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牧神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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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的教牧神学

文/马可•塞文 译/杖恩 校/煦


引言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思想日内瓦著名改教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教牧神学呢?人们会说,“想必是加尔文在更正教会上面留下的明显记号,在很久以前就都已经减弱了吧!”尽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把约翰•加尔文贬低,认为他只不过是改教历史年代表中的一纸记录而已,但严肃的事实却是,他对当代的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为着加尔文在神学教义和教会实践上的严谨细致,教会应该极大地感谢他。更正教敬拜中若干独特和显著的方面:解经讲道的发展和普及,改革宗的圣餐观,长老家庭探访的实行,大量的社会救济组织,综合全面的教会纪律模式,以及代议制的教会治理,都起源于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回过头去反思加尔文的牧会模式可以带给当今的牧者许多“帮助”。尽管事实上加尔文是以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而闻名于世的,但我们必须记得,他第一并且最重要的身份是日内瓦信众的牧者。倍受尊敬的加尔文学者贝诺特(Jean-Daniel Benoit)这样说到加尔文的牧养事工:

加尔文的工作极其繁多。神学家,牧师,法国更正教的建立者,日内瓦学院的奠基人,公众讲师,圣经注释家,圣彼得教堂的传道人——这就是加尔文。但加尔文首先、并且本质上是一位牧者,如果忘记或忽略了这一事实,我们就恰恰误解了他个性中的重要一面——他作为牧者的这一面,这揭示出他的各项事工本质上是统一的整体,我们也会忽视滋养他整个事奉领域的众水之深源。事实上,虽然加尔文是个神学家,但他更是灵魂的牧人。更确切地说,对他来讲神学是为敬虔服务的,而从来不只是学问本身而已。生命总是他的思考的方向;他总是从原则落实到实际的应用;他的牧养关切在一切事上都有体现。

正是由于他在日内瓦牧养事奉的深度和成功,这个特定教会的教义和实践,才以各种形式成为所有更正教事工的基础。下面将以概要的形式列出加尔文教牧神学的各基本要素。尽管他从未写过一卷专著来讨论教牧神学这个主题,但是从他各种的著作中可以归纳出这些要素——这些著作包括《基督教要义》、他的讲章、信件、圣经注释,以及他写的许多小册子。我们要从这位“日内瓦的主人”受教,并认识到他做事方式中的圣经智慧。对于一个谨慎的牧者,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可以保护他,使其避免那些新奇而未经考验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可能导致他的教会毁灭。

他的品格

约翰•加尔文的人生格言是“prompte et sincere in opere domini”(可译为,“果断真诚地担当主的工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安静而有学者气质的人,不追求大众的认可。这个品格特征与他在日内瓦亲密的伙伴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1489-156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惹勒是一位耀眼的公众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动荡之中。加尔文擅长于他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例如,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法律、逻辑思考以及圣经的研究。然而,因着神的护理,加尔文被推入了在日内瓦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宗教变革之中。他给这个庞大的任务带来的贡献,是他的法律训练和他对神话语的热心。在日内瓦事奉的初期,他只是以被称为一名“神学教授”为满足,然而他在才智上的能力和对真理的热爱终使他被委任为日内瓦教会的一位牧师。加尔文早年就形成了秩序井然、行为得体的强烈意识。这个特征对他的写作和讲道都有影响。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不喜欢多说话,但他常常要被迫在公开辩论当中使用他令人惊叹的才智能力。他在这方面尤为杰出,凭记忆就能大篇幅引用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中的篇章,从而使他的辩论对手惊愕。尽管他天性羞怯,但加尔文有时也会勇敢而直率。他一般不会怀怨于心,让怨恨变成苦毒。他也不会“辖管”那些在他权下的人,虽然有人指控他有这样的行为。他宽容毁谤他的人,同情遭难的人。从一个更为个人的角度来说,加尔文的家永远都对所有人敞开,他经常自己出钱招待客旅,并让客人逗留很长时间。

教牧关怀和教会纪律

加尔文对教牧关怀的总体计划写在《教会法规》中,这部法规最初于1537年起草,并最终在加尔文1541年回到日内瓦时由市议会通过。到1555年之前,这些圣经原则的实际实施一直是构成加尔文教牧事奉中的困难的主要方面。虽然人们可能在理论上认可了这些法规,但他们并不想把它们应用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中。另一个关键的争论点是开除教籍的问题以及谁有行使的权柄。《教会法规》把行使的权柄给了牧师团(通常所说的长老会),并由市政府执行。这个纪律措施在日内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市议会就不只一次挑战过长老会的权柄。

