自然不敢欺负咱们了。”刘呈祥部义和团有一支1200人的洋枪队,“枪是从聂士成军的逃兵那里缴来的。”1900年8月19日战斗打响,据团民祁凤呈回忆:“义和团队伍被鬼子包围了,鬼子的枪弹如雨,许多团民阵亡了。”山西固关的战斗。据路透社1901年4月30日伦敦电,德国东方远征军下属一支80人的分队在山西固关狭隘的山间小路中被武装的中国人或清军伏击,45人阵亡。清军山西忠毅军指挥官刘光才奏折中也提到这次战斗,只不过将德军伤亡夸大为上千人。河北张家口的战斗,据西方新闻报道,进攻河北张家口德军约克伯爵由于冬天住在农村生炉子,睡觉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随后德军撤军。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原称为八国联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且改以前主流舆论对义和团的批评为颂扬。不过,中华民国史学界不存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命题。英国关于义和团的记载:19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不断加剧,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义和团运动开始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出现,而且实力不断增强。到了1898年,反对“外国势力”的保守派思维主导了清朝对外的政策,并且说服义和团拳民停止对满清的反对,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国人。山东巡抚将义和团纳入到当地的民兵组织,将他们的从义和团拳民改为义和团民兵。听起来像是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此时的清朝官员有一些人相信义和团真的刀枪不入。尽管西方各国抗议,但是满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很支持发展这样的民间组织。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激怒了义和团,尤其是教徒依靠中国传统家庭裙带关系。传教士向地方上的满清官员提出诉求,传教士认为满清的官员在审理民事诉讼和财产纠纷中应该更加照顾底层基督徒的诉求。1899年末,义和团持续攻击在中国的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引起了西方的不满。1900年6月份,国家救援部队从天津港登陆到达北京,6月13日皇太后慈禧下令满清军队阻止外国部队的前进。此时,义和团在北京烧毁了西方的教堂和外国使馆住宅,并杀死了疑似基督徒的中国人。6月17日,外国部队占领天津沿海的大沽要塞(也称为大沽口之战),以便恢复从天津到北京的交通。第二天,皇太后下令满清军队杀死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德国大臣因此被杀死,其他各国外交大臣和家属,以及职员,数百名中国基督徒被困于他们的公使馆和北京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巡抚无视清政府的命令,并压制其管辖范围内的反外国势力运动。这些地方官员认为,战争不是清政府对外的主导政策,只是在长江以北地区这些骚乱活动比较多。 一支由19000人组成的国家部队(中国称为八国联军),其中多数人来自俄罗斯和日本,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1900年8月,这支国际部队攻陷了北京,解救了被困的外国人和基督徒并拿回了被抢夺的一些财产。西太后携带天子向陕西省西安方向逃跑,留下几个皇太子与外国人谈判。经过谈判,制定了一个协议,该协议于1901年9月分签署,双方结束敌对关系,并对在华的外国人进行赔偿。

《辛丑条约》战后被立枷处死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遭处决,一旁有德国士兵驻守。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时,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慈禧太后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至今,西方史书仍然以“拳民叛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太后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的在华文化事业,如英国政府从庚子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建立西学专斋,也就是后来的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这项拨款在李提摩太手里管理十年,十年之后(1910年)又交给了山西省当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一战后到192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德奥匈俄达成了停付的协定。其他各国也都先后达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协定规定将此后收到的庚款用于指定在华事业,1926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彻底停付。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基督徒皆有死伤。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宣教士53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死亡,仅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宣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道,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

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基督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基督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抚衙门前,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宣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基督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基督徒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直隶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基督徒(在清初与清末宣教士的影响下,直隶有相当数量信仰天主教的农村,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基督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基督徒与任德芬、汤爱玲两神父,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基督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基督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基督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基督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基督徒全部烧死在堂内。此外,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基督徒,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有数万人)。义和团运动对于清末政治的影响:慈禧太后打消了废除光绪皇帝皇位的念头,但持续训政;另一方面则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政府倒台。在汉族仕绅阶级看来,满人的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督抚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即东南互保)。各地的封疆大吏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义和团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不仅倾力破坏华北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而且导致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国际贸易活动。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因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都停滞上海。从外商定购的各类日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国家税收锐减,银行(钱庄)倒闭。各处钱庄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势所难免。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引发了七七事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清朝初年就所剩无几的《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义和团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1901年6月11日,慈禧太后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八国联军司令德国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乱笔记》: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不过这句话之后的1903年又发生了瓜分危机,“由于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

马克·吐温于1900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拳民》(又译《《我也是义和团》)的演讲: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拳民(义和团)是爱国者,我们祝愿他们成功。拳民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拳民,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列宁的评价: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章太炎:“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

孙中山: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陈独秀在转向共产主义后完全改变了对义和团的评价: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周恩来: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戚本禹: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也包括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无法无天,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天津之战开始后,一些拳民看见远处有个妇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处逃?”她听到后跪在地上说:“我非直眼,乃某处某人之妻也。”拳民说:“尔额有纹,安能讳耶?”随即把她拖至坛门外杀掉。

历史作家金满楼表示,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洋”代表了与西方有关系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灭的范围内,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与洋教有关系的中国教民,也包括从西洋传来的西药,洋布,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为免毁坏,就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130]。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一队团民巡行到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前,发现这里出售洋货,即纵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史学家马洪林等表示,义和团相信天灾频仍是基督宗教造成的,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认为只有推倒教堂,扫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动上天降雨。义和团降神附体,念咒画符,如“避枪炮火咒”、“请神咒”、“请师咒”、“护身咒”。拳民战斗时都要口念咒语,祈求各路神仙“神灵附体”、“显灵护身”。他们请的神大多来自于章回小说与民间故事:有周朝太公望、战国鬼谷子、汉寿亭侯关羽、无生老母、三清、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济公、张天师等,甚至一些几乎无人祭祀,只在说书中出现的鸿钧老祖、通天教主、骊山老母、唐朝樊梨花、宋朝穆桂英、金刀圣母、柳树精、黄三太等等。义和团相信他们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灵与妖鬼的战争。团民坚信自己代表神,那么洋人、教士及教民作为神的对立面,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鬼。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但义和团相信女人裸体、女人的秽物(便溺、经血、月经布等)的阴门阵会破解他们的避炮的法术。“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所以避炮之法不能行”。崇信拳匪者传云:“义和拳与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敌,忽洋人军队中有一妇人赤体立,义和拳法术被破,不敢前进”。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西十库开仗,忽有赤身妇女走出,团民受伤者众,楼周围挂妇人皮,并各秽物,以致团民难以得胜,东交民巷亦用此法”。团民欲烧毁西十库教堂,却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数处民居,教堂丝毫未损,对于这种结果,团民们普遍的解释是:“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墙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既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女体是污秽的观念使得妇女成为团民眼中畏惧的对象;为防污秽,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不知此令而出门被杀的妇女甚多。团民认为唯有“红灯照”才能反制女性这种厌胜能力,所谓:“须待红灯照来时方可,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又说:“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惧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

