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是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北京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江苏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其信仰立场和为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仗义执言而遭到迫害，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赵紫宸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中国处境化神学的早期缔造者，也是中国系统神学的最早倡导者，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其著作《基督教进解》《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炼狱记》等皆被收录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卷《赵紫宸文集》中，《民众圣歌集》《圣诞曲》和《普天颂赞》等宗教音乐作品被收录在《赵紫宸圣乐专集》中。其作品《神学四讲》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
以下为赵紫宸先生回忆正文，本文是一篇回忆录，虽力事准确，总难免带些主观的色彩和回忆者最近立场和观点的反映。在这里所述的，是从1926至1951年的情形。我把这二十五年分作四个时期：以1926至1937年为初期；1937至1945年为蛰伏期；1945至1948年为强求发展期；1949至1951年为挣扎图存期。
1926年至1937年
一、宗教学院的形成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等机构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初为燕京大学校长之时，它就成了燕京大学神科。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校址，神科即改名为宗教学院。它是燕京大学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科、理科分化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为大学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宗教学院呢，在大学中的地位虽与文、理学院相同，却招收大学文理科毕业生为学生。从理论上说，该是一个有研究院程度的学术机构。实际上，虽然当时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等野心勃勃，大事铺张，宗教学术研究却是谈不到的。学院内不仅没有能够从事研究学术的大学毕业生，而且简直不存在什么“学贯天下”的教师。
不过，宗教学院在燕京大学之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借以发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工具，宗教学院直接担任着大学范围内的宗教生活和维持宗教气氛的责任，当然可以在大学里耀武扬威，大有发言的权力。刘廷芳、洪煨莲等和司徒雷登决定要把宗教学院的理想和精神渗透整个大学，办法是让宗教学院的教授们都在大学的文科、理科里兼任教授。这还不算，1926年洪煨莲是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另一位宗教学院教授当宗教学系的主任。迁到海淀新校址之后，大学里组织了一个“燕大基督教团契”，专任主持师生员工的宗教上的种种工作。宗教学院里的教授当然在团契里担负重要的职司，有的当司教，有的当教员部主任，有的协助讲道和宗教学习班。大学附近的小教会不能适应知识分子的宗教要求，人们索性把它撇开，把团契当作了教会，自封自立地制造出一套规章制度，为要求进教的大学师生职工施洗礼、设圣餐、开堂宣教、举行礼拜。
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上，宗教学院的院长、教授都占重要的位置。宗教学院教授的阵容表面上也相当整齐。在简章上(当时的简章是用英文写的)教授们都有硕士、博士等等长长的头衔。不提头衔只提名字就有刘廷芳、洪煨莲、司徒雷登、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徐宝谦、王克私(瑞士籍)、大懿嘉(英国籍)、柏基根(爱尔兰籍)、范天祥(英国籍)、陈垣、吴雷川、巴狄德水(美国籍)、寇润岚(美国籍)、诚质怡等。在这些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是在中国教会范围内的闻人。院长刘廷芳和后来继任当院长的李荣芳、赵紫宸都继承一种名师主义，用简章上挂名的大名鼎鼎的先生们去号召教中的青年，让他们对于燕京大学心向往之，心诚求之，而争取来当学院的学生。
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剧变，有志的青年都在关心国事，不会愿意把自己埋没在终身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拿教会大学中“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子弟来说，他们自有他们的出路，即使进了教，也不会想去做传教的牧师。尤其是教牧人员的子弟，若不是为宗教狂热所感染，也很不容易想作教牧工作。在这时期以前，中国社会给青年的出路少，教会给他们的报酬还有诱惑性，教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宗教狂热的驱使下，曾经有全班毕业生投入教会工作的。时代逐渐变易，这种情形也改变了。牧师的儿子看到父亲一辈吃不饱、饿不死，自然要向教会外面找机会；只有才力低劣的，才“绳其祖武”，“不改于父之道”。而绝大多数牧师也心里有数，嘴里把儿子献给上帝，事实上“听其所之而止焉”。因此宗教学院要找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的成绩优良的学生，真要“踏破铁鞋”去搜求。
招得稀稀疏疏的几个学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中国所用不着的东西，且不问所灌输的是不是毒害他们的东西，即使让他们毕了业，得了神学士学位，教会里也没有容纳他们工作的地位。第一，教会不能供给像样的薪金，也不能让他们在教会内高出老教牧人员而骑在他们头上。第二，毕业生们总不免趾高气扬，信众们实在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抽象的道理，不要说在教会里，就是在社会上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无用处。
这些道理，宗教学院的教授们并不曾研究过，也从来不曾讨论过，一开始就糊里糊涂举办了一个美国人拿来的大学范围内的神学院。没有学生，就由院长亲自出马，游行长江南北，招诱教会大学中行将毕业的青年，有一个收一个，不举行考试，不考究成绩的高低，所学的是文、是理、是工、是法都不问，只要有教会负责人一封介绍信和学生所毕业的学校一封证明书，连同四年分数单，要入宗教学院的男女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入了院。付不起燕京大学所定的学费膳宿费，自有助学金在那里预备着给每个学生一年三百块的“恩赐”。所收的学生难得有几个人够得上作一些研究工作的。
教会里面不需要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宗教学院不能不设法派他们做教会大中学校宗教教育的教师或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基督教文字机关的译员或写作者。这样的人才，能为在中国的教会做些什么，宗教学院的“名师”们从来也不曾考察过，只让他们去传播他们所学的那些洋东西，使之发生“浸润之渐”的影响。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耶稣所说的，“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那么，燕大的宗教学院究竟要干什么?翻开旧章程来看一看，它的宗旨是要“以耶稣基督的人才供给中国教会，要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圣艺上(即宣教艺术上)得有熟练的技术，也曾爱他们优长的遗传，了解我代经学神学方面的思想的发展，明白最新的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潮流，清楚地同情于所有要使全世界信众团契得以进一步实现的努力，使他们有志向有才能，能够助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的建立，能够对于教会为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的主张与使命抱有热情；对于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的基督的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经验；对于服务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上帝的至上的机会，怀着志向，愿将所有热情和生命力投入宣传福音的事业之中”。(这些话不大像中国话，因为它是从1926至1927年宗教学院英文简章上翻译过来的。)到了1932年，简章上关于宗教学院宗旨的话，调子压低了不少。高调是刘廷芳做院长的年月里唱给美国教会听的，在院中其他的教授们看来，实在有些大言不惭。压低了调子的英文简章里说：“学院的宗旨是要通过本院所教育的、有着生动的个人基督教经验的、有着进步的教会意识的、有着要求个人和社会重生的热情的、有着历史感、科学态度和方法的男女，为中国助成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生活的基础的奠定”。至于什么是个人的基督教经验，什么是进步的教会意识，什么是个人和社会的重生，什么才是历史感，什么是科学态度和方法，谁也没有清楚的概念。什么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生活基础，尤其是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若问一问宗教学院师生的生活如何，我以为只有一个回答：松懈得很!学生与大学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们感动不了大学学生，大学学生却能转移了他们。“圣善”不能变移“世俗”；“世俗”却大可以变移“圣善”。据司徒雷登的看法，宗教学院学生在大学里有机会扩展心境，延长眼界，不至再为宗教关门闭户的狭隘所限制。果然，学海思潮撞击着宗教信仰，人就不迷信了，人一不迷信，热诚也就烟消云散，宗教也就没有作用了。司徒雷登对于这点不是不了然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宗教冷冰冰，对于美国式思想与生活倒反而会热腾腾的。
论到宗教学院的生活，当然是宗教生活。大学里每日有朝会(就是早礼拜)，宗教学院参加了这个，学院里就不必有适合于神学生特殊需要的早礼拜。每晚学院里该有晚礼拜，但是教授们散居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润园，谁也懒得晚上临睡前出来领导学生做晚课。一切听其自然。到了礼拜天，燕大基督教团契主持大学礼拜，宗教学院也就参加在这个礼拜里头。学生实习可以到工人礼拜方面去试做，不然，还可到城里教堂里去服务，由教会方面来领导学生，不用学院中的教授去费心。老子的“道法天”、“天何言哉”，庄子的“逍遥游”、“优哉游哉”，正是燕大宗教学院的写照。宗教学院到底要干什么，谁又知道?
在思想学术方面，教授们无不侃侃而谈，夸夸其谈。刘廷芳要以基督教中现代派的开明思想在宗教方面发展一个“燕京运动”。学院内受了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的影响，有一个时期讨论着放弃圣经旧新两约中的旧约，而以中国文化中古圣先贤的圣训代替之。基督教既然无所不包，当然可以与中国文化遗传冶于一炉。可是教授们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不了了于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动不动就提中国的遗传。自然，上帝是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所以神学教理只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帝本身不过是所谓真理，不过是理想，心向往之，人的精神就会提高。整个学院都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至于爱人爱主的口头禅，依然是乱坠的天花；博爱、平等、自由，原无须乎实在的内容。
在学术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可说。教授们写了一些不带研究性的书籍，学生们交来了一两篇尚可接受的毕业论文。洪煨莲所希望写的中国教会史停留在希望的影子里，我自己的著作只有《圣保罗传》还可以当一件小东西，学术虽然谈不上，杂文和小作品在基督教教会里倒产生了不少影响。在学院的初期，北京有一证道团，刊印了一种月刊叫做《生命》，由刘廷芳主编。后来北京的开明基督徒知识分子又刊印了一种周刊，叫做《真理》。过一个时期二刊合一，变了《真理与生命》，由我主编，延长到抗战之前，大约有九年光景。胜利之后，《真理与生命》变成了上海出版的《基督教丛刊》的一部分。这是后话。在这些刊物上，和在刘廷芳独办的《紫晶》月刊上，宗教学院发布了大堆大堆的燕大气氛的基督教美国现代派思想。
教授们在思想上大致相同，在末节上往往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司徒雷登在宗教上并不认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要宗教学院维持着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为大学高举着一种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基督教哲学，一种如他说的“燕京大学哲学”。他要宗教学院的教授们担负影响非基督徒大学教授与学生的责任，引领他们信奉耶稣。这是千难万难的责任。叫神学家、经学家们怎样把自己摸不清的道理讲给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听，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呢?在勉强而行之的气氛中，他们和大学中的信教教授们开一两次讨论会，聚聚餐，也就吹了。有时候，院内的教授们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了祈祷会，大家跪下来祝告上天。一两个人做了祷告，大家跪在地上死静，似乎不是味儿，所以这种作法也成了不验的神方。总而言之，宗教学院里的教授们，没有一人领过一个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来请求入教，申请领受洗礼。
在讲“爱主爱人”的宗教学院里，“爱”是过不了实验的关的。洪煨莲与刘廷芳好像是死对头，二人各以不同的方法拉拢自己的帮手。我受不了洪教授的优越感，也当不起刘教授放在我身上的期待。谁都不听，又不免得罪了人。在华籍教授方面，每个人与我，我与每个人，都有一些或显或隐的矛盾。爱的团契只是梦幻泡影。西籍教授方面，则美国教授巴狄德水和英籍教员伍英贞又是死冤家。偶然间，这个给我露些口风，那个给我落几点眼泪。有一次，徐宝谦教授设法请了司徒雷登作刘廷芳与我之间的调结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强弱悬殊，自然一场无结果。这种状况弄得司徒雷登喟然长叹，说道：“中国人是多才多智的，但总是一盘散沙，三五个人在一起就是个不团结”。
二、宗教学院是怎样萎顿下去的
在燕京大学组织中，首屈一指的宗教学院，不数年间就萎顿了，只是苟延残喘地存在着。它正“嫩蕊商量细细开”，却不道“妒花风雨便相催”；而这个“妒花风雨”，就是表面上力图宗教学院发达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29年燕京大学在许多教会大学中，领先向国民党政府请求立案，一方面通过教育部佥事、后来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吴雷川向国民党政府说明，大学范围内有一个宗教学院，但不请求立案，让教育当局眼开眼闭，容许宗教学院在实际上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将大学文学院中的宗教学系解散，把一部分宗教课程分布在文学院各学系中，作为选修课目。这样，大学里减少了一位以宗教学院教授担任的系主任。在大学方面兼任教课的宗教学院教授们则原封不动。宗教学院的学生依旧混在大学学生之中，与他们共食堂、同宿舍、合学生会。在教授会议中，虽没有宗教学院的正式代表，宗教学院院长和几位兼任教授依然占据席位，不过不大争取发言而已。在大学行政会议里，宗教学院院长以大学一分子的资格出席会议，偶然亦说说宗教学院的事情。不过立案之后，情形变化了。
一方面文、理、法三个学院各求发展，须要增加教师人数、课程数量和经费的数字。宗教的课程不得不逐渐收缩，勉勉强强地躲在文学院的英文系、哲学系、史学系里，“为耶稣基督的真理作见证”。宗教学院则“人要争气气不争”，学生人数既寥寥无几，“研究”程度又不如大学中硕士待位生的高深，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不了什么影响。教师多，学生少，不得已增加了专修生、特别生、短期生，使他们包裹在稀零零的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周围，壮壮他们的精神。一位教授教两三个学生，在经济上的确不是好生意。司徒雷登就在急于发展文、理、法各学院的思想之下，拿出了压缩宗教学院、让它不死不活的主张。从长远的眼光看，又从教会深切的需要方面看，自谓爱上帝奉基督的人应当排除众难，培育宗教学院这枝幼苗。司徒雷登若在宗教信仰上，为道理热心，为什么偏要扩大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而偏偏让宗教学院黯然神伤呢?恰恰在这时候，美国来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为燕京大学在美国有钱人中间募集捐款，高积基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不得不开展的方面，只求勉力维持；在可以减削的方面就决定收缩，借以减少常年经费。宗教学院当时有多少基金，似乎只有司徒雷登自己知道。据说美国人捐钱是要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救中国人的灵魂；据说司徒雷登利用宗教学院的名义，在美国募到了不少钱；该为宗教学院用的款子，而投入了大学其他方面的用度，也违反了捐款人的主意。在大学里常有人说，宗教学院财用充裕，产业丰富，有一座宁德楼，又有一个宿舍，又有不少教授们的住宅。1932年是我的休假年，徐宝谦作宗教学院的代表院长。他觉得宗教学院经济方面的情况不佳，坚决要司徒雷登说明宗教学院是否有这些财产，要他一个明文的规定，免得日后事情不好办。这使司徒大为不快，几次交谈，毫无结果。我复任后也婉言询问，只是不敢撩虎须、扑虎头。司徒雷登在立案后，虽然不做校长，却做了所谓“校务长”，势位权力并不曾减削了一丝一毫。他是“民主”不过的，他是主张“自由”的，而决定权，至少在宗教学院里，是他一人掌握的。他使宗教学院在一切方面与大学混在一起，宗教学院似乎占了莫大的便宜。在院务的管理上，经济的出纳上，房屋宿舍的分配上，一切一切都由大学总务财务方面、在司徒雷登的指使之下代办，不用费学院丝毫的心。一旦有变，宗教学院除了指定的一座宁德楼之外，其他可以于旦夕之间一无所有。
经济要缩减，司徒雷登就向宗教学院开头刀。宗教学院每年预算中最大的开支是中国教授们的薪金。一个教授的薪金一年就是法币四千余元。西籍教授全是宣教士，薪金由其所属差会发付，学院不用费一文钱。拉几位西籍宣教士来填补中国教授们的缺，宗教学院就可省下一大笔钱来转移给大学用。司徒雷登对于要用而可用的人们是礼贤下士，十分“谦和虚心”的；对于曾经得用，但可以不再用的人，则一脚踢开，等于出售废物一样。他把新约副教授、一位老实忠厚的诚质怡先生推到金陵神学院里去。许地山是燕京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又是牛津大学文学学士，曾经研究人类学，对于宗教比较学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他看情形不对，在院内的功课不多，不得已想到香港大学去执教鞭，司徒雷登求之不得地把他送走了。徐宝谦是机警的，自己想到江西黎川去作农村工作，司徒雷登自然十分赞成，以后也不再提要请他回来了。洪煨莲掌握着文学院的历史系，又把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拿在手里，金蝉脱了壳；只在学院的预算里占据了他六分之一的薪水①。我自己是被告老回国的美国宣教士贾腓力指定设宗教哲学讲座的人，又是当学院院长的中国人，用不着挪动。此外尚有一位教龄最长、年纪最大的老教授、希伯来文专家李荣芳。司徒雷登说用不着他，决定要把他送给金陵神学院。他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要发扬中国文化遗传，研究基督教学术的，而一位希伯来文老教授却必须轰出去。我与洪煨莲、刘廷芳向司徒雷登挽留李荣芳，从晚上八点钟争到早晨三点钟，没有能改变他的决心。第二天早晨，我独自与司徒雷登争辩，说明我不能放走李教授。学院不成其为学院，我亦不能再作下去。若学院留住李教授，我愿将我的薪金分一半给他。司徒雷登这才改变了决定，不让我分担李的薪金，勉强将他留下。从此之后，学院中仰仗西籍宣教士和大学中受到排挤的西籍教师们担任功课，中国教授就寥寥无几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动荡不安，北方的政局尤其不稳定。宗教学院不但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且有全部被取消的可能。正在这几年里，金陵神学院前院长美国人饶合理，在两位美国百万豪富的老处女身上用了工夫，得到了出人意表的收获。老处女姊妹双双地亡过了，在遗嘱上将一部家产赠给金陵神学院，据说有一千二百万美元之多。有人说没有那个数目，但无论如何是金陵神学院永远吃穿不尽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从此就千方百计，想法子要它“分我一杯羹”。可是，方法用尽，一文未得，这是后话。
金陵神学院既然于一朝夕之间成了暴发户，尽可施展本领，把我们这个可怜的宗教学院消化在它的肚子里。不少美国人士觉得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用不着两个高级神学院，燕京宗教学院实在不必再苟延残喘。正在这个当儿，美国教会方面派遣了一位宗教教育专家、耶鲁神学院院长魏格尔到中国来察看神学院和宗教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实况。在察看的程途中，魏格尔自然要到宗教学院来看看。他与司徒雷登决定了什么计划，学院里似乎没有人知道。在学院为魏格尔开的座谈会上，思想倒相当接近，也许是因为司徒雷登从中暗示的缘故。大家以为宗教学院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既当继续在大学里维持大学的宗教气味，又当发挥它现代派的自由思想，以与金陵神学院的正宗派、教会派作一个双峰对峙的存在。也许因此还可从金陵分到一些油水。就这样，宗教学院的继续存在得到了肯定。据司徒雷登的意思，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实际上，人们并不觉得现代派、自由派与正宗派、教会派有什么对峙的必要。除了金陵能掌握教会的人才和思想，燕京能勉强影响些“民主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之外，在建造中国教会方面，用不着两个花钱很多、学生很少的神学机构。对于司徒雷登来说，宗教学院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他果然是为了合乎“现代思想”的开明基督教费心么?还是把宗教学院留下，当作发展大学的工具，去推广美国在中国的“友谊”影响，使他在发展他的事业中更有便利?
