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督教宗派

基督教会的四个特征分别是唯一、神圣、大公及使徒所传,出自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尼西亚信经。信经中的表述为“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使徒所传的教会”。天主教会正教会圣公会及很多新教会礼拜时都会诵读尼西亚信经,及教会四特征的表述。

独一:即我等信独一之神.....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描述基督身体的单一。信经的内容讲及耶稣的追随者因为他们的信仰在一个神和一个主中联合。教会是独一的,因为教会的成员都在耶稣中联合起来。《约翰福音17:20-23》记载,耶稣为基督徒的合一祷告,因为这样可以令世人知道祂是神差遣的,参考《尼西亚信经》。

神圣:即分别为圣、祝圣、圣化和成圣。“神圣”即是说“神为了祂的缘故把它分别开来”。它不表示教会成员无罪,他不是说教会不会犯罪。教会神圣因为它是属于基督的。《马太福音16:19》参中说耶稣为了他对世界的救赎和圣化而建立教会,所以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神圣而视教会为神圣。

大公:大公教会和大公主义。在《尼西亚信经》将教会描述为“完全的”之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表《萨洛尼卡敕令》,将这个字眼的应用限制于遵守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教导的人。只有他们才获准被称为“完全的基督徒”,其他人被称为异端。

“完全”本意为“完全的,没有缺失的”。“完全的教会”这一神学概念的本意是,基督的教会拥有着完全的真理,在神里面没有任何缺点或谬误。希腊文进入拉丁文和英文后,意义由“完全”转变为“普世”。汉译“大公”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公”,义为,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一般的、大众的、所有人的教会,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地域、种族、阶级或宗派的。这一特征表示基督教的完整性和完全性。新教徒相信教会包括所有宗派的基督徒,纵使他们各有不同的教义、信念、习惯和对社会的观点。相反,罗马天主教会和正教会把地域上的普世性和真正信仰的完整性分别开来,不论他们接受与否: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马太福音28:18-20》

基督宗教的信仰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因拿撒勒的耶稣称弥赛亚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源头可追述到天启一神论宗教始祖亚伯拉罕,最初系自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第一个基督徒派别,因为他们面向的宣道对象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人,而不再局限于犹太人群体。随着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占领,教会的中心逐渐转向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故称“罗马公教”。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初,罗马皇帝一再试图消灭教会,但教会势力却不断扩张,获得大量军人的皈依,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发表了米兰敕令,承认了罗马公教合法。狄奥多西大帝在393年发布了萨洛尼卡敕令,以罗马公教为帝国的国教。大公教会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约公元107年安条克的依纳爵写给士麦拿教会基督徒的《致士麦拿书》,用以劝勉当地基督徒保持与主教的共融,信中写到“教会主教来到何处,哪里就有天主子民”“耶稣基督去向何方,哪里就是大公教会。

李锡尼(263年-325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在位时间308年至324年)。李锡尼出身在色雷斯一个农民家庭,起初他跟随罗马东部的凯撒(副皇帝)伽列里乌斯,并在对抗波斯的战争中受到赏识,伽列里乌斯驾崩后,李锡尼继位。313年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之子)缔结姻亲,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并与君士坦丁共同发布米兰敕令,认可了罗马人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同年稍后李锡尼击败了伽列里乌斯的外甥马克西米努斯而成为罗马东部的唯一统治者,从此与君士坦丁一世分治罗马东、西部11年。但天无二日,两人终归一战,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哈德良堡大败李锡尼,李锡尼投降,由于君士坦提娅求情的关系,君士坦丁姑且软禁了李锡尼,但翌年君士坦丁依然将李锡尼以煽惑军心、阴谋叛乱的理由绞死,也杀了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儿子李锡尼二世(Licinius II)。罗马帝国统治权回归君士坦丁一人,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也随着李锡尼的死亡而终结。

2世纪后半叶这一词开始用来表示“正统”,区分教会认为的异端信仰。因为天主教徒认为自身拥有全方面的真理、是完整的教会,而异端则是片面的将某一道理夸张成真理、是局部的教会。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专门用“天主教基督徒”(Catholic Christian)来称呼那些遵循同样信仰原则的罗马教宗达玛稣与亚历山大牧首伯多禄。许多其他作家,例如5世纪的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与希波的奥斯定将“天主教”(大写“Catholic”)进一步统括为“公教”(小写“catholic”)和全体基督徒的“基督宗教”。学术领域,基督教要晚于天主教成型。

公元5、6世纪时的日尔曼族入侵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东西教会也随之彻底分裂开来。罗马天主教在这时期开始向蛮族施行教化的工作,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从15世纪开始,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近代的民族国家不断地形成,从各方面争取独立自由,教宗的权力在天主教会内虽然仍旧很大,但是在欧洲大陆向来联系十分紧密的宗教与政治却逐渐分离,欧洲信仰的统一也因基督新教的产生而破坏;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传教的工作获得了新的园地,天主教向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展开了传教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消长,在思想和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改变,造成了社会主义对天主教的共融,东方、西方及后起的第三世界在信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都面临重新合一的挑战。

“使徒遗传”表示教会的根源和信养源自于耶稣的使徒。教会相信教会的教导是从使徒传下来的,不只是在早期教会,而是在历史流传。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各自声称他们的教会就是真正的教会,虽然他们相信双方的神职人员都有使徒传承。他们和东方正统教会和东方教会都相信他们各自的主教的权威来自使徒的按手礼。另一方面,新教徒认为使徒的连续性以文字流传,正如Milne所说:“一个教会是使徒所传的,如果它在习惯中承认使徒经文的无上权威。”

天主教中文译作宗徒传承,是指基督教教会的圣职是从耶稣的十二使徒传承开始代代相传,通常与声称是一系列的主教有关这一系列的主教,起初被视为由一个或多个使徒建立的教座的主教,但现在被理解为一系列的主教(不论来自那个教座)受其他主教祝圣,而施行祝圣的主教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受祝圣,一直追溯至使徒。使徒统绪也可以理解成从使徒至今的教义连续性。例如,英国循道宗会议将“真实连续”定为“基督经历的连续,同一灵所赐的团契,属于一主的连续,讯息的持续宣告,使命的持续领受……”。

一些人视按手礼为使徒统绪的重要部分,因新约圣经提及个人的使徒传承(例如从保罗到提摩太和提多)。他们也认为早期教会书信,特别是圣纪文书信。纪文特别提到,使徒委派主教为继承人,并指示主教也应照样委派继承人,因此,这样的教会领袖不能无故罢免。此外,提倡主教拥有个人使徒传承的人指出,早教统一的教会(431年前)普遍奉行这规定。很多新教教派(包括信义宗和归正宗)否定使徒统绪的必要,并质疑这些历史声称的真实性。

使徒座是指宣称自身是由一个或多个使徒所建立起来,维系和传承该使徒权威、教义和宗教实践传统的重要主教座如下:

