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三自史话

三自爱国教会或称三自教会是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在政治方面领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中国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但边缘化的中华东正教会未建立全国性教务组织或各级“爱国会”组织）三大教派三自爱国教会各有一套组织体系。中国境内拒绝接受中国政府领导的基督新教教会称为家庭教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养、自传”，反对宗教组织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其字面意义与以前大同小异：

•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三自”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即已使用，以说明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指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及领导，中国人独立自主办中国教会，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国教会或多或少地采用。这个原则在实践上常常遇到从宣教士和当地中国基督徒而来的阻力。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在1885年左右试图在山东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应很冷淡。后来他应邀去韩国与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同行分享，却广受欢迎。基督教传入韩国虽然较晚，发展却远比中国好，这是一个原因。这个词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养、自传”，很多的中国教会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一政策。比如1906年开始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建立的地方教会，还有耶稣家庭等等，也是实行三自原则的。这些教会可称为中国自立教会。到1949年为止，从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来看，能够实施三自原则的教会还是一小部分，实施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贫穷动荡的中国，中国自立教会还处在一个成长过渡阶段。“三自”或者“三自爱国”这两个词还隐含了服从中国政府领导的含义。在“三自爱国运动”引发的矛盾中，这个附加的含义是争论的焦点，很多原本真实实行三自原则的教会的领袖，包括王明道，都因为反对这种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而入狱。由于各种的宗教信仰、政治的动机，历史上“三自”这个词的使用中往往带着很多的弦外之音，远超过其字面意思。

1942年北平被日本占领期间，一些教会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致信王明道，称“为促进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贵教会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王明道一直以来主张政教分离，绝口不谈政治，他认为此促进会是日本人的一种政治工具，用来操纵教会，他回信道：“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鄙会堂自创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双方都宣称“自立、自养、自传”的立场，内中的意图、目的却大相径庭。由于三自政策对于基督教信仰本身有或多或少的抵触（三自教会不需服从外国梵蒂冈教宗，天主教则要服从教宗等），加上不接受三自教会，如同天主教会要接受教宗一样（中国天主教徒要接受天主教爱国会领导），这也导致中国地下教会的兴起。三自教会或称三自爱国教会是指被中国政府承认，不受境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新教、中国天主教教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徒会堂这样的使用“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教会可以称为“中国自立教会”，以资区别。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基督教全国两会”）。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原另有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这些“三自爱国教会组织”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管。中国还存在不属于三自教会的民间独立教会，这些教会的建立在理论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有观点认为家庭教会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因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而受到政府打压。与佛教、伊斯兰教经典不同，《圣经》没有出版刊号，在中国书店内无法买到，只能在国家许可的“三自”教会教堂或基督教两会的销售点购买，但从三自教会批量购买需要登记个人信息及用途。

自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入华，其中有亦有不少冒充教士之名，从事走私、情报等不法工作，为清末和民国带来不少混乱。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一些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的领袖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7月28日，发表《三自宣言》，征求信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到1951年，政府称在全国70万基督徒中已有18万签名支持“三自宣言”。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全称“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吴耀宗出任主席。政府称这时已有40万基督徒签名支持“三自宣言”。在这次大会中也开始了对一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的控诉运动，大会以后控诉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一些被控有罪的被移交政府，处以刑罚。这之后，三自革新运动得以控制全国大部分教会。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三自革新运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共有232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为第一任主席。这时，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基督教领袖和团体反对三自教会。比如在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团体开会，当时在北京有60多个基督教团体，这次会议共有11个团体100多人参加。其中一些已经实行三自原则，但反对三自教会的自由派神学观点，反对教会受政府控制，不同意加入“三自教会”。会议上，以王明道为主要代表向政府直陈其词，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理由。1955年，反对三自教会的宗教领袖陆续被捕入狱，剩下的基督徒有些加入三自教会，有些转入地下。

“三自爱国运动”在天主教方面的发展略晚一点。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以王良佐神父为首的500余名天主教徒联名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提出“与帝国主义者隔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使徒书信“我们切愿声明”给中国的天主教徒，安慰“遭受攻击”的中国天主教会，鼓励他们“传播福音的真理”，“引人从善以登天路”，申辩外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除了传教以外”并无他求”，重申非常愿意“你们国内的教区可以交给你们本国主教治理”，但是坚决反对教会“替一个国家、替一个政权服务奔走”，反对“与罗马宗座脱离关系”。1955年，许多中国天主教徒被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1957年7月，皮漱石当选为主席。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各地基督教活动大大减少，例如，上海的教堂由208所减少到23所，北京的64所教会合并为4所。三自教会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停顿，各地教会关闭，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会议分别于1961年1月和1980年10月召开，中间间隔近2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至2008年已举行8次全国代表会议。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加入普世教会协会。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其“总的任务”部分中说“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一些教会领袖看来，“在政府领导下”完全违背了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基本原则。比如，1954年12月1日，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一文中说“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他又明确说明在哪些事情上是不能顺从人的：“基督徒应当顺从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惜做任何牺牲。我们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在发起《三自宣言》的40名新教基督徒中，只有一名大致是基要派。三自教会的倡导者吴耀宗是现代派的代表，他在1948年《没有人见过上帝》和1951年7月分别发表“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共产党教育了我”两文，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赞同和反对三自教会的矛盾被认为在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派（或称自由派神学）和基要派的矛盾。现代派的观点不认为圣经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所以，当他们看见共产党统治的开始，他们就放弃圣经中与此相矛盾的思想，接受政府控制教会。这种理论是基要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基要派称现代派为“不信派”。不可否认，在中国以外的反对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在新政权以后还留在中国的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比如王明道、倪柝声、汪佩真，都对共产党的政权在原则上持相当中立的立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均自称中国没有类似于外国的众多教派：“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基督新教，也只有一个中国天主教。”而实际上，中国存在着试图摆脱官方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教会，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天主教方面，部分天主教徒只接受罗马教廷的领导而非天主教爱国会。

《三自宣言》（全称《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是一些中国基督教人士在1950年7月28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开始着手对国内的基督教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前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土改运动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运动。在运动中，拥有一定房地产的宗教寺院、教堂和会所也受到冲击。1950年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涂羽卿、邓裕志、艾年三及崔宪详等人组团走访各地教会。由于该团是由基督教中的政协委员召集，故吴耀宗为团长。4月吴耀宗等人又联同北京、天津部分教会人士共19人（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三次会面，反映基督教面临的问题，并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请求共产党政府妥善处理。

周恩来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早前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在吴耀宗倡导下进行修改，后改名呈交国务院批准。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兼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公开信，并征求各地基督教教徒签名。宣言发表后，首批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支持的基督徒有1527位。《人民日报》在1950年9月23日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后被称作《三自宣言》。同时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指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至1954年，签名赞成的基督新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支持人数占当时全国教徒的三分之二。但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拒绝参加三自教会，后来很多人相继被捕入狱，如王明道。四川省的天主教神父王良佐亦认同《三自宣言》原则，并于1950年11月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为中国天主教确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奠下基础。

本着三自原则的概念，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信徒完全隔离于一切中国以外的宗教组织和团体。中国政府对外国宗教团体和机构的任何试探性接触，态度都是一概拒绝。直到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前，国内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本地教会参与崇拜活动。三自宣言以后，中国各地教会成员陆续加入三自教会，不认可三自的教会则被政府视为非法，遭到取缔。于是继续抵制三自或是之后推出三自的教会陆续被破坏或者转入地下。随着中国逐步开放门户，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渠道简化不少，很多西方的宗教机构便开始尝试联系中国内地的信徒。对于罗马天主教，教士阶层虽拥有某些特权，但其地位低于教宗和本地机杼，亦唯有教宗才可以委任教士和行按手礼。教宗作为信徒的领袖，一些天主教徒无法接受承认中国本地主教而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机杼的做法。而基督新教方面，一个教会组织的自立程度不是一个原则性的神学问题，但一些信徒认为三自教会接受政府领导，便已不是真正的自立。中国三自教会的神学理论被很多人认为是属于自由派神学，与福音派神学有很大的差别。不同意三自教会的信徒不少参加地下教会，但地下教会是违反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宗教活动管理条例的。虽然传福音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分重要，但由于共产党政府是禁止公开传教，亦不允许教会随意发行出版物，所以中国大陆很难看到教士在街上传道，而宗教出版物在数量和种类上也远不及西方国家。由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趋向于唯物主义无神论，所以有神论要么被看作唯心主义，要么就是迷信思想。由于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能有其它宗教信仰，所以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信仰无神论的政府不会去主动促进宗教的发展。《三自宣言》的40名发起人中，其中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者达到10人，占总数的1/4。在神学立场方面，只有陈崇桂一人属基要派。各发起人背景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广东协会总干事、广州锡安堂主任胡翼云、广东协会总干事、广州仁济堂主任牧师汪彼得、广东协会干事、广州惠爱堂主任牧师招观海、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监督江长川（华北基督教协合会主席）、福州年议会宗教教育总干事丁先诚、福州华南区教育委员会总干事陈芝美、上海卫理公会牧师吴高梓
浸礼会：上海怀恩堂牧师戚庆才、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议会总干事鲍哲庆
循道公会：湖北教区主席萧国贵、华南教区主席熊真沛[12]
公理会：北京公理会牧师王梓仲（华北基督教协合会总干事）、庞之焜
中华信义会：上海信义会牧师艾年三
中华基督会：南京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
基督教公谊会：上海基督教公谊会主席黎照寰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干事林永俣、缪秋笙、医事委员会干事王吉民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全国协会副总干事江文汉、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杨肖彭、北京青年会副总干事赵复三、
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全国协会执委会主席孙王国秀、北京女青年会董事会主席凌俞秀霭、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润
神学院校：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方叔轩、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檀仁梅、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高凤山、
教会医院：上海道济医院总务主任刘维诚
其他：《天风》编辑郑建业