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美国陆军第二指挥詹姆斯‧威尔逊少将在回忆录中说:“(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愚昧迷信与觉醒进步之间的冲突,它威胁了每一个在(清)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也不例外。”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严复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

孙中山:大东书局《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第五讲》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卫石》:“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邹容《革命军》:“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余英时认为: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说法是中国共产党修改的历史。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随便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有意美化的,义和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和反封建。李文海称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多伤人命之外,中国人经济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例如,义和团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把火烧掉了附近的商铺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

1963年的电影《北京55日》以义和团围攻北京外国使馆为题材。《北京55日》于西班牙拍摄,由于拍摄需要数千名中国演员,电影公司从西班牙全国各地几乎把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排戏了。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电影拍摄期间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因为餐馆员工(通常是业主)都被电影公司所雇用。电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国人以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全国几乎找不到中国餐馆吃饭。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摄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电影,名为《八国联军》,导演张彻使用高预算拍摄了一个关于觉醒与复仇的大场景故事。《八国联军》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电影的武术导演是刘家良,由傅声主演。九场京剧《红灯照》,1977年由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吕瑞明、阎肃编剧,杨秋玲、刘长瑜等主演。此剧在1979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并被改编为话剧、评剧、豫剧、淮剧、山东梆子、秦腔、越剧、陇剧等剧种演出。

1985年,台湾表演工作坊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段子四:记性与忘性(北平1925),主角王地宝(李立群饰演)阐述此事件经过,亦参考这段史事作为故事片段。
1986年,中国大陆作家冯骥才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小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陈宝国参演。电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辫子神力无比,可作为伤人利器,被称为“神鞭”。傻二亦凭借这项才能加入了义和团。在一次和“洋人”的战斗中,傻二的战友大都阵亡,傻二的辫子也被洋枪打断,此后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结尾,傻二剪掉了辫子,变成了一位神枪手,继续和外国势力作斗争。傻二有一句总结全剧主旨的名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换的时候也得换换”。

1992年香港导演徐克所拍摄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亦参考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但片中影射义和团作乱的白莲教实际上也遭其迫害。
1993年香港导演徐克所拍摄电影《黄飞鸿之王者之风》,亦参考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
1995年尼尔·斯蒂芬逊(Neal Stephenson)写了一部后数字朋客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义和团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
1999年,日本演剧实验室万有引力所首演的《怪人傅满洲》(怪人フー・マンチュー)也以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
2008年,中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所叙述的故事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外国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让慈禧太后大为不悦

1月27日(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太后取缔义和团。慈禧太后极为愤怒。
4月20日,保定清苑义和团与基督徒大规模械斗,“拳民与基督徒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
5月12日,保定涞水义和团与基督徒大规模械斗。
5月22日,义和团戕杀前来平定械斗的清军将领杨福同。
5月27日,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后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皇室专列全部被烧。
5月31日,在慈禧太后同意下,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一说6月1日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5日,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于6月6日也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皆为虚假,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晚,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此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可以用来抵御西人。
6月7日,在太后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
6月9日,董福祥率甘军进入北京,驻守永定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

6月11日,联军从塘沽搭火车出发,经天津前往北京保卫使馆。火车开至杨村,开始遭到清军聂士诚部和义和团的抵抗。同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杀害,被开腹剖心。

6月12日,联军边修路边缓缓前进。至14日在廊坊车站遭到聂士成之武卫前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18日,联军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
6月12日,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的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冲出使馆向他们进攻,拘捕其中一人。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使馆驻军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

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义和团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6月14日,北京方面,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女基督徒无数”。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
6月15日,慈禧太后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基督徒,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基督徒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

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京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荣禄递交的外国使团勒令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系载漪伪造),让慈禧太后愤怒至极,完全否决了光绪皇帝主和主张,慈禧太后做战前动员,令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载勋、刚毅、载濂、载漪、载澜统率义和团。光绪皇帝焦急地走下龙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你做驻外使节多年,对西方比较了解,说实话大清国能否战胜列强?”许景澄流着眼泪说:“皇上要我说实话,我不敢欺骗皇上,据臣所知,其任何一国的实力都在大清国之上,对八国用兵须格外审慎。”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

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攻打使馆,光绪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
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发最后通牒,限外国人24小时离开北京,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锺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前给予答复。

6月20日上午,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问询,途中被清兵开枪击毙(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第五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决定开战,数千名义和团和清军随即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下午4点,清军首先向奥地利使馆开火。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西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6月23日,翰林院遇火。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注 12]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主要为印度人为主的英属印度的军队,亦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中立但受影响的比利时和西班牙、反抗拳乱的清军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将军尼古拉·连纳维奇。

6月27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7月8日,李鸿章被朝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上京履新,7月17日李鸿章从广州乘船北上,10月10日抵京。
7月9日,联军进攻天津城南八里台,聂士成阵亡。
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发动总攻。
7月14日,联军攻克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7日,刚毅李秉衡联名参劾许景澄和袁昶与外官私信,妄议慈禧受愚,慈禧下令逮捕二人。
7月28日,许景澄及袁昶被慈禧太后处死。
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

8月4日,联军向北京推进,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慈禧太后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此三人与之前被杀的许景澄、袁昶号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禁军溃败。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撤走时纵兵抢掠。
8月15日,第六次御前会议:讨论是留是走的办法,来的只有三个人。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皇室仓皇西逃,10月26日抵达西安。载漪溥儁父子、刚毅随驾从行。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七国,德军主力10月17日才抵达北京)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荣禄留京办事。10月6日诏离京西行。

6 thoughts on “日光之下之百年教案”

  1. 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不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对这一办理结果,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杀无辜,治罪官员,是典型的“元凶卖国贼”。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是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的态度和决定,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甚至在这期间,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

      1861年8月,咸丰去世。6岁的同治继位,同治的生母、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慈禧成了事实上的“太上皇”。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官衔一加再加,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厄运也开始降临。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复发,呕吐不止,继而嗜睡症、眩晕症、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到1870年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满,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就在6月21日,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要求抓人,还扬言不怕中国人,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引起民愤,被打致死。后事件扩大,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焚毁教堂6座。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她在众大臣面前,一边故意谦虚:“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对洋人“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国藩,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津民对其评价极低。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是非曲直也未调查,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道员、知府、知县都是他的下级,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自然心中不快。6月27日,曾国藩给慈禧回信,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一定“力求平允”,以“不与开衅”为宗旨。虽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慈禧于6月29日回信,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如此巨大风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国藩估计,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极度的焦虑、忧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晕、嗜睡、疲劳之症更加严重,夜间严重失眠。7月1日、2日接连两天,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8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他一进城,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晓谕天津士民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对此列强也不买账。7月19日,法国人即送来照会,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然后再杀其他人犯,口气十分强硬。扬言如不答应,即宣布开战,先把天津炸平,后进攻北京。刚一出手,就如此被动,因极度害怕,又苦于“旁皇无计”,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曾国藩已做调查,知道道台、知府、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给刑部上报治府、县之罪。自曾国藩到后,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最终,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躲躲风头。让张光藻去了顺德,刘杰去了密云;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拟出了对府、县治罪的奏状,上报慈禧。曾国藩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决定,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7月20日,奏状刚刚发出,曾国藩立即后悔了。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还自己提出对下属“革职治罪”,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一下病势加剧。