1937年至1945年
在抗战时期，宗教学院只是蛰伏，没有多少值得叙述的事情。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与美国在那时还彼此莫逆于心。司徒雷登很快地得到了日寇军方的“谅解”：燕京大学不抗日，日军也不干涉学校内部的工作与生活，学校照常开办，宗教学院也照常开办。中国教授们在无法向后方转移的困难中，只得权且住下，埋头教学。抗战初起，我向司徒雷登探听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意向，要知道与我们有着“传统友谊”的美国如何援助我们，并且援助到什么程度。司徒雷登对我说：“一个国家应当自卫，自己去打自己的仗，另一个国家是不能代替它去打仗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应当自己办教育，另一个国家却来为它开大学呢?这就成了一件费解的事情。有一天，天气晴和，早祷之后，司徒雷登从楼梯上下来，与我并行，说道：“这样的时节，我们能在美国旗的保护之下平静无扰地开学校，是很幸运的”。这样的话是有心人说给没有心肝的人听的。司徒雷登对待他所雇用的人，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后来，珍珠港事变发生了，十几位教授被日寇逮捕入狱。狱中风闻日寇当局要燕京复学，司徒雷登因此要教授们回校教学，借以保卫学校，使学校设备不被日军糟蹋。这虽是传言，狱中的教授们不免心中烦愁。司徒雷登看中国“士大夫”的名节，比保卫美国人在中国的一小部分设施还大大的不如。胜利之后，每个坐牢狱的教授讲师却都得到了一千美元的赏赐!
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宗教学院教授一大部分留着教学，一个小数目的正式生与特别生留着受教，生活只在没有进步的圈子里旋转。除了基督教团契的学生小组缩小，在祈祷唱诗间磕牙以外，一切活动都停顿了下来。工作日程几乎天天是一样的。1938年年终与1939年年初，基督教国际宣教协进会在印度马德拉斯邻近的坦巴兰召开了该会第二次世界性会议。我应邀赴会，于1938年秋季出发，乘机到昆明一行，看看后方的抗战情形。1939年我回燕京，是年秋季是我第二个休假年，我与香港安立甘会会督何明华相约，到昆明去向逃难学生讲道一年。因此在1937年至1941年12月8日这一段四年半的时间里，我在宗教学院的日子不过是两年光景。1941年12月8日燕京十几位教授被日寇宪兵抓去，先投入宪兵队拘留所，后送入日寇军事监狱，我是其中的一个。从那时到1945年8月15日，宗教学院几乎是旧约里所说的在示阿勒里存在着。(示阿勒是古希伯来人的阴间，其中的鬼魂只有一个影子似的，似真非真、似假不假的存在。)
1945年至1948年
胜利之后，在1945至1948年这三年半时间里，燕京大学恢复了旧时的状态，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更。日军一投降，大家欢迎司徒雷登从外交部街的三人拘留所里出来，一方面燕京就忙着复校，一方面大家看司徒雷登飞往重庆，又飞回美国作他的政治活动。宗教学院由于教师不足数，学生无法招，决定比大学迟一年开学。李荣芳与我就在大学里教英文、教康德哲学，担任些燕大基督教团契的工作。
美国教会方面派人到中国来，了解战后基督教传教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需要，好为这些事业布置美方所认为应有的方案。我希望整顿学院教师的阵营，来一个以中国教授为主的新气象，又从中国胜利后需要“正人心、振精神”的观点出发，希望招得一班品学兼优、才力充实的大学毕业生为学生。宗教学院的经费一直是支绌的，截长补短，还是捉襟见肘。既不知道学院究竟有多少基金存在美国，或买股票，或收利息，可得常年经费几何，又不明白学院是否有一座宿舍，几栋指定归学院所有的教员住宅。我以为要办好学院不是没有法子的，但若全由司徒雷登颐指气使，学院是永远不会为基督的福音放光辉的。因此我作了简单的计划，乘司徒雷登在美国的时候，几乎每周给他写一封信，请他注意我所提出的问题，更请他看重宗教学院可能的贡献以及中国对于福音合理宣传的急迫需要。基督教素来操纵在西籍宣教士手中。他们不要中国教牧人员受到与他们相等的高深教育，而在教会里凌驾在他们之上，所以在中国的教会里总没有该有的高级人才。时期到了，宗教学院应该为教会负起造就人才的责任来。去五六封信得一封答书，去十来封信得一封满纸奖励安慰的空谈，一切是不得要领。司徒雷登心中在恼火，嘴里在甜言蜜语，我哪里会知道。他回到中国来，宗教学院正预备重新开张，也在准备选院长。院长是两年一选的，连选得连任。在司徒雷登的指使之下，宗教学院把几年前他所不惜一脚踢走的李荣芳选为院长，把拼命想办好学院的我一脚踢了开来。
我随即与香港英国人何明华通信，把事情告诉了他，说我决定离开燕京，想在圣公会中安静下来，著书立说。何明华立刻答复，为我准备好了一切，薪金不减，待遇优裕，只要我去，无不如意。这倒使我犹豫起来。若是“以暴易暴”，则我将安归?中国已可不亡，香港却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我该离乡背井去找渺茫的天堂么?正在委决不下，美国教会三个重要机构分别来信，要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宣教协进会的小型世界性会议，去参加末一次的世界教会协进的筹备会议，去为美国神学院联合会作一次巡回演讲。我得了学院的同意，都答应了。我想到美国去，因此我又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何明华，何明华说，他完全了解，不过香港的门是经常为我开着的。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七十大寿，大寿的排场自然不小。闹了一阵，司徒雷登校长就一跃而做了美国驻华大使，飞往南京去了，陆志韦穿上了他的鞋，当上了代理校长。美国人宝维廉代替他做了教务长。1946年秋季那学期，我专心教学，不问院事。1947年，我又到美国去，美国愈来愈骄横，已不是三十年前我在那里留学之时的美国了。
除了赴种种宗教会议之外，我专心为宗教学院谋求出路，想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援。我走的是三条路：第一是教会中重要人物之路；第二是金陵神学董事会；第三是纽约神学院。我去拜访《时代》、《生活》与《幸福》杂志的经理鲁斯，他说已为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捐款，不能再为宗教学院筹划，只好等待来年。他所注重的是要办好中国的基督教大学。194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使美国资本家担心的，若贸然在宗教事业上投资，不仅不合算，而且会石沉大海，捞不回来。我又设法见到了甘博尔，他是燕京的董事，曾在北京作过宗教工作。他的话直截痛快，说宗教学院简直是一个赘疣，所要紧的是十三个在中国的所谓基督教大学，这些是扩展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要塞。6月初，发财的金陵神学院董事会开会，我应邀列席，只是无缝可以插针，只得听听他们的高论。会只开半天，大约三小时光景。会后交谈，负责的人不管分我一杯羹的闲事。
于是我与协和神学院院长樊都生商谈，心想燕京大学法学院与普林斯登大学发生了关系，得了一部分经济上的援助，燕京大学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又与哈佛大学发生了联系，得了经济上的支持；宗教学院若能与协和神学院来一个约定，互换教师，由学院常送高材生到协和神学院深造，再由协和在发展神学方面补助费用，岂不大佳?对于我的提法，樊都生似乎有些兴趣，只是一时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他让我在他学院里领早祷，在教授们的聚餐会上演说，在他教学的教室里向学生们讲话，请我住在学院客房先知室里。每逢我出外旅行一次，回到纽约，就在先知室里住下。当时有一位宗教学院讲师吕振中，在协和作研究工作，快要得到硕士学位。又有一位我要聘请的蔡咏春正在那里准备得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我要他到宗教学院去教新约或神学。我们同为宗教学院绸缪，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希望。但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切实的援助。到1948年终北平解放之时，樊都生给我来了一封聘请的信，邀我于1949年秋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去当客籍教授一年。司徒雷登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我以为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教会史教授王克私已由瑞士回来，主意很多，对我说要作好预算，又要弄到一个清一色的、拥护我的教授团体。到了重选院长的日子，宝维廉作主席，王克私提出建议，一致通过，我又被推为院长。我自己以为勉为其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要与国际的教会机构联络，要与国内的基督教协进会维持密切的联系，用这些关系来使宗教学院得到好处。我请到了宗教学院教会史学系毕业生方贶予，保持着与蔡咏春的联络，注意着金陵神学院中曾在宗教学院进修过一年的蒋翼振。同时又在宗教学院当时的学生中留意，决心培养出几个人才来为学院出力。胜利之初，洪煨莲曾安慰我，说像我这样做宗教学院工作的人，要晓得失败就是成功。他暗示着宗教学院在大学发展中，依然只好蛰伏着，而我则不信。
1948年我又出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去赴世界教会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出乎意外当上了该会六主席之一。我是六主席之中唯一的东方人，责任该是不小。回国不久，我飞往上海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议。飞到了上海几乎飞不回北京，因为“空中霸王”已停止民航，专为蒋军效命。不多几日，北平得到解放，而我想办好宗教学院的迷梦，却没有得到解放。在这时，我自己为了学院可以说是紧张工作的，而对于院内各种新发生的问题却没有照顾到，对于学生心里想什么我确实也不知道。对于燕大基督教团契的种种，除却自己登台讲道外，一概不及过问，也一概不曾晓得，而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却在我面前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那夜鹰的眼睛就睁不开了。
1949年至1951年
在解放后的三年时间里，我身为宗教学院院长，竭尽一切力量，设法保存司徒雷登的烂摊子。宗教学院里还依靠着英国宣教士修圣模、李霖朴、伍英贞、贝卢思，美国宣教士范天祥、权雅各等在院内教功课。不过我已组成了一个所谓“清一色”的中国教师团体。我请到了方贶予教宗教史，蔡咏春教新约与神学，蒋翼振教教牧学。留在院内的老教授李荣芳依然担任旧约与希伯来文。我自己教系统神学与宗教哲学。此外在毕业生与将要毕业的学生中间选拔了三四个颇有造就的学生作助理。在我心目中，这个阵容比1926年我初到燕京时的宗教学院阵容还要整齐。同时，来院求学的大学毕业生也比从前数量多，居然超过十二人。若再收专修生、特别生、短期生，麻雀虽小，也就五脏俱全了。
1949年和1950年就这样过去了。不料抗美援朝运动起来，美国冻结了中国存在美国的资金，断绝了对于在中国的教会事业经济的接济。1951年政府就把燕京大学接管了，宗教学院不在国家教育范围之内，它怎样图存而延续它的烂摊子呢?在宗教学院面前立刻摆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宗教学院是否必须与燕京大学分家，分家便怎么样，不分家便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一旦分家，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如何解决?我与校长陆志韦作了几次商谈，据他说，燕京大学是个教育和学术机关，纯粹的神学院是没有地位的。若是把宗教学院改组成为中国各宗教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政府会容许它在大学范围内成为一个部门。但若宗教学院不愿这样办，那么，只有从大学方面分裂出来，自谋生路。在当时，只有李荣芳与我还住在教授住的洋房里，其他的教授们都已挤在朗润园的中国式房子里和近几年买得的书铺胡同一座中国式房子里。新时代里，教员职工皆该有住宅安身，大学教授都开始挤着住；宗教学院教授们所退出的洋房，如刘廷芳的大房子，洪煨莲的洋楼，西籍教授因回国而退出的住宅等等，决不会再返回到宗教学院里来。所余的问题，是怎样使伸入大学场地里面的宁德楼从大学里分划出来。宗教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们无不劳心焦思，忽而要在学院后面镜春园里找出路，忽而想在大学对面的蔚秀园里寻安宅，打样画图，测量讨论，作了不少虚无缥缈的迷梦。师生们准备在管理上和兼课上亦与大学分开，在我身上施加压力，要我辞去大学内的兼职，只是我躲避了这一端，一直拖到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吸收为止。
宗教学院没有钱活不下去，怎么办呢?于是乎开了教授会议，决定教职员一律减薪一半，谁也不勉强谁同意，如此做谁也不肯不投赞成票。其次，教授们商量将素来凌驾在教会之上的宗教学院放在教会面前，让教会来供给它养活它。学院写了告教会书，又请得了宗教事务局许可募捐的信件，差遣院长出去向教会中的资本家乞讨。千斤重担压到我肩上，我便去天津、奔上海，甚至到马庄耶稣家庭，一共捐到了大约一亿元，即今时人民币一万元。
宗教学院募款是在1951年，政府帮助基督教教会解决经济问题而开的“北京会议”，也是在1951年。就在“北京会议”里面，我与蔡咏春等手忙脚乱地拉拢到会的教会领袖们，请他们作宗教学院的董事，想通过他们来得到一个由教会担负的经济来源。不少教会领袖答应了这个请求，到学院来享受了一顿学生们烹调的好饭。可是这个董事会在这顿饭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在这当儿，学院中的老师们闹起分裂来，学生们也开始分起后来叫做“爱徒”和“非爱徒”的派别来。教授们与教员们拿半薪，受了熬煎，这虽是大家举手决定的，但内心不满意，便在彼此妒忌和憎恶上发作了出来。从我所了解的基督教来说，大家为了基督的缘故而穷了些，该会使彼此更加亲热的，而结果竟适得其反，怨得谁呢?我晓得了，学院里这些圣徒们并不一心一意团结在上帝周围，并不真正有一个共同的大事业，并不要走所谓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真信仰。其次，在这个困难境地中，旧恶旧怨一齐发了出来。学院里分了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局面。一派重学问，一派有自卑感；一派爱才华，偏爱比较有出息的学生，一派就自然而然和失意的学生们莫逆于心起来。学院已经不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大学”二字已从它的名称上取消，它已叫做“燕京宗教学院”。大学正在上高坡，而宗教学院则每况愈下。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十五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洪煨莲薪水，每月三百六十元，其中的六分之五，即三百元，是燕大史学系预算上付出的；其余六分之一，即六十元，是宗教学院预算上付出的。洪煨莲在宗教学院里所领的薪水虽然只占他全部薪水的六分之一，却享有宗教学院教授的对于院务的一切权力。这是司徒雷登缩小宗教学院的经费的一种办法，也是他任用心腹控制宗教学院院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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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是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北京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江苏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其信仰立场和为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仗义执言而遭到迫害，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赵紫宸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中国处境化神学的早期缔造者，也是中国系统神学的最早倡导者，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其著作《基督教进解》《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炼狱记》等皆被收录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卷《赵紫宸文集》中，《民众圣歌集》《圣诞曲》和《普天颂赞》等宗教音乐作品被收录在《赵紫宸圣乐专集》中。其作品《神学四讲》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
以下为赵紫宸先生回忆正文
本文是一篇回忆录，虽力事准确，总难免带些主观的色彩和回忆者最近立场和观点的反映。
在这里所述的，是从1926至1951年的情形。我把这二十五年分作四个时期：以1926至1937年为初期；1937至1945年为蛰伏期；1945至1948年为强求发展期；1949至1951年为挣扎图存期。
1926年至1937年
一、宗教学院的形成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等机构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初为燕京大学校长之时，它就成了燕京大学神科。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校址，神科即改名为宗教学院。它是燕京大学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科、理科分化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为大学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宗教学院呢，在大学中的地位虽与文、理学院相同，却招收大学文理科毕业生为学生。从理论上说，该是一个有研究院程度的学术机构。实际上，虽然当时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等野心勃勃，大事铺张，宗教学术研究却是谈不到的。学院内不仅没有能够从事研究学术的大学毕业生，而且简直不存在什么“学贯天下”的教师。
不过，宗教学院在燕京大学之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借以发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工具，宗教学院直接担任着大学范围内的宗教生活和维持宗教气氛的责任，当然可以在大学里耀武扬威，大有发言的权力。刘廷芳、洪煨莲等和司徒雷登决定要把宗教学院的理想和精神渗透整个大学，办法是让宗教学院的教授们都在大学的文科、理科里兼任教授。这还不算，1926年洪煨莲是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另一位宗教学院教授当宗教学系的主任。迁到海淀新校址之后，大学里组织了一个“燕大基督教团契”，专任主持师生员工的宗教上的种种工作。宗教学院里的教授当然在团契里担负重要的职司，有的当司教，有的当教员部主任，有的协助讲道和宗教学习班。大学附近的小教会不能适应知识分子的宗教要求，人们索性把它撇开，把团契当作了教会，自封自立地制造出一套规章制度，为要求进教的大学师生职工施洗礼、设圣餐、开堂宣教、举行礼拜。