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思考——北京缸瓦市李克牧师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问题不可回避，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抗美援朝到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可以用“六十年的辉煌”来概括吗？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也运动六十年了（1950-2010）。当年的人物已经都基本过世了，新一代教牧人员包括政府管理宗教干部，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和发展都不甚了解。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进行思考。政府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自立、自养、自传是借用词，消灭基督教是重要目的。共产党成立之初，1922年在苏共指导下，发起了消灭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开始摊牌。周恩来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为基督教在政治上定下了基调。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的教会。周恩来的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对教会的理论基础。周恩来重申“2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所做的坏事……清算一下”。他进一步推出两个凶狠的威胁要除掉教会中的害群之马，教会内部要展开自我批评清理内部。三自运动实际是20年代“非基运动”的延续。

从1950年至“肃反运动”先后逮捕教会中最有影响传道人倪柝声和王明道等人，因“反三自”不参加三自便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1972年据《香港时报》发文，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一个确切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革新期间被监禁的基督教徒约六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判处的共10,690人，1957年至1958年三自会领导的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基督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之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一系列的领导、管理、限制的措施：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当时因王明道不属于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王明道拒绝参加会议。当时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在会上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大会期间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进行控诉。控诉进行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该杀！”。从此基督教在全国开始了控诉运动。

1952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各地没有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朝元老）为会长，还派实权人物萧静为总干事，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他们都是在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签名等活动。

1951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撤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学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1952年8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

学习内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生活对比，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学习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判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学习班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政治过关。总计人数346人，通过学习，思想改造，政府取得了预期效果。

1953年6月12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女）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三自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学委会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年3月28日至4月2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同年7月22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大会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主要的矛盾。政府希望争取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利用他作为三自领导人。所以政府对王明道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去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都被王明道拒绝了。

1955年8月7日，王先生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同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布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参加三自的，均定为非法和被捕的罪名。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大会，凡支持同情王明道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了。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而获得释放。只要签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脑过关了。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他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那一对年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又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的手段连哄带骗拖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警方告诉王明道，只要做个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据说，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因为“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因共产党的法律“反三自”就是“反革命”。王明道先生出狱后于1991年安然归主。王明道先生即无罪释放，应当无事了，但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对一个已死的人也不放过，于2002年她继续写文章批判王明道，她将王明道与李洪志、达赖并列为同样罪名，岂不匪夷所思吗？

王明道先生的历史请参看他的自传《五十年来》和王长新撰写的《又四十年》，2005年加拿大出版。1957年12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及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二百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1958年7月15日学习结束长达七个月之久。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属于剥削阶级范畴。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七个月的学习中，揪出以三自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有45人，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右派分子都是根据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的。

运动后期，政府为了进一步“诱蛇出洞”实行“向党交心”，号召向党交出内心的隐私，表示向党忠心，并承诺不扣帽子。一些教牧人员经过1952年的学习教育对个人历史都已经清算过，还要向党交出内心隐私，基督徒很天真习惯于“顺服在上掌权的”，有的人甚至妄自菲薄地交出一些莫须有的思想活动，所谓“不扣帽子”，这是一种欺骗，实际都按反革命论处，后来文革期间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如右派分子等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年正逢大跃进年代，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上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在教会公房，因既是剥削阶级，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开始按规定缴纳房租，降低教牧人员的生活标准。

二、没收教会房产。在58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在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的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将大批房产移交房管局，无偿地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的房产都如此照办，佛教的房产最多，各宗教的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占用、拆除、转让。他们认为占用宗教房产顺理成章。三自干部也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的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所以后来在落实宗教房产问题上至今遗留许多后患，无法解决。

三、政府为了对外政治需要，58年之后，北京保留东西南北四个教堂，东城保留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即转让给学校。以米市大街原圣经会为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

西堂保留原中华基督教会西四缸瓦市堂，由刘仲和、李克、林祥增负责。南堂保留原卫理公会珠市口堂，由张应洁、杨周怀、阚学卿三人负责。北堂保留原聚会处为宽街教堂，由闫迦勒、石泽生负责。这四堂的人选都是政府特选派的主要人物，他们没下去劳动，负责各教会的善后清理工作。其中有四人是多年在教会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者，如赵复三、萧静、陈文润、阚学卿等人，其他是在教会中有影响和政治可靠的人。

北京基督教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变革，教会的人事、财产、教务完全纳入政府和三自会一元化的领导管理，彻底成为政府的“官办教会”。取消教会不同的宗派名称，成为统一的“联合礼拜”。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100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教会彻底被消灭。

长话短说，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对三自干部来说是“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三自将要完成历史使命，基督教将在中国历史中结束了。一个三自领导说：“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他们甚至想在文革中能够捞点什么政治资本。他们给红卫兵极力献策，成为红卫兵的“参谋”。几个三自干部组成基督教造反小组，在东单散发反基督教传单。一位姓王的“三自专家”撰写“消灭基督教三自运动声明”然后叫大家在“声明”上签名。印发传单，叫红卫兵出去串联向全国各地散发。王说：“三自运动是给帝国主义保教的保护伞，若没有三自，基督教早就被消灭了”。因为她掌管教牧人员的档案资料。她为红卫兵按每人的姓氏笔画编号，如犯人交给红卫兵批斗。在米市大街五号私设公堂，将“反动”教牧人员和信徒押到三自会，进行批斗，毒打致死，甚至批斗尸体。

在红卫兵进驻期间，除了接受批斗，还要参加手工劳动，三自和教会既被取消，停发工资，每人只按12元的标准，发给生活费。67年11月政府和三自突然下令，将所有人员赶到郊区西北旺基督教公墓劳动改造。由政府组成的天、基、佛、伊四教劳动生产基地。由三自干部要士璟、林祥增、吴廷萱负责管理劳动。这是彻底拆散传统家庭生活习惯，破坏家庭妻离子散，子女上山下乡，家中老幼无人照管，停发工资，贫困交加。政府一声令下，马上打理行装，奔赴西北旺，开始劳动改造。初期不许回家，没有休息日，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继续进行批斗。

在西北旺劳动首先削平坟头，推到石碑，砸碑盖房，养猪种菜，建食堂，挖坟掘墓，栽种果树，开水稻田。他们残忍暴尸，连死人也不放过。1973年至1979年，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政府开始恢复宗教活动。

一、为了安置每人的生活工作，首先补发工资，将“四教生产队”合并民政局西北旺果树队，纳入农场正式编制，由果树队发工资。根据各教恢复活动，有人回归原单位。

二、民政局在佛教广化寺成立“宗教人员管理所”，将老弱的神父、修女、比丘尼、牧师、传道人等组织起来，参加手工劳动，由政府统一管理。

三、在原米市堂恢复对外宗教活动接待点。只供外国人参加。由三自干部陈文润、王毓华、阚学卿和教牧人员殷继增、刘仲和、石泽生、王耀清负责外事活动工作，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人物。

当时基督教尚未正式恢复活动，李克因病不能继续在西北旺劳动，调到广化寺宗教人员管理所参加手工劳动。77年调到天主教南堂工作，因参与外事活动，政府认为基督教教牧人员在天主教工作不利政治影响，又将李克和其他教牧人员调到佛教雍和宫参加管理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宗教拨乱反正。开始恢复宗教活动，因反三自打成反革命被逮捕判无期徒刑的都将无罪释放，为右派平反摘帽子，文革时被迫返乡的开始回城。清理归还抄家物资，补发教牧人员的工资，经过十多年的浩劫，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人们在历史现实生活中，无法超越，有时身不由己，坏事也可成为好事。文化大革命成了反面教员，促使人们觉醒。

有一个人在文革前，他因愚昧、无知受蒙蔽，犯了很多错误。文革初期还决心改造自我资产阶级思想，如此愚昧，有些可笑。但面对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四旧，杀人流血，迫害党内他的亲密战友，消灭宗教，他感到极大的困惑。他在社会现实教育中，如梦初醒，开始反思，从新认识社会，认识党的领导，认识三自是灭教的工具，承认自己走错了道路。他在神面前和人面前彻底悔改，重新奉献为主工作。他在文革劳动期间对文革发泄不满情绪，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成为被打击对象，他和杨周怀一同被打成“反文化大革命分子”。