      7月21日,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也无证据,全系谣传,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但是,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也事出有因,教堂确实有很多“致疑点”。比如,大门终年紧闭,过于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测;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久而不还;教会收留中国孤儿,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只见其入,不见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以上种种,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在发抄朝野时,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致疑点”。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以及对“首犯”和官员的处理态度。

      7月23日,慈禧发来500里加急。内容是:“奏请张光藻、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慈禧很聪明,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还进行了公布。慈禧聪明还在于,她表示同意处分府、县的同时,还说这是“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今后不能再这样,“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国藩偏护洋人、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果然,该《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一发表,朝野舆论大哗,对曾国藩一片声讨之声。这份报告成为了人们对曾国藩评价的拐点,由开始的信任、期望,一下转为愤怒、声讨。曾国藩的寓所“责问之书日数至”,他一下陷入了巨大舆论漩涡。而就在此时,通商大臣崇厚几乎“每日一来行馆,力主府县议抵之说”。他还在天天找曾国藩磨,答应按法国人的要求杀掉府、县以抵命。为了防止崇厚对慈禧的影响,而导致对府、县的不利,7月26日,曾国藩赶紧给慈禧去信,信中他表决心:“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还对慈禧提醒:对于洋人,决不能有求必应。说:“法使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臣查府县实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意思是处分可以,再杀他们那就不合适了。

      这些天来,他为听信崇厚而主动写了要求处分府、县的信,心里一直为此受着良心煎熬。在日记中几次提到“寸心负疚,寸心如焚,深为愧疚”的话。再加举国口水汪洋,声誉大损,曾国藩已不堪承载,病情迅速恶化,呕吐不止。万般无奈,他提出“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崇厚很高兴,赶紧就势给慈禧去信促使:曾国藩确因“触发旧疾,病势甚重”,抓紧重新派人来吧。7月27日,慈禧回了两封信。一是指示曾国藩,先用心处理教案:“即着该督坚持定见,悉心经理,用全大局。”二是按曾国藩要求和崇厚所请,决定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去津,丁到津之前先让京官工部尚书毛昶熙到津“会办”。慈禧此时临阵易将,可见对曾国藩已有疏离之意。一则因为朝野舆论已经对准了曾国藩,继续用他也不利于自己的威信;二则已开始担心曾国藩不能正确理解和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图;三则发现曾国藩办事拖拉,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还每天下围棋、看古书、写家信、会客,效率极低。

      8月7日,慈禧来信:“(法公使)罗淑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令曾国藩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其迅速了解。”可见慈禧并没有同意法国公使和崇厚的意见,而且对曾国藩的拖拉作风表示着急,因此再次相催,态度还算平和。8月12日,慈禧再次重申:“(对洋人)非理之求,断难迁就。此时对滋事之犯按律惩办,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再归咎于府县。”这又是催促,让他抓紧处理其他罪犯。据慈禧自己说,抓紧处理滋事罪犯,她这是为了保护府县。所以,信中她还指示:天津府、县不解押来京,就在天津接受调查。

      但是事情突然有变——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将曾国藩放走府、县的事给慈禧报告了。慈禧对曾国藩办事拖拉的不满一下加大。她不允许曾国藩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自行其是,也不能容忍曾国藩对她有任何轻慢和隐瞒。因此她不再顾及这位已60岁的耿耿老臣的面子,立即翻了脸。8月16日,慈禧大怒,发去500里加急,怒斥曾国藩:“(闻讯)不胜诧异!张光藻、刘杰以奉旨治罪人员,即使患病属实,亦应在天津听后查办。乃该阁员等,一赴顺德,一赴密云,捏病远避,直视谕旨如弁毛,尚复成何事体!朝廷令该割员赴津,实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体会,置身事外。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若再托词远避,国法具在,岂能宽宥!”慈禧如此对曾国藩指名道姓的训斥,这还是第一次。

      发过这次火之后,慈禧气还未消。8月19日,又发上谕:“近来内外臣工,遇事机紧急,徒事张皇,迨祸患略平,则又泄沓成风。似此因循成习,何时可冀自强?何时可平外患?”显然这都是借题发挥的无名火,也因曾国藩而起。形势迅速逆转。8月21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到津。次日慈禧发来上谕,要求丁日昌加大办案力度:“该督(丁日昌)到津后,统筹全局,次第办理,令速缉凶,详讯严办。对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严拿务获,讯取确供,按律议抵。催取府县亲供,及早结案。”慈禧催得很紧,既给了政策,也定了调子,也交了方法,对府县也不宽容了。曾国藩实际上也就靠边站了。

      接到慈禧批评的上谕,曾国藩傻了眼。8月26日,他赶紧给慈禧去信,对他放走府、县一事进行辩白:“该员(府、县)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后,即行请假,臣见其本无大过,故允其所请,其时尚未奏参也。”曾国藩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解释的同时,赶紧服软表决心,说请太后放心,他一定要尽快“查拿(其他)凶犯,从严承办,以杜外患”,“理合会同江苏抚臣丁日昌具折驰报”,不再拖拉。这些解释和态度,已经不足以扭转慈禧的看法,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谅解。感觉伤了自尊的慈禧,已经把与曾国藩的君臣际遇彻底翻过。他觉得这位封疆大吏已经十分碍眼,甚至不愿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动。而曾国藩却老年昏聩,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重,他看不到慈禧已经嫌弃自己的现实,也想不到慈禧会对自己这样一个功臣做出处置。也是曾国藩命该如此,就在慈禧与曾国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经结束的当口,南方传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的消息。慈禧得到报告,立即有了主意,因为打发曾国藩的机会出现了。8月30日,慈禧果断颁下谕旨:“曾国藩着调补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曾国藩被调离直隶退回到江南,其所经办的津案也半途而废。

      曾国藩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动。就在接到慈禧谕旨的当天,即8月30日,当即就回了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诿。臣目病甚重,往来文件,难以细阅,幕僚拟稿,难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贻误必多。唯有避位让贤,吁恳另简贤能。目下津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一俟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他的要求很明确,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误了那里的事务;二是强烈要求办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三是办完案子后就彻底病休。在此信中,他还从天津教案实际出发,不识时务地向慈禧给天津推荐官员。