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上，宗教学院的院长、教授都占重要的位置。宗教学院教授的阵容表面上也相当整齐。在简章上(当时的简章是用英文写的)教授们都有硕士、博士等等长长的头衔。不提头衔只提名字就有刘廷芳、洪煨莲、司徒雷登、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徐宝谦、王克私(瑞士籍)、大懿嘉(英国籍)、柏基根(爱尔兰籍)、范天祥(英国籍)、陈垣、吴雷川、巴狄德水(美国籍)、寇润岚(美国籍)、诚质怡等。在这些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是在中国教会范围内的闻人。院长刘廷芳和后来继任当院长的李荣芳、赵紫宸都继承一种名师主义，用简章上挂名的大名鼎鼎的先生们去号召教中的青年，让他们对于燕京大学心向往之，心诚求之，而争取来当学院的学生。
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剧变，有志的青年都在关心国事，不会愿意把自己埋没在终身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拿教会大学中“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子弟来说，他们自有他们的出路，即使进了教，也不会想去做传教的牧师。尤其是教牧人员的子弟，若不是为宗教狂热所感染，也很不容易想作教牧工作。在这时期以前，中国社会给青年的出路少，教会给他们的报酬还有诱惑性，教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宗教狂热的驱使下，曾经有全班毕业生投入教会工作的。时代逐渐变易，这种情形也改变了。牧师的儿子看到父亲一辈吃不饱、饿不死，自然要向教会外面找机会；只有才力低劣的，才“绳其祖武”，“不改于父之道”。而绝大多数牧师也心里有数，嘴里把儿子献给上帝，事实上“听其所之而止焉”。因此宗教学院要找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的成绩优良的学生，真要“踏破铁鞋”去搜求。
招得稀稀疏疏的几个学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中国所用不着的东西，且不问所灌输的是不是毒害他们的东西，即使让他们毕了业，得了神学士学位，教会里也没有容纳他们工作的地位。第一，教会不能供给像样的薪金，也不能让他们在教会内高出老教牧人员而骑在他们头上。第二，毕业生们总不免趾高气扬，信众们实在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抽象的道理，不要说在教会里，就是在社会上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无用处。
这些道理，宗教学院的教授们并不曾研究过，也从来不曾讨论过，一开始就糊里糊涂举办了一个美国人拿来的大学范围内的神学院。没有学生，就由院长亲自出马，游行长江南北，招诱教会大学中行将毕业的青年，有一个收一个，不举行考试，不考究成绩的高低，所学的是文、是理、是工、是法都不问，只要有教会负责人一封介绍信和学生所毕业的学校一封证明书，连同四年分数单，要入宗教学院的男女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入了院。付不起燕京大学所定的学费膳宿费，自有助学金在那里预备着给每个学生一年三百块的“恩赐”。所收的学生难得有几个人够得上作一些研究工作的。
教会里面不需要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宗教学院不能不设法派他们做教会大中学校宗教教育的教师或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基督教文字机关的译员或写作者。这样的人才，能为在中国的教会做些什么，宗教学院的“名师”们从来也不曾考察过，只让他们去传播他们所学的那些洋东西，使之发生“浸润之渐”的影响。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耶稣所说的，“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那么，燕大的宗教学院究竟要干什么?翻开旧章程来看一看，它的宗旨是要“以耶稣基督的人才供给中国教会，要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圣艺上(即宣教艺术上)得有熟练的技术，也曾爱他们优长的遗传，了解我代经学神学方面的思想的发展，明白最新的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潮流，清楚地同情于所有要使全世界信众团契得以进一步实现的努力，使他们有志向有才能，能够助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的建立，能够对于教会为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的主张与使命抱有热情；对于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的基督的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经验；对于服务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上帝的至上的机会，怀着志向，愿将所有热情和生命力投入宣传福音的事业之中”。(这些话不大像中国话，因为它是从1926至1927年宗教学院英文简章上翻译过来的。)到了1932年，简章上关于宗教学院宗旨的话，调子压低了不少。高调是刘廷芳做院长的年月里唱给美国教会听的，在院中其他的教授们看来，实在有些大言不惭。压低了调子的英文简章里说：“学院的宗旨是要通过本院所教育的、有着生动的个人基督教经验的、有着进步的教会意识的、有着要求个人和社会重生的热情的、有着历史感、科学态度和方法的男女，为中国助成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生活的基础的奠定”。至于什么是个人的基督教经验，什么是进步的教会意识，什么是个人和社会的重生，什么才是历史感，什么是科学态度和方法，谁也没有清楚的概念。什么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生活基础，尤其是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若问一问宗教学院师生的生活如何，我以为只有一个回答：松懈得很!学生与大学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们感动不了大学学生，大学学生却能转移了他们。“圣善”不能变移“世俗”；“世俗”却大可以变移“圣善”。
据司徒雷登的看法，宗教学院学生在大学里有机会扩展心境，延长眼界，不至再为宗教关门闭户的狭隘所限制。果然，学海思潮撞击着宗教信仰，人就不迷信了，人一不迷信，热诚也就烟消云散，宗教也就没有作用了。司徒雷登对于这点不是不了然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宗教冷冰冰，对于美国式思想与生活倒反而会热腾腾的。
论到宗教学院的生活，当然是宗教生活。大学里每日有朝会(就是早礼拜)，宗教学院参加了这个，学院里就不必有适合于神学生特殊需要的早礼拜。每晚学院里该有晚礼拜，但是教授们散居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润园，谁也懒得晚上临睡前出来领导学生做晚课。一切听其自然。到了礼拜天，燕大基督教团契主持大学礼拜，宗教学院也就参加在这个礼拜里头。学生实习可以到工人礼拜方面去试做，不然，还可到城里教堂里去服务，由教会方面来领导学生，不用学院中的教授去费心。老子的“道法天”、“天何言哉”，庄子的“逍遥游”、“优哉游哉”，正是燕大宗教学院的写照。宗教学院到底要干什么，谁又知道?
在思想学术方面，教授们无不侃侃而谈，夸夸其谈。刘廷芳要以基督教中现代派的开明思想在宗教方面发展一个“燕京运动”。学院内受了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的影响，有一个时期讨论着放弃圣经旧新两约中的旧约，而以中国文化中古圣先贤的圣训代替之。基督教既然无所不包，当然可以与中国文化遗传冶于一炉。可是教授们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不了了于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动不动就提中国的遗传。自然，上帝是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所以神学教理只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帝本身不过是所谓真理，不过是理想，心向往之，人的精神就会提高。整个学院都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至于爱人爱主的口头禅，依然是乱坠的天花；博爱、平等、自由，原无须乎实在的内容。
在学术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可说。教授们写了一些不带研究性的书籍，学生们交来了一两篇尚可接受的毕业论文。洪煨莲所希望写的中国教会史停留在希望的影子里，我自己的著作只有《圣保罗传》还可以当一件小东西，学术虽然谈不上，杂文和小作品在基督教教会里倒产生了不少影响。在学院的初期，北京有一证道团，刊印了一种月刊叫做《生命》，由刘廷芳主编。后来北京的开明基督徒知识分子又刊印了一种周刊，叫做《真理》。过一个时期二刊合一，变了《真理与生命》，由我主编，延长到抗战之前，大约有九年光景。胜利之后，《真理与生命》变成了上海出版的《基督教丛刊》的一部分。这是后话。在这些刊物上，和在刘廷芳独办的《紫晶》月刊上，宗教学院发布了大堆大堆的燕大气氛的基督教美国现代派思想。
教授们在思想上大致相同，在末节上往往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司徒雷登在宗教上并不认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要宗教学院维持着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为大学高举着一种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基督教哲学，一种如他说的“燕京大学哲学”。他要宗教学院的教授们担负影响非基督徒大学教授与学生的责任，引领他们信奉耶稣。这是千难万难的责任。叫神学家、经学家们怎样把自己摸不清的道理讲给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听，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呢?在勉强而行之的气氛中，他们和大学中的信教教授们开一两次讨论会，聚聚餐，也就吹了。有时候，院内的教授们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了祈祷会，大家跪下来祝告上天。一两个人做了祷告，大家跪在地上死静，似乎不是味儿，所以这种作法也成了不验的神方。总而言之，宗教学院里的教授们，没有一人领过一个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来请求入教，申请领受洗礼。
在讲“爱主爱人”的宗教学院里，“爱”是过不了实验的关的。洪煨莲与刘廷芳好像是死对头，二人各以不同的方法拉拢自己的帮手。我受不了洪教授的优越感，也当不起刘教授放在我身上的期待。谁都不听，又不免得罪了人。在华籍教授方面，每个人与我，我与每个人，都有一些或显或隐的矛盾。爱的团契只是梦幻泡影。西籍教授方面，则美国教授巴狄德水和英籍教员伍英贞又是死冤家。偶然间，这个给我露些口风，那个给我落几点眼泪。有一次，徐宝谦教授设法请了司徒雷登作刘廷芳与我之间的调结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强弱悬殊，自然一场无结果。这种状况弄得司徒雷登喟然长叹，说道：“中国人是多才多智的，但总是一盘散沙，三五个人在一起就是个不团结”。
二、宗教学院是怎样萎顿下去的
在燕京大学组织中，首屈一指的宗教学院，不数年间就萎顿了，只是苟延残喘地存在着。它正“嫩蕊商量细细开”，却不道“妒花风雨便相催”；而这个“妒花风雨”，就是表面上力图宗教学院发达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29年燕京大学在许多教会大学中，领先向国民党政府请求立案，一方面通过教育部佥事、后来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吴雷川向国民党政府说明，大学范围内有一个宗教学院，但不请求立案，让教育当局眼开眼闭，容许宗教学院在实际上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将大学文学院中的宗教学系解散，把一部分宗教课程分布在文学院各学系中，作为选修课目。这样，大学里减少了一位以宗教学院教授担任的系主任。在大学方面兼任教课的宗教学院教授们则原封不动。宗教学院的学生依旧混在大学学生之中，与他们共食堂、同宿舍、合学生会。在教授会议中，虽没有宗教学院的正式代表，宗教学院院长和几位兼任教授依然占据席位，不过不大争取发言而已。在大学行政会议里，宗教学院院长以大学一分子的资格出席会议，偶然亦说说宗教学院的事情。不过立案之后，情形变化了。
一方面文、理、法三个学院各求发展，须要增加教师人数、课程数量和经费的数字。宗教的课程不得不逐渐收缩，勉勉强强地躲在文学院的英文系、哲学系、史学系里，“为耶稣基督的真理作见证”。宗教学院则“人要争气气不争”，学生人数既寥寥无几，“研究”程度又不如大学中硕士待位生的高深，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不了什么影响。教师多，学生少，不得已增加了专修生、特别生、短期生，使他们包裹在稀零零的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周围，壮壮他们的精神。一位教授教两三个学生，在经济上的确不是好生意。司徒雷登就在急于发展文、理、法各学院的思想之下，拿出了压缩宗教学院、让它不死不活的主张。从长远的眼光看，又从教会深切的需要方面看，自谓爱上帝奉基督的人应当排除众难，培育宗教学院这枝幼苗。司徒雷登若在宗教信仰上，为道理热心，为什么偏要扩大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而偏偏让宗教学院黯然神伤呢?恰恰在这时候，美国来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为燕京大学在美国有钱人中间募集捐款，高积基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不得不开展的方面，只求勉力维持；在可以减削的方面就决定收缩，借以减少常年经费。宗教学院当时有多少基金，似乎只有司徒雷登自己知道。据说美国人捐钱是要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救中国人的灵魂；据说司徒雷登利用宗教学院的名义，在美国募到了不少钱；该为宗教学院用的款子，而投入了大学其他方面的用度，也违反了捐款人的主意。在大学里常有人说，宗教学院财用充裕，产业丰富，有一座宁德楼，又有一个宿舍，又有不少教授们的住宅。1932年是我的休假年，徐宝谦作宗教学院的代表院长。他觉得宗教学院经济方面的情况不佳，坚决要司徒雷登说明宗教学院是否有这些财产，要他一个明文的规定，免得日后事情不好办。这使司徒大为不快，几次交谈，毫无结果。我复任后也婉言询问，只是不敢撩虎须、扑虎头。司徒雷登在立案后，虽然不做校长，却做了所谓“校务长”，势位权力并不曾减削了一丝一毫。他是“民主”不过的，他是主张“自由”的，而决定权，至少在宗教学院里，是他一人掌握的。他使宗教学院在一切方面与大学混在一起，宗教学院似乎占了莫大的便宜。在院务的管理上，经济的出纳上，房屋宿舍的分配上，一切一切都由大学总务财务方面、在司徒雷登的指使之下代办，不用费学院丝毫的心。一旦有变，宗教学院除了指定的一座宁德楼之外，其他可以于旦夕之间一无所有。
经济要缩减，司徒雷登就向宗教学院开头刀。宗教学院每年预算中最大的开支是中国教授们的薪金。一个教授的薪金一年就是法币四千余元。西籍教授全是宣教士，薪金由其所属差会发付，学院不用费一文钱。拉几位西籍宣教士来填补中国教授们的缺，宗教学院就可省下一大笔钱来转移给大学用。司徒雷登对于要用而可用的人们是礼贤下士，十分“谦和虚心”的；对于曾经得用，但可以不再用的人，则一脚踢开，等于出售废物一样。他把新约副教授、一位老实忠厚的诚质怡先生推到金陵神学院里去。许地山是燕京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又是牛津大学文学学士，曾经研究人类学，对于宗教比较学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他看情形不对，在院内的功课不多，不得已想到香港大学去执教鞭，司徒雷登求之不得地把他送走了。徐宝谦是机警的，自己想到江西黎川去作农村工作，司徒雷登自然十分赞成，以后也不再提要请他回来了。洪煨莲掌握着文学院的历史系，又把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拿在手里，金蝉脱了壳；只在学院的预算里占据了他六分之一的薪水①。我自己是被告老回国的美国宣教士贾腓力指定设宗教哲学讲座的人，又是当学院院长的中国人，用不着挪动。此外尚有一位教龄最长、年纪最大的老教授、希伯来文专家李荣芳。司徒雷登说用不着他，决定要把他送给金陵神学院。他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要发扬中国文化遗传，研究基督教学术的，而一位希伯来文老教授却必须轰出去。我与洪煨莲、刘廷芳向司徒雷登挽留李荣芳，从晚上八点钟争到早晨三点钟，没有能改变他的决心。第二天早晨，我独自与司徒雷登争辩，说明我不能放走李教授。学院不成其为学院，我亦不能再作下去。若学院留住李教授，我愿将我的薪金分一半给他。司徒雷登这才改变了决定，不让我分担李的薪金，勉强将他留下。从此之后，学院中仰仗西籍宣教士和大学中受到排挤的西籍教师们担任功课，中国教授就寥寥无几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动荡不安，北方的政局尤其不稳定。宗教学院不但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且有全部被取消的可能。正在这几年里，金陵神学院前院长美国人饶合理，在两位美国百万豪富的老处女身上用了工夫，得到了出人意表的收获。老处女姊妹双双地亡过了，在遗嘱上将一部家产赠给金陵神学院，据说有一千二百万美元之多。有人说没有那个数目，但无论如何是金陵神学院永远吃穿不尽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从此就千方百计，想法子要它“分我一杯羹”。可是，方法用尽，一文未得，这是后话。
金陵神学院既然于一朝夕之间成了暴发户，尽可施展本领，把我们这个可怜的宗教学院消化在它的肚子里。不少美国人士觉得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用不着两个高级神学院，燕京宗教学院实在不必再苟延残喘。正在这个当儿，美国教会方面派遣了一位宗教教育专家、耶鲁神学院院长魏格尔到中国来察看神学院和宗教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实况。在察看的程途中，魏格尔自然要到宗教学院来看看。他与司徒雷登决定了什么计划，学院里似乎没有人知道。在学院为魏格尔开的座谈会上，思想倒相当接近，也许是因为司徒雷登从中暗示的缘故。大家以为宗教学院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既当继续在大学里维持大学的宗教气味，又当发挥它现代派的自由思想，以与金陵神学院的正宗派、教会派作一个双峰对峙的存在。也许因此还可从金陵分到一些油水。就这样，宗教学院的继续存在得到了肯定。据司徒雷登的意思，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实际上，人们并不觉得现代派、自由派与正宗派、教会派有什么对峙的必要。除了金陵能掌握教会的人才和思想，燕京能勉强影响些“民主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之外，在建造中国教会方面，用不着两个花钱很多、学生很少的神学机构。对于司徒雷登来说，宗教学院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他果然是为了合乎“现代思想”的开明基督教费心么?还是把宗教学院留下，当作发展大学的工具，去推广美国在中国的“友谊”影响，使他在发展他的事业中更有便利?