文革后宗教恢复之初，他又公开要求政府彻底为宗教人员平反。1958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宗教人员被打成帝国主义走狗和剥削阶级，降低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当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有个说法。不要把教会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言论，在政府和三自会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一个原来拥护三自的积极分子，如此反动，还能在三自继续工作吗？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教会正式复堂，李克在1958年之后，原是缸瓦市教会正式工作人员。但因他在文革期间对宗教政策有不满情绪，在教会恢复之初，又发出反三自言论。所以政府企图将李克排除在教会之外，李克向政府干部，以理力争，文革已经结束，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恢复缸瓦市教会，理当恢复李克的教会工作，如今将他安置在佛教雍和宫工作，这是党的政策吗？政府干部自觉理亏，最后终于让李克回到教会工作。

1981年4月12日，在缸瓦市教会举行封牧圣典。三自会宣布：“按立已经在教会传道多年，但在剧变的历史年代里未获按立机会的传道人，特按立石泽生和李克为北京教会牧师”。这是解放后北京首次封立圣典。同年三自会组织“青年团契”，为培养教会接班人，举办神学预备班，推选高英、秦虹虹等人考进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宗教研究所一些学者在福州开会。重新制定宗教理论和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简称“中央19号文件”。同年六月在《红旗》杂志第12期上发表。这是改革开放后对宗教理论一次新的突破，令广大宗教界感到欣慰。文件重申“宗教五性”论（宗教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特别否定宗教鸦片论、文化论、阶级论等错误观点……”。文件还特别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

1997年10月，国务院新闻处又发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规定：“对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央六号文件”。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文件说明国家尚无宗教法，仍无法可依，这是国家法制落后的表现。以上几个重要文件都是党中央对落实宗教政策的规定，但至今不能兑现，这是为什么？

已故的宗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充分说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了340件法律和法律文件……，基本上做到有法可依。唯独在宗教方面，至今没有一个宗教法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把党和政府正确的宗教政策加以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社会和宗教行为，保护合法，抵制非法，打击犯罪，匡正人们对宗教‘左’的偏见，规范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行政行为……。希望引起高度重视，提上议事日程。列入立法计划，争取早日出台”。

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丁光训主教在会上说：“我看到不少问题反映政府干部对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理太多。在一些大问题上，都是他们说了算，影响党和政府与信徒群众的关系，需要加强调整”。又说：“要坚持实事求是路线，讲宗教长期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多一些人理解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再去考虑怎么消灭宗教与宗教做斗争，就会更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自由政策。”赵朴初和丁光训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得到广大信徒群众的欢迎。改革开放不到四年，极左路线又开始抬头了。

当时在教会中流传一些谬论，如“没有三自就没有中国教会”，“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如何顺服在上掌管的”等等。我针对这些邪说，竭力为真道争辩，另外将赵朴初和丁光训为宗教争取合法权益的发言写成简报发给一些同工和信徒，揭露政府和三自会的灭教政策。1988年5月19日，北京教会爆发反三自取消三自的呼声，使政府和三自领导感到极大的震惊。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剧变，苏联帝国主义已经摇摇欲坠，国内在赵紫阳总书记领导下召开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当然政教也应分开。另外在赵朴初和丁光训为宗教提出合法权益的发言，鼓舞了我们，李克和杨毓东牧师共同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行动，我们首先邀请了殷继增、高玉宗、李仓森牧师开会研究统一思想，向政府和三自的领导举行对话，要求认真落实宗教政策。针对三自会的人事、财务等各项工作提出批评。我们带头向政府和三自领导进行民主对话。

5月19日，三自会召开全体同工会商讨经济开发问题，我们趁机在会上首先发言，控制会场，提出改革开放，按19号文件和党的十三大精神认真落实宗教政策……。会场就如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了。大家情绪高昂，纷纷提意见，干部们没人敢反驳，无法控制了。殷继增牧师主持会议，提出继续开会，叫大家畅所欲言。会计提出账目混乱，收支不平衡。最后召开三自常委会通过决议，清查三自会财务，由李克牵头组成清查小组，有杨毓东负责清查房产，重新建立三自会的规章制度。这次清查财务工作，由三自主席殷继增和宗教处长何乃维负责领导。清查结果请看《财务清查汇报》材料。

1988年三自会主席丁光训提出取消三自爱国运动：1988年12月13日，全国基督教两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丁光训向全国两会代表提出《理顺我们的关系》。丁光训主席说：“这次开会，要研究广大教牧同工和信徒十分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理顺教会内部三自与教会的关系”。他首先总结了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的功劳和成绩……。“但三自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而它的功劳是很大的。三自运动的宗旨只是在教会中提倡爱国，提倡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三自组织向来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性较强的组织。管理教会不在他的目标和任务之内……。

但到后来，三自组织在职能上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因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停止，好些教会领导体制运动不灵，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起教会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社会不断的政治运动，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一元化的领导。也影响到教会，教会的工作和领导不可避免的集中于三自组织。三自组织便成了教会之上的领导。他既不像教会，又不像政府的管理部门。许多同工和信徒不理解、讲不清，因此三自组织和教会关系不顺。教会不是社会一般团体，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团体。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

正因为教会在教义中有崇高的地位，如果任何机构凌驾于教会之上，信徒在信仰上就会觉得不顺不畅，觉得别扭。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的地位被取代了，心中就有压抑感。教会接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三自的领导，信徒听了很刺耳。这并不是因为信徒不爱国或不拥护政府。也不是外国信徒敌视新中国，这就是信仰的缘故。这一点是没有信仰的人无法领会的。教会是永远长存的，经过改革运动教会的存在，而是那个运动，运动和那个组织应当是为教会服务的，到了一定时期应当调整运动的职能，是可以设想的。既然是三自运动原来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到了作出调整的时刻了。为使教会得到更多的保养顾惜（弗5：29），必须用教会的办法来办教会，不是其他组织所能代替的。任何事物到了一定的时候，不作应有的改革，势必走向它的反面。它的促进作用将会变成障碍……。

三自爱国的目标是很有限的，它不能取代教会的职能……。至于海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非法违法等活动，那都是取缔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而不应是三自组织所能作的……，既然三自的职能是很有限的运动，为什么不是更早提出这个问题？

一、是50年代后期全国左的路线日益抬头，教会受到极大的干扰和损伤……。

二、是拨乱反正以来，教会忙于收回教产，开建教堂等工作……。

三、是要经过充分的实践，才能比较充分地把握问题的所在。1980年成立“基协”，提出“三自”即是“三好”（治好、养好、传好），方可走向理顺的第一步……。

理顺教会内部的关系，同时必须理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否则，将是换汤不换药。要按党的十三大精神，调整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我相信可以期待政教分开的原则。将进一步得到贯彻。政府和三自组织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对他们“加强管理”云云是谈不上的。教会的人事、财产、经济、组织、行政、事工的自主权，应当充分给予尊重，不插手干预，按教会的办法办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精神将会得到重申。并在基层和各级付诸实践。宗教界是党的诤友，有责任协助促成实现这些精神。全国各地同工同道对关系不顺，早有察觉问题的存在，而且早有大量的议论。对三自运动要不要有所改变？当如何改变？我们不急于作出结论。希望各位同工同道投入讨论。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神州大地上真正建成基督的荣耀教会”。

以上摘要地介绍《论理顺我们的关系》，请参看全文《丁光训文集》347页。另据金陵神学院学生石某介绍：“12月丁院长给全院师生作了有关三自的报告，丁院长说：‘三自运动将要结束了，但要保留三自精神，并要转变它的职能，可以成为教会服务机构，而不是管辖教会的三自’。丁院长报告之后，对保留三自或转变职能问题，同学们大胆地提出意见，大家都反对保留三自精神，因政府利用三自运动消灭教会。大家发言成为控诉三自的大会。他听说北京教会更先进，早就提出取消三自的呼声。”关于三自爱国运动的职能问题，众所周知丁主教在前两年就向国内外发表“三自脚手架论”。盖楼房需要脚手架，当楼房盖成后，就当拆除脚手架，三自就是建设教会的脚手架。当前中国基督教已成为治好、养好、传好的“三好教会”，三自运动的职能该结束了。

1988年三自两会的上海会议。如此重要，本当向全国各地教会传达，《天风》杂志是基督教唯一的喉舌，为何沉默了？而北京教会在上海会议之前就公开要求改革开放，取消三自。上海会议“理顺我们的关系”告白，是对北京教会同工的极大的支持。北京教会殷继增牧师将上海会议的文件拿出来，详细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这不是政府的意思）。