      信发走后,曾国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围棋也不下了,古书也不看了,接连亲自参加了对府、县的审问。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比以前还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给曾国藩来信,口气不容通融,内容也是三条:一是必须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员选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结了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后慈禧补了一句:“毋再固辞。”  曾国藩接到信,心情复杂。9月9日,曾国藩又去信,信中反复谈了天津一案,最先错在洋人,至于府县,只是“临时失于弹压”,“不无可原”。至于对他们怎样处理,请慈禧“圣裁”。他为了尽量保护府、县,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然而,曾国藩的意见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陕西的李鸿章速来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这时曾国藩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对自己的不满,看出了对自己办案效率不高问题百出的愤怒。9月18日,曾国藩主动给慈禧去信解释此案为何进展缓慢。说此类群体事件,真凶真犯实在不好确定,冤枉乱抓,以无辜充数,问心有所不忍,所以办案速度就慢了。但最后他还是表决心,坚决执行慈禧指示,就是用变通的办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曾国藩也看出来慈禧一直在为自己放走府、县的事生气。但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还是一有机会就为府、县下级说情。一连几天,他都在“幕府谈思所以救全之法,踌躇良久”。9月23日,曾国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县解送刑部日期的机会,又说了一次情:“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岂肯加以重咎?过听浮议,举措失直,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请敕刑部细核供词,从轻定议,臣亦稍释隐憾。”即说这不是他的真心,当时自己有点慌乱,上午报告请求处分府、县,下午就后悔了。“原奏”的那些府县“罪行”,千万不能作为依据,一定要重新甄别,否则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通篇表达了哀求、忏悔、弥补的心情。但慈禧却难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焚杀戒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为藐玩。”慈禧说他们“情节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质更严重。彻底否定了曾国藩“府、县无大过”的说法。

      慈禧宣判:“张光藻、刘杰均着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慈禧开始本来是想将二人在天津处理,结果这下“从重”弄到黑龙江去了。曾国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说情,只有自吞苦果。事虽至此,曾国藩还仍然惦着他没办完的案子。对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审讯力度。他把审讯地点就设在了自己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敲搒之声竟日不绝。”可见对无辜百姓下手之狠。终于,他凑够了拟杀的20人。10月7日,曾国藩正式上报了他胡乱确定的这些人犯名单。也同时正式上报了请求慈禧对他“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申请。

      无辜凑数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再次大哗,尤其天津市民义愤填膺。对曾国藩的“诟詈之声大作”,抗议信像雪片一样涌向朝廷和曾国藩住处。甚至一直把他引以为自豪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家乡绅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愤怒。可悲的是,曾国藩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此时的慈禧对他的怒气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国藩赴江南以前进京觐见慈禧时,慈禧再次对跪在前面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怒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曾国藩异常惊恐,回答几乎语无伦次。可见慈禧对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对曾国藩的不满永远也不会化解了。

      “天津教案”最大的输家是曾国藩,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慈禧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未损,曾国藩却落了个“举国欲杀”的下场。最严重的是,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还永远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良心煎熬。两月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署衙大门,竟然吓得他一下瘫倒在地。两年后,曾国藩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2.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的大量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如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

    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收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人四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3. 广西西林教案亦称西林教案、广西教案、马赖事件或马神甫事件,是一场发生于1856年2月29日,清廷政府以越界传教为由,杀害于西林县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及其他天主教信徒,继而引发的外交事件。事后法军与英国组建联军前往军事报复,史称英法联军。最后,中国与法英双方正式签订了《天津条约》,广西西林教案始告落幕。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基督宗教各派开始于中国的传播,西式教堂遍起于中华大地,中国人对外国文化抗拒甚深,甚至演变为“仇洋反教”。 除了传教,西方教会也开设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然而这些慈善事业不但未能改善西教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关系,更往往引起反西教的教案。

    1844年10月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第二十二款规定,如有中国人毁坏法国教堂、坟地,地方官要照例严惩。,同时规定,若清廷捉了外国人,要解送法国领事馆审查,不得私自审讯及虐待。这是允许外国人在华传教最初的法律根据。1846年道光帝颁布上谕,不但准免查禁天主教,还同意发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基督教传教从此成为公开合法。不过当时允许外国传教士活动的区域,只限于五口通商口岸,并未准许他们进入内地传教。

    在1850年以前广西一带基督宗教尚未传入,不存在任何教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遂于1846年接下了广东和广西,然而1850年代的广西,正逢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对此十分敏感,这时传教士没有机会进入广西。185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乘着太平军主力移往长江流域派遣之时,派遣马赖神父(Chapdelaine),进入中国宣教。1853年10月,马赖从香港出发,经由湖南进入贵州,开始在当地学习当地方言,适应中国生活。

    1854年,马赖神父在当地彝族人的帮助下,正式入驻广西西林县宣教。马赖神父于广西西林县当地结识了出生于教会世家,十分虔诚的寡妇曹桂英,曹桂英便协助马赖神父的传教工作及教导当地妇女育婴及烹饪。但却被人诬陷为马神父的姘妇。1856年2月25日,村民白三向卫门控告马赖,时任广西知县张鸣凤以越界传教为由,拘捕马赖及其他26位教徒,指称马赖传播邪教,意图谋反。马赖神父与教徒曹桂英、白小满等当地一群天主教徒被处以站笼,最终,2月29日,马赖神父与教徒白小满等人被处死,尸体被枭首示众。3月2日曹桂英亦被张鸣凤迫改教,曹桂英拒绝,亦死于站笼刑罚中。

    最后,1856年7月广州主教明稽(Phillipe.F.Guillemin) 得知马赖被杀,通报法国公使馆后与清政府展开交涉,然而钦差大臣叶名琛以张鸣凤的报告消极回复。法国与清政府交涉未果,提出“为保护天主教而战”口号,于1857年法军与英国组建联军前往军事报复,是为英法联军,1858年6月清廷与法国签下《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保障了传道士的基本人身安全。张鸣凤亦被革职,永不录用。马赖于1900年被宣福。随后,马赖神父和曹桂英皆在2000年10月1日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其余118位由17到20世纪在中国为天主教而殉道的人士册封为圣人。1994年7月8日现位于现田林县定安镇的西林教案遗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19世纪40年代末期及50年代,法国天主教势力在贵州发展很快。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行为不检,多次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而神父胡缚理等因为在六冲关、青岩镇强买民地建造大小修院、印刷厂一事,更为当地人民所痛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腐败的清政府再次惨败,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因此外国教会在中国的特权进一步扩大,贵州省外国传教士的气焰也更为嚣张。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4月4日,胡缚理手持由法国驻华公使馆发给的“传教士护照”,肩披紫带,在100多教徒簇拥下乘轿前往巡抚衙门,要求承认传教士在贵州全省的传教自由。胡缚理人本骄狂,前呼后拥的教民更是狐假虎威,招摇炫耀,不啻向全城人民示威。巡抚何冠英见胡缚理傲慢无理,心中恼怒,便以贵州教门时已很多、没有必要再增加作答,并警告胡缚理:“今后教徒中,如有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汝等不能辞其责。”当时的贵州提督田兴恕,是由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一介武夫,对传教士挟制官府、僭权干政极为不满,因而便借人民大众对天主教势力的愤怒情绪,密令各地别立名目以驱逐洋教,并派人借故查抄天主堂。这样,群众与教会的对立益显尖锐。