1937年至1945年
在抗战时期，宗教学院只是蛰伏，没有多少值得叙述的事情。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与美国在那时还彼此莫逆于心。司徒雷登很快地得到了日寇军方的“谅解”：燕京大学不抗日，日军也不干涉学校内部的工作与生活，学校照常开办，宗教学院也照常开办。中国教授们在无法向后方转移的困难中，只得权且住下，埋头教学。抗战初起，我向司徒雷登探听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意向，要知道与我们有着“传统友谊”的美国如何援助我们，并且援助到什么程度。司徒雷登对我说：“一个国家应当自卫，自己去打自己的仗，另一个国家是不能代替它去打仗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应当自己办教育，另一个国家却来为它开大学呢?这就成了一件费解的事情。有一天，天气晴和，早祷之后，司徒雷登从楼梯上下来，与我并行，说道：“这样的时节，我们能在美国旗的保护之下平静无扰地开学校，是很幸运的”。这样的话是有心人说给没有心肝的人听的。司徒雷登对待他所雇用的人，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后来，珍珠港事变发生了，十几位教授被日寇逮捕入狱。狱中风闻日寇当局要燕京复学，司徒雷登因此要教授们回校教学，借以保卫学校，使学校设备不被日军糟蹋。这虽是传言，狱中的教授们不免心中烦愁。司徒雷登看中国“士大夫”的名节，比保卫美国人在中国的一小部分设施还大大的不如。胜利之后，每个坐牢狱的教授讲师却都得到了一千美元的赏赐!
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宗教学院教授一大部分留着教学，一个小数目的正式生与特别生留着受教，生活只在没有进步的圈子里旋转。除了基督教团契的学生小组缩小，在祈祷唱诗间磕牙以外，一切活动都停顿了下来。工作日程几乎天天是一样的。1938年年终与1939年年初，基督教国际宣教协进会在印度马德拉斯邻近的坦巴兰召开了该会第二次世界性会议。我应邀赴会，于1938年秋季出发，乘机到昆明一行，看看后方的抗战情形。1939年我回燕京，是年秋季是我第二个休假年，我与香港安立甘会会督何明华相约，到昆明去向逃难学生讲道一年。因此在1937年至1941年12月8日这一段四年半的时间里，我在宗教学院的日子不过是两年光景。1941年12月8日燕京十几位教授被日寇宪兵抓去，先投入宪兵队拘留所，后送入日寇军事监狱，我是其中的一个。从那时到1945年8月15日，宗教学院几乎是旧约里所说的在示阿勒里存在着。(示阿勒是古希伯来人的阴间，其中的鬼魂只有一个影子似的，似真非真、似假不假的存在。)
1945年至1948年
胜利之后，在1945至1948年这三年半时间里，燕京大学恢复了旧时的状态，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更。日军一投降，大家欢迎司徒雷登从外交部街的三人拘留所里出来，一方面燕京就忙着复校，一方面大家看司徒雷登飞往重庆，又飞回美国作他的政治活动。宗教学院由于教师不足数，学生无法招，决定比大学迟一年开学。李荣芳与我就在大学里教英文、教康德哲学，担任些燕大基督教团契的工作。
美国教会方面派人到中国来，了解战后基督教传教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需要，好为这些事业布置美方所认为应有的方案。我希望整顿学院教师的阵营，来一个以中国教授为主的新气象，又从中国胜利后需要“正人心、振精神”的观点出发，希望招得一班品学兼优、才力充实的大学毕业生为学生。宗教学院的经费一直是支绌的，截长补短，还是捉襟见肘。既不知道学院究竟有多少基金存在美国，或买股票，或收利息，可得常年经费几何，又不明白学院是否有一座宿舍，几栋指定归学院所有的教员住宅。我以为要办好学院不是没有法子的，但若全由司徒雷登颐指气使，学院是永远不会为基督的福音放光辉的。因此我作了简单的计划，乘司徒雷登在美国的时候，几乎每周给他写一封信，请他注意我所提出的问题，更请他看重宗教学院可能的贡献以及中国对于福音合理宣传的急迫需要。基督教素来操纵在西籍宣教士手中。他们不要中国教牧人员受到与他们相等的高深教育，而在教会里凌驾在他们之上，所以在中国的教会里总没有该有的高级人才。时期到了，宗教学院应该为教会负起造就人才的责任来。去五六封信得一封答书，去十来封信得一封满纸奖励安慰的空谈，一切是不得要领。司徒雷登心中在恼火，嘴里在甜言蜜语，我哪里会知道。他回到中国来，宗教学院正预备重新开张，也在准备选院长。院长是两年一选的，连选得连任。在司徒雷登的指使之下，宗教学院把几年前他所不惜一脚踢走的李荣芳选为院长，把拼命想办好学院的我一脚踢了开来。
我随即与香港英国人何明华通信，把事情告诉了他，说我决定离开燕京，想在圣公会中安静下来，著书立说。何明华立刻答复，为我准备好了一切，薪金不减，待遇优裕，只要我去，无不如意。这倒使我犹豫起来。若是“以暴易暴”，则我将安归?中国已可不亡，香港却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我该离乡背井去找渺茫的天堂么?正在委决不下，美国教会三个重要机构分别来信，要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宣教协进会的小型世界性会议，去参加末一次的世界教会协进的筹备会议，去为美国神学院联合会作一次巡回演讲。我得了学院的同意，都答应了。我想到美国去，因此我又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何明华，何明华说，他完全了解，不过香港的门是经常为我开着的。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七十大寿，大寿的排场自然不小。闹了一阵，司徒雷登校长就一跃而做了美国驻华大使，飞往南京去了，陆志韦穿上了他的鞋，当上了代理校长。美国人宝维廉代替他做了教务长。1946年秋季那学期，我专心教学，不问院事。1947年，我又到美国去，美国愈来愈骄横，已不是三十年前我在那里留学之时的美国了。
除了赴种种宗教会议之外，我专心为宗教学院谋求出路，想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援。我走的是三条路：第一是教会中重要人物之路；第二是金陵神学董事会；第三是纽约神学院。我去拜访《时代》、《生活》与《幸福》杂志的经理鲁斯，他说已为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捐款，不能再为宗教学院筹划，只好等待来年。他所注重的是要办好中国的基督教大学。194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使美国资本家担心的，若贸然在宗教事业上投资，不仅不合算，而且会石沉大海，捞不回来。我又设法见到了甘博尔，他是燕京的董事，曾在北京作过宗教工作。他的话直截痛快，说宗教学院简直是一个赘疣，所要紧的是十三个在中国的所谓基督教大学，这些是扩展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要塞。
6月初，发财的金陵神学院董事会开会，我应邀列席，只是无缝可以插针，只得听听他们的高论。会只开半天，大约三小时光景。会后交谈，负责的人不管分我一杯羹的闲事。
于是我与协和神学院院长樊都生商谈，心想燕京大学法学院与普林斯登大学发生了关系，得了一部分经济上的援助，燕京大学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又与哈佛大学发生了联系，得了经济上的支持；宗教学院若能与协和神学院来一个约定，互换教师，由学院常送高材生到协和神学院深造，再由协和在发展神学方面补助费用，岂不大佳?对于我的提法，樊都生似乎有些兴趣，只是一时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他让我在他学院里领早祷，在教授们的聚餐会上演说，在他教学的教室里向学生们讲话，请我住在学院客房先知室里。每逢我出外旅行一次，回到纽约，就在先知室里住下。当时有一位宗教学院讲师吕振中，在协和作研究工作，快要得到硕士学位。又有一位我要聘请的蔡咏春正在那里准备得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我要他到宗教学院去教新约或神学。我们同为宗教学院绸缪，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希望。但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切实的援助。到1948年终北平解放之时，樊都生给我来了一封聘请的信，邀我于1949年秋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去当客籍教授一年。司徒雷登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我以为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教会史教授王克私已由瑞士回来，主意很多，对我说要作好预算，又要弄到一个清一色的、拥护我的教授团体。到了重选院长的日子，宝维廉作主席，王克私提出建议，一致通过，我又被推为院长。我自己以为勉为其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要与国际的教会机构联络，要与国内的基督教协进会维持密切的联系，用这些关系来使宗教学院得到好处。我请到了宗教学院教会史学系毕业生方贶予，保持着与蔡咏春的联络，注意着金陵神学院中曾在宗教学院进修过一年的蒋翼振。同时又在宗教学院当时的学生中留意，决心培养出几个人才来为学院出力。胜利之初，洪煨莲曾安慰我，说像我这样做宗教学院工作的人，要晓得失败就是成功。他暗示着宗教学院在大学发展中，依然只好蛰伏着，而我则不信。
1948年我又出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去赴世界教会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出乎意外当上了该会六主席之一。我是六主席之中唯一的东方人，责任该是不小。回国不久，我飞往上海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议。飞到了上海几乎飞不回北京，因为“空中霸王”已停止民航，专为蒋军效命。不多几日，北平得到解放，而我想办好宗教学院的迷梦，却没有得到解放。在这时，我自己为了学院可以说是紧张工作的，而对于院内各种新发生的问题却没有照顾到，对于学生心里想什么我确实也不知道。对于燕大基督教团契的种种，除却自己登台讲道外，一概不及过问，也一概不曾晓得，而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却在我面前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那夜鹰的眼睛就睁不开了。
1949年至1951年
在解放后的三年时间里，我身为宗教学院院长，竭尽一切力量，设法保存司徒雷登的烂摊子。宗教学院里还依靠着英国宣教士修圣模、李霖朴、伍英贞、贝卢思，美国宣教士范天祥、权雅各等在院内教功课。不过我已组成了一个所谓“清一色”的中国教师团体。我请到了方贶予教宗教史，蔡咏春教新约与神学，蒋翼振教教牧学。留在院内的老教授李荣芳依然担任旧约与希伯来文。我自己教系统神学与宗教哲学。此外在毕业生与将要毕业的学生中间选拔了三四个颇有造就的学生作助理。在我心目中，这个阵容比1926年我初到燕京时的宗教学院阵容还要整齐。同时，来院求学的大学毕业生也比从前数量多，居然超过十二人。若再收专修生、特别生、短期生，麻雀虽小，也就五脏俱全了。
1949年和1950年就这样过去了。不料抗美援朝运动起来，美国冻结了中国存在美国的资金，断绝了对于在中国的教会事业经济的接济。1951年政府就把燕京大学接管了，宗教学院不在国家教育范围之内，它怎样图存而延续它的烂摊子呢?在宗教学院面前立刻摆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宗教学院是否必须与燕京大学分家，分家便怎么样，不分家便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一旦分家，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如何解决?我与校长陆志韦作了几次商谈，据他说，燕京大学是个教育和学术机关，纯粹的神学院是没有地位的。若是把宗教学院改组成为中国各宗教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政府会容许它在大学范围内成为一个部门。但若宗教学院不愿这样办，那么，只有从大学方面分裂出来，自谋生路。在当时，只有李荣芳与我还住在教授住的洋房里，其他的教授们都已挤在朗润园的中国式房子里和近几年买得的书铺胡同一座中国式房子里。新时代里，教员职工皆该有住宅安身，大学教授都开始挤着住；宗教学院教授们所退出的洋房，如刘廷芳的大房子，洪煨莲的洋楼，西籍教授因回国而退出的住宅等等，决不会再返回到宗教学院里来。所余的问题，是怎样使伸入大学场地里面的宁德楼从大学里分划出来。宗教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们无不劳心焦思，忽而要在学院后面镜春园里找出路，忽而想在大学对面的蔚秀园里寻安宅，打样画图，测量讨论，作了不少虚无缥缈的迷梦。师生们准备在管理上和兼课上亦与大学分开，在我身上施加压力，要我辞去大学内的兼职，只是我躲避了这一端，一直拖到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吸收为止。
宗教学院没有钱活不下去，怎么办呢?于是乎开了教授会议，决定教职员一律减薪一半，谁也不勉强谁同意，如此做谁也不肯不投赞成票。其次，教授们商量将素来凌驾在教会之上的宗教学院放在教会面前，让教会来供给它养活它。学院写了告教会书，又请得了宗教事务局许可募捐的信件，差遣院长出去向教会中的资本家乞讨。千斤重担压到我肩上，我便去天津、奔上海，甚至到马庄耶稣家庭，一共捐到了大约一亿元，即今时人民币一万元。
宗教学院募款是在1951年，政府帮助基督教教会解决经济问题而开的“北京会议”，也是在1951年。就在“北京会议”里面，我与蔡咏春等手忙脚乱地拉拢到会的教会领袖们，请他们作宗教学院的董事，想通过他们来得到一个由教会担负的经济来源。不少教会领袖答应了这个请求，到学院来享受了一顿学生们烹调的好饭。可是这个董事会在这顿饭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在这当儿，学院中的老师们闹起分裂来，学生们也开始分起后来叫做“爱徒”和“非爱徒”的派别来。教授们与教员们拿半薪，受了熬煎，这虽是大家举手决定的，但内心不满意，便在彼此妒忌和憎恶上发作了出来。从我所了解的基督教来说，大家为了基督的缘故而穷了些，该会使彼此更加亲热的，而结果竟适得其反，怨得谁呢?我晓得了，学院里这些圣徒们并不一心一意团结在上帝周围，并不真正有一个共同的大事业，并不要走所谓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真信仰。其次，在这个困难境地中，旧恶旧怨一齐发了出来。学院里分了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局面。一派重学问，一派有自卑感；一派爱才华，偏爱比较有出息的学生，一派就自然而然和失意的学生们莫逆于心起来。学院已经不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大学”二字已从它的名称上取消，它已叫做“燕京宗教学院”。大学正在上高坡，而宗教学院则每况愈下。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十五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洪煨莲薪水，每月三百六十元，其中的六分之五，即三百元，是燕大史学系预算上付出的；其余六分之一，即六十元，是宗教学院预算上付出的。洪煨莲在宗教学院里所领的薪水虽然只占他全部薪水的六分之一，却享有宗教学院教授的对于院务的一切权力。这是司徒雷登缩小宗教学院的经费的一种办法，也是他任用心腹控制宗教学院院务的方法。
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905年，17岁的赵紫宸奉父母之命，与19岁的童定珍结婚，童氏为小商人之女，未曾接受教育。二人育有三子一女：女儿赵萝蕤、长子赵景心、次子赵景德、三子赵景伦）1888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三日），赵紫宸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的一个小商人家，父亲赵炳生。13岁（1901年）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1903年）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
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进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根据193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记载，他在1926年于东吴大学25周年纪念典礼上，获母校授予“荣誉博士”衔。1928年，升任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
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905年，17岁的赵紫宸奉父母之命，与19岁的童定珍结婚，童氏为小商人之女，未曾接受教育。二人育有三子一女：女儿赵萝蕤、长子赵景心、次子赵景德、三子赵景伦）1888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三日），赵紫宸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的一个小商人家，父亲赵炳生。13岁（1901年）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1903年）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
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进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根据193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记载，他在1926年于东吴大学25周年纪念典礼上，获母校授予“荣誉博士”衔。1928年，升任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
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赵紫宸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及其实践
内容提要：本文对赵紫宸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思想及其实践做了评析与介绍，指出：赵紫宸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找到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点：自然倾向、伦理倾向、艺术倾向、神秘倾向；也论证了二者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他自己文章著述中，从构思立意，到题材内容，乃至体裁语言，都力图贯彻这一认识，留下了一部部熔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赵紫宸所开创的事业，仍然有待来者继承与继续。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是基督教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自利玛窦将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历代传教士与基督徒都力图回应与解决之。利玛窦是开创者，他与其同道所倡导的合儒、补儒与超儒的方法与路径，虽为当时教廷所反对，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十分有效。后来者基本上是沿袭着这条大道继续前进，只是具体方略和偏重上有所不同。到二十世纪，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重任主要落在中国基督徒肩上。他们的处境、背景和情怀与传教士们虽约略不同，但总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中国基督教的胸有襟抱、才智卓绝之士，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身体力行之。赵紫宸就是其中之荦荦大者。
一、赵紫宸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要有理论前提，也要有现实需要；要有可能性，也要有必要性。对此，赵紫宸是这样认识的，在其著名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一开篇他就谈到对“中国化的基督教”思想的看法：“这种思想的内容是两种根本的承认：1/ 基督徒清澈地承认基督教虽层层包裹于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真；2/ 基督徒干脆地承认中国文化虽于科学方面无所贡献，却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从这两种知见，中国基督徒乃觉悟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有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必要。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基督教诚能脱下西方的重重茧缚，穿上中国的阐发，必能受国人的了解与接纳。”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一方面，赵紫宸认为基督教有一个脱离种种外在形式的内在本真，亦即基督教在本质上具有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之中，特别是在其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之中，有与基督教相同或相近的因素。赵紫宸也同时讲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讲基督教的思想，讲神学，并不是在真空里讨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的环境。我们住在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中国的社会环境。作讲解，一方面要与这文化背景发生接触，与这社会发生联系；一方面要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质，补充中国文化的亏缺，供给社会的需求。”① 他也是从两方面来阐释的。从基督教、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福音必须要接触中国社会背景，进入中国文化，否则无法展开。从中国文化来说，到二十世纪，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等思潮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并走向衰微，它必须注入新血液，才能够得到复苏，而基督教恰恰可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点，要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正会通，必须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能够找到基督教与它之间的会通点。赵紫宸认为，至少在这样四点上二者可以会通。1、中国文化具有自然倾向，基督教可以补充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崇尚自然，特别推崇天人一贯。“中国人对于自然有特殊的态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然与人两个概念，非常融和，人与自然同为一道的行为。我们看一部《易经》的一个原理就是自然与人只有一理，物理伦理，本无分别，人但能够阐知这个道理罢了。人在自然里见人道，在人生里见天道；人最高的生活就是法自然。”在赵紫宸看来，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无论儒家道家，都是讲亲近自然，天人合一。他们所说的天，就是自然，就是不具人格的自然。即使董仲舒与张载，也没有脱出这一观念的藩篱，更不用说程朱理学了。“中国的思想家一方面觉得天地中包藏着道德的本原，一方面又觉得天地并不表显人格，不但是天地的理是理不是人格；并且久而久之，古时活活泼泼的道，变了宋儒不偏不倚静止寂息的理，又并且要人无我，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方始可以真的合德于天地。”赵紫宸认为：中国的伟大在此，中国的衰弱亦在此。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却与中国文化大不相同，正可以补充其不足。“法自然，故人的高点——峻极于天处——即是无心无情，即是无我。基督教不然，耶稣教人乃以人信仰中所组织所见示的至高上帝——人格——为高点，所以说：‘你们应当纯全像你在天的父一样完全。’这种思想到中国的文化境界里不能不使其自身发生变化，亦不能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化。”