信徒皆祭司

加尔文强烈主张每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身份。这个著名的改教教义曾被马丁•路德(1483-1546)大为推广。加尔文的特别贡献在于他的理念:每个信徒都要活出神所喜悦的、作为“圣洁国民”的基督徒生命来。另外,加尔文拒绝人为地区分“属灵人”和“平信徒”。“信徒皆祭司”的真理在日内瓦被广为宣扬,并成为了全世界基督徒的模式。因此,罪得赦免和个人得救的确据唯独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做成的工,而不是建立在被授予圣职的神父的免罪之上。罗马天主教的痛悔、告解、赦罪和补赎这些礼仪被坚决地废弃,神父的权力(圣职制度)也被否定。该教义并非抵制在教会内设立职分,也不是抵制教会的权柄(见下面“教会的职分”部分),而是抵制罗马天主教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过度的区分。此外,日内瓦的牧师们反对在敬拜服事时穿华美的法衣,而更喜欢穿一身简朴的黑袍(著名的“日内瓦长袍”),这是他们日常的衣着,也是在讲坛上的着装。

教会的标志

加尔文的教导是,教会首要的标志(notae ecclesia)就是热情传讲神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宗教会会把一个单独的讲坛放在会众面前的原因。第二个标志是圣礼合宜的施行(即,洗礼和圣餐)。有的人相信,加尔文还暗示了教会的第三个标志——对信徒的劝惩。不过,这“第三个”标志是合宜的圣餐施行合乎逻辑的延伸。换句话说,如果犯罪的信徒没有悔改的表现,教会就有权柄停他的圣餐。这样不悔改的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暂时停领圣餐或者开除教籍。

教会的职分

在日内瓦认可四种职分:牧师、教师(神话语的教师)、长老,和执事。这个架构意味着一种长老式的治理,而非教阶式或会众式的治理。此外,在教会纪律(“钥匙”权)和市民纪律(“配剑”权)之间也作了确定的区分。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所起的作用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中所说的“监督”(episkopos)。长老区会由一个特定地区里一群教会中所有的长老组成,在多方面监督这一群教会。在整个教会要做决定的时候,所看重的是众多敬虔长老们的集体智慧,而不是将权柄交给作为主教的单独的一个人。加尔文彻底拒绝了罗马天主教将教会权力授予一个人的做法,别的大多数更正教改教家也是这样,只有圣公会除外,他们接受了主教的管治(主教制教会治理)。

与政府的关系

加尔文的教牧神学同样也非常关心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有的人指控加尔文在日内瓦“独裁专权”。这与真相完全背道而驰!在日内瓦,教会和民事这两大领域的权力一直是分隔开的,只有较小的重叠。以下的例子可表明这一点的真实性:(1)加尔文、法惹勒,还有库尔奥特(Couralt)曾于1538年被逐出日内瓦;(2)关于谁有权柄停未悔改信徒的圣餐并开除他们的教籍,教会和市议会之间有着长期的争议;(3)市政当局仍然保有死刑权。加尔文无疑是民事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从未成为统治日内瓦市的议会中的一员,而且他直到1559年才成为日内瓦的公民。而且,成为公民并非他努力的结果,而是该城市民出于感激的报偿。加尔文的角色是基督信仰的“倡导者”,也极力地推动这信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落实。

敬拜神

加尔文心目中关于敬拜的核心要素,就是敬拜要专注于神的荣耀(Soli Deo Gloria)。他同样坚持主张,所有真正的敬拜都要按照圣经来规范,而不是按照个人喜好或人的传统。因此,敬拜的内容应当仅由“敬拜规范原则”来决定,或者说,由圣经明确的教导来决定。日内瓦的三个教会,在每个周日的早上和下午进行礼拜。通常,在周间会为了众人的益处而进行特别的讲道礼拜(周一、周三、周五),这些敬拜一般于清晨,在工作之前进行。加尔文和其他牧师对于敬拜中的各个具体方面也持灵活态度。有些局部的敬拜惯例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adiaphora),因此他们也不会拒绝这些做法(例如,在圣餐中是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其他做法,如果在圣经中被明确禁止,或是和天主教的仪式过于接近,就完全不被容忍(例如:圣像崇拜,向圣徒祈祷,敬拜圣饼,等等)。