  1. 圣座:是罗马主教的教务职权,也是天主教会内超乎众教座之上的主教教座,承继自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
  2.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是东正教会的首席大主教区,最高领袖称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承继自使徒安德烈。
  3. 亚历山大港教区:是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和亚历山大及全非洲地区东正教会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亚历山大港牧首,承继自使徒马可。
  4. 安提阿教区:是安提阿正教会(现驻大马士革),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会(现驻大马士革),叙利亚东方正统教会(现驻大马士革),叙利亚礼天主教会(现驻贝鲁特),马龙尼礼教会(现驻贝凯克)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安提阿牧首,承继自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
  5. 耶路撒冷教区:是耶路撒冷正教会的首席大主教区,最高领袖称为耶路撒冷牧首,承继自使徒公义者雅各(雅各伯)

其他教区

  • 塞浦路斯教会,承继自使徒保罗和巴拿巴,自431年成为东正教自主教会
  • 乔治亚正教会:承继自使徒安得烈、奋锐党的西门和等同使徒的圣徒尼诺,自486年成为东正教自主教会
  • 埃奇米阿津圣座: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首席教区,位于瓦加尔沙帕特的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承继自使徒巴托罗缪、使徒达太和等同使徒的圣格列高利
  • 泰西封座堂:是东方亚述教会的教区,最高领袖称为东方亚述教会牧首,承继自使徒多马
  • 印度喀拉拉邦的圣多马基督徒教会,承继自使徒多马。
  • 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承继自传福音者腓利,以及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
  • 圣公会,承继自英格兰天主教会第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奥古斯丁的使徒系统,从1530年代起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自立为圣公会
  • 瑞典教会,承继自瑞典乌普萨拉大主教的使徒系统,从1530年代起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信义会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称约瑟·斯密在1829年从彼得、雅各、约翰获得祭司的职分

基督教主要分成三大宗派,即天主教会正教会新教会。新教会因为教义的些微差异,又分为不同教派,如路德宗长老会浸信会等,而小教派则可能仅有几个教会。本列表多数情况下不标明教会相对大小。另外,基督新教中的某些跨越多个教派的运动,在翻译到中文时也冠以什么派,所以让部分人误以为也是一个宗派,如基要派福音派灵恩派等。本章对各派的细微差别或复杂性不予详细描述。有些被外人视为教派的群体则尽力反对被贴上教派的标签,他们并没有正式教派具有的结构、权威或大范围的记录存档;复原主义(Restorationism)教派中的某些派系即属此类。

本视图仅展示基督教教派多样性,并不求全。各教派神学人士、和学者之间对哪个宗派可称为正统基督徒存在争议,主要争议源于派系教义的差别,进而延伸至传统的组织结构不同。为简单起见,本视图仅反映各教派自我认知。

大公教会共同的信仰特征“教会是耶稣基督亲自创立的”、“教会自早期教会自古以来的连续性”。许多单一教派、或有着共同识别特点的共融教派、或其他共同体,都是历史可证的教会。根据五城联邦的理论,早期合一的教会乃鼻祖罗马、亚历山大港、安条克并后来增加的君士坦丁堡与耶路撒冷五位牧首创立。罗马主教乃当时公认的首位,并于381年第二次大公会议写入教规第三条。这“首位”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首位但平等”和335年提尔会议提到“罗马拥有教义或教务纠纷的最终仲裁权”。罗马主教亦被认为拥有召集大公会议的权利,直到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他的影响力开始受到罗马皇帝挑战。

但尽管如此,罗马主教认为自己的权威来自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而非皇帝,二人被公认为殉道并埋葬于罗马,罗马主教亦是伯多禄殉道之直接遗志继承人。但教会在那之后因教义分歧并罗马帝国统一国内思想、国家解体等因素陷入不断的分裂。431年第三次大公会议使天主教会第一次分裂,聂斯脱利派被破门绝罚,形成亚述教会。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亚历山大港和安条克被判绝罚,天主教会第二次分裂,形成东方人正教会。1054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互判处绝罚,那次是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正教会的东西教会大分裂。1438年罗马开始推动合一,形成东方礼天主教会。16世纪宗教改革第二次大分裂,他们被称作“抗议宗”。19世纪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教宗无谬写入教会法,这次是一些老派天主教会的分离。

国际上许多基督徒和基督教派都主张自己的教会是大公教会,特别是宗徒继承。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意见集团:天主教会认为,承认在罗马的教宗权威且与罗马天主教会完全共融的基督徒就是天主教徒。例如“定制教会”(particular Church)的“拉丁教会”(Latin Church)与“东方天主教”(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它们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礼拜仪式,但都“与罗马同在”(in union with Rome)。正教会及东方正统教会认为,正教会继承自宗徒,是保留原始教会制度的正统、完全的教会。早期教会不存在教宗至上论的集权制度。旧天主教会、圣公宗及部分信义宗等教会认为,教会继承早期教会的按立,是从宗徒不间断传承下来的教会。罗马天主教认为,圣公宗与信义宗都是通过独立运动对立于“至公精神”的“抗议派”,是“新教”而非天主教,且只承认部分“老天主教”为天主教。“属灵者”认为自身继承宗徒,但对历史上的教会不置可否,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认为自身宗徒继承中断,但通过牛津运动等恢复运动来恢复传统,且尝试与罗马方面交流,寻找双方可以互相接受的共识。例如美国信义会、加拿大信义会,以及圣公宗和老天主教。

第三类教派与前两类教派拥有共同的三个特点,即教会是一体性的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教条是完全上下一致的、唯一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前两条是天主教与狭义新教的改革宗以后教派之最大区别,而第三条则是对“神”的理解一致。它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处于分离状态,故而罗马教廷通常用“公教”(小写“catholic”)或“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称呼处于分离状态的普世天主教,而避免用狭义上指“罗马天主教”的“天主教”(大写“Catholic”)。它们全部相信“宗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也就是“我信……唯一至圣的天主与宗徒教会”或“我信……唯一的圣而公教会”。它们通常用“基督教”来总称。而不是“天主教”。因为相对而言,基督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实际口语或学术研究之中,“天主教”亦单指“罗马天主教”。而中国则通常指“中国天主教”或“罗马天主教”。

天主教会:自从3世纪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后直到5世纪罗马帝国东、西分裂,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开始独立发展。最后,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就是现在的正教会;而西罗马帝国的教会以原首都罗马的教宗为首,就是现在的“罗马天主教会”,亦称作“罗马大公教会”或“大公教会”。天主教会认为他们是源自耶稣的正宗,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记载的耶稣对圣伯多禄(或译“彼得”)说的话:“你是彼得(磐石),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彼得的名字“矶法”在亚拉美语中正是“磐石”之意。天主教徒相信圣伯多禄是第一位罗马主教,现在的教宗就是他的继承人、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会的领土曾经称为教宗国,现在的教宗则是梵蒂冈城国的元首。在天主教会内,除了拉丁礼教会外,还有在东欧的东仪天主教会(主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在苏联时代曾被迫并入东正教会)、在黎巴嫩的马龙派天主教会、在埃及的科普特天主教会。它们与其他教会不同,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和领导权,与教宗共融。