1989年2月13-15日，北京三自在崇文门堂召开扩大委员会，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同工们学习了上海会议纪要和《理顺我们的关系》的重要文件。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大家情绪激昂，畅所欲言。对政府的宗教政策和三自干部极左思想提出了批评揭露，三自干部感到压力，在小组会上没人敢反驳。李克牧师在小组会上特别引起关注。从国务院宗教局到市宗教局及三自干部都集中在李克所在的小组观阵，李克牧师在小组会上用一小时左右发言。后来政府干部说：“李克在控诉三自”。三自干部王毓华在会上企图反驳，组长律玉符说时间已到阻止了她的发言。日后王毓华写这段历史时，她说：“在政府不断落实宗教政策时，有人（指李克）掀起更大的波澜。北京教会有少数人采取他们特有的方式和手段在扩大委员会上，不满足给三自运动委员会抹黑，而是直接提出取消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张。强调三自运动任务已完成。现在是办教会的时候了，小组讨论上，各组都有压制反对取消三自爱国的言论和举措。压制的办法是对取消三自论者任其畅所欲言，使反对取消三自论者没有发言的机会。如反对取消三自者抢时间发言，就以时间限制不许往下说。而且对维护三自的人，扣上”既得利益者”的帽子……。还有人主张召开基督教代表会议，以便实现取消三自的目的”。

这是一场维护民主自由与三自会的一场斗争。在上海开始时，北京极左思想的代表起来反对取消三自。上海会议“理顺我们的关系”精神被政府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李克反三自“大逆不道”是危险分子，要加强防范。宗教处副处长何乃维支持李克查账受到上级批评，从处级降到调研员，在政治压力下，心情不快，突然猝死，可能还不满60岁。宗教处调干部哈金启主管基督教。11月30日三自召开常委会。通过查账汇报，免去会计职务。哈金启以“三自太上皇”自居，对李克呼其名横加指责，李克当场反击，照样呼哈金启之名说：“常委会是教会内部会议，你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指手画脚是违反政策……”。当时会场很紧张，已无法进行。主持会者宣布散会，不欢而散。

国内外形势剧变，民主气势高涨，89六四天安门发生青年学生民主运动，91年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结束。中国社会主义感到危机，极左路线开始抬头。1990年1月6日北京市委负责人封明为做政治报告提到东欧局势说：“罗马尼亚剧变是一位牧师引起的，他们游行是先到教会聚会……”。1990年4月11日宗教处负责人姜立勋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当前，世界一切矛盾都是由民族宗教引起的……。”还特别点名赵复三说：“教会有一个大人物，六四期间叛逃国外”。这位大人物那里是教会的人，赵复三是政府多年安置在教会卧底，是灭教的特工人员。后来成为政府的官员，六四期间他在国外访问，支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斗争，之后不不敢回国。

1990年11月《北京日报》和《天风》先后公开声明免除赵复三党内外和三自会的一切职务。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加强思想战线的领导，清除精神污染，对统战部门和宗教信仰继续施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促使宗教早日消灭。中共中央19号文件和六号文件好景不长，俨然“昙花一现”，如今没人了解中央19号文件精神。甚至政府有人扬言，又把宗教说成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宗教是麻醉人民鸦片论的继续。编者曾致函《人民政协报》要求大力宣传中央19号文件。

1987年1月14日编者向丁光训主教汇报北京三自干部对教会工作限制情况，他们提出要简化圣诞节，不可庸俗化，他们粗暴地撕毁“庆祝圣诞”横幅。他们比政府干部还要左三分。令人不可思议。1987年3月编者向政府宗教部门郭处长，要求落实宗教政策，对三自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表示理解。

1989年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内部文件：“传达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境外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目标集中在我国。向我们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攻势……，宗教渗透实质是政治渗透，所以全体党员要提高警惕，做好无神论宣传，在党委领导下，做好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三反斗争”。1991年59号丰办发：“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办公室丰台公安局：《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取缔非法基督教家庭教会活动的人民战争》的通知，1991年11月7日。内容：领导重视，态度坚决，揭发骗局……。”（可见原件）

党中央的19号文件和中共六号文件都成了废纸。中共中央从党内把宗教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对宗教信仰视为“三反斗争”的对象，为取缔宗教活动“打一场人民战争”。所以政府的宗教干部和三自干部，他们沆瀣一气，对宗教活动变本加厉地进行打击……。1990年12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李鹏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991年1月30日江泽民在邀请五位宗教领袖在中南海做客。1991年2月12日吴恩敏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略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强调对宗教加强管理。

几十年来，教会的人事、经济、财务甚至教务等都在政府领导管理现进行的，难道管理还不够吗？近来宗教管理部门提出“三定”，“十不准”新的规定。“三定”是定地区，定时间，定人数。还有十不准规定，不可跨区活动。宗教干部说：“如违反三定，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北京郊区公安局对信徒禁止聚会，销毁圣经，拘押信徒时有发生。1991年3月我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讲：“中国一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如果有信徒被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违法问题”。这是欺骗国际舆论的发言。众所周知，首都在政治上是个极左的地区，北京违反宗教政策的事件司空见惯。有人戏称：“北京的宗教干部是‘土八路’”。宗教处负责人沙之源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但砸教会没有错。北京是首都，在政治上不能随便开放，外地有的北京不一定有，如炒股等……。”

89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全民性自发的民主运动，千千万万青年涌向天安门。各宗教神学院学生也行动起来，如佛学院开着大卡车，高举红旗，敲锣打鼓，缸瓦市教会也有一些青年信徒高举十字架奔向天安门，说真的，我们当时都很激动。但我和杨牧师都不主张他们去游行。一再劝阻，而遭到青年信徒的反对。因我们怕将来给教会带来政治麻烦。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政府对宗教的领导、管理、监督极左路线又开始了。三自主席丁光训为教会争取合法权益。于1990年9月6日，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发言，摘录于下：

人大常委会议平时很少接触宗教问题，特别在班禅副委员长去世以后。当前宗教工作中有些情况，使我不得不做这个发言。宗教在国内外有广泛群众基础，在国内，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人多得难于计算。此外，还有更多的人保持民间比较原始的宗教信仰。文革期间，尽管寺庙教堂几乎全被关掉，宗教界的人受到种种凌辱，但我们当时深有体会，周围许多不信教群众是暗中同情和照顾宗教信徒。这说明热衷于反宗教的是少数，用强硬手段对付有宗教信仰的人，广大群众并不喜欢。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总结三十年宗教工作经验教训，1982年发表19号文件，纠正错误观点，在19号文件的思想指引下，各地落实宗教政策有很大成绩。但是当前许多现象说明，同宗教做斗争，处理宗教问题“凡事‘左’三分”，不怕得罪群众的想法、说法、做法又在抬头，对稳定非常不利。

1982年第19号文件从实际出发，号召全党全国认识我国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这五性。认识解放以来“我国的宗教状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肯定我国宗教界“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既然如此，在今天，党在宗教方面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和宗教习惯，团结他们和广大人民在一起，投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至于信教和不信教，作为意识形态固然是对立的，但是，按十九号文件的说法，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一致相比，那不过是“次要的差异”，只能求同存异，这样才有利于调动信教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件要求我们重视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和宗教外衣下的非法违法活动，要求予以坚决打击，但这打击不应扩大到正常的宗教活动，至于宗教界爱国组织，那是宗教工作中的依靠力量，政府不应当包办代替或越俎代庖，应当帮助他们健康发展，让他们在宗教群众只能够作工作，这样政府就可以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十九号文件说：“对待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十九号文件内容丰富，不能细细介绍。我之所以要提十九号文件，是因为今天有种种迹象令人担忧，是否正在从十九号文件后退。会不会再来一次重复。

首先，十九号文件对宗教界基本政治状况的估计是不是得推翻了？宗教界在政治上是不是一群不可靠的人物，是政府加强管理甚至监督的对象？如果不是，那么应当信任宗教界的爱国力量，辅助它，使用它，依靠它，把宗教信仰管得死死的，不能按着宗教团体的特点去展开工作，发挥作用？只信任极少数几个人，不顾宗教群众的好恶，一味迷信行政命令去对付群众，让爱国宗教团体形同虚设，结果党群关系大紧张，这是很不好的。海外宗教方面敌人在我渗透，这是事实；存在非法违法活动，这也是事实。但这些1982年发表十九号文件那时就有，即使当前更多些，总不成为宗教的主流。为什么一谈宗教，就是看到这些，似乎这些成了主流？对渗透和非法违法活动加强管理，这是理所当然，但一讲管理，首当其冲的是守法的宗教活动和团体，这是令敌人高兴的，他们正在窃笑呢，对爱国的要松绑，对反动的要绑紧，上面早就有了这个精神，可惜没有实行出来。当前更以存在渗透和非法活动为理由，以偏概全，对爱国的宗教，同渗透无关，不是搞非法违法活动的团体，全面进行所谓加强监督，这究竟对谁有好处？

某些宗教干部以宗教管理者自居，不怕得罪群众，经常折腾群众，最近甚至开始把基督教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加以取缔”，在全国不少地区引起教徒的恐慌，他们纷纷向我们求助，这么做的结果必然是引起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方便了坏人，这的确是亲者痛仇者快。我想，四十年宗教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处理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我想政府的宗教工作应当摆脱对宗教的对立情绪，同信徒交成知心朋友，成为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思想说服工作的能手，这样去管理，才能出效果，这样才是真正加强了管理。加强管理是个模糊概念，在宗教方面存在着至少三个层次，三个不同性质的管理。必须严加区别：