圣礼

关于圣礼,加尔文反对罗马天主教所持的“恩典由圣礼本身赋予”这个观念(ex opere operato,“源于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同样坚决否认神父有权将饼和酒变成真实的主的身体和血(化质说),也否认神父有权赦罪(圣职制度和赦罪权)。因此,加尔文将这些圣礼视为“记号”和“标志”,以此除去它们当中“神圣的神秘”感;但也并不认为它们“仅仅是记号”(参见罗4:11)。换言之,这些圣礼象征和表示了更大的实际,就是一个人与基督持续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将来认识他的盼望。加尔文关于圣餐的教导与其他改教家(比如路德)有显著的不同,因为他教导的是基督属灵的临在。因此,加尔文自己关于圣餐的观点与慈运理(Zwingli,认为圣餐仅仅是记念性的筵席)的有距离,也和路德的观点(同领说)有别,路德认为耶稣基督在饼和酒之中、并借着饼和酒临在。加尔文倾向于频繁的记念圣餐,甚至每周一次,但这个目标在日内瓦从来都没能实现。儿童只要有可信得过的信仰宣告就可以参加圣餐,要预备接受这个考核就需要学习《日内瓦要理问答》中的问题和答案。每个周日的中午都为儿童开办了一个班,来帮助预备他们作出自己的信仰宣告。

加尔文主张,施行洗礼是出于对马太福音28:18-20中基督所赐使命的顺服。此外,加尔文相信最合适的洗礼方式是“点水礼”,如同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洒水,象征着罪得洁净(参见诗51:7;结36:25)。加尔文极其反对洗礼重生论,因为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参见约3:1-8;多3:4-7)。合适的洗礼对象有两重:相信的成年人,和信徒的子女,或称为“约中的儿女”(婴儿洗礼)。

教会音乐

日内瓦教会不提倡用专门的诗班和圣诗,而强调会众要一起唱诗,所唱的要基于诗篇。他们认为,既然诗篇是神实际的话语,就适合在敬拜神的时候歌唱。加尔文认为音乐是神赐给人让人享用的最美恩赐之一。通常,他们都不使用乐器,取而代之的是为诗篇谱写的韵律曲调。德国路德宗教会鼓励丰富的传统合唱音乐和风琴圣乐,瑞士改教家则试图远避各种和罗马天主教有联系的乐器。一位名叫克莱芒•马罗(Clement Marot)的法国诗人,在归正后逃出巴黎,他被加尔文招揽来为诗篇作韵律。马罗于1544年英年早逝后,这个工作由贝扎(Theodore Beza)接手,第一本正式的诗篇圣诗(其中有101首诗篇出于贝扎之手,而49首出于马罗)也在日内瓦出版(1562)。

传讲话语

对于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来说,传讲圣经有着很高的优先地位。加尔文总是一段一段的按顺序进行释经讲道,很少会打破,甚至在特殊的节日也一样(lectio continuo)。他的讲道模式是,用他熟悉的法语,以简短、扼要的句子一节一节地讲。他通常会直接读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经文,并将其同步翻译为法语。讲道的时间是周日的早晨和下午,在周间人们也会在清晨来聚集听道。传道人有着崇高的呼召,要把神的话讲解给众人听,而因此,传道人有义务活出他所传讲的真理。在加尔文晚年,他许多的讲章都被誊写付印并出版成书。随着这些讲章从法语和拉丁语被翻译过来,人们渐渐地可以获得并使用它们。Supplementa Calviniana开放图书馆现正在重印这些讲章。

教导话语

教师与传道人的差别在于,他们没有主领圣餐的权力,也不负责执行教会劝惩。他们的任务是为众人得益处而解释圣经。平日,约翰•加尔文和日内瓦的其他几位教师会给人山人海的学生们讲授圣经课(praelectiones),这些讲义有许多被记了下来,日后成为加尔文写圣经注释和神学著作的基础。另外,还出版了日内瓦圣经(1559),这版圣经带有加尔文亲自监制的内容丰富的研究注释,对所有的更正教会都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英语国家。