正教会:正教会的神学氛围实际上比较包容,比如,公教会和新教会通常认为只有一部分人得救,正教会则认为所有人都和只有一部分人得救都是有可能的;公教会和新教会通常认为基督的死就是纯粹的一命换一命,正教会则有许多关于基督的死的不同理论,包括献祭的比喻,也有他的生命胜过死亡,也带领我们胜过死亡、回归上帝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罪的代价乃是死”并非神的惩罚,而是必然的、脱离神完全的生命的后果,因为惩罚除了泄愤并没有挽回现状的作用,而基督则以完美的生命胜过死亡,也藉着圣灵(圣体和圣血)赐予我们完美的生命以胜过死亡这一既成事实。胜过死亡需要先面临死亡、经受死亡,好比打倒大魔王需要先进入他的城堡,进入大魔王的城堡就是打倒他的代价,死亡就是基督战胜死亡的代价,献祭不是主观的一物换一物、一命换一命,而是客观的因果关系简化后的比喻。此外,正教会对于圣经的解释也不只是纯粹按照原意或纯粹按照喻意义,甚至对于同一段经文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却同等合理的解释。

对于天主教会的态度:在东正教会与罗马大公教会分裂之后,正教会认为天主教会已偏离了真正的大公教会。主教并非掌握更多权力,而是担负更多责任;教宗虽然受特殊的尊敬,但并不比其他主教更加神圣,没有统治甚至奴役其他主教的权力。约公元1136年,在小亚细亚尼科米底亚的尼西塔斯大主教给在教宗治下德国哈弗尔贝格的安瑟莫主教的信里写道:“我至为亲爱的弟兄,我们不否认罗马宗主教区在五个宗主教区(亚历山大、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罗马)中是首位;我们认可她(罗马教区)在大公会议上最受尊敬的席位。但她坚持行与我们分裂的事,在傲慢之中她夺取了不属于她职责的君王的权力......我们怎么能接受她发出的那些没有经过我们商议,甚至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的命令?如果罗马的教宗,坐在他荣耀而华贵的宝座上,意欲向我们发出雷霆般的吼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抛给我们一个个指令,又意欲审判我们,甚至统治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不是凭着共同的会议,而是凭着他自己的任意而为,这是什么样的弟兄,退一步来说,这是什么样的父亲?我们成了这教区的奴隶,而不是子女,罗马教宗也不是子女们虔诚的母亲了,而是奴隶们残酷、专横的女主人。”

对于新教的态度:正教会虽然不完全认可天主教会,对于新教会的改革也不完全支持。新教会的改革虽然有一些进步,但也有不少世俗化和贬低传统的倾向。一些主要的问题在于,信基督得财富、浮于物质和世俗而非不朽的属灵生命的功利主义倾向,只要信不要行、浮于表面信仰和敬拜而非真正属灵成长的信仰简化倾向,和一些复生的、例如区分耶稣和基督神性和人性区别(聂斯脱里主义)的异端倾向。

抗议宗:天主教(Catholicism)是“普世宗教”(universal)的意思,当天主教(大写“Catholic”)一词称作“大公”(“catholic”)时,许多主流之抗议宗亦视自己为“大公教会”(小写“catholic church”)的一部分。例如英格兰教会信仰清教主义的基督徒曾在1646年的《威斯敏斯特信条》里提到“大公的或普世的教会乃无形的教会、完全由神选民所组成。已被拣选者或还未被拣选者,都将在基督里聚首”“合为一体的身体,充满一切。”浸会在《1689年浸会信条》(1689 Baptist Confession of Faith)里改动《威斯敏斯特信条》“大公教会乃无形的教会”为“……可称之为无形的教会”,苏格兰教会则正式宣誓“苏格兰教会是神圣的大公教会与普世教会”(The Church of Scotland is part of the Holy Catholic or Universal Church)。

某些路德宗团体,例如瑞典教会、部分美国的小众路德宗教会、路德宗正教会、盎格鲁礼路德宗天主教会都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绝大多数“高教会派”(High Church)这样的传统派更正教会亦留恋于天主教,例如20世纪20年代之“高教会派路德宗”运动旨在构建“福音派天主教信仰”(Evangelical Catholicity),达成自身信仰与天主教敬拜礼仪、教义的整合。信义宗团体通常会缺乏宗徒继承的主教,特别是在德国。改革派教会里亦有一个“隐秘天主教”(Scoto-Catholic)团体,即长老宗之苏格兰教会。这些教会指出它们会坚持早期教会的天主教学说,而苏格兰教会在1921年写入教会法的文章里指出自身是“大公教会及普世教会的一部分”。盎格鲁宗(又译英国国教、安立甘宗或圣公会)的入门学术作品里,大多会提到它是一个“天主教与改革宗”的结合体。这是英格兰宗教改革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确立的一种“改革宗天主教”(Reformed Catholic)。

其他的统绪:在西方教会里,普世圣公宗、持续圣公运动(Continuing Anglican Movement)、旧天主教会、解放派天主教会(Liberal Catholic Church)、宗徒天主教会(Apostolic Catholic Church)、菲律宾自立教会(Philippine Independent Church)、非洲正教会(African Orthodox Church)、美国波兰国立天主教会(Polish National Catholic Church of America)并其他许多的独立派天主教会都直接或间接与拉丁礼天主教会相近,仅视教会为不与罗马主教共融的“天主教”,拒绝罗马的地位与权威。

信义宗,或称路德宗(Lutheranism),源自16世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为革新天主教会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神学思想成为改革运动的象征。运动推行期间路德支持者虽与教宗及当时德国境内亲圣座势力发生各类冲突,但信义宗接受大公教会公认的三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拿修信经》。1580年,包括三大信经、《奥斯堡信条》、《奥斯堡信条辩护论》、《施马加登信条》、《论教宗权与首位》、《路德大探题》、《路德小探题》和《协和信条》等认信文献在内的《协同书》为信义宗教义奠下理论基础。

信义宗教会强调“因信称义”,认为罪人单单藉上帝所赐的信心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是完全出于上帝恩典,而不是出于人的善功、行为,这有别于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认为人要蒙恩得救除信心外亦必须加上足够的善功(“补赎”)之教义。另外,信义宗认为圣经是信徒信仰生活唯一权威,否定天主教等关于圣经与教会传统具同等地位的教导。与很多新教改革宗教会不同,信义宗保留许多大公教会礼仪和习俗,更强调教会圣餐和洗礼的重要性,认为这两个圣礼与圣经中的福音信息一样,都是上帝祝福人、向人施恩典的工具。现时全球约有8000万至1亿信义宗信徒,当中最大的国际性教会组织世界信义宗联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于1947年成立。1993年,另外两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路德会(International Lutheran Council)与世界路德宗认信联会(Confessional Evangelical Lutheran Conference)亦相继成立。