一、对涉及宗教的政府工作的管理；
二、对宗教团体进行工作的管理；
三、对宗教外衣下进行渗透和非法违法活动的管理。

现在这三者时常混为一谈，产生很大的混乱。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爱国组织是宗教工作的两支队伍，缺一不可，应当在党的领导下相辅相成，互相支持，互相协商，互相监督。干部一般不大理解教徒的思想感情，如果他们插手宗教本身教务，所出主意每每不为教徒所满意，党群关系就恶化，这不是我们所愿的，我们国家的宗教在大的政治方面，例如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意道路，理应和政府一致，各教不应当有什么同国家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但是政府不必管到宗教的一切，各教都有自己经过长期演化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应当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保持政教分离的形象，特别是政府不干预宗教本身教务的形象，我们的宗教也应当保持独立自主的形象，这样才有利于争取国内外群众的好感和拥护，现在国外敌人攻击我们搞的是“官办教会”，而国内竟有人说：“中国的宗教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官办，说什么官办正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这是十分脱离群众的论调，是国内外群众接受不了的。希望不要这么讲，也不要这么做。

现在有个说法，已经在宗教界传开，认为宗教在东欧事变中起了很多的作用，甚至认为宗教引起了东欧事变。因此，中国要接受教训，对宗教要加强防范，加强监督，加强管理，这个说法在宗教界只能造成不被信任的感觉，在党群之间和政教之间起的是疏远离间的作用。按我所知，东欧的教会决不是铁板一块，也是一分为二的。像波兰，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信天主教，有梵蒂冈这后台，像东德的教会，有西德为其后台，这两国教会同政府几十年间保持紧张关系，自然对事变欢迎、支持、参与，那是一种态度。但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的教会很不同，那些教会的领袖长期了以来同政府合作，今天政府倒了，他们许多人处境困难，有的正在受苦。像罗马尼亚东正教总主教因为长期拥护齐奥赛斯库，就受到攻击说他出卖教会利益，是教会的叛徒，他不得不提出辞职。罗马尼亚基督教主教由于同一原因，已经到法国避难。据我所看到的材料，匈牙利和捷克教会领袖在事变之后有被迫辞职的，有被迫提早退休的，有被撤职的。即便在东德，教会里也有人因为过去支持社会统一党（就是共产党），而今天遭到反攻倒算，要他们公开忏悔。有人喜欢说罗马尼亚的动乱是宗教引起的，据我所知，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政府没有好好处理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硬要他们迁移，他们不同意，就引起了冲突，发展到布加勒斯特的暴乱。这是一个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总之，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泛泛地说东欧教会是支持甚至是挑起动乱的。东欧的党也做统战工作，做得也有成效。我们要坚信，党在宗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统战工作是有效的，不要听到一些风声就接受，如果在宗教工作方面我们要加强防范和管理，对宗教方面的敌人理该这样，但对整个宗教界，应当接受经验教训是好好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群众的争取、分化、教育、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面。以上所见，难免有片面的地方，请指正。

我当时将丁主教的发言稿打印发给信徒传阅，受到很多信徒支持、欢迎，丁主教在人大会上将《苏联一些学者对宗教和无神论教育问题的反思》的发言稿发给代表，希望国家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可惜!未能得到国家的重视。这是1989年6月28日，丁光训赴苏联进行学术访问交流的报告，摘要如下：

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我（丁光训）于1989男6月28日赴苏联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先后走访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即宗教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无神论教研室和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无神论教研室，同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学者、研究人员就苏联宗教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和讨论。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无神论研究所所长B•H•加拉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下列问题进行了反思：

一、承认苏联在宗教理论上犯了错误

1、根据列宁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人为地向宗教宣战，消灭宗教，而是要创造社会主义制度和宗教共存的条件，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宗教很快会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2、他们认为宗教有两重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不应当否定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肯定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有一致的地方，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有其共同之处。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不能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主要障碍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3、宗教既然现实地、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部分人的社会需要。那种不加具体分析地认为宗教好像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不仅是幼稚可笑的，而且也是无知的表现。

4、过去人们认为“宗教是社会上的落后思想，小资产阶级心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即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现在他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很错误的 ，应当把它颠倒过来，这些社会问题才是生产宗教的土壤和条件。

5、虽然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对立的，但它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妨碍人们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它鼓励和号召广大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教徒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承认在宗教政策上犯了错误.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政策上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宗教、教会、神职人员，教徒实行了限制、控制、歧视、打击、甚至取缔的政策。各级苏维埃政府规定，信教者不能当苏维埃人民代表，认为他们是落后分子，二等公民，不能在政治上享受平等待遇。苏维埃政府还定制了新的法令和条例，限制宗教活动，取消了不少宗教团体的登记，对私自举行宗教集会或宗教游行的要进行经济制裁。许多宗教教派不得不从地上转入地下活动。曾经受到限制和打击的还有某些教派的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信教的科学家、作家、诗人、医生、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等。

2、对宗教设施实行了没收、关闭、拆除和破坏的政策。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关闭了大批教堂、清真寺、祈祷所、这就引起了教徒群众的强烈不满，大大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被关闭的这些教堂，有的被改为博物馆、工厂作坊、仓库，有的被拆毁后修建了机关用房等等。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直接违背了列宁关于宗教、教会和教徒问题的下列基本原则：“保障公民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禁止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对待教徒群众”，“必须坚决铲除任何企图的关闭教堂、清真寺、寺庙等行政手段同宗教信仰斗争的做法”，“要保护具有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的教堂、寺庙”。虽然苏联宪法也明文规定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现在，苏联政府认识到这一错误，并开始加以纠正，向教会归还教堂、寺庙、修道院，修复被破坏了的教堂、寺庙、修道院等宗教场所，允许人们自由进出教堂，恢复教徒的正常宗教生活，恢复受害教士的名誉，恢复主教的职权等。以莫斯科为例，现在根据苏联政府在指示陆续把教堂、修道院等归还教会管理，现已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50多处，进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神职人员重返教堂，继续担任神职。这是我此次访问苏联时亲眼目睹的，目前，苏联政府正在复审和制定一项新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保障宗教团体，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切身利益，以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据悉，此项法规已于今年10月1日获正式通过）。

三、承认对宗教的作用做了错误的论断

他们认为苏联理论界过去在宗教的作用问题上发表了错误的论述，如：“宗教历来起着反动的作用”，“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进步和科学的敌人”，“宗教是一种阶级异己现象”，“宗教是一种社会机体病态”，“宗教是一种罪恶”，“宗教是一种社会的破坏因素”等等。今年7月份，我在莫斯科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学家A•H•克里诺夫教授（他是苏联宗教所新法规的起草人之一和顾问）等几位学者，他们就宗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发表了看法，认为基督教（主要是东正教）不仅起着宗教作用，而且也起着社会政治作用，因为它是俄苏历史、文化、政治制度许多世纪以来发展道路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具体讲有如下一些肯定的作用：1、当历史上的俄苏国家遭受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1707年）、法国皇帝拿破仑（1812年）和德国元首希特勒（1941年）三次外来侵略时，东正教会号召广大教徒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一致对外。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教会和神职人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广大教徒群众募捐国防基金，并用它组建了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命名的飞机大队和以德米特里•顿斯基命名的坦克纵队，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教徒和非教徒一样在前线共同浴血奋战，在后方忘我劳动，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立了功；2、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劳动者，为了平等和自由，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肩并肩地共同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贡献；3、全国各宗教团体在捍卫和平事业方面，在缔造和平的活动中，反对核威胁，主张核裁军，为人类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只能够也作出了贡献；4、宗教神职人员为人道主义，为各国人们之间的公共关系，为支持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是值得称赞的；5、今天绝大多数教徒都愿意接受改革，对发扬民主与公开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加速实现苏联经济发展计划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应当肯定的；6、宗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密切，17-18世纪，俄国许多农民起义都与宗教息息相关，如17世纪，俄国多次农民运动就是打着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旗号进行反沙皇政府斗争的；又如：18世纪，旧礼仪派在顿河流域参加哥萨克农民起义，反对沙皇独裁统治；7、10-17世纪，修道院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培养了众多的学者，为后来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教会不仅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如土地、房屋、生产资料），同时也有丰富的精神财富，而且精神财富是主要的（如宗教哲学，宗教文化、宗教伦理、宗教艺术），总之，这些苏联学者一致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否定宗教在俄罗斯和苏联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在应该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承认无神论教育遭到失败