神学上的写作

在加尔文整个的事奉历程中,他写了大量的小册子和神学专著。他在写每一篇手稿时,心中都带着牧养性的关切,力图纠正错谬,教导真理,阐释圣经,并谴责异端。他会在每周传讲经文之后进行这些经文的注释写作,这些注释同样也从他隔周开授的公共圣经课的记录中进行汇编。加尔文意义最为重大的成就是《基督教要义》。这本被他称为他的“小书”的短著,最初在巴塞尔出版(1536),并在加尔文一生中经过五次连续的再版,在1559年扩充到它最终的形式——四卷大部头的书。加尔文倾其毕生之力,对这本书中的信息进行修订和补充;他感到这本书是他最为重要的工作。在序言中,加尔文将他的专著献给了法兰西斯一世国王(King Francis I,1494-1547),希望对更正教的逼迫能快快平息。但这并没有发生,而法兰西斯很可能连《基督教要义》中的一句话都没有读过。加尔文所有的神学著作都是在牧养事奉的背景中写成的,注意到这一点很有意思。他在著作中不断地提到对手和支持者的名字,所以阅读《基督教要义》需要对改教时期的欧洲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教牧辅导

现代的牧者会遇到的大多数典型教牧辅导情境,约翰•加尔文在他的服事生涯中也都始终在经历。他照管信徒并施行立约的洗礼,帮助父母们教导他们的孩子做出信仰宣告,指导年轻的夫妇经营他们的婚姻,主持葬礼并安慰那正面临悲痛和沮丧的人。日内瓦的改教家并没有设立一种专门的辅导事工,由只在这一方面受训练的牧者来担当。反而,所有的牧者都会辅导任何一个神带到他们面前的人,并将此看作他们牧养责任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课本和指导手册仅仅是圣经(Sola Scriptura)。他们对每个人进行辅导时所倚靠的是圣灵的引领和圣经,以及他们自己在成长、受苦和悲伤中的经历体验。加尔文坚定地相信,牧者的特别职责是“医治灵魂”。这就意味着,敬虔的辅导需要面对人所关心的所有领域——确据、焦虑、绝望、恐惧、担忧,等等。

基督徒生活

加尔文教导说:应当激励每个基督徒,在处于困难之中时,把眼光转离自己而唯独仰望神。他在《基督教要义》中指出,“我们已经教导:罪人不应当停留在他自己的懊悔或眼泪里,而应唯独定睛在主的怜悯上。”因而,加尔文的教牧神学,强调悔改和神的恩典是基督徒生命中的关键标志。此外,一个人与基督“奥秘联合”的经历是他在试炼之时找到确据和安慰的坚固基石。加尔文感到,基督徒个人最大的力量源于“圣灵的内证”,这见证让信徒确信主用“永远的爱”真实地爱了每一个人。

加尔文的信函

加尔文在他整个的事奉生涯中写给人的信函种类多得惊人。他给那些寻求意见的人写信,给他们圣经中的劝导。他写信给那些处于困难的人,给他们怜悯和鼓励。他写信给位高权重的人,规劝他们要敬虔度日,而且有的信完全是他主动发出的,他之所以写这些信是因为他感到不得不致信给那些显赫的人,希望能够影响他们个人对于神国的态度和决定。

探访病人

牧师、长老和执事的一个核心责任就是探访病人。在1543年的瘟疫期间,加尔文强烈地推动一个针对正死去之人的事奉。然而,因为他对这个城市价值重大,他被市议会禁止参与这个探访。不过,他还是推动了这项事奉,并在日内瓦支持并创办了一所医院。在担当牧养职责的过程中,他也定期探访自己教区内的病人。

探访囚犯

长老会的牧师们会定期探访被囚之人。不但给他们宣讲圣经,也给他们敬虔的劝导。对于那些已被定罪而面临死刑的罪犯还会给予特别的关怀。加尔文自己,在他长年的事奉中,多次对被判死刑的犯人给予这样的关怀。他曾付出特别的努力,将恩惠的福音讲给最难对付且心硬的异端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听,直到他在1553年被处以极刑。

探访家庭和乡村教会

新约对保罗牧养实践的记载是“……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参见徒20:20)。日内瓦定期履行此牧养模式,并且多个世纪以来在归正神学信仰的教会里流传不息,成为这些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独特的牧养实践。日内瓦也大力鼓励牧师领袖们对乡村教会进行探访。实际上,加尔文和其他几位牧师还曾因为没能及时地履行该职责而受惩戒,而被记录在牧师们的会议记录中。