    1861年端午节,青岩镇举行传统庆祝活动,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途经姚家关天主堂大修院时,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团首赵畏三便率众焚毁修院,逮捕了数名修士及教徒,7月29日又按田兴恕命令将张文澜等3名修士及1名厨师处死。胡缚理急忙将此报告了法国驻京公使,法公使立即向清廷总理外交事务衙门提出了抗议。正交涉间,1862年(同治元年)2月13日,贵州省开州(今开阳县)又发生了打教事件:开州人民向例于元宵节祭赛龙灯,按例应每户出资。然而是年元宵节,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却怂恿教民抗交,民、教间遂发生冲突,团首周国璋等将文乃尔捆绑了起来。开州知州戴鹿芝前往弹压,将文乃尔等带回州署候讯。戴鹿芝见众情汹汹,恐致激变,又因收有田兴恕“缉案就地正法”批示,便将文乃尔及4名闹事的教民处死。法国驻华公使得知开州教案发生,立即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提出要求12条,其主要有:议恤赔偿;严惩一切有关官员,将巡抚韩超革职永不叙用,将田兴恕、赵畏三、戴鹿芝拿解京师处斩。清政府不同意将田兴恕等处死,谈判因而拖延了3年之久。最后,清政府被迫同意:赔偿白银1.2万两;除戴鹿芝、赵畏三、何冠英已死不予追究外,田兴恕发配新疆充军,其他有关人员分别给予交部议处、革职、充军处分;将闹教的指挥中心贵州提督衙门拨给天主堂使用。贵阳教案使中国人民深受屈辱,而胡缚理则愈加骄横跋扈,气焰嚣张。在这以后,贵州清朝封疆大吏惟恐得罪胡缚理,故卑躬屈膝,与其酬酢往来。胡缚理则任意指名罢免贵州府厅州县官员,甚至擅自张贴告示,谕令贵州各地办团,而“仅于示尾添注督臣与臣(巡抚)同阅字样”。署贵州巡抚张亮基后来说:贵阳教案以后,“胡缚理趾高气扬,官绅望而生畏,每遇牵涉教务,有转喉触讳之嫌。因而不肖之徒,无不恃入教为护符,以遂其任性妄为之计”。

  5. 1858年,在《中美天津条约》的订立过程中,两名美国传教士强迫清政府接受“宽容条款”: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传教士凭借“宽容条款”,包揽诉讼,偏袒信徒,叫普通的老百姓受冤受屈。俗民和教民间的冲突造成很多“教案”。 1861年青岩教案发生在端午节的当天,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俗上街“游百病”,过修道院门前时,小孩唱民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修士和俗民之间发生争执。团务道赵畏三查抄修道院并火烧房屋,并奉贵州提督田兴恕之命将三名修士和一名修道院的女厨师处死。1862年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援例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唆使教民以奉教为名予以拒绝,教俗之间发生争吵,几天后开州知州奉田兴恕之命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和包括女教徒易路济在内的四名教徒处死:1869年,遵义炎帝庙“循照年例会演戏酬神”,劣迹斑斑的教徒杨希伯挟隙进行阻止并行凶毁庙,教俗之间再起冲突,俗民挟愤捣毁教会经堂和医馆,抢夺教会财物。“端阳五月五,瘟祖打天主”的民谚到处传诵。民众打死传教士一人,群众被打死20多人。贵州所发生的这三起教案,共赔银7万两。

      贵州三教案既有基督教的平等观和儒家的等级制之间冲突,也有一神信仰和多神信仰与崇拜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一侵略和反侵略的政治斗争。儒家强调尊卑等级秩序,把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董仲舒从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三种,特别强调其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建立了所谓“三纲”的说法。君为臣纲,即政权;父为子纲,即族权;夫为妻纲,即夫权;而“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又是天的意志与安排,则最后统之神权。儒家以敬天、祭祀祖先和包括孔子在内的君师圣贤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尊卑等级,而基督教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畏自然,反对敬天祭祖祀孔。除了敬天、祭祖、祀孔外,贵州的宗教信仰还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鬼神崇拜、图腾崇拜、巫术和占卜;而基督教宣扬:除上帝外,不信别的神;不造不拜偶像;同时反对迷信。

      传教士和基督教徒依仗特权欺压百姓,反抗官府,反对敬天、祭祀祖先和包括孔子在内的君师圣贤,实质上就是反对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试图削弱甚至颠覆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以基督教的教权取而代之,从而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使教会成为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政治、

      1.多神信仰和崇拜与一神信仰之间的矛盾
      1.1 “天人合一”、“敬天”与“不畏自然”、“征服自然”的冲突。开州元宵节祭龙神引发的教俗冲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教士依仗特权唆使教徒违抗官府的出捐政令,引发了官绅民和教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和开州对能呼风唤雨的自然神灵–龙的信仰引起。在中国,“天人合一”不仅是儒学的基本概念,也是一切其他思想体系的原点和归宿。在中国古代的所有信仰中,可以认为天地是最神圣的。西汉董仲舒认为,封建皇权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都是“天”安排的,永远不能变的。人们想要五谷丰登,避祸求福,安享康泰,就要对天地神灵顶礼膜拜。

      西方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经典–《圣经》。《圣经》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宇宙既被神创造的也能够被神毁坏之, 如《旧约全书》之言《创世纪》。耶和华创造宇宙的神又常“与人同在”创造奋斗故事, 这便与人生以最大的不畏自然。证之以实事, 欧人之勇敢有为之创造精神虽有地理经济民族与民族竞立争雄为之因,然而基督教之创造精神也与人以莫大之助。这些思想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近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如培根、笛卡尔、歌德等都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主张追求科学技术。这使征服自然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儒家强调在敬天前提下的天人合一,通过宣扬天尊人卑来维护君尊民卑的等级秩序,使臣民成为君主的奴隶,基督教反对敬天既破除了对自然的崇拜与迷信,也间接地否定了皇权的神圣性并动摇了三纲五常的理论基础,激发了教俗的矛盾与冲突。

      1.2 祭祖祀孔与反偶像崇拜:青岩教案和遵义教案都发生在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端午节的当天,遵义教案发生在炎帝庙,炎帝是华夏始祖,被尊为农神和药神。在中国神灵被人化,古圣人被神化,神人不分。在世俗,人皆可为尧舜;在宗教人皆可成神仙。神多了,等于无神。多神祀教,等于无神教,故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反而是淡薄的。祖先和君师圣贤成为人格神和崇拜偶像的主要来源。通过祭祀祖先和君师圣贤,人们一方面弘扬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如:忠、孝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另一方面也维持了建立在尊卑等级秩序上的三纲五常。