以B•H•加拉贾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学者认为：“今天在苏联进行的无神论教育，虽然在政治杀死那个和精神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仍没有取得成效”。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和审查我们在无神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立场”，“我们不应当坚持错误，而应当改正错误”，“我们不应当落后于现实，而应当面向现实”，“我们必须打破僵死的教条，扫清我们头脑中一切错误的东西”，“我们必须按照新的思维方式对待无神论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改革整个无神论的教育体系”，苏联学者认为无神论教育遭到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理论上出现了错误。无神论理论的错误早在二十年代就已存在，当时，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愈是的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是激烈。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对待宗教，教会和教徒的态度上，也反映在对无神论本身的理解上。无神论者强调无神论与宗教势不两立的，主张无神论应当同宗教进行斗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理论界逐渐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无神论的观点。

2、思想上急于求成。在斯大林时代，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时刻盼望奇迹的出现，在无神论方面，也希望出现奇迹，于是出现了消灭宗教的积极分子。在赫鲁晓夫时代，向共产主义飞跃，指责无神论宣传工作没有成绩，不能令人满意，提出加快消灭宗教的措施，大搞反宗教运动，每年关闭大批教堂、寺庙、限制教徒在教堂中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急于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继续强化无神论教育工作，出版大量的有关宣传无神论的书籍和小册子，成立一些列无神论宣传机构，甚至许多无神论宣传网，以便缩小宗教的影响。结果，事与愿违，信教的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多了起来了。我在莫斯科问及一位学者，为什么在苏联宗教活动有时处于低潮，而有时却处于高潮？他说：“所谓低潮并不是真相，只是面表现象，真相是许多教徒转入地下（家里）活动了。这种表面现象是有高压政策和无神论教育的强制教育所造成的。所谓高潮（活跃），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其历史原因是东正教在苏联有一千年的历史，其传统势力很大影响很深，想在短时间内清除，那是不可能的；而无神论在苏联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更何况其宣传不得力。现实原因是指苏联社会问题很多，人们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思想非常苦闷，常常到宗教那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一条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宗教。

3、方法上简单粗暴。过去在对教徒进行无神论教育的，不是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办事，不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不是关怀、尊重、帮助、照顾他们，而是一味指责、歧视、排挤他们，甚至进行批斗，把他们推向与苏联政府为敌的对立面，从而消弱了社会主义。

4、工作上有片面性。只讲宗教、教会、教徒的消极、落后方面，不讲他们的积极、进步方面，不讲他们是爱国劳动者，不讲他们同无神论者一样反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不讲他们拥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讲他们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其结果，严重挫伤了广大信徒的积极性。总之，在苏联，无神论教育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种种错误，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1991年4月5日，天主教傅铁山主教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也提到：“东欧剧变后，有人说东欧基督教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是事实，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反之这种说法会使人感到宗教是潜在的敌人及危险，因而对宗教设防。

1992年7月1日，丁光训在全国人大常务会议上的发言：“区别对待是中央精神”。他说：“我被形势所迫，做一紧急呼吁，要求立刻停止在我国蔓延的那股取缔风。不加区别地取缔所谓‘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不能因为群众信教就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宗教。他们动用公安干部、民兵，使用电棍，撕毁宗教图像，没收圣经和书刊，监禁信徒，罚款，停水停电，停发救济款，拆毁房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首先要搞清一个宗教活动场所是正常宗教活动，还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非法活动？我们反对不加区别，一概取缔的粗暴做法，这样打击实在太宽了。中共中央19号文件明确规定，坚决保护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不是凭某些基层干部个人的意志和他们对宗教的好恶情绪消灭宗教”。1992年12月2日，在广州召开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副主席、会长、副会长商讨全国两会的会务事宜。主要讨论如何理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各地反映宗教不自由现象严重，会议通过六条决议：

一、关于人事问题，当由教会自主，不得由政府将非教徒派进教会做三自干部。
二、选派神学生问题，当由教会负责，政府不得包办代替。
三、关于教务问题，当由教会自主，不可由政府批准。
四、关于经济房产，政府管理部门不得占用。
五、教会办企业所得利润当归教会所有，政府部门不得占用。
六、教会房产当归教会所有权，不得上交宗教处。

国务院宗教局宛局长也参加会议，他说：“以上情况不是落实宗教政策问题，是违法问题，当按中央19号文件规定，不该出现违法问题”。1994年1月31日，李鹏总理签署145号令，根据《条列》规定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法》，可查登记宣传提纲，了解为何登记和登记范围和条件。1992年8月29-31日，在南京举行中国基督教海外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纪要提出：“当前有些人动辄将国外渗透与正常的宗教来往混为一谈，这是观念上的混乱。不要安排或少安排邀请外宾讲道或参观农村聚会的，唯恐提供渗透机会。会议讨论了，政府干部参与教会外事接待问题。考虑到政府对教会控制很严，三自是政府官办机构等流传很广。对迎送、陪同、座谈等活动，不宜有政府干部出面在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会议讨论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过程中，基督教所起的作用问题。实际上，东欧凶、捷等国基督教领导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正教的反共态度，是因苏联政府长期不执行宗教政策，压迫宗教的做法导致的结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李克牧师  2010年9月23日

缸瓦市教会事件的真相——对杨毓东牧师回忆录的思考

杨毓东牧师，于1920年出生于东北辽阳，基督教家庭。自父辈即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思想先进，从事医务工作。杨牧师毕业于沈阳东北神学院，是属于现代派的神学信仰。杨牧师1948年来北平，在新街口中华基督教会，做传道工作。

杨牧师于1952年参加北京三自革新学习班。杨牧师的性格为人正直、思想敏捷，善辩，是一位很直爽的人物。在学习中，他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不承认基督教是文化侵略，不承认反苏反共思想。当讨论礼拜堂挂国旗问题，政府说，任何场所单位都要挂国旗。杨牧师马上说：“厕所也要挂国旗吗？”由于他的性格直爽为后来右派埋下伏笔。他为了坚持政治立场，身陷20年牢狱之苦。

我在学习班中，因我是贫穷落后出身，愚昧无知，我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我当时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我承认思想“落后”，我拥护三自革新运动。逐渐成为三自运动的“积极分子”，忆往事甚感遗憾。

1958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没打成右派，没有下放农场劳动，并且在保留4个教堂中，我负责西城缸瓦市堂工作，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上帝对我的保守，但当时身不由己，犯了很多错误，甚感内疚。感谢神！使我有悔改的机会，我经过多年的反思，我在神和人面前否定了自我。

我的思想转变是从文化大革命伊始，自“破四旧”砸教堂，以至红卫兵的一切暴行，我无法接受，便开始怀疑共产党的领导。我因愚昧、无知，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上当受骗了。我极力关注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大字报的信息。我是一个胸怀坦白，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在西北旺劳动改造期间，我和杨怀周牧师等人，有共同的思想、言论，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和杨周怀接受批斗，被定性为“极端反对文化大革命分子”。

1979年，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我极力要求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一切不公正的待遇。我公开向政府干部提出，关于共产党消灭宗教的历史，已经证实。又对三自运动提出质疑，不能再宣传基督教是文化侵略。苏联红色帝国主义是中国头号敌人，三自是消灭宗教的政治工具。我的思想言论引起政府和三自会轩然大波。李克在政治上，成为不被政府信任的人，正如杨牧师在回忆中贬低说：“李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

1980年缸瓦市教会恢复活动时，政府和三自会，企图将李克排除教会之外。我以政策、法律与宗教干部进行说理斗争。在缸瓦市复堂前一天，他们无奈地允许我回到教会工作。我从一个拥护共产党和三自的积极分子。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传道人，这是神的保守使我重新回到主的爱里，我重新奉献为主工作。缸瓦市教会复堂之后，政府任命祁廷铎为主任牧师，他即是杨牧师所说的“四大金刚”之一。在教会中，我一直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进行斗争，直到如今。

杨牧师已经安息主怀14年了，我以怀念和敬爱的心情拜读了他的生前“回忆录”。对他20年的牢狱之灾，我感到十分同情，他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无辜的迫害。我当时却积极地推行三自运动甚感内疚。在国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人的思想都在不断与时俱进。1982年我在教会接待了一位著名的大右派林希翎。他原来是一位基督徒，我感慨地说：“你们为正义奋斗是先进的，受苦是光荣的。我与你们相比已落后20多年……”。

1980年杨牧师落实政策后，李克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向政府和三自会进行呼吁，要求杨牧师早日回到教会工作，我尽量为杨牧师安排讲道和信徒谈道的机会。后来政府终于同意他回到缸瓦市教会，我们一同工作。因我们的思想观点一致，我们互相交流。三自会和文化大革命各种情况，所以合作的很好。

因李克的思想转变，我和杨牧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决心共同办好神的教会。当时各教会都有不同的特点，崇文堂是政治化的教会，宽街堂是聚会处的特点。珠市口堂是农村型的教会。而我们要把缸瓦市堂办成文化型的教会，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

1984年，政府和三自会决定按立杨毓东为牧师，杨牧师说我在50年代，新街口教会已经是“准士”了，现在应当落实恢复圣职，他不接受三自会的按立。他还自豪地说：“我是正当走进教会，而不是爬近来的”，三自会无奈，允许他自己在84年4月请他的好朋友李苍森、高玉宗牧师按立了圣职，我支持他的创举，是一位有骨气的牧师。