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的腐化早为各欧洲邦国有识人士所不满,当中,马丁路德为反对教会售卖赎罪券,于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夕在威登堡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展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17年至1520年间,马丁·路德通过出版书籍、小册子,凌厉抨击当时天主教会的腐败、陋习,提出改革。很多基督教神学家都认同他的主张,他们也提出宗教理念平民化的诉求。马丁·路德遂得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农人尊他为民族英雄,贵族起誓保护他,日耳曼各诸侯也希望借此摆脱罗马教会的势力,使内政得以独立。但马丁·路德因此得罪支持圣座的权贵,更是与教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结怨。1520年,为了解决路德的“问题”,教宗与罗马天主教会向路德发出教宗印函,督命路德放弃主张,并致杀身威胁的言外之意。(此前,罗马教会曾以这种方法杀害过呼吁改革的人,如捷克的改革者杨·胡斯即被火刑烧死。)但1520年12月,路德拒绝收回变革主张,并与他的支持者们当众焚毁了这份印函。

1521年1月,教宗正式发教谕将路德处以破门律,而新继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亦同意要驱逐路德及其支持者,但幕僚力劝,认为路德在民众中声望殊高,所以若施以压制,会引起暴动。更重要的是,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坚拒让自己的臣民未经审判而被定罪。于是,路德受传召参加沃尔姆斯会议,罗马教会授意路德在会议上公开宣布放弃一己之见。然而,当着查理五世和罗马教会官员的面,路德说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抗辩辞:“除非用圣经的明证或清晰的理性说服我,(我不能惟独信任教宗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并且自相矛盾。)因我被自己援引的圣经所束缚,我的良心受上帝之道所左右,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销任何东西,由于违心之事既不安全,也不适当。愿上帝佑助我,阿们!“

赴沃尔姆斯会议之前,路德曾获得安全来回的承诺,可是这承诺并不可靠——当年扬·胡斯遇害前亦有同等待遇。趁夜幕浓重,路德的支持者从沃尔姆斯协助他逃走,使他免于被囚甚至受刑。路德隐居了一段时间,一边继续写作、思考。发现路德出逃之后,查理五世发布沃尔姆斯法令,驱逐路德及其支持者,并将他们定为异端,路德的作品亦遭禁。早于公元10世纪,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尔的修士所教导为核心的运动兴起,对被称为清洁派或阿尔比派的基督教派改革,产生了影响。这是盛行于公元12世纪法国南方的宗教改革派。在路德运动中,其他的宗教改革者也推波助澜,如早期的领袖之一菲利普·墨兰顿(他是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同事)、胡尔德莱斯·慈运理和约翰·加尔文(加尔文派的奠基人)。

原本在神学院内的学术交锋,现在已经泛化为社会与政治的冲突。路德与他的支持者将矛头直指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统治着低地国家、新大陆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日耳曼地区亦属其中)与教宗,双方势均力敌。冲突愈演愈烈,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气氛之下,酿成宗教战争。152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三政会在施派尔相商,作出如下协定:在常委会裁决路德的著作属性之前,沃尔姆斯法令不必强制执行,各公国领主可自主决定是否允许路德在领土内传道。到1529年,三政会在施派尔再作商议,推翻了上次的协定,无视各公国及自由城邦的异议。路德派思想成为分离运动的象征。1530年,查理五世企图压制日益壮大的新教思潮,遂在奥古斯堡召开会议。在会上,菲利普·墨兰顿呈交了一份路德思想的摘要,这份文件史称奥古斯堡认信。几位日耳曼公国领主(后来又有其他国家的国王和诸侯加入)在文件上签字,为“路德派”教会辟领地。这几位诸侯于1531年结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立。宗教战争的双方,即施马卡尔登联盟与查理五世辖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施马加登战争结束后,查理五世致力在赢得的领土上推行罗马基督教会的教条。然而,路德派运动所赢得的领土更为辽阔。1577年,路德派运动的第二代继承人搜集整理前人学说,为路德派教会的承传奠下理论根基,这份文件世称《协和信条》。到1580年,前后共十二份认信文(Confessions of faith)都归集为《协同书》,流传至今。路德与其后继者因圣座于1521年的逐教令被迫离开罗马天主教会,反令点燃宗教变革之火的路德,被尊为宗教改革之父,历史上更被视为新教之父。

原本在神学院内的学术交锋,现在已经泛化为社会与政治的冲突。路德与他的支持者将矛头直指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统治着低地国家、新大陆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日耳曼地区亦属其中)与教宗,双方势均力敌。冲突愈演愈烈,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气氛之下,酿成宗教战争。152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三政会在施派尔相商,作出如下协定:在常委会裁决路德的著作属性之前,沃尔姆斯法令不必强制执行,各公国领主可自主决定是否允许路德在领土内传道。到1529年,三政会在施派尔再作商议,推翻了上次的协定,无视各公国及自由城邦的异议。路德派思想成为分离运动的象征。1530年,查理五世企图压制日益壮大的新教思潮,遂在奥古斯堡召开会议。在会上,菲利普·墨兰顿呈交了一份路德思想的摘要,这份文件史称奥古斯堡认信。几位日耳曼公国领主(后来又有其他国家的国王和诸侯加入)在文件上签字,为“路德派”教会辟领地。这几位诸侯于1531年结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立。宗教战争的双方,即施马卡尔登联盟与查理五世辖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施马加登战争结束后,查理五世致力在赢得的领土上推行罗马基督教会的教条。然而,路德派运动所赢得的领土更为辽阔。1577年,路德派运动的第二代继承人搜集整理前人学说,为路德派教会的承传奠下理论根基,这份文件世称《协和信条》。到1580年,前后共十二份认信文(Confessions of faith)都归集为《协同书》,流传至今。路德与其后继者因圣座于1521年的逐教令被迫离开罗马天主教会,反令点燃宗教变革之火的路德,被尊为宗教改革之父,历史上更被视为新教之父。

信义宗标志路德玫瑰-因信称义。信义宗根据圣经认为,上帝创世之先,世界是完美和圣洁的。然而,当亚当及夏娃不服从上帝的命令,屈服于撒旦引诱之后,他们便失去了原有圣洁的形象。信义宗认为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你们必定死”(创世纪2:17)。信义宗神学指出,由于亚当及夏娃的原罪,从由那时起,所有的人都在罪孽受孕、出生(诗篇51:5),心里只有恶念(创世纪8:21),“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约翰福音3:6)。由于所有人均死在罪中与上帝隔绝(以弗所书2:1),他们不能藉自己的努力及行为与上帝和好[4]。信义宗相信耶稣基督是父上帝差来,为要把人类从罪恶与惩罚中买赎回来。信义宗根据圣经认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承担“我们众人的罪孽”(以赛亚书53:6),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作赎罪祭,成为众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因人类的罪的缘故而死,替代罪人死亡(哥林多后书5:21)。信义宗坚信耶稣复活,完全肯定了上帝已接纳耶稣为代罪羔羊的确据(罗马书4:25)。信义宗相信上帝已把所有罪人称义(普世称义),宣告所有罪人因着基督的缘故称义,“因(耶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书5:18)。信义宗认同这是圣经的核心信息,正是教会存在的意义。信义宗相信每个人藉着上帝所赐的信心领受这份礼物,而非藉着人的善行(以弗所书2:8,9)。路德信仰中所指称义的“信”就是信赖基督及祂救赎的伟大工作,这“信心”紧守上帝在基督里预备的救赎(罗马书3:28;4:5)。信义宗坚信,虽然基督为所有人死,不以信心接受上帝赦罪的人将失去基督为他们赢取的赎罪(约翰福音8:24),“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6)。