2、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倾向，基督教可以提升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伦常与伦理。孔子说“仁者人也”，就是讲人的基本道理、基本原则。他说：“中国伦理的实体是仁，仁的根本是孝弟。”他还指出，孝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孝是道德，在为人；孝是宗教，在报本。” 为什么呢？赵紫宸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到：这在于孝体现了人对生命本原的虔敬，这就具有了宗教性。“中国人父慈子孝君明臣忠的道理，所激起的感情，造就的虔敬，产出的事业，就是中国的宗教，就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本原的虔敬。”⑤ 赵紫宸认为耶稣基督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了爱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行为与中国的孝理孝敬是一致的，同时，又比它更进一层，不止是面向人，还面向神。所以，他说：“从今而后若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要有贡献，基督徒必须一方面推广孝义，使人仰见天父上帝，在深邃的宗教经验中奠巩固的伦理基础；一方面解放个人使得为上帝的儿女，既脱出旧制度的束缚而伸展个性，复保持民族性的精神，而同时恢宏新社会中平等的弟兄主义。”
3、中国文化具有艺术倾向，基督教可以运用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倾向，中国艺术本身又注重传神写意，而不重描摹写实，这点也与宗教有很大程度的相通。赵紫宸举了孔子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如孔子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赞同，对“诗可以兴，可以感，可以群，可以怨”的诠释，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推崇，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欣赏等等。后世的骚人墨客，也大都承袭了这一流风余韵，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王维的“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习露葵。”在论到中国人性格时，他说得更加直接明白：“其实中国所寄命者，尽在中国人得诸自然流露的艺术。……中国人为人的力量，皆发源于此。中国人心中的安慰亦皆归根于此。”① 所以，赵紫宸认为：基督教在传教方略上，应该多在艺术上下功夫。
4、中国文化具有神秘倾向，基督教可以转化之。赵紫宸认为，本来中国人是唯实的，属世的，执中的，注重于人文而不关怀神秘生活的，但是，中国人又有相反的神秘主义倾向，特别是在少数人那里，如老子《道德经》中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子思《中庸》中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赵紫宸还特别对“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的“如”字做了独到的解释。“其实‘如’本是指点两件事，一是主观的经验中须有深沉的精神与在神前一样，一是神的不可以言语形容，下一‘如’字，方可免去粗浅的拟人主义。所谓‘如’绝没有指点崇拜的对象的不存在，乃是指点崇拜者‘无所不顺’之‘备’，‘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 就是说，崇拜者真正从内心体验到了与所崇拜对象的同在，并能够进行一种内在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种深沉的宗教经验。没有这个，一切的宗教活动就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对于这一点，赵紫宸可以说是洞幽烛微，发人未发。
（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关键与途径赵紫宸一再疾呼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既有纯正基督教信仰，又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从他们生命中所流露发生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中国的基督教文化。“我深信我国人应有耶稣那样的生活与信仰；我深信倘若我国人中有少数人，在经验里有基督教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虽然他们不去勉强造作本色的基督教或是保持中国文化，他们必定能够从他们的生活里表显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来。倘使我们中国基督徒尽力做现代的人，吸取现代世界的精华，不问要造成中国基督教否，要保存中国文化否，他们的生命里必要发出中国的基督教来，而他们所发见的基督教，就是中国文化的保存，就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③ 在后期，赵紫宸痛心于中国人无信仰、中国基督徒无信仰的僵局，更强调人的信仰与品格，更强调人对上帝的遵从与信靠：“若是僵局，只要基督给人的大能，一定是可以击破的。击破之道，在于宣说，在于流布；宣扬之法，在于有人，在于以身作则，在于有圣徒，有先知。中国文化，最重模范，有君子为风，小人为草，草在风中必偃的教训。道必传，不必专用言词，乃要守持人品。一个有信仰、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立也是宣传，走也是宣传，行也是宣传，止也是宣传，生也是宣传，死也是宣传。其存也如瘟疫，总要传染人；其亡也如泰山之颓倾，总要动人的听闻。” 赵紫宸还特别提到要栽培有信仰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要栽培的是完全信仰基督，完全献心，传播宗教的学者与行者，否则以水济水，以火益火，多见其无用，多见其不自量耳。”
赵紫宸也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丽泽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向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文字上要取雅达的成词，拨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贯宇宙自然的道统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历史的理论。在伦理上，要执着天下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纲五常，而加入人神的关系，上帝的命令，耶稣的新诫，以建立一个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要指出自然主义不能保存价值，成全意义，而陈述一个以超历史成全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这些看法即使在今天对于基督徒，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赵紫宸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实践。赵紫宸不仅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的文章著作中有非常厚实的实践，为后世留下了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
（一）赵紫宸在著述中所做的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践赵紫宸的文章著述一直在有意识地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从构思立意，到题材内容，乃至体裁语言，都力图贯彻这一认识。他早期所写的《基督教哲学》，虽然也大体有系统神学的框架，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人生，多谈人格、伦理、文化等话题，就是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以人格、人生为标准的，他自己在序言中说：“这本书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是基督教的人生哲学。”这是一部融神学、小说于一体的著作。里面的诸多人物把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带入进来，形成与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有趣对话。此书完成后不久，赵紫宸又专门写了一本《耶稣的人生哲学》，以很中国化的节义、同胞、潜修、乐世、忠恕等概念来诠释以“上帝为基础、天国为目标、耶稣为路径”的基督教人生哲学，以期让耶稣人格来拯救中国。《耶稣传》是历史、传记与小说的融合体，在形式上赵紫宸也有意识地把中国文化因素融入其中。篇首不仅有曾宝荪写的《满江红》题记，而且还有自己题的《东风第一枝》，更绝的是其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采用中国古圣先贤的嘉言名句。导言“请事斯言矣”、第8章“循循然善诱人”均出自《论语》，第12章“心知去不归”出自陶渊明诗，第四章“初日照高林”、第5章“千寻铁锁沉江底”、第7章“世上万事无不有”出自唐诗，最后第18章“如是我闻”竟然出自佛书。这显然是在照顾传统中国文人的阅读习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赵紫宸自己在导言中也说写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我不妨先试试看。”
赵紫宸作为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才情在他有关基督教著述中也多有体现。前面提到的以小说体裁写神学的方式且不再说，他的诗才也是喷薄而出，大放异彩。他生前出版过《玻璃声》、《南冠集》、《打鱼宗教诗集》等多部诗集，不少文章中也会夹杂一些吟咏，这里特别提一下他在40年代所写的《系狱记》。在这部5万多字的羁囚追忆中，诗词有158首之多，占了全书的1/4左右的篇幅。这些文采飞扬、神思隽永的诗句，是他出狱后凭记忆笔录下来的。其中有对生活的记录，对信仰的反思，对朋友的关怀，对亲人的思念。这些诗词具有意趣深远的文学价值，也见证了赵紫宸信仰的提升与精进。赵紫宸还从宗教的角度研究过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歌，也在燕京大学开过相关课程，写出了《陶诗中的宗教》等文章。应该说，在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他的灵修著作《学仁》。关于书名，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仁既在人，人至少已认识一点仁了。……无一事，无一物，尤其在切身的事情上，不是要我们去学的，而学，又无时无刻不是学做人，又无时无刻不是学仁。从基督教的眼光看，学仁就是学习耶稣，学习耶稣作上帝的子女。”① 把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基督教的伦理教导相连，把学仁与学习耶稣相并，这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也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在全书中，他通过具体经文的对比来会通圣经与中国典籍。如说《大学》中的格物就是耶稣所说的清心见上帝的意思。还有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保罗的“与哀哭者同哭，与喜乐者同乐”、耶稣的“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相提；将保罗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与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并论；将保罗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与文天祥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言志诗》）同举。这都能够收到彼此发明，引人入胜的效果。赵紫宸也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形似而神不似的方面。陶渊明的桃花源与基督教的天国，一为步入逍遥之境以逃避现实，一为借心灵团契而改变现实。赵紫宸在比较中，涉及中国的经史子集，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甚至还包括奏议诗话笔记。可以说思路开阔，包罗宏富。赵紫宸还时刻不忘记自己做这种对比时的现实背景。在《保卫国土》一篇中，他将尼希米修筑城墙与墨子保卫宋国城池同提，又把二者与当前的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在最后的祷告词中，有对上帝赐大好河山的感恩，有对山河破碎的痛苦，还有对民族罪恶从灵性上的反省与忏悔，而不仅仅是表达对日寇的一种仇恨；最后求上帝兴起民心，保全国家。可以说，这段祷告词将上帝爱、家国情、仇敌恨都很好地融为一体，有很强的感召力。
（二）赵紫宸在创作与翻译赞美诗过程中所做的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践。赞美诗是基督教文学中传播最广也最为信徒所喜爱的体裁。西方的赞美诗有上千年的传统，涌现了不少信仰诚笃、脍炙人口的作品。赞美诗的中国化也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重要一环，赵紫宸也在这方面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他出版的《民众圣歌集》是为民众，尤其是农村的民众而作的，共收54首创作诗歌。在这些赞美诗中，赵紫宸力求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基于圣经信仰纯正，又能够表达中国信众深挚诚恳的信仰经验。如《天恩歌》，它是赵紫宸根据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教导“勿虑衣食”（《马太福音》6：25-31）那一段经文写成的，主要说明天父的大恩，贯穿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曲调采用的是中国民歌《锄头歌》。赵紫宸所写的词既保持了原来民歌风味，也融入了古圣先贤的雅意，还与圣经教导相贴切：“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赏我吃穿样样都全备；我定要服从他，向他心谦卑；他是春风我是草，让他吹……”此处的“他是春风”句，是化用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以春风喻天父、草喻信徒，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成功转换，意境深远而又不露痕迹。《清晨歌》更是如此：“清晨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象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诗篇》第19章第5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而“红日出东方”受到汉乐府“日出东南隅”和唐代常建“初日照高林”的启发，“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从唐代禅僧元览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和王湾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化出。可以说整首诗有汉代乐府民歌的风味，又有盛唐诗歌的意境，同时又贴切圣经经文，是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之作。现在教会通用的《新编赞美诗》从赵紫宸1931年创作的《民众圣歌集》中选了十一首，即第30、31、43、59、101、130、138、148、184、202、204首。这也可见赵紫宸赞美诗创作成功之一斑。赵紫宸在翻译赞美诗方面的成绩主要见于他编译的《团契圣歌集》中。这部赞美诗集共收155首赞美诗，除12首外，都是由赵紫宸翻译的。其中许多首都被收入1936年由中华基督教会编辑、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普天颂赞》赞美诗集中。1970年，这部赞美诗集在香港修订再版，被世界公认为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赵紫宸采用四种语体来翻译。一是用古诗体如骚体来翻译。二是用绝句来翻译，如《普天颂赞》57首《万世生命歌》，赵的译词如下：“万古长流生命丰，真神恩泽妙无穷，汪洋法瀚先知言，奔放沸骄烈士胸。”三是文白夹杂的方式或说浅近文言来翻译，集中最多。四是纯粹用白话来翻译，如集内第68首，《听哪，耶稣来唤召了》。比较成功的还是用文言译出的，在意境、语言、音韵上都直追原诗，如《晚歌》：“红霞渐褪日西沉，幕天覆地翳空林；敬侍膜拜主座前，仰见星光满诸天；灿烂无边……”音乐家范天祥教授在序文中对这本赞美诗集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其对于中国基督徒，青年智识界的贡献，是毫无容议的。”①《新编赞美诗》第102首《宝架歌》、第141首《高唱主名歌》（Rejoyice,ye pure in heart）即是出自此集。
小 结：赵紫宸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一位虔信基督的基督徒，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职志就是要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应该说，他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开掘都非常深刻，也找到了二者的许多会通点，他自己也做了多方面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可观的成绩与宝贵的经验。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他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关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抓住其自然倾向、伦理倾向、艺术倾向、神秘倾向，这是了不起的，但他忽略了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倾向和中国人心目中天的人格性。他把自然与天完全相等同，没有再做更细致的分梳。实际上，中国人的天是自然之天、性理之天，也是主宰之天，即也具有人格性，在早期儒家那里尤其如此，只是到宋明理学将之义理化了。关于这点，利玛窦等传教士都有过说明，后来的学者也多有论证，如龚道运就指出：“可以说，孔子信仰的主体是天或上帝。孔子认为天是人格神，像人一样有意志活动。”应该说，赵紫宸关于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思想与实践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广泛响应与支持。这与赵紫宸个人性格与处境相关，更与当时时代背景和中国基督徒的素质分不开。赵紫宸长期在燕京大学当教授，所接触的主要是老师与学生，与中国的普通信众接触并不多。他文章著述的读者也主要是学生、同事和朋友，也就是与他本人相类似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信众对之并不了解甚至不曾听闻。他前期的自由主义神学家的身份也使他的思想学说没有被接受为教会的正统与主流。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赵紫宸与吴经熊、韦卓民等杰出基督徒学者一样，一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这一局面，在今天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继承赵紫宸的未竟之业，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打破学者基督徒与草根基督徒彼此间的隔膜，仍然是中国教会及思想界的重要任务。
美国教会往外派Missionary，基本上都是派到福音环境特别差甚至根本没有的地方，比如南亚，非洲，拉美丛林地带等等。宣教士一般要要去那里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比如很多宣教士干脆选择终生留在那里宣教。曾经参加过两次宣教士回国报告会，讲得非常好。一个是去柬埔寨，另一个是去印尼。他们根本不故意煽情讲自己的生活如何如何艰辛，但是一看就能看出来，都非常清瘦，老美长成那样的很少见。到听众提问的时候才能够更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根本没有热水澡，只能冲冷水澡等等。那个去柬埔寨的宣教士还带回了一个拆掉引信的地雷给大家看，顺便说了说柬埔寨有多少地雷埋在土地里。华人教会就比较搞笑了。新泽西的若歌教会总是吹嘘自己每年往外派宣教士多少多少，去那一听，这个去了德国，那个去了匈牙利，还都是不超过一个月的短宣。我靠，这是去宣教还是去旅游去了。广大信徒们的十一奉献就这么被糟蹋了，还执著地往那里去，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一个美国华裔基督徒。由于常常随美国的布道团或者宣教士去中国，所以对中国基督徒接触比较多，了解也比较深。这几天上天涯，发现“关天论坛”有很多基督徒，发了不少贴子，比较有意思。我是个比较理性的基督徒，加之我有中国血统，我既爱美国也爱中国。所以我想借这个论坛写几句实话，可能不太好听，请中国的基督徒原谅。