      基督教是一神信仰,人永远也不能转化为神和崇拜偶像;摩西“十诫”要求信徒:“除上帝外,不信别的神;不造不拜偶像。”因此,传教士和基督徒坚决反对崇拜与祭祀被神化和偶像化的祖先和包括孔子在内的君师圣贤。1715年,罗马教皇颁发了针对在华教徒的教谕:入教之人不得参加祀孔仪式,不得进入孔庙;不准进祠堂行礼,家中不得摆设祖宗牌位;无论在家中或坟地都不得行磕头跪拜礼。当传教士和基督徒为捍卫一神信仰的至尊地位,以反对偶像为名反对祭祖祀孔时遭到了从皇帝到平民的强烈反抗,教徒被斥为“无君无父无母”、“伤风败俗”的禽兽之类。鸦片战争后,围绕祭祖祀孔的教俗冲突时有发生。俗民捍卫祭祖祀孔风俗一方面捍卫了三纲五常的尊卑等级秩序和以忠孝为主的伦理道德,也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崇拜自由,但同时也妨碍了独立人格和平等关系的形成。传教士和基督教徒依仗不平等条约获得特权肆意干涉俗民的信仰和崇拜自由,破坏政令和法令,激化了教俗矛盾,但一方面他们所宣扬的平等观念有利于人们以平等的眼光评判地看待和继承祖先和君师圣贤创造的灿烂文化,促成今人和古人的平等,凡夫俗子和君师圣贤的平等,父子的平等等。

      1.3 基督教和迷信之间的冲突
      青岩镇端午节上街“游百病”和遵义炎帝庙端午演戏酬神以驱除疾病体现了中国的宗教的另一特性,即不仅与传统节日密切相联,也与迷信紧密结合。中国宗教,如道教,其形式本身就与迷信混在一起(咒语、方术、巫祝等)。另外,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与祭神或迷信活动联系在一起,以贵州的苗族的主要节日为例,过春节时要祭年神;种棉节祭献“花神”;杀鱼节祭龙王等。西方宗教的教规与形式是严格的,是与迷信无涉的。基督教排斥异教和迷信,而只许信创造宇宙的神,如《新旧约全书》中之神与人立约盟誓,不准信他神,违则受罚。而同时也除去许多妨碍人生创造的迷信。迷信导致愚昧落后,成为阻碍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进入
    中国的绊脚石,基督教通过兴学和行医以及对带迷信色彩的世俗节日的反对也客观上起到了扫除迷信、宣传西方科学的作用,但依仗特权强行干涉则激化了教俗矛盾。

      2.基督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冲突:特权和君臣之礼。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每郡为一个主教区,各区主教皆为政府的官吏。教士的俸金亦仍由政府支配。这种政教混合的局面直到一九〇五年才打破。在华的法国传教士,有舰船利炮逼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做保护,不愿受制于中国世俗政权,而欲谋求类似甚至超越在法国所享受的与俗权平等的政府官员待遇,但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特别规定,外国人在广州不准骑马、不准坐轿,因为那是天朝文武百官的特权。这一规定在第二次鸦片后的贵阳依然深得民心和官心。而在中国佛教和道教一直依附于世俗政权,从未有过参政议政的权力。

      (1861年4月4日)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趾高气扬,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由清政府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公然违反中国法令,以清朝巡抚、提督一级官员的排场,乘坐紫呢大桥,雇用鼓吹,盛设仪从,招摇过市。按中国传统礼仪,官吏受命于天子,治下子民当事官如君如父,当尽忠尽孝,民见官时,不是弯腰拱手就是规规矩矩跪下去。在中国官员看来,在华的传教士也属地方官吏治下子民,也应事官如君如父,但法国传教士胡缚理依仗护教特权,此番有意挑战中国传统君臣礼仪和等级秩序以及政府法令,自然激起绅民公愤,但客观上也激发了教民对传统官民等级秩序的反叛和对平等官民关系的诉求。

      3. 基督教和族权之间的冲突:孝道与父子平等。在儒家伦理道德中,“百善孝为先”,“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人们被教导父母在生时“事之以礼”,做到“无违”,婚姻当听从“父母之命”,不能“私妻子(即只顾妻子和孩子),必须有后,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待父母要)“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死后守孝三年,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 。简言之,儒家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和顺从的尊卑等级关系。基督教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而也包括夫妻平等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平等。摩西“十诫”也宣扬“孝敬父母”,但反对将父母神化偶像化。神的智慧让使徒保罗向歌罗西教众宣谕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其中之一便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基督教要求男人离开父母,守着妻子。基督教徒的父子关系是平等的,在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中,夫妻的利益高于父母的利益。教徒和教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无尊卑等级之分。儒家学说却要求男人守着父母,并强迫他的妻子也这样做。孔子还教导人们“父母在,不远游”。祖先崇拜及祭祀维护了孝道,即维护了父尊子卑的不平等的亲缘关系。作为孝道之最完整、最终极表达方式的祖先崇拜,与多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使死人成为神,它所有的神也是死人。它的爱、它的感恩和它的敬畏,都只献给尘世的父母。这里没有天父的概念,即便知道他的存在,也没有人感兴趣。祖先崇拜不被抛弃,基督教便永远无法引入中国,因为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在这两者决死的斗争中,只有适者才能得以生存。

      基督教的父子平等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理念被官民士绅斥为“无父无母”、形同禽兽。基督教的父子平等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理念何传教活动也危及到了清代构成统治阶级上层的许多大家巨族。传教士们通过传道、兴学而步入原为儒家一统天下的缙绅阶层。传教士在育孤、济贫、赈灾等实际事物上与当地的缙绅(尤其是族中长老)形成竞争并渐有取而代之之势。基督教的父子平等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理念颠覆了族权、传统的父子间的尊卑等级,但教会依仗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护教特权,将人群分裂为人口占少数但享有特权的教民和传教士与人口占多数的不信教的官民士绅,人为地制造了教俗间的不平等,族民之间的不平等,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阻碍了公平和正义的伸张,导致民俗冲突不断升级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4. 基督教与夫权的冲突:男尊女卑与两性平等。基督教的两性平等观和中国的夫权思想和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基督教的男女平等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对弃杀女婴,捍卫生命的神圣;耶稣基督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观与他对妇女的高度尊重相映成辉,因为一夫多妻自始至终欺压妇女;基督教强调婚姻的自愿结合和双方同意原则,体现了男女平等和自由,维护婚姻的神圣不可解除在一 定程度上捍卫了妇女的权益。基督教还倡导两性同等接受教育。总之,基督教提升了女性地位、促进了男女平等。

      在清代中国,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根深蒂固,女性要受三从四德的束缚,夫死也不得改嫁,因为“饿死是小,失节事大”。由于只有男孩才被认可为传宗接代的香炉种,溺杀女婴的事情广泛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等陈腐观念成为一夫多妻制和纳妾习俗形成的主要原因。男女无婚恋自由,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无离婚的自由,丈夫却有休妻或去妻的“七出”之条,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基督教的两性平等观激荡着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夫权思想,女教徒由男性神父领洗和男女同处一室听布道,冲破了传统“男女授受不亲”的束缚,女修院的创办既为受压迫的女子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也为女子提供了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陈腐教条,对于寡妇的再嫁和自由平等的婚恋也起到了一个启蒙作用。

    贵州三教案是多种矛盾的合力下发生的,有基督教严格的一神信仰和中国散漫自由的多神信仰和崇拜以及迷信之间的矛盾,有基督教对教权至上的诉求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和夫权之间的矛盾,有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三纲五常的尊卑等级观之间的矛盾。教会依仗护教特权,欺压百姓,违抗官府,具有侵略的一面;但反对敬天和迷信,破除自然的神圣性,破除天尊人卑的等级制,可使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去积极地探索和改造自然而不是消极地听凭自然摆布;反对祭祖祀孔,使人们能以平视的眼光去批判地继承祖先和君师圣贤创造的灿烂文化;平等观对尊卑等级制的冲击也有利于新型人伦关系的形成,如平等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官民关系等。