路德教会《施马加登信条》清楚解释“称义”的概念,指出“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是第一条,亦是最重要的条款: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和主,他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4:25)。唯独祂是上帝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约翰福音1:29),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以赛亚书53:6)。世人都犯了罪,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的买赎,凭着耶稣的血,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5:23-25)。由于人必须相信这事,而不能以任何行为、律法或功劳获得它,所以唯独此信称人为义,这是明确的真理……即使天、地及今世的事物都要毁灭,在此条款上都不会有什么退让、妥协,更不会认同任何与此相违背的教导。路德教会于1541年出版的瑞典文圣经。信义宗教会藉“五个唯独”(Five Solas)去陈述圣经当中上帝的真理:

  • 唯独恩典(Sola gratia)
  • 唯独信心(Sola fide)
  •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
  • 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
  • 唯独荣耀上帝(Soli Deo gloria)

马丁路德起初确立了“唯独圣经权威”、“唯独得救恩典”及“唯独因信称义”;其他改革者把这三个“唯独”串连起来,指出圣经表明一切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而有的,便成了第四个“唯独”(“唯独基督”);信义宗教会认为信徒要一生“荣耀上帝”(意指让上帝得到赞美)回应上帝的作为,这提倡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个“唯独”(“唯独荣耀上帝”)。“五个唯独”成为改革时期的重要理据,信义宗认为能以此理据,“凭借各种的辨证,指出了教会在信仰及教义上种种错误”,恢复信仰纯正。路德宗信徒相信圣经(律法与福音)是上帝给所有人无误、完整的启示,在对内牧养和对外宣教当中,教会都强调使用圣经所包含的两大信息,就是“律法”和“福音”,[14]信徒亦须清楚分辨两者。“律法”宣告在上帝眼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律法并警告上帝因为罪(意即违背律法)要施行惩罚:律法的主要作用或力量,乃是将遗传罪及其各种后果表现出来,并指示人知道,他的本性如何堕落到极点及如何败坏。“福音”就是耶稣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好消息,上帝的拯救表明了祂的爱。信义宗相信整本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指出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屡次应许一位把人从罪恶死亡拯救出来的神圣救赎者。另外上帝在新约圣经中宣告这应许的救赎者“道成肉身”,成为拿撒勒人耶稣。

严格来说,福音的内容乃是:要从上帝获得赦罪,人应当相信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曾亲身担负律法的咒诅,补赎偿还我们一切的罪孽,以致唯独藉基督我们再领受上帝恩典,藉信心获得赦罪,脱离死亡及罪的一切刑罚而永享救恩。凡赐安慰和上帝慈悲及恩惠给违反律法者,可严格称为福音,即佳美欢乐的信息:上帝不愿意刑罚罪过,愿因基督的缘故赦免罪。乌尔姆大教堂,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信义宗认为上帝藉“施恩的工具”给与罪人一切的属灵福分,施恩具就是圣经里的福音信息和两种圣礼:洗礼和圣餐。路德教会认圣礼就是上帝的话语与外在媒介联系起来,借此建立、加强信心,使领受的人罪得赦免。1530年《奥斯堡信条》第五条指出:因为借着道和圣礼,好比工具一样,就有圣灵赐给人;祂随时随地照上帝所喜悦的,在听福音之人的心里生出信来;这信,就是说,上帝非因我们自己的功劳,乃因基督的缘故,称那凡相信因基督的缘故得蒙恩宠的人为义。路德教会认为圣灵藉洗礼这圣礼,向罪人赐下福音,给他们重生(提多书3:5)、除去他们一切的罪(使徒行传2:38)。路德教会相信,当主耶稣应许“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16)的时候,已清楚地指出这是洗礼带来的福分。路德会相信洗礼是耶稣为所有人设立的(马太福音28:19),当中包括婴孩(使徒行传2:37-39)。教会认为婴孩和成人都是生而有罪(约翰福音3:6),都需要重生,也都应该藉着洗礼得到信心(约翰福音3:5)。

路德宗教会相信所有参与圣餐的人在领受饼和酒时,同时领受主的真身体及真宝血–“基督在没有改变的饼与酒之内,与饼和酒同在,在饼和酒之下”(in, with and under the bread and wine)(哥林多前书10:16)。路德教会坚信,当信徒领受主的真身体和真宝血时,他们也同时得到罪的赦免(马太福音26:28),但未认罪的信徒、非信徒和拒绝承认基督真身体临在于圣餐的人,若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只会令他们被定罪。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后书11:27-29》。信义宗教会强调,在创世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了谁人可“在适当的时候藉福音得救”,“并保守他们在信里(Preservation of faith)直至得到永生(罗马书8:29-30)”,但与归正宗教会不同,信义宗教会并不认为上帝预选或拣选谁人受永远惩罚(“预定受罚”),因为《圣经》亦清楚指出,上帝愿意所有人得救(提摩太前书2:4;彼得后书3:9)有别于很多新教宗派,信义宗并不认同“千禧论”,即一些声称耶稣基督会在地上统治一个有形国度的千禧年说法。路德教会认为“千禧论”,不论千禧年前论抑或千禧年后论,都没有充分圣经根据,更认为这学说错误地引导信徒把期望建立在一个地上的政治国度之上。(约翰福音18:36)

路德改革运动中一条重要的标志性教义主张是“唯独圣经”。信义宗相信,《圣经》是传道与授教的唯一准绳。信义宗也认为,《协同书》是对《圣经》的解释说明。依照传统,信义宗的牧师、教会和教徒均须学习《协和信条》,以理解上帝的话语。神学立场上比较保守的教会很多都自称为“认信路德宗”。虽然路德教会普遍相信《圣经》确切无误,但也有一些信义宗教会认为《圣经》固然为上帝的话语,但却是出于人手的文献,因此不免会有所弊漏。信义宗认为,基督教会应当合一,基督信仰也只有一个。这种观点植根于信义宗的认信中,因此他们否认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教会分裂运动。信义宗认为不仅教会,国家、政府,都是上帝所设。“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罗马书13:1)。认为基督徒因为良心的原故,要顺服管辖他们的政府(罗马书13:5),除非政府命令他们不顺从上帝(使徒行传5:29)。同时,信义宗相信上帝给予教会及国家不同的责任。教会的责任是呼召罪人悔改,宣布赦罪,和鼓励信徒能过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国家的责任是:维持良好的秩序及和平,惩罚犯错的人和安排一切社会大小事务(罗马书13:3,4)让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提摩太前书2:2)