传福音和宣教事工

传讲和教导神的话是改革宗福音工作中的突出特征。除此以外,加尔文和许多其他的改教家经常投身于“公开辩论”中,为的是将一个城市或地区整体的赢回,使其归正。此外,改革宗福音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相信只有神能改变人心并将人带向福音信仰(参见约1:12-13, 6:44)。日内瓦教会训练并差遣了大量的牧者和传道人,去往附近的瑞士各政区和欧洲各国到处布道。宣教的重点特别被放在法国,但也有受训的人被差往英格兰、德国、荷兰、苏格兰以及波兰。1556年的一个宣教行动,致力于差遣宣教士去在巴西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建立一个更正教的群体,但这个努力失败了。

门徒训练

加尔文特别关心对新信徒和儿童的门徒训练。他在1538年为他们而写了《日内瓦要理问答》。然而,直到他1541年回到日内瓦,这个要理问答才经过修订并付诸日常的使用。为在55个周日内完成教学和记忆而将其设计成为“问与答”的形式。除了要理问答以外,每周对神话语的传讲和教导也是日内瓦门徒训练的首要方法。而在那以外,对于更有才华的学生,可以获得《基督教要义》来学习,以及随时与其博学的作者交谈。

教育和高等教育

1559年“日内瓦学院”正式创立,目的是训练牧师和宣教士。对于一个人口约2万,除了地方财政资金外没有什么资源的城镇来说,这个学校的创办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当时通行的惯例是,一所大学的建立要由一个富有的人赞助,提供学校启动的资金。日内瓦市民们贡献出他们自己的个人财富来创办这所学校,聘请全欧洲能找到的最好的教授来组成全体教职人员。后来这所学院扩充了它的课程设置,成为了通常所说的日内瓦大学。

结语

我有意在这篇关于约翰•加尔文教牧神学的简短概述中提出足够多的证据,来表明他的事奉是如何深深地扎根于圣经。本质上,它是一种圣经神学向基督教会实际运作的延伸。我真心希望我已经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也希望每一个教会领袖都思考我诚挚的建议:不要在现今这世代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论中去寻找你在牧养中遇到的问题的答案;相反,我迫切地劝你,要“回头去看”在过去四百五十年间已得到验证的榜样。愿所有的更正教信徒都能很好地重新发现他们的改教遗产,并在过去的经验上继续建造(参见耶6:16)。我不相信这种方法会促使人不加思考地推崇约翰•加尔文,或是助长牧者去盲目效法日内瓦教会的每一个做法。无疑,在日内瓦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做法,并不必然会在你所处的教会也有良好效果!但是,那里面的基本事奉原则却可以用于你自己的教会,而这样,你就能从加尔文的成功中受惠,同时避免他的错误。

加尔文事奉的总体影响是什么?它结出了好果子吗?加尔文学者及资深牧师华莱士(Ronald S. Wallace)提出,加尔文的事奉所带来的成就远远超出它对日内瓦的影响:它的人民、它的教会、它的文化和它的局部环境。华莱士断言,加尔文神学和他所带领的城市留下的礼物,一直影响至今。他极具洞察力地写到:无论如何,加尔文在16世纪的影响,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写作、辅导和教导,也是由于在他的影响之下日内瓦本身所变成的样子。今天茫然的牧师找出许多专家所写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是在激动人心的教会会议上作为建议提出的,却并不真的符合他自己在牧养中遇到的实际处境。然而,加尔文不是构写一种“乌托邦”,而是实际地在日内瓦落实了它。他把他的观念转变成为教会乃至政治上的制度。他所影响的,是那种在城市中随处可遇的个人。因而,日内瓦本身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人们被它所吸引。他们把孩子送到日内瓦去,希望他们受到这个城市的影响。他们确信,在他们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有可能拥有与日内瓦相似的某些东西。

由此我们看见加尔文作为一名牧师和带领者对耶稣基督教会的忠心。他这样的忠心在三个方面被展现出来:(1)一座城市,整个被福音所转变;(2)一个教会,其建立的事奉模式至今仍在被效法;(3)一场运动,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确,约翰•加尔文是一位忠心的牧者。他最亲密的伙伴和继任者,贝扎,用以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话给加尔文的一生以恰当的赞辞:我十六年来一直旁观他的行事为人,对他的生和他的死都作出了忠实的评价,而我现在要宣告说,所有人都可以在他里面看见基督徒品格最美好的榜样,这榜样可以很轻易地被毁谤,但却难以效法。我只能以满腔热情的呼声来回应这赞辞:荣耀单单归于神!

1 thought on “教牧神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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