  6.   青岩教案,又称“贵阳、开州教案”,是中国贵州三大教案之一。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任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在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的支持下,在《北京条约》签定后率兵斩杀了天主教修士张文澜、陈昌品、罗廷荫和女佣王玛尔大四人,并查抄了大修院内的经书、祭品,捣毁了大修院。最后清政府迫于当时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不但赔偿了1.2万两白银,还将贵州提督衙门改造成教堂,向法国人“赔罪”。

     此案历时四年,不仅震动青岩,惊动朝廷,还震惊了世界。1861年(咸丰11年),大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战打不赢,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还逼迫着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内战赢不了,陈玉成、李秀成领着“长毛”军,从安庆、九江、南京到苏州、杭州、嘉兴,冲来杀去,打得清军“大营”连连告急。贵州的局面也是一塌糊涂。“翼王”石达开率部进入川、黔两省,苗民纷纷起而响应。一时间,贵州境内被苗族义军和太平军所控制,清军只能困守贵阳,提督和巡抚的号令居然出不了五十里——那份狼狈,比如今的塔利班也强不了多少。危急之下,“孤城”贵阳的一切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地方乡绅纷纷组织乡勇、举办团练,协助官府抵御“长毛”。商宦士绅们知道,一旦被“乱民”突破了城池,等待他们的只有家破人亡的命运。可就在这时候,却有人鼓动百姓脱离民团,并且趾高气扬地蔑视地方政府的权威。这些人,就来自于法国传教士主持的“贵阳天主教会”。

      贵阳天主教会掌管着“贵州牧区”的事务,负责人名叫胡缚理(Louis Faurie)。这个职务原本应该是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的,可惜马赖神甫在广西、贵州边境传教时,被“不识好歹”的知县大人处死了(“马赖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于是,教皇就改派“阿波罗尼亚主教”胡缚理担任了“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上任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大获全胜,所以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贵州的。一到贵阳,胡主教就宣布“为我主拓荒苗疆”,大建教堂、广招教徒。无论什么人,只要入了天主教就可以得到粮食补贴,更重要的是,遇到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可以由教会出面帮助打官司——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好象没什么不好,可在当时,却是和中国的政治习惯相冲突的。按中国的传统,主张“以和为贵”、主张“息讼”,遇到问题总是由宗族出面调解,很少闹到“见官”的地步。而现在,有了“洋青天”撑腰,族长说话就不管用了,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而且基本上都是教民获胜。这样一来,不仅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就连地方士绅也觉得没有脸面。  官府很害怕教会。吃过几次败仗之后,当官的都知道“和洋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纷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不和传教士打交道。可是,官员消极避让,洋大人却蹬鼻子上脸,有事没事都找上门来,搞得当官的十分郁闷。

      1861年3月底,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胡缚理主教收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的“传教士护照”,于是他忽发奇想,要见一见贵州省的军、政负责人。贵阳天主教会掌管着“贵州牧区”的事务的胡缚理觉得:自己是统领贵州全省的主教,应该与提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平起平坐,彼此聊一聊公务也是正常的。4月4日,贵阳天主教会掌管着“贵州牧区”的事务的胡主教前往巡抚衙门。他的“卤簿仪仗”参照的是一品官的标准,伞盖、金锣、旗幡、回避牌一应俱全,顶马和护勇足有上百人,只是八抬大轿换成了紫色的呢子(清朝没有“紫呢官轿”,这是胡缚理的发明),主教穿着紫色“官服”、挂着紫色绶带、戴着紫色方尖帽,不中不洋、不僧不俗,搞得全城百姓都出来看稀奇古怪。主教见巡抚,不磕头也不鞠躬,只是拱拱手,一副同级官员的派头。贵州巡抚何冠英是个老学究(福建人,道光年间的榜眼,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对这种“不合礼制”的做法十分反感,态度也就很冷淡。胡主教说要扩建教堂,何巡抚就说“黔省教门已多,无增设之必要”;胡主教说要外出传教,何巡抚就答“省内情形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然后端茶送客,两人不欢而散。

      从巡抚衙门出来,主教又去拜访提督。贵州提督田兴恕是个武官,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听说胡缚理来了,赶紧问师爷“应该怎样接待?”,师爷也傻眼,出主意说“巡抚大人刚刚见过洋人,可以向他讨教”,田兴恕觉得十分有理,急忙溜出后门、找何冠英打听礼节规矩去了。田提督从后门走了,胡主教却在前门干等。七等八等,不见田兴恕出来,却遇到提督衙门换岗——号炮震天、盔甲分明、刀枪闪亮,一队队兵丁进进出出,看上去十分吓人。主教的仪仗队员都是临时喊来的教民,见到这般阵仗、心里开始打鼓。偏巧,围观的群众又议论纷纷:“知道田大帅为什么姓田么?那是口中吞下十字架!洋教遇到了田大人,肯定没有好下场”。主教的跟班们一听这话,更加害怕了,丢下手里的锣鼓家伙,全都跑得没了影。跟班的跑了,主教也慌了,他也跟着跑。胡缚理脱掉行头、换上便衣,连紫呢大轿也不要了,溜到一个教民家里躲了起来。胡缚理跑了,田兴恕却不知道。他从巡抚那里学会了“接见洋人的招数”,很想实验一番。回到衙门,鸣礼炮、开中门、一本正经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只剩下一顶空轿子,顿时气坏了:“混帐洋人,竟敢戏耍本帅,哇呀呀呀……” 要知道,田兴恕可不是一般人。他祖籍湘西凤凰,苗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打柴为生。十六岁参加湘军,之后屡立战功,两次获得“巴图鲁”称号。五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兵升为哨官、副将、总兵。1860年11月,田兴恕受命出任“钦差大臣署理贵州提督”,年仅二十四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田大帅会打仗,却没文化,他觉得自己被胡缚理“耍了一道”,就去找巡抚何冠英商量报仇的办法。这俩人,一个是冬烘老顽固、一个是莽撞愣头青,商量来商量去,就给下属官员写了封密函:“异端邪说,最为害民……不必直说系天主教,倘若借故处之,尤为妥善……”。意思是说:教会很讨厌,官场上不好明着动手,你们在下面想办法,找个理由把他们收拾了。