信义宗强调礼拜仪式的重要性。音乐在传统礼仪中举足轻重。信义宗教会大都设有音乐部,包括唱诗班、手铃乐队、儿童唱诗班,建有钟塔的教堂甚至会组建钟乐队。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是虔诚的信义宗教徒,他的作品多为信义宗教会创作。信义宗也很注重教育,教会中多设儿童部门。信义宗教徒建立了大量主日学、护士学校、小学、神学院和大学。牧师往往使用当地的日常用语。信义宗相信好行为是信心的表现之一,因此教徒创办了很多慈善组织,遍及国际到地区层面。其中,信义宗世界救济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该组织尤其致力于灾害救济。世界信义宗联会及罗马天主教自1965年成立了工作小组尝试修补两教派间的宗教裂痕及展开对话。及至1997年2月,世界信义宗联会与天主教会发表《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惟双方仍存在分歧,声明亦未得到天主教教廷的认可。在1999年10月31日,双方在德国奥格斯堡签署文件确认《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循道宗亦肯定两教会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于2006年7月23日于韩国首尔加入联署有关声明,并附上一份循道卫理宗教会对“称义”的理解文件,两份文件的中文译本亦已于2014年5月24日于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九龙堂,由三方教会签署领袖确认。至于另外两大国际信义宗合一组织,包括国际路德会与世界路德宗认信联会,则对《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签署双方在信仰最核心的“救恩”问题上,依然各说各话。

归正宗(Reformed church)也称加尔文宗、更正宗、改革宗。狭义的归正宗(Continental Reformed church)即欧洲的加尔文主义教会,广义的归正宗(Reformed church)还包含全世界清教、结盟宗、长老会及公理会等所有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教会。欧洲大陆的归正宗早期兴盛于瑞士与荷兰,长老会和公理会则早期兴盛于苏格兰、英格兰与美国。长老会与狭义的归正宗教会在教会治理上都采用长老制,但公理会采用会众制。若用来指一整套信仰生活与价值观,称为归正宗信仰(Reformed Faith)。如果是指神学,是指加尔文主义(或称归正神学、改革宗神学)。上述含义源头都来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其著名国际组织有普世改革宗教会协会(The 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亦称为归正主义,是16世纪法国与瑞士基督新教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毕生之主张,以及支持加尔文的其他神学家意见的统称,在不同的讨论中有不同的意义,由加尔文论述发展而来的主要基督教宗派即归正宗,下有法国的结盟宗、荷兰的改革宗、苏格兰的长老宗与英格兰的清教、公理宗等。因加尔文等人认为教义应当回归《圣经》,应该恢复被天主教会所遗弃的奥古斯丁曾经传讲过的“选民说”、“独作说”,并把这两者组合成教义中最重要的《预选说》,因加尔文派之神学传统常被称为“归正神学”或“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

天主教会主流意见认为,人除了信仰神之外,还必须行善才能有得救的机会,是为“神人合作论”。但是加尔文等人支持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因信称义”是指一个人获得拯救,只是神的恩典、单藉信心仰赖耶稣基督而得救,而不是靠着个人的善行。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神学主流的“神人合作说”,与路德等新教教派都承认人因信称义,不需行善。但加尔文派不同于其他宗派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预选说,二是独作说,加尔文派认为上帝早已择定天选之人,这些人即将得救且获得永生,另外的人则会永堕地狱,总而言之,人只能凭借神的力量得救,关于得救这件事,人类是毫无力量的。加尔文的思想精华,以其钜著《基督教要义》为代表。这是一本经典的神学著作,内容触及所有基督信仰最核心的教义,并且处处引用《圣经》,以所谓的“五要点”作为加尔文主义的内容归纳,是不太准确的说法。

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严格来说应该称为“加尔文主义预选说五要点”,或称为加尔文主义对阿民念主义五要点之回应。加尔文本人与其弟子未曾主动归纳出这五要点的教义,乃是加尔文派神学家们,在1618年在荷兰多特召开的多特会议中,因应阿民念派提出的五个关于救赎论的论点,而后在该次会议写成《多特信经》。后世的加尔文派人士为了便捷记忆、了解《多特信经》对阿民念派的回应,遂发展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及TULIP(Tulip,郁金香)的背诵口诀。

  • 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或完全无能力(Total inability),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导致原罪,而无法以自己的能力作任何灵性上的善事。
  • 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selection),上帝无条件地拣选得救者,并非因为该人的行善积德,也非预言了该人即将因信称义。
  • 限定的代赎(Limited atonement),基督之死是为那些天选之人而赎罪,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
  •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又称有效的恩典(Efficacious grace),神威赫赫,人无法拒绝神的救恩,神恩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 圣徒恒忍蒙保守(Perseverence of the saints),又称永远的保障(Eternal security)、一旦得救永恒得救(Once saved, always saved,OSAS)已得到的救恩不会丧失,神必能保守并引导天选之人在信仰的路上得胜。

这五点教义的英文首字字母恰好能拼成“Tulip”,即“郁金香”之义。

加尔文主义的教会体制上,通常会由神职的牧师和不受神职的长老集体管理教会,长老通常是由信众选举出来的代议士。加尔文派学者反对专制或集权,并且认为教会人士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使世俗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所以在加尔文派掌权的地区,经济、民主制度和公众教育受到重视。由长老治理教会,长老由教徒直选,牧师由长老聘任。这种代议制教会体制因此也被叫做“长老宗(Presbyterianism)”、“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源自十六世纪的苏格兰改革。长老教会持守加尔文主义,尤其是苏格兰长老会基本完全延续着加尔文及其门徒的教义。20世纪以来,长老会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有相当的参与。反对天主教的圣餐“质变说”,也反对路德的“同质说”,主张信徒透过信心可以领受到属灵却不可见的实体圣餐。教会采长老制,设牧师(Pastor)、传道(Minister)、执事和信徒群众选出的长老,共同处理教会事务。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管理地区教会的制度。长老会的协会起源可以追踪到苏格兰宗教改革,长老教会于1560年由约翰·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时正式建立。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长老会的母会。长老教会主要分布于台湾、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荷兰、法国、巴西、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地。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1505年—1572年)在日内瓦学习了加尔文主义,1560年返回到苏格兰后带领苏格兰教会接受改革。有一些长老派的传统采取了1647年创作的《西敏信条》当他们唯一的信条,作为本会牧师受训练的教条标准。

1555年开始,法国开始有大批贵族和市民皈依瑞士知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559年法国与西班牙的和平条约签订后,大量操法语的瑞士加尔文派传教士,从日内瓦来到法国传教,产生了一大批加尔文派的新教徒,有72个这种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法国长老制教会,组织起来,“宣誓结盟”,成为一个派系,自称是“归正宗”(Reformed Church)。同一时期,天主教会开始用“结盟者”(Huguenot,意为“宣誓结盟”,音译为“胡格诺”)来称呼这些加尔文的信徒。也有人说“胡格诺”名称的由来,是纪念卡佩王朝的创立者胡格·卡佩。1560年胡格诺派信徒暴增至30万人,部分野心者发起昂布瓦斯阴谋夺权,遭血腥镇压。同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即位,年仅十岁,由太后凯瑟琳·美第奇垂帘听政,她利用当时法国贵族两派不和(一派是以东北部的吉斯家族为首,仰仗罗马教廷支持;一派是以西南和中部波旁家族为首,信奉胡格诺派),使之彼此互相制约来摄政,她在1561年宣布停止对胡格诺派迫害,释放被捕的新教徒,这使得新教徒人数大大窜升,谓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胡格诺派因与法国人信奉的传统旧教不容而受到宗教迫害,因此新旧教信徒在两派贵族煽动下,彼此仇视,甚至发展成武装对抗。这样的状况持续一年多,终于在1562年3月1日爆发瓦西惨案,肇因于二代吉斯公爵路经瓦西镇,正值胡格诺派信徒举行礼拜,双方发生冲突,吉斯公爵的武装随从袭击他们造成死伤两百多人。这就是与天主教会发生的胡格诺战争,此内战历时30多年,分三个阶段,进行十次战役。