1986年，杨毓东为什么在缸瓦市教会当主任牧师？教会的人事、经济、都是由政府和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主任牧师必须是政治可靠的人。1986年，神学院的人事调整。祁廷铎牧师企图不放弃缸瓦市教会主任牧师，兼任神学院院长。但政府说不得兼任。结果祁牧师选了神学院。在缸瓦市教会主任牧师空缺之下，杨牧师正式成了主任牧师，难道杨牧师是政治可靠的人吗？后来于新粒说：“杨毓东是有政治背景的”。按理说，邵凤元是老资格，为什么没有叫邵牧师当主任？而李克在政治上不被共产党信任，他不可能当主任，他也没有当主任牧师的要求。那么杨牧师有什么政治背景？杨牧师说：“政府干部曾‘三顾茅庐’，一定要请我下山”。据说凡是被政府释放的人，都有政治承诺为政府效力。

1986年2月，杨牧师绯闻事件：有一位年轻女信徒叫肖红，他的相册头一页是杨牧师的照片，她经常手不释册地看杨牧师的照片。引起信徒怀疑。问她为什么？并有几个人共同为她祈祷逼问。肖红说杨牧师是他的爱人，每次礼拜后都与杨发生关系。杨还送她项链为纪念。杨牧师桃色新闻，当即在缸瓦市和宽街教会，不胫而走。闹得教会沸沸扬扬。政府三自会的领导殷继增和孟向召，决定开除杨牧师。为此杨牧师受到极大的压力。但是李克对此产生怀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澄清真相，保护杨牧师的名誉。李克首先到肖红的家中，找她的母亲了解情况。我问肖红母亲，你每次陪女儿礼拜，你发现什么不规的事情吗？他说肖红因婚姻失恋精神受到刺激，对杨牧师产生暗恋，那个项链是原来男朋友送给他的。这一切都是莫须有的。于是我请她写出证实材料；我又分别找到一些参与传闻的信徒，包括所谓“女先知王继贤”，找她们对质，她们都哑口无言。我请她们写材料签字，然后我将材料打印，呈交给三自，平息了这次风波。后来杨牧师对我深表感恩戴德地说：“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是唇齿的关系”，后来殷牧师在给杨牧师的信中说：“李克是杨牧师的亲信”。“杨对我说你就是我的亲信呀！”我当即反驳“亲信”是贬义词，我们是同工、战友。我应当主持正义。这段历史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杨牧师提出三自会“四大金刚”，在写回忆录时，不宜点名，四大金刚是殷继增、祁廷铎、石泽生、阚学卿（老党员）。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杨牧师当时说：“我是三自会头号敌人，你是第二号敌人，我们要共同抵制他们。”

“五天常委会”的真相：杨牧师在回忆录中，对“五天常委会”问题，他轻描淡写，隐瞒实情。1988年5月，李克根据国家的形势，共产党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精神，同时赵朴初、丁光训也在全国人大和政协都提出政教分开。并要求政府出台“国家宗教法”。于是我和杨牧师研究策划一次大胆的政治行动。事前，我邀请有影响的殷继增、高玉宗、李苍森等几位牧师，争取他们的支持。于1988年5月29日，利用三自会召开全体同工会之际。我们先发制人，向三自会提出民主对话，当即得到全体同工的响应，大家纷纷对三自会的工作，提出批评，犹如洪水爆发，无法阻挡，我们连续开三次大会，要求教会独立自主，最后有人提出三自财务不清问题。最后又召开两次三自常委会正式通过由李克牵头组成清查三自会财务小组，杨牧师负责清查房产，这就是“五天常委会”的真相。

这是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引起国家宗教局的关注，后来三自干部王毓华在她编写的《北京基督教简编》中特别提到这次事件，称为“前进航道上的波澜”。杨牧师在回忆录中，为什么淡化这次重大事件。他只提李克负责查账云云，我们可以猜想，杨牧师在想什么……？北京教会反三自事件之后，1988年末，全国三自丁光训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理顺我们的关系”，也是为了取消三自。有人说：“取消三自北京先走了第一步”。这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决定的。

1989年“64天安门事件”，对此我和杨牧师的观点是一致的，杨牧师说：“为了保护教会，不同意青年信徒上街游行，当时引起青年同工秦虹虹和信徒刘焕文与杨牧师发生矛盾，秦虹虹在院内叫杨毓东的名字，大骂杨牧师，为此杨牧师不敢露面，我和王继贤为杨牧师排忧解难。

1989年9月4日，宗教处办清查“64“事件学习班，会上干部公开点名缸瓦市杨毓东、李克支持秦虹虹、刘焕文去天安门游行，并说东欧剧变是由一个牧师引起的，说李克控诉“三自”……。仅因我和杨牧师不同意赶走朝鲜族信徒和“九五”事件，外国记者采访杨牧师，从此政府把缸瓦市教会视为不安定因素。

1993年4月陈武威事件：教会的人事都由政府和三自会统一调配管理。杨的回忆录中说：“陈武威是缸瓦市教会事件的导火索”。北京三自会首先派陈武威、刘学军、史平等先后到缸瓦市教会工作。老牧师应当对年轻的同工进行培养，成为教会新的接班人。当年全国三自在北京按立一批年轻牧师之际。杨牧师首推陈武威按立牧师，后来杨牧师感觉不妥，又撤销推荐。于是引起陈武威对杨牧师的不满。导致教会重大事件。成为国内外重大新闻。
对陈武威按立牧师，当时我和杨牧师观点是一致的。正如杨牧师说：“陈武威的劣迹相继暴露，他根本不想做圣工，而是要利用教会做买卖。他是结婚生子的人，却和一个比他大多的女人同居，并在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甚至否认其女儿，做亲子鉴定。法院曾到教会了解情况。陈的丑闻，在教会闹得沸沸扬扬，对如此劣迹的人不但不能做牧师，应当开除教籍。后来我和邵凤元牧师提出将陈武威退回三自会。另建议调杜凤英到缸瓦市教会工作。当时三自会主席殷继增牧师也提出开除陈武威。而于新粒拖延不执行，至今陈武威仍是南口教会的牧师，这完全暴露三自会的腐败。

在杨陈矛盾之前。政府和三自会早已对杨牧师不信任了。他们确定了人事调整。提出各堂的主任牧师都退居二线，由年轻牧师接任。1993年4月27日，三自会召集开会。干部阚学卿宣布七十以上的主任牧师都退居二线。崇文堂石泽生退下，由吴巍接主任牧师。珠市口堂邵文牧师退下，由李永红担任。缸瓦市堂杨牧师退下，由于新粒接任。杨牧师对三自的既定决策，公开反对，拒绝。于是杨牧师夺权事件，拉开了序幕。

杨牧师当时并不了解陈武威和那女人非法同居，杨陈的矛盾，主要是那位女人为陈出谋划策，企图夺取教会的领导权，即可为所欲为了。是那位女人，叫陈“呼杨毓东之名”甚至还污蔑杨对她进行调戏。陈武威妻子还找李克牧师告状。并去那女人楼下捉奸。为此我们建议三自会赶快调走陈武威。

为了三自会的决议，我和邵凤元牧师劝杨牧师，不要硬顶。反对三自的决定，就是反政府的政策。你既是政府叫当主任牧师，现在也当顺服政府叫你退居二线。并不影响你在教会的工作。可以安享晚年吧！他说：“我的小棉袄都预备好了，准备二次进入监狱。他要夺邵凤元手中的教会大印，和堂务会的记录。我们不能交给他。这时于新粒已经到缸瓦市上班。完全可以正常接班。但于新粒怕得罪人，还充当和事佬。对杨牧师说：“你不要着急，请放心。我不夺你的权，你何时交权，都随你决定。于新粒的让步，使矛盾不断复杂化。使杨牧师有机会采取各种对策。我们和杨牧师在工作中本无矛盾。因我们没有支持他夺权。他把我们看成敌人。杨牧师在回忆录中说：“李克支持陈武威，还说李克在政府和三自面前是个“臭名昭著的人”。还说李克请信徒在家吃饭，疏通想当主任牧师，这都是莫须有的事。

杨牧师撤销原来堂务会的组织，将我们开除教会工作，不许我们上台讲道。另外制定堂务会规章制度。以他的亲信重新组建堂务会，他自封为教会的法人地位。他还写揭发于新粒的十大罪状。发动他的亲信上访国家宗教局和丁光训。甚至还要发动信徒上街游行等活动。这场风波：自1993年4月至1994年12月，历经17个月的斗争。使教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于新粒的错误，未能及时接管主任牧师造成的。