      “密信”传达到下面,青岩镇的“团务总理”赵国澍高兴极了。赵国澍,字慰三,贵州青岩人,中过秀才。后来觉得读书没劲,就转而练武,带着一帮亲戚朋友举办团练,还与太平军打了几场恶仗,因功得了个“候补道”的头衔,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头面人物。青岩是贵阳的南大门,把守着通往广西方向的道路。省城被围,这里就成了“孤城”的前哨,隔三岔五地和各路“反贼”交火,青岩团练既要上阵打仗、又要下地干活,把这个三十出头的“团务总理”忙得焦头烂额。可就在这要命的当口,天主教会却在青岩镇开办了一个修道院,大力扩展“牧区”,严重地妨碍了团练的备战工作。其实,赵国澍对洋教并没有什么成见。教会给贫民发放救济、宣讲“诚心向善”的道理,对稳定地方秩序有帮助,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赵总理和传教士的关系还挺不错。后来就不行了,随着教民的增多,教会的规矩也严格起来。洋神甫规定:入教的人都不许拜祭祖宗,除了“天主”、任何菩萨神灵都不许信奉。并且说这是教皇的旨意,还说罗马的教皇比京城的皇上更高贵——这简直就是“无君无父”的理论。地方团练是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武装团体,“天地君亲师”是乡勇凝聚力的关键,不拜祖宗、不信关公、不尊师长,乡民就没办法拢成一团。天主教搞的这一套,从根本上动摇了团练的基础,教堂多了一个教民、团练就少了一个乡丁,不到半年的时间,“修道院”就把赵国澍的人马拖走了两成,比他在战场上的损失还要大,这么一来,“团务总理”当然就急眼了。教会的骨干分子,要么是洋人、要么是外乡的流浪汉、要么是人丁稀少的光棍,没有多少家庭牵挂。因此,他们对本地是否会被“乱贼”攻占并不十分在意,当乡勇在城墙上浴血奋战的时候,教民却在教堂里“领圣餐”、“唱圣歌”,他们认为,教会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不可否认,教会给部分群众提供了相对的“安全和舒适”,但这种“安宁”却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扩大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在战争环境下,地方团练和教会组织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难以共存。赵国澍想把教会的人赶走,很快,机会来了。1861年6月12日是农历的端午节,按照贵州的习俗,这一天要“游百病”,也就是到山坡上唱歌跳舞,采一些草药回来煮水洗澡。这是青年男女开心放纵的节日,但教民们却不参加这些活动。于是,有年轻人唱山歌嘲笑天主教,结果就激怒了教民,他们在修道院门口与“游百病”的乡亲对骂,引起了纠纷。赵国澍闻讯赶到现场,制止斗殴、宣布关闭修道院,责令教民要么放弃洋教、要么离开青岩镇。逼迫法国传教士离开修道院,其他教民也纷纷四散而去。第二天,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找到贵州巡抚,要求处罚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恢复青岩教堂。何冠英对此不予理睬。于是,文乃尔又拿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去找贵州提督,坚持要求处罚赵国澍。田兴恕本来就是个“主战派”,看见这两个“不平等条约”顿时火大,当即就和文乃尔吵了起来。

      消息传到青岩镇,赵国澍也急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人搜查修道院。这时,教堂里只剩下守门人罗老二(罗廷荫,本地人),还有修士张文澜和陈昌品(外乡来的流浪汉),赵国澍当即下令:把这三个天主教徒关进和尚庙(青岩的“龙泉寺”和修道院相距不过百米)。事情逐步恶化。胡缚理向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要求:一、释放被“绑架”的教民;二、严惩田兴恕和赵国澍;三、由教会没收赵国澍的家产;四、贵州官府赔偿白银一万五千两。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对此十分支持,他写信给胡缚理:“主教,公使馆是不会忘记你的”,“主教,请你注意,我们将要的收益是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在贵州也不例外”,“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天主降临,我们的努力必将达到最高目的,即天主的光荣和我们的祖国——法国的权威的实现”。田兴恕得知此事,暴跳如雷,赵国澍也十分光火,他俩决心一条道走到黑。7月29日,“青岩团务总理”奉贵州提督之命,处决罗廷荫、张文澜和陈昌品。就在将人犯押赴刑场的路上,遇到了教堂的厨娘王玛儿在河边洗衣服,“玛儿”这个词在贵州方言中有点“做事二百五”的意思,这王玛儿大概是个性情不太稳重的女人,她看见行刑队伍就大呼小叫起来,结果被顺手扯到山坡上,一刀砍了。四个教徒被杀,这事就变成了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

      天主教会和法国驻华公使立刻向北京施加压力,英国和美国公使也给“总理各国外交事务衙门”发出照会,要求将田兴恕、赵国澍等人处死,将贵州巡抚何冠英撤职查办。可是,田兴恕是一省的方面大员,贵州这里又正在打仗,提督手握重兵,不能说杀就能杀。恭亲王只好与各国公使谈判:先撤了田兴恕的“钦差”头衔,责成赵国澍修建四座“富丽的坟墓”、安葬被害教民。消息传到贵阳,七十岁的何冠英巡抚一生气,病死了。贵州官场顿时大哗。这时候,贵州的清军正在与太平军决战。元宵节,开州(今开阳县)地方团练举办祭祀活动、进行战前动员。那位和贵州提督吵过架的法国“司铎”文乃尔却跑去捣乱,阻止民众向祖先牌位磕头、也不许乡民舞“龙灯”。

      有了各国专使和京城朝廷的撑腰,洋神甫以为这时候没人敢管他,气焰嚣张得很。却不知田兴恕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开州知州戴鹿芝(浙江人)也是个火暴脾气,俩人一怒之下,把文乃尔和其他四个人都处以“凌迟之刑”,剐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开州教案”。  接连两起“教案”鼓舞了团练的士气,乡勇们顿时杀气十足。半年后,田兴恕率部击溃各路“长毛”,恢复了中央对贵州全境的统治。可是,“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开州知州”戴鹿芝都在战场上阵亡了。1863年,清政府宣布“青岩教案”的处理结果:贵州提督田兴恕、贵阳知府多文(满族,正白旗人)“发配新疆、永不叙用”,涉案人的家产划拨天主教会,清政府赔偿法国教会白银一万二千两。第二年,胡缚理主教在“贵州提督衙门”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

      赵国澍,字尉三,又作畏三,清道光六年(1826年)生于青岩城,经岁考、科考取得“增生”功名。咸丰年初,土匪频频扰得青岩及周边百姓不得安宁,于是,赵国澍“散家财”重新补修青岩城,紧接着又“倡练民团”,“随官军四处讨贼”。咸丰五年(1855年),追剿杨隆喜及桐匪,“有功定广之间”。咸丰六年(1856年),又攻打平伐、摆金、平越、瓮安等土匪,收复修文,累建“功绩”。时任贵州提督田兴恕上奏清朝廷,任命赵国澍为“青岩团务总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青岩教案”解了官府和百姓之气,扬中华民族之骨气,升为“贵州团练事务总办”。同年被革职,同治二年(1863年)官复原职。官复原职后的赵国澍更是干劲冲天,加紧团练兵勇,同年率兵攻打灯花教时阵亡,年时37岁。朝廷念及赵国澍屡立战功,便降旨建专祠。教案遗址位于两山之间的一小丘西侧。一条石板铺就长满青草的小道从遗址前经过,小道的一侧竖有标志牌一块,上书“青岩教案遗址”六个魏体大字。遗址面积约五百平方米,遗址前后各有一面四米多高的石墙,可以断定,遗址原来是由一斜坡挖掘而成。如今遗址成了一块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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