1572年发生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又称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旧教徒开始大开杀戒,屠杀胡格诺派人士,此残暴的行为持续三天三夜之久,大屠杀不断进行着,原只在巴黎的暴行甚至延烧扩展到其他的都市,如此残酷镇压胡格诺派教徒的事件,堪称是历史上最污秽的残酷罪行之一。可惜,这场屠杀不但没有使内战结束,反倒为内战带来更多的冲击。野史称旧教徒展开大屠杀的暗号,是当日巴黎城的钟都同时敲响。这样的斗争一直持续至查理的下一任国王亨利三世的年代,并且变成为“三个亨利之间的冲突”,所谓三个亨利是指中庸路线的国王亨利三世;旧教徒的领袖三代吉斯公爵亨利;以及胡格诺派领袖波旁的亨利。后来,亨利三世国王下令谋杀吉斯公爵亨利,没想到吉斯亨利被杀后,亨利三世自己也因为敌方的报复而遇刺身亡。所以,在1589年时,唯一生存的波旁亨利便名正言顺的继承王位。不过波旁亨利心想,法国大部分的人民仍是旧教徒,尚无法容忍属新教的国王统治他们,于是于1593年宣布自己信奉旧教,然后在1594年,风光地进入巴黎,成为亨利四世国王,创建波旁王朝。

1598年,亨利四世曾提及他本人曾是胡格诺派的首领,但他之后皈依天主教,据传亨利四世曾说过这句话:“巴黎值得一场弥撒。”不论亨利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现在的历史学家大多接受他改宗的事实。其实,他改宗的目的除了继承法国王位之外,还是为了让准许新教徒享有信仰自由,甚至赋予他们有武装自卫的权利,他颁布《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在法国的南部保留两百多个城镇的武装团练,以作为国王的敕令履行担保,《南特敕令》实在是带有宗教宽容的精神。宽容的亨利四世执政当时,仍偶有零星的战斗发生,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身亡,法国再一次陷入战火,许多法国人民都逃到邻近国家甚至新大陆去避难,直至1628年胡格诺派的根据地拉罗舍尔被攻占,这是零星战斗中最严重的一次。1629年,胡格诺派在法国冰消瓦解,但是,他们仍以独立教会的形式继续生存下来。好景不长,到了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废除《南特敕令》,宣布新教为非法。约20万名胡格诺派教徒因此大举外迁,主要定居于北美、英国、荷兰、瑞士、普鲁士等地。刺杀美国总统詹姆士·加菲的查尔斯·吉特奥是胡格诺派移民的后代。胡格诺派的特殊标志是胡格诺十字(croix huguenote),现则为法国新教教会的正式标志。

枫丹白露敕令(法语:Fontainebleau)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10月18日所签署颁布的一条敕令,又称为废除南特敕令。路易十四的祖父亨利四世原为结盟宗(又称胡格诺派)信徒,为继承法国王位,改信天主教,但他在1598年发表南特敕令,给予结盟宗信徒宗教自由与武装特权。路易十四认为,要获得无上的权力,就必须统一法国人的宗教信仰为天主教,因此开始取缔结盟宗信徒,推翻了亨利四世所颁布的南特敕令。许多历史学家将枫丹白露敕令与1492年的阿兰布拉诏书和1609年至1614年的驱逐摩里斯科人相提并论,三次事件的起因都是由于宗教不宽容演变为大规模驱逐异教徒,从而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一系列影响。路易十四为了铲除结盟宗信徒,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派遣天主教教士前往结盟宗势力地区传教,另外专门设立皈依基金,奖励那些主动改宗天主教的人,但收效甚微。为了加速进程,路易十四派龙骑兵进驻结盟宗传播的地区,加紧迫害异教徒,同时颁布敕令剥夺结盟宗信徒的一切求职机会,敕令下达后结盟宗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路易十四的这个命令迫使大约21万至90万结盟宗教徒被迫离开法兰西王国,移居荷兰共和国、勃兰登堡-普鲁士、英格兰、瑞典、瑞士、丹麦、神圣罗马帝国新教地区和北美、开普殖民地。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敕令的颁布和实施导致法兰西王国遭受大量的人才外流,因为许多这些结盟宗信徒,大多是非常好的手工业者,虽然他们未带走大量财富,但他们的技术和知识随着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这些流亡者,给他们到达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勃兰登堡的“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在同年10月底颁布《波茨坦敕令》给结盟宗信徒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移民勃兰登堡-普鲁士,吸引了两万多结盟宗难民,移居其地。然而对路易十四和他的大主教们来说,一个统一的法兰西王国就是一个天主教的法兰西,这也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民的支持拥护。1685年,《南特敕令》被废除,路易十四在1686年1月17日宣称,法兰西王国境内的结盟宗信徒从八、九十万人,下降至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但结盟宗信徒毕竟人数众多,远非路易十四所宣称的那样大幅度改宗,不少改宗的人阳奉阴违,表面上遵从天主教,而在私底下保持原先的结盟宗信仰,结盟宗在法兰西王国被迫转入地下,信徒主要集中在王国西南部、塞汶山区和阿尔卑斯山区一带,塞汶山区的结盟宗信徒卡米撒派依托当地地形和政府军展开长达两年的游击战,从1702年至1704年间多次击败政府军的围剿,因力量过于悬殊于1704年告终,但零星的抵抗依然持续十多年。当路易十四去世时,留在法兰西境内的结盟宗信徒在塞汶山区召开第一届全国宗教会议,该地区成为新教在法兰西王国的秘密据点之一。该敕令最终于1787年11月7日由国王路易十六颁布凡尔赛敕令予以废除。1985年10月,也就是该敕令颁布300周年之际,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向全世界当年受到该敕令迫害而被迫流亡的结盟宗信徒后裔发表正式公开道歉。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信奉新教卡尔文主义的传教组织。在教会组织体制上主张各个堂会独立,会众实行自治(即公理制)。公理会的信仰比较自由化,强调个人信仰自由,尊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该宗主张各教堂的会众组成独立教会,并由其教徒公众自治管理,全体信徒对教会事务行使平等权力,民主选举执事,聘任牧师。由于该宗主要从教会的管理体制来划分,故它的一些教堂可能在别的方面又属其他宗派,如浸礼会的一些教堂,也采用公理制的管理体制。公理宗强调信徒民主自治,强调个人信仰自由,认为国家应对各种不同的信仰采取宽容态度。该宗主要分布在英语世界