1、美国的基督徒思想现状。美国人大多数有宗教信仰，其中以基督教为主流。美国人心中的神是怎样的呢？其实绝大多数没有认真思考过。许多基督徒是从小跟着父母进教堂，基督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习惯，很少有人真正地思想过神。在潜意识中，神就相当于中国人思想里的祖先，可以赐给人平安。美国人的神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圣经》里的耶和华，当然美国的神也叫耶和华，但和那个耶和华是不同的，那个是以色列的神，这个是美国的神，这个神包含了美国的价值观。所以美国总统喜欢说：上帝保佑美国！因为在美国人的潜意识里，这个神并不是普世的神，而是美国的神，他代表了美国的价值观，他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的教派非常多，什么基要派、自由派、福音派……很多很多，他们在理论上各不相让，解释《圣经》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点是非常默契的：那就是美国价值观。在关系国家利益时，他们从来都是以美国价值观来考量，而不是以《圣经》来考量。比如各教派对于伊拉克战争，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不论赞成或反对，其主要依据都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圣经》。上面说到很少有人真正地思想过神，这是指普通的基督徒。那些作神职工作的人，他们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2、我所接触的中国基督徒。我接触到的中国基督徒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单是其中接触过的家庭教会领袖就至少上百了。中国的基督徒还是很善良的，有一颗愿意亲近神的心。去到中国的家庭教会，那些朴实的信徒热情待客，谦卑平和，比起美国教会里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点头之交，是完全不同的（当然美国教会也有热情的，比如华人教会）。当然我只是在教会里接触到这些普通的基督徒，他们在工作生活社会家庭里的表现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比较奇怪的是那些家庭教会的领袖。我们跟普通基督徒接触毕竟不多，只能看到表象。对于教会领袖，就接触比较多了，常常吃住都在一起，就比较了解。家庭教会的领袖往往是中国基督徒中层次比较高的人，受教育程度高，知识比较丰富。但也就是这些人，我感觉到几点：一是比较贪，二是尤其不满现状，三是比较偏激。美国的宣教士每次去中国都会带一部分用于当地宣教出版交通等方面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成了那些教会领袖的目标。有些人说得比较含蓄，有些人做得比较技巧，也有人表现得比较直白，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可能他们资金缺乏，确实需要。但可恶的是许多家庭教会的领袖都是采用欺骗说谎的方式获得这些资金的，他们许多人拿了钱用于自己的享受，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他们的收入（许多人的薪水是由美国教会支付的）明显不成比例。还有些人明明自己教会的奉献可以供养，也支付薪水，但他们还继续拿我们的薪水，并且两头隐瞒，被我们发现后他们就拿我们的薪水来比较说自己拿得还是很少的。还有就是这些知识型基督徒，极度不满足现状，不愿意顺服地上的掌权者，对国家、政府充满怨言，他们对国家政府已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恶毒的攻击，其程度令人感到吃惊。在美国，批评政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甚至烧总统的照片游行的也有，但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政府的就很少见到了。这些知识型基督徒，他们除了喜欢攻击国家政府，还喜欢站在道德高度上对中国人进行指责。在美国，常常这种指责是一种自我批评，别的美国人的不文明行为都是自己的一种耻辱，自己会感到不好意思。我和美国人一起走在中国大街上，看到中国人随地吐痰、骂脏话或者偷窃，我都要向同行的人打招呼：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中国人还有许多陋习需要改进。但是这些中国的知识型基督徒完全不同，他们无视自己的不文明和坏习惯，却对其他人的种种不文明津津乐道，丝毫不以为耻，完全是嘲笑谩骂的口吻，而不是简单的批评。还有一点，可能不太好听，但我想了想还是要说，毕竟我就是这么看到的，这就是他们有一种奴才相。这种奴才相不单纯是指对外国人的态度上。中国的知识型基督徒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一些人是阿臾奉承，肉麻透顶，根本让人受不了；但多数人则要好一点，基本就是比对待国内人稍微客气热情一点，算得上比较正常。奴才相的主要表现不是对待人的态度上，而是对待不同的文化上，他们把美国的文化捧上了天，而自己的文化几乎是一文不值。还有表现在价值观上面，对他们来说，美国的价值观就完全等同于神的价值观，需要顶礼膜拜。
3、关于美国人在中国传福音。美国人比较喜欢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也比较容易信，去中国传福音比较有成就感。有去过美国经验的朋友都知道，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或移民，立即就会被各路各派的教会所包围。实际上美国的宣教人员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在中国好象与其它国家稍有不同。宣教士是相同的，宣教后的结果不太一样。中国人应该在这方面好好思想。前面说过了，美国人的潜意识当中，神是美国的神，但是他们宣教时还是按照《圣经》和各种教义来进行的。到外国的宣教士，他当然是帮他的神宣教，而不是以色列的神，英国的神，希腊的神，因为美国的神已经植根在他的骨髓里面、血液里面。他也许并没有这一故意，他是怀着帮助你的心来宣教，他想拯救你，但是潜移默化之中，他就把美国的神传给了你，也许他和你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就在这里，当他们去菲律宾、去韩国、去日本传福音时，耶和华就成了菲律宾、韩国、日本的神，唯有去中国传福音时，那个神还是美国的神。美国宣教士喜欢到中国的大学里去任教，然后传福音，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一来有职业做掩护，二来接受对象文化层次比较高，一旦信主更容易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出去。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些知识型基督徒同时为美国利益带来了附加值。因为他们信的不是《圣经》里的神，不是来到中国的神，而是美国的神，于是他们成了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在各大论坛上，甚至在国际舞台上，从他们口里传出了代表美国利益的声音。这是美国人乐意见到的。但要究其原因，却不见得是美国宣教士们单一的原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氛围也是原因的一部分。比较复杂，以后有空来再具体谈谈。
4、中国基督徒应该持有怎样的神学观？我是一个美国人，按说我应该从美国利益出发。但是我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所以我不希望美国或中国任何一方受害。我希望美国和中国共同繁荣，中国不应为了美国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当你接受福音时，首先应该明白的就是：这不是美国的神！从客观上来讲，这是普世的神，从主观上来讲，这是中国的神！至于美国价值观，我是欣赏的，我乐于见到美国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推广其价值观。但是，作为中国人的你，你要想清楚，美国价值观包含哪些内容？哪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哪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由、民主、科学、文明，当然值得借鉴和学习，但在借鉴时不要把包含在其中的美国利益也一起引进！只有这样，耶和华神才能成为中国基督徒的神。否则，你信的不过是个假神而已，倒不如不信。先写到这里。谢谢！
注明一下：我接触的中国基督徒毕竟不是全部，我没有接触到的，也许并不是我描述的那样，如果有伤害到你，我表示歉意。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神、以色列的神、韩国的神、中国的神，等等，意思并不是说有好几个神，神只有一位，就是《圣经》里的神，但神在人的心里，有千千万万个，每个人的神都是不同的。我的神，和美国千千万万个基督徒的神一样，他就是我心里的寄托。至于什么天堂、地狱、罪、传福音，那是专业人士考虑的，他们要靠这个吃饭。
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又曾担任1948年8月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6位主席之一。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905年，17岁的赵紫宸奉父母之命，与19岁的童定珍结婚，童氏为小商人之女，未曾接受教育。二人育有三子一女：女儿赵萝蕤、长子赵景心、次子赵景德、三子赵景伦）1888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三日），赵紫宸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的一个小商人家，父亲赵炳生。13岁（1901年）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1903年）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
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进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根据193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记载，他在1926年于东吴大学25周年纪念典礼上，获母校授予“荣誉博士”衔。1928年，升任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
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美国教会往外派Missionary，基本上都是派到福音环境特别差甚至根本没有的地方，比如南亚，非洲，拉美丛林地带等等。宣教士一般要要去那里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比如很多宣教士干脆选择终生留在那里宣教。曾经参加过两次宣教士回国报告会，讲得非常好。一个是去柬埔寨，另一个是去印尼。他们根本不故意煽情讲自己的生活如何如何艰辛，但是一看就能看出来，都非常清瘦，老美长成那样的很少见。到听众提问的时候才能够更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根本没有热水澡，只能冲冷水澡等等。那个去柬埔寨的宣教士还带回了一个拆掉引信的地雷给大家看，顺便说了说柬埔寨有多少地雷埋在土地里。华人教会就比较搞笑了。新泽西的若歌教会总是吹嘘自己每年往外派宣教士多少多少，去那一听，这个去了德国，那个去了匈牙利，还都是不超过一个月的短宣。我靠，这是去宣教还是去旅游去了。广大信徒们的十一奉献就这么被糟蹋了，还执著地往那里去，真是不可思议。
赵紫宸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及其实践
内容提要：本文对赵紫宸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思想及其实践做了评析与介绍，指出：赵紫宸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找到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点：自然倾向、伦理倾向、艺术倾向、神秘倾向；也论证了二者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他自己文章著述中，从构思立意，到题材内容，乃至体裁语言，都力图贯彻这一认识，留下了一部部熔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赵紫宸所开创的事业，仍然有待来者继承与继续。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是基督教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自利玛窦将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历代传教士与基督徒都力图回应与解决之。利玛窦是开创者，他与其同道所倡导的合儒、补儒与超儒的方法与路径，虽为当时教廷所反对，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十分有效。后来者基本上是沿袭着这条大道继续前进，只是具体方略和偏重上有所不同。到二十世纪，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重任主要落在中国基督徒肩上。他们的处境、背景和情怀与传教士们虽约略不同，但总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中国基督教的胸有襟抱、才智卓绝之士，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身体力行之。赵紫宸就是其中之荦荦大者。
一、赵紫宸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要有理论前提，也要有现实需要；要有可能性，也要有必要性。对此，赵紫宸是这样认识的，在其著名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一开篇他就谈到对“中国化的基督教”思想的看法：“这种思想的内容是两种根本的承认：1/ 基督徒清澈地承认基督教虽层层包裹于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真；2/ 基督徒干脆地承认中国文化虽于科学方面无所贡献，却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从这两种知见，中国基督徒乃觉悟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有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必要。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基督教诚能脱下西方的重重茧缚，穿上中国的阐发，必能受国人的了解与接纳。”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一方面，赵紫宸认为基督教有一个脱离种种外在形式的内在本真，亦即基督教在本质上具有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之中，特别是在其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之中，有与基督教相同或相近的因素。赵紫宸也同时讲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讲基督教的思想，讲神学，并不是在真空里讨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的环境。我们住在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中国的社会环境。作讲解，一方面要与这文化背景发生接触，与这社会发生联系；一方面要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质，补充中国文化的亏缺，供给社会的需求。”① 他也是从两方面来阐释的。从基督教、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福音必须要接触中国社会背景，进入中国文化，否则无法展开。从中国文化来说，到二十世纪，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等思潮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并走向衰微，它必须注入新血液，才能够得到复苏，而基督教恰恰可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点，要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正会通，必须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能够找到基督教与它之间的会通点。赵紫宸认为，至少在这样四点上二者可以会通。1、中国文化具有自然倾向，基督教可以补充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崇尚自然，特别推崇天人一贯。“中国人对于自然有特殊的态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然与人两个概念，非常融和，人与自然同为一道的行为。我们看一部《易经》的一个原理就是自然与人只有一理，物理伦理，本无分别，人但能够阐知这个道理罢了。人在自然里见人道，在人生里见天道；人最高的生活就是法自然。”在赵紫宸看来，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无论儒家道家，都是讲亲近自然，天人合一。他们所说的天，就是自然，就是不具人格的自然。即使董仲舒与张载，也没有脱出这一观念的藩篱，更不用说程朱理学了。“中国的思想家一方面觉得天地中包藏着道德的本原，一方面又觉得天地并不表显人格，不但是天地的理是理不是人格；并且久而久之，古时活活泼泼的道，变了宋儒不偏不倚静止寂息的理，又并且要人无我，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方始可以真的合德于天地。”赵紫宸认为：中国的伟大在此，中国的衰弱亦在此。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却与中国文化大不相同，正可以补充其不足。“法自然，故人的高点——峻极于天处——即是无心无情，即是无我。基督教不然，耶稣教人乃以人信仰中所组织所见示的至高上帝——人格——为高点，所以说：‘你们应当纯全像你在天的父一样完全。’这种思想到中国的文化境界里不能不使其自身发生变化，亦不能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化。”
2、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倾向，基督教可以提升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伦常与伦理。孔子说“仁者人也”，就是讲人的基本道理、基本原则。他说：“中国伦理的实体是仁，仁的根本是孝弟。”他还指出，孝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孝是道德，在为人；孝是宗教，在报本。” 为什么呢？赵紫宸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到：这在于孝体现了人对生命本原的虔敬，这就具有了宗教性。“中国人父慈子孝君明臣忠的道理，所激起的感情，造就的虔敬，产出的事业，就是中国的宗教，就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本原的虔敬。”⑤ 赵紫宸认为耶稣基督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了爱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行为与中国的孝理孝敬是一致的，同时，又比它更进一层，不止是面向人，还面向神。所以，他说：“从今而后若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要有贡献，基督徒必须一方面推广孝义，使人仰见天父上帝，在深邃的宗教经验中奠巩固的伦理基础；一方面解放个人使得为上帝的儿女，既脱出旧制度的束缚而伸展个性，复保持民族性的精神，而同时恢宏新社会中平等的弟兄主义。”
3、中国文化具有艺术倾向，基督教可以运用之。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倾向，中国艺术本身又注重传神写意，而不重描摹写实，这点也与宗教有很大程度的相通。赵紫宸举了孔子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如孔子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赞同，对“诗可以兴，可以感，可以群，可以怨”的诠释，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推崇，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欣赏等等。后世的骚人墨客，也大都承袭了这一流风余韵，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王维的“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习露葵。”在论到中国人性格时，他说得更加直接明白：“其实中国所寄命者，尽在中国人得诸自然流露的艺术。……中国人为人的力量，皆发源于此。中国人心中的安慰亦皆归根于此。”① 所以，赵紫宸认为：基督教在传教方略上，应该多在艺术上下功夫。
4、中国文化具有神秘倾向，基督教可以转化之。赵紫宸认为，本来中国人是唯实的，属世的，执中的，注重于人文而不关怀神秘生活的，但是，中国人又有相反的神秘主义倾向，特别是在少数人那里，如老子《道德经》中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子思《中庸》中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赵紫宸还特别对“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的“如”字做了独到的解释。“其实‘如’本是指点两件事，一是主观的经验中须有深沉的精神与在神前一样，一是神的不可以言语形容，下一‘如’字，方可免去粗浅的拟人主义。所谓‘如’绝没有指点崇拜的对象的不存在，乃是指点崇拜者‘无所不顺’之‘备’，‘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 就是说，崇拜者真正从内心体验到了与所崇拜对象的同在，并能够进行一种内在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种深沉的宗教经验。没有这个，一切的宗教活动就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对于这一点，赵紫宸可以说是洞幽烛微，发人未发。