缸瓦市教会夺权大战：1994年12月4日，正当主日礼拜，上午杨牧师和他的追随者王美珍，被迫拉下讲台。杨牧师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描述的很详细。我们才得知，原来在12月4日前一天。政府宗教处领导已向杨发出最后通牒，强行停止他的主任牧师职务。并在当天从他家至教会一路拦截。不让他进教会。杨牧师说：“他们没拦住。神使从他天而降”。他和王美珍早就穿上礼服上台。准备应战。这天杨牧师也通知他的亲信保驾护航，政府宗教处以季文渊为首的干部坐阵指挥。据说，院内大批公安便衣，街上还有公安防暴警车等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政府小题大做，证明对宗教领导管理的失误。

三自会以主席殷继增为首的干部有阚学卿、石泽生、吴巍、邵文为夺权工作组。他们推着于新粒上台与杨牧师对峙，夺取讲台。这时堂内信徒和院内开始大乱，喊口号，扭打抢夺照相机，将三自会的文件撕碎满地飞。当时两个信徒将杨牧师和王美珍拉下台。然后由宗教处长将杨牧师拉到办公室安抚谈话。杨师母朱春荣晕倒在地，送去医院。这时我和邵凤元牧师都在室内未出面，因无法对群众表态。

政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政府既有权领导管理教会的人事、经济工作，三自会有规章制度，一年前就决定七十岁以上的主任牧师退居二线。本来通过行政管理即可顺利地解决。却拖延一年多。政府既任命于新粒接主任牧师的班，他却充当和事佬，说：“我不夺你的权”，促使杨牧师不退位，结果被强拉下台。
“主任牧师”不过是权利政治地位问题，退居二线并不影响工作，调换职位是正常的，能上能下，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了守住教会的工作阵地，杨牧师没有全面考虑，何必争夺权利？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16:26）

杨牧师在夺权中智者千虑，费尽心机，日夜难眠，不幸身患绝症而终，赔上性命，得不偿失。政府和三自会，并没有开除他的工作，是他自动放弃工作岗位。三自会照常发工资。最后还为他付医疗费25万元。杨牧师最后在回忆录中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他的前半生为政治受迫害，值得同情，最后晚年自命不凡，高抬自己，以失败告终。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必须认真反思，我们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太24:44-51）。既有忠心还要加上见识，才能成为神忠心仆人。本人在缸瓦市教会工作60多年，是教会的见证人，我有权澄清历史真相，公布与众。

李克牧师，2013年2月

 

赵复三的异化人生——李克牧师

赵复三先生，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学期间，从事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分配领导管理基督教工作，首先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基督教青年会”是国际组织，它虽然不是信徒参加礼拜的场所，但青年会是以基督教的名义进行社会服务为宗旨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基督教青年会成为政治活动中心，许多共产党利用青年会进行政治活动。如电视剧《阎宝航》他是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是共产党著名地下间谍的真实人物。在青年会还有吴耀宗、丁光训、刘良模、李储文、李寿保、赵复三等人。都是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们以宗教身份，在教会推行三自爱国运动，以消灭宗教为己任。

解放初期，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以赵复三为首的还有陈文润（女）、肖静（女）、王毓华（女）等人，他们都是在教会推行“三自”的领导人。1950年，政府发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1951年政府开始组织基督教全体教牧人员集中学习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是进行思想改造，每天政治学习，交待历史，承认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批判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人人过关，教会工作已开始冷落，没有人敢进入教会了。1954年赵复三为了工作需要，特在基督教圣公会按立“会长”圣职（即牧师）。之后任神学院教务长和北京“三自会”主要领导人。经过学习改造，“三自运动”不断加强，而教会不断消弱。1955年肃反运动，政府打击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集团”。很多“王明道分子”因“反三自”被打成反革命。1958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教会约有三分之一的教牧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取消神学院，教会合并为四个堂。全体教牧人员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国家没收教会房产，这是消灭教会第一个步骤。

赵复三完成灭教的历史任务之后，他被调到北京市宗教研究所任党委书记，从事灭教理论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彻底消灭一切宗教。赵复三是忠于党灭教有功。但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连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等人都不放过，而赵复三之流岂能幸免于难?文革时，赵复三被打成“长期潜伏的美蒋特务”，隔离交待罪行。同时他的夫人著名作曲家瞿希贤也被打成反革命，他们被迫离婚。他的大哥自杀，二哥被碎尸，母亲孤独一身而终，以致家破人亡。文革后，落实政策，赵复三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付院长，他经过反思，1986年撰写了《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第三期，他以马列主义客观地否定了“鸦片论”，提出宗教长期性，为宗教信仰自由提出理论根据。当时本人建议三自会印发该文，供全国各地教会学习参考。

1989年，赵复三率团赴法国访问，此时北京爆发“64天安门事件”，他不能认同当局暴力镇压学生。而决定滞留海外，潜心治学。赵复三未归，政府认为是叛逃行为，于1990年《北京日报》宣布开除赵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天风》随即于90年11期，也宣布免除赵在“三自会”的一切职务。赵复三在国内外多年进行自我反思“觉今是而昨非”。但他对前半生的往事，却始终保持沉默。

2006年3月8日赵复三在国外发表《历史的沉思——<神曲>默想》特摘要如下：

“中国人在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一直以“无产阶级文化”高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妙不可言。所以为了“革命”就要参与打倒代表民族文化的“孔家店”，还要“打倒帝修反”等一切外国文化。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打倒封资修”。才知道原来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起，毛泽东思想就鼓吹反人性、反人道主义、以及“人对人像豺狼”般彼此仇恨斗争的、永无止息的纳粹式社会，否定人类的一切文化。这就是毛泽东视为自己历史功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国。……，人与人的关系要建立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上面，“亲不亲，路线分”。……。

而我从自己的体验和学习世界文化历史中体会：人除了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心灵世界，它与外在的无限世界又是相通的。……，如果否认这两个无限世界，就否认了人类自身……。回顾自己的一生，从23岁到63岁的40年里，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呼吸、生活的：吮吸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空奶头，被迫放弃社会理想，放弃思想自由，放弃文化道德，放弃人间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放弃赤子之心，放弃精神世界，这样才能指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子民。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本来爱国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爱”一个剥夺了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孕育了阶级斗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旗号下起家的。建国后划分人民与敌人的6项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拥护社会主义”。……。一面大力宣传要“建立和谐社会”，却还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正是毛泽东推行秦始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结合的一个典型实例。

始皇帝死后，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朝臣凡指鹿为鹿者都被暗害。秦二世指鹿为马，……，是要考验群臣是否已经放弃理性、放弃独立思考，当驯服的奴隶。……，老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放弃理性，放弃思想。指鹿为马，是为了强迫人民放弃理性，甘当奴隶；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不思想、只会喊“万岁”的奴隶了。最令人痛惜的是，青年一代被告知说，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阶级、也就是人对人的社会仇恨之上，中国民众只能忠于一个秦始皇式的大独裁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被打倒，而且在思想上“批倒批臭”。于是老百姓被扔到水深火热之中，连最后的一个“窝“（家庭）也被践踏：“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毛主席亲”。(毛泽东推行愚民政策)……人们曾被灌输道：“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由于宣扬“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一度成为“臭老九”。

进入21世纪，中国面前的命运，看来是一段漫长的炼狱。走出地狱，为什么还不能进入乐园呢？为什么炼狱将会是长期的？……，人类背离了神的道路。粗鄙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一把神抬出来就是迷信、反科学、反现代科学世界观……。今日全球走向一体化的现实世界里，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正处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旧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五四运动”虽然树立起“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但它们更多地是被当作政治口号，人们并不曾真正认识世界。这种局面后来使人民革命的果实被一党篡夺，把中国引上了歧途的50年历史。经过30年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亚洲“四小龙”，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头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而在政治上则倒退到“戊戌变法”以前，连限制专制政治的“君主立宪”都不能正面提出，因此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对世界都更加疏离了。“五四运动”后，代表进步的左翼知识界对运动的歌颂压倒了对它的分析研究，以致于看不到“五四运动”的不足──只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看世界，从民族主义要求中国，而未曾从世界现代化来看中国，看不到中国从人民无权的专制统治走向现代化世界过程中的重任。换言之，中国还是在漂流着前进。

近50年来……与世隔绝、安于落后状态。……在利玛窦来中国、中国进入世界历史、16世纪初西欧文化复兴时期相比，恐怕落后了4百年。在今日中国，只有……敢于承认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后，才能有前进奋斗的方向，中国才能走出泥潭、走向新生。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要把毛泽东过去长期鼓吹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打碎，也就是要“非毛化”。……只要实行“非毛化”，……（方能）进入21世纪各国之林，舍“非毛化”没有其它出路。大家似乎都在等着看中国的前途如何。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和中国的“共舞台”看，21世纪中国要演出的新剧目已经排定。……这便是中国前途的“早春消息”，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之《神曲》的展现。（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

赵复三最后，以鲁迅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沉浸在这样的心情之中，度过了80岁生日。这位国家和中国三自会政治领导人，他的异化人生值得我们的深思。在历史过程中，我们都身不由己，当与时俱进，痛改前非，我希望赵复三先生，成为“大马色路上的保罗”。

2013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