公理宗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是针对于英国国教而形成的新教宗派。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于1592年著书宣传建立独立于国教的自治教会,不赞成设立统管各教会的上级领导机构(教区制度),仅允许设立各教会自由参加的联谊性机构。全体信徒对教会事务行使平等权力,民主选举执事,聘任牧师。发展不久,便形成称为公理会的新宗派。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迫害非国教派别,罗伯特·布朗被囚禁,不少公理会成员逃亡荷兰。1620年,102名流亡者乘五月花号帆船抵达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其后,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6个以公理会为官方宗教殖民地,分别是在麻省康涅狄格新罕布夏佛蒙特缅因罗得岛。进入20世纪,公理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1961年美国公理会与福音归正会合并为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信徒只有1,296,652人。比19世纪以前的黄金时代已经下降很多。有部分没有加入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的公理宗堂会联合基督教会的公理宗堂会,另组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gregational Christian Churches (NACCC)。

裨治文(1801年4月22日-1861年11月2日),又名高理文、贝满(Elijah Coleman Bridgman)响应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尚不可能公开传教,他主要是向马礼逊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风俗,丰富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奠定了美国汉学的根基。并利用其所长参与1844年《望厦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的工作。在华最著名作品为介绍美国的《大美联邦志略》。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1841年获纽约大学的神学博士的学位。1847年以后,他移居上海,参加《圣经》的翻译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的裨治文文理译本(Bridgman Version)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一般认为,这个译本比以前的其他译本译笔忠实,切近原文。1854年5月,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在上海期间,在翻译圣经之余,他和妻子裨爱利莎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1850年,在老西门外,后来的裨文女中)。裨治文逝世后,其遗孀裨爱利莎于1864年在北京创办了贝满女塾。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年9月22日-1884年2月16日),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语言学家。卫三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由提卡,就读于特洛伊伦斯勒理工学院。1833年6月15日,20岁的卫三畏受美国公理会差会派遣,前往中国广州,负责印刷。1837年乘Morrison号去日本,虽然正式而言只是送回搁浅的日本水手,却是一次打开美日贸易的非正式尝试。从1848年到1851年编辑《中国丛报》。1848年辑有《中国总论》一书。1853年,他作为翻译参加了马休·佩里远征日本的行动。1855年任美国驻华专员署(广州)秘书,次年完成英粤字典《英华分韵撮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中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的美方副代表,要求中国对基督徒宽容。1860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1876年10月25日退休。1875年在中国将创世纪马太福音翻译成日文,但尚未出版,手稿被烧毁。1877年他返回美国,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成为美国第一个教汉学的教授。1881年2月3日担任美国圣经公会主席。1884年2月16日病逝。

伯驾(1804年6月18日-1888年1月10日 Peter Parker 彼得·帕克),美国麻省人,是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医师外交官鸦片战争时期曾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1831年伯驾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834年获得医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神学院,并得到传教于中国的委派。由于他卓越的医疗技术,伯驾成为第一位在华专职医疗传教士。因为广州十三行不允许外国人学习汉文,他先去新加坡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然后于1835年11月份再度返回广州。他先在外国人驻地开了一间药房,开始为中国人看病,他主治的大部分是眼疾。后来,他的药房扩展而成一家眼科医院,即博济医院。这家医院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著名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是中山大学医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亦曾短暂地作为中华医学传教会澳门医院的负责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伯驾关闭了博济医院回到了美国,两年后他再一次回到中国,重开博济医院,并且增加了医院人手和扩大了规模。伯驾将西方医疗技术带到了中国,他医术精湛,被誉为“用柳叶刀(即手术刀)传福音”。1844年,伯驾获得委任,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1847年,他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代办,1855年正式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对华态度强硬,积极谋求扩大美国在华权益。伯驾有一句名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呼吁美军英军法军分占舟山台湾朝鲜国。出于健康原因,伯驾于1855年回到美国。但于同年,他被委任为美国派华专员,负责修订《望厦条约》。伯驾在中国工作直到1857年,再一次由于健康原因卸任,回到美国。此后,他常居华府,1888年去世。

伯驾在大中华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晚清知名外销画家关乔昌,为答谢博济医院免费收治华人,也为感谢伯驾收其侄子入读医校,在1836到1855年受伯驾委托,免费(仅一次画作有收报酬)绘制了一系列病患肖像,被用作医学生授课材料。而在旧日博济医院等候区,也挂有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画像,也可能用于鼓励病人。伯驾曾受中国林则徐便委托和袁得辉合译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的著作《万国律例》,协助林则徐处理与英国的案件。

雅裨理(David Abeel,1804年6月12日-1846年9月4日),19世纪基督教新教早期在中国大陆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大陆(当时为清朝统治)时期与徐继畬的交流,也影响了徐的地理观。徐之后的著作《瀛环志略》有关西方各国的译名,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便是参照自雅裨理的闽南语发音转译为汉字定名的。1804年6月12日,雅裨理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皈依基督后开始学习医学。1826年,他毕业于新不伦瑞克神学院,被按立为美国归正会牧师,在纽约州的雅典任职。1828年冬由于健康原因去西印度群岛疗养。1829年,他被传教的使命感所推动,由于美国归正会到1857年才正式组织海外差会,因此他先加入美国水手公谊会(the Seamen's Friend Society),在1829年10月,和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1830年抵达广州。先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同时学习闽南语马来语暹逻语,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31年,雅裨理前往爪哇访问当地的荷兰归正会,然后前往新加坡曼谷,为公理会进行探索性工作。1833年由于健康原因回国,途经英国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会议上代表中国差会演讲。1839年他回到广州,由于鸦片战争即将爆发,他转往婆罗洲访问当地的荷兰归正会。1841年回到中国,1842年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厦门鼓浪屿创办差会,成为首先进入厦门的传教士。他同美国医生甘明一同开设诊所从事医疗宣教事工,该诊所之后成为保赤医院。1845年由于严重的肺结核回到美国,次年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去世。

徐继畬在自己著作《瀛寰志略》中有至少十次提及引用雅裨理的解说,虽然确切的时间并没有提及,不过可以从雅裨理的日记中得知。1844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称,稍早时候,他和另一名传教士,与一个仅次于当地省长的官员见面,而且他可能成为下一任的省长。这个官员向他们询问了很多外国的问题,于是他们花了一个下午向那位官员解释各国的位置和资讯,那位官员相当高兴,他们向他赠送了基督教书籍与新约,以及其他书籍;2月19日,他们再去拜访了这位官员的副官,副官说他们已经读完了新约全书,又向他们询问了很多外国地名人名,雅裨理祈祷这位官员能理解上帝的真义。而第二次的记载是在1844年5月,雅裨理再次拜见了《瀛寰志略》的作者,他是五台人。雅裨理说这位官员“Su Ki-Yu”(徐继畬)是个友善的人,他又询问了很多外国的农产经济历史等问题,对他们带来的图文很感兴趣,他们又花了一个下午向这位官员解说了一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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