（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关键与途径赵紫宸一再疾呼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既有纯正基督教信仰，又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从他们生命中所流露发生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中国的基督教文化。“我深信我国人应有耶稣那样的生活与信仰；我深信倘若我国人中有少数人，在经验里有基督教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虽然他们不去勉强造作本色的基督教或是保持中国文化，他们必定能够从他们的生活里表显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来。倘使我们中国基督徒尽力做现代的人，吸取现代世界的精华，不问要造成中国基督教否，要保存中国文化否，他们的生命里必要发出中国的基督教来，而他们所发见的基督教，就是中国文化的保存，就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③ 在后期，赵紫宸痛心于中国人无信仰、中国基督徒无信仰的僵局，更强调人的信仰与品格，更强调人对上帝的遵从与信靠：“若是僵局，只要基督给人的大能，一定是可以击破的。击破之道，在于宣说，在于流布；宣扬之法，在于有人，在于以身作则，在于有圣徒，有先知。中国文化，最重模范，有君子为风，小人为草，草在风中必偃的教训。道必传，不必专用言词，乃要守持人品。一个有信仰、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立也是宣传，走也是宣传，行也是宣传，止也是宣传，生也是宣传，死也是宣传。其存也如瘟疫，总要传染人；其亡也如泰山之颓倾，总要动人的听闻。” 赵紫宸还特别提到要栽培有信仰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要栽培的是完全信仰基督，完全献心，传播宗教的学者与行者，否则以水济水，以火益火，多见其无用，多见其不自量耳。”
赵紫宸也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丽泽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向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文字上要取雅达的成词，拨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贯宇宙自然的道统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历史的理论。在伦理上，要执着天下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纲五常，而加入人神的关系，上帝的命令，耶稣的新诫，以建立一个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要指出自然主义不能保存价值，成全意义，而陈述一个以超历史成全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这些看法即使在今天对于基督徒，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赵紫宸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实践。赵紫宸不仅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的文章著作中有非常厚实的实践，为后世留下了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
（一）赵紫宸在著述中所做的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践赵紫宸的文章著述一直在有意识地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从构思立意，到题材内容，乃至体裁语言，都力图贯彻这一认识。他早期所写的《基督教哲学》，虽然也大体有系统神学的框架，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人生，多谈人格、伦理、文化等话题，就是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以人格、人生为标准的，他自己在序言中说：“这本书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是基督教的人生哲学。”这是一部融神学、小说于一体的著作。里面的诸多人物把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带入进来，形成与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有趣对话。此书完成后不久，赵紫宸又专门写了一本《耶稣的人生哲学》，以很中国化的节义、同胞、潜修、乐世、忠恕等概念来诠释以“上帝为基础、天国为目标、耶稣为路径”的基督教人生哲学，以期让耶稣人格来拯救中国。《耶稣传》是历史、传记与小说的融合体，在形式上赵紫宸也有意识地把中国文化因素融入其中。篇首不仅有曾宝荪写的《满江红》题记，而且还有自己题的《东风第一枝》，更绝的是其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采用中国古圣先贤的嘉言名句。导言“请事斯言矣”、第8章“循循然善诱人”均出自《论语》，第12章“心知去不归”出自陶渊明诗，第四章“初日照高林”、第5章“千寻铁锁沉江底”、第7章“世上万事无不有”出自唐诗，最后第18章“如是我闻”竟然出自佛书。这显然是在照顾传统中国文人的阅读习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赵紫宸自己在导言中也说写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我不妨先试试看。”
赵紫宸作为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才情在他有关基督教著述中也多有体现。前面提到的以小说体裁写神学的方式且不再说，他的诗才也是喷薄而出，大放异彩。他生前出版过《玻璃声》、《南冠集》、《打鱼宗教诗集》等多部诗集，不少文章中也会夹杂一些吟咏，这里特别提一下他在40年代所写的《系狱记》。在这部5万多字的羁囚追忆中，诗词有158首之多，占了全书的1/4左右的篇幅。这些文采飞扬、神思隽永的诗句，是他出狱后凭记忆笔录下来的。其中有对生活的记录，对信仰的反思，对朋友的关怀，对亲人的思念。这些诗词具有意趣深远的文学价值，也见证了赵紫宸信仰的提升与精进。赵紫宸还从宗教的角度研究过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歌，也在燕京大学开过相关课程，写出了《陶诗中的宗教》等文章。应该说，在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他的灵修著作《学仁》。关于书名，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仁既在人，人至少已认识一点仁了。……无一事，无一物，尤其在切身的事情上，不是要我们去学的，而学，又无时无刻不是学做人，又无时无刻不是学仁。从基督教的眼光看，学仁就是学习耶稣，学习耶稣作上帝的子女。”① 把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基督教的伦理教导相连，把学仁与学习耶稣相并，这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也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在全书中，他通过具体经文的对比来会通圣经与中国典籍。如说《大学》中的格物就是耶稣所说的清心见上帝的意思。还有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保罗的“与哀哭者同哭，与喜乐者同乐”、耶稣的“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相提；将保罗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与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并论；将保罗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与文天祥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言志诗》）同举。这都能够收到彼此发明，引人入胜的效果。赵紫宸也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形似而神不似的方面。陶渊明的桃花源与基督教的天国，一为步入逍遥之境以逃避现实，一为借心灵团契而改变现实。赵紫宸在比较中，涉及中国的经史子集，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甚至还包括奏议诗话笔记。可以说思路开阔，包罗宏富。赵紫宸还时刻不忘记自己做这种对比时的现实背景。在《保卫国土》一篇中，他将尼希米修筑城墙与墨子保卫宋国城池同提，又把二者与当前的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在最后的祷告词中，有对上帝赐大好河山的感恩，有对山河破碎的痛苦，还有对民族罪恶从灵性上的反省与忏悔，而不仅仅是表达对日寇的一种仇恨；最后求上帝兴起民心，保全国家。可以说，这段祷告词将上帝爱、家国情、仇敌恨都很好地融为一体，有很强的感召力。
（二）赵紫宸在创作与翻译赞美诗过程中所做的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践。赞美诗是基督教文学中传播最广也最为信徒所喜爱的体裁。西方的赞美诗有上千年的传统，涌现了不少信仰诚笃、脍炙人口的作品。赞美诗的中国化也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重要一环，赵紫宸也在这方面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他出版的《民众圣歌集》是为民众，尤其是农村的民众而作的，共收54首创作诗歌。在这些赞美诗中，赵紫宸力求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基于圣经信仰纯正，又能够表达中国信众深挚诚恳的信仰经验。如《天恩歌》，它是赵紫宸根据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教导“勿虑衣食”（《马太福音》6：25-31）那一段经文写成的，主要说明天父的大恩，贯穿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曲调采用的是中国民歌《锄头歌》。赵紫宸所写的词既保持了原来民歌风味，也融入了古圣先贤的雅意，还与圣经教导相贴切：“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赏我吃穿样样都全备；我定要服从他，向他心谦卑；他是春风我是草，让他吹……”此处的“他是春风”句，是化用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以春风喻天父、草喻信徒，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成功转换，意境深远而又不露痕迹。《清晨歌》更是如此：“清晨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象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诗篇》第19章第5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而“红日出东方”受到汉乐府“日出东南隅”和唐代常建“初日照高林”的启发，“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从唐代禅僧元览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和王湾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化出。可以说整首诗有汉代乐府民歌的风味，又有盛唐诗歌的意境，同时又贴切圣经经文，是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典范之作。现在教会通用的《新编赞美诗》从赵紫宸1931年创作的《民众圣歌集》中选了十一首，即第30、31、43、59、101、130、138、148、184、202、204首。这也可见赵紫宸赞美诗创作成功之一斑。赵紫宸在翻译赞美诗方面的成绩主要见于他编译的《团契圣歌集》中。这部赞美诗集共收155首赞美诗，除12首外，都是由赵紫宸翻译的。其中许多首都被收入1936年由中华基督教会编辑、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普天颂赞》赞美诗集中。1970年，这部赞美诗集在香港修订再版，被世界公认为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赵紫宸采用四种语体来翻译。一是用古诗体如骚体来翻译。二是用绝句来翻译，如《普天颂赞》57首《万世生命歌》，赵的译词如下：“万古长流生命丰，真神恩泽妙无穷，汪洋法瀚先知言，奔放沸骄烈士胸。”三是文白夹杂的方式或说浅近文言来翻译，集中最多。四是纯粹用白话来翻译，如集内第68首，《听哪，耶稣来唤召了》。比较成功的还是用文言译出的，在意境、语言、音韵上都直追原诗，如《晚歌》：“红霞渐褪日西沉，幕天覆地翳空林；敬侍膜拜主座前，仰见星光满诸天；灿烂无边……”音乐家范天祥教授在序文中对这本赞美诗集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其对于中国基督徒，青年智识界的贡献，是毫无容议的。”①《新编赞美诗》第102首《宝架歌》、第141首《高唱主名歌》（Rejoyice,ye pure in heart）即是出自此集。
小 结：赵紫宸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一位虔信基督的基督徒，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职志就是要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应该说，他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开掘都非常深刻，也找到了二者的许多会通点，他自己也做了多方面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可观的成绩与宝贵的经验。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他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关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抓住其自然倾向、伦理倾向、艺术倾向、神秘倾向，这是了不起的，但他忽略了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倾向和中国人心目中天的人格性。他把自然与天完全相等同，没有再做更细致的分梳。实际上，中国人的天是自然之天、性理之天，也是主宰之天，即也具有人格性，在早期儒家那里尤其如此，只是到宋明理学将之义理化了。关于这点，利玛窦等传教士都有过说明，后来的学者也多有论证，如龚道运就指出：“可以说，孔子信仰的主体是天或上帝。孔子认为天是人格神，像人一样有意志活动。”应该说，赵紫宸关于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思想与实践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广泛响应与支持。这与赵紫宸个人性格与处境相关，更与当时时代背景和中国基督徒的素质分不开。赵紫宸长期在燕京大学当教授，所接触的主要是老师与学生，与中国的普通信众接触并不多。他文章著述的读者也主要是学生、同事和朋友，也就是与他本人相类似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信众对之并不了解甚至不曾听闻。他前期的自由主义神学家的身份也使他的思想学说没有被接受为教会的正统与主流。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赵紫宸与吴经熊、韦卓民等杰出基督徒学者一样，一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这一局面，在今天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继承赵紫宸的未竟之业，会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打破学者基督徒与草根基督徒彼此间的隔膜，仍然是中国教会及思想界的重要任务。
我是一个美国华裔基督徒。由于常常随美国的布道团或者宣教士去中国，所以对中国基督徒接触比较多，了解也比较深。这几天上天涯，发现“关天论坛”有很多基督徒，发了不少贴子，比较有意思。我是个比较理性的基督徒，加之我有中国血统，我既爱美国也爱中国。所以我想借这个论坛写几句实话，可能不太好听，请中国的基督徒原谅。
1、美国的基督徒思想现状。美国人大多数有宗教信仰，其中以基督教为主流。美国人心中的神是怎样的呢？其实绝大多数没有认真思考过。许多基督徒是从小跟着父母进教堂，基督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习惯，很少有人真正地思想过神。在潜意识中，神就相当于中国人思想里的祖先，可以赐给人平安。美国人的神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圣经》里的耶和华，当然美国的神也叫耶和华，但和那个耶和华是不同的，那个是以色列的神，这个是美国的神，这个神包含了美国的价值观。所以美国总统喜欢说：上帝保佑美国！因为在美国人的潜意识里，这个神并不是普世的神，而是美国的神，他代表了美国的价值观，他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的教派非常多，什么基要派、自由派、福音派……很多很多，他们在理论上各不相让，解释《圣经》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点是非常默契的：那就是美国价值观。在关系国家利益时，他们从来都是以美国价值观来考量，而不是以《圣经》来考量。比如各教派对于伊拉克战争，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不论赞成或反对，其主要依据都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圣经》。上面说到很少有人真正地思想过神，这是指普通的基督徒。那些作神职工作的人，他们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2、我所接触的中国基督徒。我接触到的中国基督徒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单是其中接触过的家庭教会领袖就至少上百了。中国的基督徒还是很善良的，有一颗愿意亲近神的心。去到中国的家庭教会，那些朴实的信徒热情待客，谦卑平和，比起美国教会里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点头之交，是完全不同的（当然美国教会也有热情的，比如华人教会）。当然我只是在教会里接触到这些普通的基督徒，他们在工作生活社会家庭里的表现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比较奇怪的是那些家庭教会的领袖。我们跟普通基督徒接触毕竟不多，只能看到表象。对于教会领袖，就接触比较多了，常常吃住都在一起，就比较了解。家庭教会的领袖往往是中国基督徒中层次比较高的人，受教育程度高，知识比较丰富。但也就是这些人，我感觉到几点：一是比较贪，二是尤其不满现状，三是比较偏激。美国的宣教士每次去中国都会带一部分用于当地宣教出版交通等方面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成了那些教会领袖的目标。有些人说得比较含蓄，有些人做得比较技巧，也有人表现得比较直白，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可能他们资金缺乏，确实需要。但可恶的是许多家庭教会的领袖都是采用欺骗说谎的方式获得这些资金的，他们许多人拿了钱用于自己的享受，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他们的收入（许多人的薪水是由美国教会支付的）明显不成比例。还有些人明明自己教会的奉献可以供养，也支付薪水，但他们还继续拿我们的薪水，并且两头隐瞒，被我们发现后他们就拿我们的薪水来比较说自己拿得还是很少的。还有就是这些知识型基督徒，极度不满足现状，不愿意顺服地上的掌权者，对国家、政府充满怨言，他们对国家政府已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恶毒的攻击，其程度令人感到吃惊。在美国，批评政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甚至烧总统的照片游行的也有，但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政府的就很少见到了。这些知识型基督徒，他们除了喜欢攻击国家政府，还喜欢站在道德高度上对中国人进行指责。在美国，常常这种指责是一种自我批评，别的美国人的不文明行为都是自己的一种耻辱，自己会感到不好意思。我和美国人一起走在中国大街上，看到中国人随地吐痰、骂脏话或者偷窃，我都要向同行的人打招呼：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中国人还有许多陋习需要改进。但是这些中国的知识型基督徒完全不同，他们无视自己的不文明和坏习惯，却对其他人的种种不文明津津乐道，丝毫不以为耻，完全是嘲笑谩骂的口吻，而不是简单的批评。还有一点，可能不太好听，但我想了想还是要说，毕竟我就是这么看到的，这就是他们有一种奴才相。这种奴才相不单纯是指对外国人的态度上。中国的知识型基督徒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一些人是阿臾奉承，肉麻透顶，根本让人受不了；但多数人则要好一点，基本就是比对待国内人稍微客气热情一点，算得上比较正常。奴才相的主要表现不是对待人的态度上，而是对待不同的文化上，他们把美国的文化捧上了天，而自己的文化几乎是一文不值。还有表现在价值观上面，对他们来说，美国的价值观就完全等同于神的价值观，需要顶礼膜拜。
3、关于美国人在中国传福音。美国人比较喜欢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也比较容易信，去中国传福音比较有成就感。有去过美国经验的朋友都知道，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或移民，立即就会被各路各派的教会所包围。实际上美国的宣教人员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在中国好象与其它国家稍有不同。宣教士是相同的，宣教后的结果不太一样。中国人应该在这方面好好思想。前面说过了，美国人的潜意识当中，神是美国的神，但是他们宣教时还是按照《圣经》和各种教义来进行的。到外国的宣教士，他当然是帮他的神宣教，而不是以色列的神，英国的神，希腊的神，因为美国的神已经植根在他的骨髓里面、血液里面。他也许并没有这一故意，他是怀着帮助你的心来宣教，他想拯救你，但是潜移默化之中，他就把美国的神传给了你，也许他和你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就在这里，当他们去菲律宾、去韩国、去日本传福音时，耶和华就成了菲律宾、韩国、日本的神，唯有去中国传福音时，那个神还是美国的神。美国宣教士喜欢到中国的大学里去任教，然后传福音，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一来有职业做掩护，二来接受对象文化层次比较高，一旦信主更容易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出去。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些知识型基督徒同时为美国利益带来了附加值。因为他们信的不是《圣经》里的神，不是来到中国的神，而是美国的神，于是他们成了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在各大论坛上，甚至在国际舞台上，从他们口里传出了代表美国利益的声音。这是美国人乐意见到的。但要究其原因，却不见得是美国宣教士们单一的原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氛围也是原因的一部分。比较复杂，以后有空来再具体谈谈。
4、中国基督徒应该持有怎样的神学观？我是一个美国人，按说我应该从美国利益出发。但是我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所以我不希望美国或中国任何一方受害。我希望美国和中国共同繁荣，中国不应为了美国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当你接受福音时，首先应该明白的就是：这不是美国的神！从客观上来讲，这是普世的神，从主观上来讲，这是中国的神！至于美国价值观，我是欣赏的，我乐于见到美国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推广其价值观。但是，作为中国人的你，你要想清楚，美国价值观包含哪些内容？哪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哪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由、民主、科学、文明，当然值得借鉴和学习，但在借鉴时不要把包含在其中的美国利益也一起引进！只有这样，耶和华神才能成为中国基督徒的神。否则，你信的不过是个假神而已，倒不如不信。先写到这里。谢谢！
注明一下：我接触的中国基督徒毕竟不是全部，我没有接触到的，也许并不是我描述的那样，如果有伤害到你，我表示歉意。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神、以色列的神、韩国的神、中国的神，等等，意思并不是说有好几个神，神只有一位，就是《圣经》里的神，但神在人的心里，有千千万万个，每个人的神都是不同的。我的神，和美国千千万万个基督徒的神一样，他就是我心里的寄托。至于什么天堂、地狱、罪、传福音，那是专业人士考虑的，他们要靠这个吃饭。
最近，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有一小段时间没有写博了，其中也有不少时间用到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寻求、也听了一些其它牧者的讲道，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长进。其中在听到一些的片子中，两次听到到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牧者，讲到：“神要将福音的最后一棒，交给我们中国人”，内心深觉不妥。为此，就有感动要为争议多年的一些讲法，提出我的看法，希望对华人主内肢体有所参考。
记得几年前，听到一个牧者对我说，不赞同现在教会有一些人一定把福音的最后一棒，强加在我们中国基督徒头上，（也就是说，在普世的基督徒当中，不断宣扬上帝要将或已将福音的最后一棒交给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也赞同这位牧者的看法。我们凭什么呢？就因为凭我们中国人多吗？如果凭我们中国人多，就以为上帝可以托付我们这个使命？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跑到国外去传孔教的倒是不少，那是因为有政党在背后支持，淘金的更不少）。其实中国人越多越自私，因为自私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几个中国基督徒脱离了这个自私的文化呢？就凭舍己吃苦的精神，我们和韩国人都没得比，而且还是大批的韩国人在中国宣教，当然这是符合圣经的正确宣教策略。中国的基督徒将接福音的最后一棒，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怎么感觉有点像传销晨练中的成功学。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雍正元年（1723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们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此事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雍正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呼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非常有意思，现摘录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州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穌），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最近，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有一小段时间没有写博了，其中也有不少时间用到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寻求、也听了一些其它牧者的讲道，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长进。其中在听到一些的片子中，两次听到到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牧者，讲到：“神要将福音的最后一棒，交给我们中国人”，内心深觉不妥。为此，就有感动要为争议多年的一些讲法，提出我的看法，希望对华人主内肢体有所参考。
记得几年前，听到一个牧者对我说，不赞同现在教会有一些人一定把福音的最后一棒，强加在我们中国基督徒头上，（也就是说，在普世的基督徒当中，不断宣扬上帝要将或已将福音的最后一棒交给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也赞同这位牧者的看法。我们凭什么呢？就因为凭我们中国人多吗？如果凭我们中国人多，就以为上帝可以托付我们这个使命？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跑到国外去传孔教的倒是不少，那是因为有政党在背后支持，淘金的更不少）。其实中国人越多越自私，因为自私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几个中国基督徒脱离了这个自私的文化呢？就凭舍己吃苦的精神，我们和韩国人都没得比，而且还是大批的韩国人在中国宣教，当然这是符合圣经的正确宣教策略。中国的基督徒将接福音的最后一棒，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怎么感觉有点像传销晨练中的成功学。
外界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召会的三种误读
小群教会，中国基督教教派之一，又被称为基督徒聚会处，聚会所，地方教会，召会等。从其教制形态，特别是其祈祷、团契、牧养和信仰表述等来看，是属于西方主流宗派教会之外的自由教会范畴。1920年，原美以美会家庭背景的倪柝声在英国圣公会于福州南台开设的学校读书学习期间，受到当时中国著名女兴奋布道家余慈度（DoraYu，1873-1931）的影响，开始思考和摸索直接从圣经启示中领悟信仰的奥秘，而非承袭西方在华差会的布道和牧会模式，或者说以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理传统为范式。
年仅17岁的倪柝声从此走上脱离西方差会，特别是大宗派教会传统而另建中国基督徒自立或自主型教会之路。1922年，倪柝声与海军军官王载夫妇三人第一次以新约教会的形态聚会掰饼，此可谓标志着中国基督教本土教会“基督徒聚会处”的萌芽。在随后的几年里，倪柝声与英国传教士和受恩等有密切的交往，完全认同她的信仰和实践的方式。接着，他两次访问英国，与英国本土公教会传统之外的英国兄弟会等自由教会传统的教会有很深的联系。特别是英国伦敦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的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1885年－1971年)对倪柝声的认同和支持，决定性地帮助了基督徒聚会处在中国的全面兴起。
该教派在政教关系和基本教义传承上，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前后的瓦尔登教派（Waldensianism）和源自瑞士苏黎世的重洗礼教派（Anabaptists）。史百克曾经师从的宾路易师母（Mrs.JessiePenn-Lewis，1861－1927），内里生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属灵观注重宣扬主观十字架的经历和属灵争战，可视为影响倪柝声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在当时西方差会一统全国基督教格局的情形下，小群教会的出现，以一种特别的精神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信徒。在严格的教义学层面看，小群教会其实才是真正的“三自教会”，完全符合三自原则原创者HenryVenn和Anderson在1850年提出此原则的最初意愿。
该教派传统坚持圣经教会的原初形态，注重“属灵生命之道”，以家庭聚会为主，不装饰十字架、圣像和历史教会的圣礼礼仪，亦不注重圣经记载之外的复活节和圣诞节；无历史教会的圣职传统，无按立圣事等，成员皆弟兄姊妹平等相助。每年7次特别聚会。在基督教教会史上，基督徒聚会处与门诺会、贵格会、兄弟会等公理制教派传统，存在着极多的相似性。后来的发展史表明，在1949年之后漫长的政治运动阶段，小群教会受到的严酷的考验。除了创始人一代基本上都在各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或脱离，在海外的发展也应着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断和台海两岸持续紧张关系而受到影响。比如，大陆80年代农村地区出现的许多秘密的邪教组织，盗用了小群教会的许多团契形态，甚至名号，结果在许多地方，人们将这些异端邪教与在海外受到法律保障的小群教会（即召会或地方教会）联系起来。这样做，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海外华人教会与自己的祖国之间的情缘和情感，唯一得益的就是异端和邪教，或者梦想分裂和肢解中国的一些极端政治团体。
而目前中国新教教会中的非体制教会中，真正在教义系统上具有相对自主，并在公民责任上达成自律的只有小群教会和北京新兴城市教会。我们要从神学和法学的层面，明确关于源自基督教伟大的灵修传统并经过宗教改革和现代工业革命而获得极大尊严和自治权的非体制教会其信仰理解上的纯正性和公民责任上的可信性。就中国的政教关系而言，我们要澄清围绕着倪柝声、李常受和召会（又称，小群教会Little Flock，或地方教会Local Church）的三种误读，从而要做出相应的切割。可以说，甚至在很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这三种误解正在演绎成谎言和诽谤，并最终危及这一特殊的基督徒群体的声誉和基本权利。
第一种误读：倪柝声和李常受是小群教会的神、主和崇拜核心，因此，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异端；无论是从文本分析和诠释来看，还是从影像文献来看，倪柝声和李常受从未确立其个人为基督信仰中的神。从系统神学的教义体系来看，逻辑慎密谨严的论证与演绎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确认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基本信仰立场。世界福音派系统最具严谨神学立场的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从2003年到2007年在加尔文主义神学背景的时任院长Richard Mouw 亲自主持下，组织院内外一批最优秀的来自不同宗派传统的神学家、学者和教会牧长，多次研究、考察和探究这一堪称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土著”教派之基本信仰、教义学归属、教会牧养方式和历史遭遇中的磨难、误会和坎坷，最终得出严肃的学术结论：小群教会不是异端教派，更不是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因此，也不是任何类型的邪教。
2007年1月27日，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CGST）和香港浸会大学，以“华人教会的正统信仰”为题，北美、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一批优秀的学者聚集三天专题讨论和研究后，一直确认倪柝声、李常受等所代表的世界范围的基督教召会（即小群教会）不是传言中的异端。“根据大会现场派发的富勒神学院声明，指地方教会（Local Churches）及其成员的教导与实践，在每个方面都体现（represent）那真正的（genuine）并合乎历史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声明指，该院一批高层曾经与地方教会以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的代表进行为期两年的详细对话，并全面审视其主要实践与教导，特别是倪柝声与李常受的教导，而得出此结论。杨庆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不能超过圣经，而圣经来自使徒的教训；而历代教会的传统甚至教父的说话并不绝对正确，但只要仍在圣经的规范中，都值得尊重。而福音派信仰的特质是肯定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真实、普遍的。他说，福音派并不拥有全部真理——他并补充说“因而有对话学习机会”——但肯定“这”真理，并有系统地趋近它。杨庆球说，在教义上教会绝对有权定违反圣经者为别异宗派，但这是消极做法，积极而言应以圣经为基础彼此沟通，寻出合一的真理。但他慨叹所谓“别异”者亦自视为“正统”，不与其他“正统”对话，结果对立持续，“这是主再来前的无奈”。”与会者中绝大部分都是拥有各自有别于地方教会传统的不同宗派背景的牧师和学者。如时任香港中神院长的周永健牧师（改革宗背景），美国洛杉矶CLE（美中教会人士交流协进会）总裁余国良博士（浸信会背景），美国圣公会会友和中国事务专家David Aikmann，芬兰信义宗背景的富勒神学院教授Prof.Veli-MattiKarkkainen等。
第二种误读：小群教会内部最重要和最隐秘的部分就是呼喊派，因此，是法律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邪教；据严格的考证和亲历者见证，晚年的李常受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大陆被一批违法犯罪集团冒用为教主。他多次公开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法团体打着地方教会和他本人的旗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得到确实的消息，说你们弟兄姊妹在你们那里把我当做神拜，称我为主称我为王。这话我实在觉得极不妥当。照着圣经的教训，你们绝不可把任何人当作神来敬拜。在圣经中从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一至十八节说：「众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耳米，因为他说话领首。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向众人、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脱离这些虚妄，也就是拜偶像的事，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仅仅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所以圣经在这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即使是那样把恩典带给人的使徒们，人若把他们当作神来拜，使徒们也是非常不许可，禁止拦阻他们的。因此我借着这一点的话语，请求你们把这件事完全停下来。绝不可以把任何人当作神来拜，或称他为主、为王，这实在是等于拜偶像，更是亵渎神、得罪神的。我请求你们接受这一点的话，把这件事完全停下来，不可以再作了。并且请你们也为此费神转告，也许别处可能也有这种情形，请他们也停下来。这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改过，才能讨神的喜悦。但愿神恩待你们，祝福你们，我也多多谢谢你们。再见！”(1991夏季李长受录制)。
从历史发展的形态学层面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文革”，可谓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结合东方专制主义最现代的悲剧时期。除了极端的西方政治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外，其它所有潜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恶与邪，都在短期内爆发出来了，其残酷、极端和非人性混杂着非常态的领袖崇拜和神话，构成了当时唯一的精神性和信仰性景观，并且独具政权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尽管如此，中国最普通的民众出自本性的宗教信仰却从未完全被消灭，或者被清理出人性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深处。外在的有形的宗教组织自1949年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国家唯一合法的精神和价值系统以来，宗教组织也按照“人民团体”被列入国家政治体制内，享有干部编制、特权福利和政治身份等一系列党和政府类型的特征性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切民间的、非共产主义的和异质的价值、理念、精神和宗教信仰都试试受到国家公检法和党务、政务及“人民团体”等全权政体的监督、控制和禁止。1949年之前所有的涉及到国家混乱、民族蒙羞和天灾人祸都被定性为违背“人民利益”的结果，从此，革命和人民，等于党的原则和利益，就成为排斥与镇压所有异己的崇高和正当的利益。党因此而高于国家和政府，并绝对地指挥和支配所有专政机器。历史文献表明，这一时期，大量的悲剧其实都是恶劣的人性以崇高的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借口和外衣得以实施和完成的。
于是，基督教，这种越是劣境和迫害，越是显示其顽强和非凡之生命力的宗教信仰和真理系统，同样也出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两千多年的基督教历史证明，最具真理的精神系统，特别是信仰系统，往往最易成为异端邪说和邪恶思潮的目标，或者伪装物，或者攀附物，或者直接的毁灭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1949年以来，以基督教为掩护的各种异端邪说从未真正地彻底地被清除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绝对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相反，几乎所有这些被通缉和围剿的邪教和非法精神团体都可以享有美国宪政体系内的一切权利保障系统，似乎美国社会和政府具有某种特质免于所有异质精神和价值系统的侵蚀和毒害。而中国似乎相反，任何异质的思想、念头、主张和个人审美、情感与直觉表达形态，都会被绝对地定义为有害人民利益和国家政权而遭遇到来自国家专政机器的绝对打击与毁灭。前者似乎总是络绎不绝地容纳和善待层出不穷的异端邪说，而后者则从未停止对所有一切异见的担忧和剿灭，但，总是越来越多。
第三种误读：召会所使用的恢复版圣经不是基督教伟大传统中的圣经正典，而是倪柝声和李常受语录和被他们篡改过的圣经。从严格的学术考证来看，目前世界各地召会（或聚会处）传统所使用的圣经（恢复本）其实是诸多种的汉译圣经正典之一，根本不是什么以讹传讹中的倪柝声和李常受语录。打开恢复本圣经，在首篇简说中，主译者如此写道：“本新约圣经恢复本，乃以华语中最通行的国语和合本为参照，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以及人地名音译，各面的优美，并以英语中所有权威译本，以及华语中所有寻得的其他译本为参照，不但为得借鉴、启发，也为避免偏见、误断、凡较佳辞句，无不尽力采集，务求圣言中的启示，能在华语中，得到差异最少，达意最准的发表。”
那么为什么在国内外围绕着这一特殊的属灵团契会产生那么多纷争、误会，甚至争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召会完全有别于基督教历史上所有的信经型教会传统，与大公教会的信仰原则完全脱离。即使与内里生命会等英国和欧洲的极端避世的小教派有关系和渊源，也因着其在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中而更加强化了封闭发展倾向有关。他们内部完全是按照弟兄会的传统，形成圣洁、诚实和敬虔的弟兄之谊，完全脱离大公教会的等级制度和教义制衡体制。严格地说，一个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下，对这样的家庭聚会式的圣洁小团体是绝对的包容，根本不应该将之视为政府的威胁，同样，也绝对不会影响那些处处与国家政权相关联的其它大教会组织的实际利益和名誉。至于在中国许多地方兴起的新兴宗教中存在着打着倪柝声和李常受名号去敛财违法的灵恩小团体，那就应该另当别论，而不宜简单地将之一律划归入聚会处的名下。无论是教会论神学，还是圣礼神学，召会都演化出一整套完全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方式。若中国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真正能够从维护宪法制定的公民信仰自由权利，那就应该尽早地为倪柝声恢复名誉，或者，至少应该允许全国两会及其属下的神学院校将倪柝声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先贤予以研究，其数十卷之巨的著述应该同意在中国教会公开发行和研究。
关于倪柝声所创建的聚会处传统，作为教会自治的实验，将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原本地方教会就拒绝成立省市和全国性的领导组织体制，即使国宗局鼓励他们这样做，也不会改变他们独特的信仰实践之准则和方式。因此，勿用担忧聚会处（召会）有朝一日会威胁“全国两会”和任何一个政府扶持的宗教组织和团体。但是，必须看到，对于这样一种追求圣洁和成圣的小团契型教会组织的任何打压、中伤和排斥，最终受到损伤的只能是我们的中国政府。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有益于国家形象和执政党威望的建立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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