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道德哲学

宗教哲学是对宗教以及其所包含的问题和观念的哲学思考。由宗教信仰所激发出的哲学思考。它与宗教哲学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对特定宗教的教义进行探讨,以求增进对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宗教哲学所研究的课题包括:神的存在与否、神的属性、宗教与科学的关联、宗教与道德的关联、善与恶的本质。宗教哲学和宗教信仰哲学有所不同,前者站在宗教之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因此,研究宗教哲学的人并不需要有任何宗教信仰。宗教哲学家们对于上帝的本质多有研究,类似命题有:什么是上帝?上帝到底是一个的(一神论)还是多个的(多神论)?对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认为,比起希腊神话里的多神论观点,人们应该相信一个完美至上的上帝;这即是一种倾向于一神论的观点。上帝有什么特质?上帝是不是和宇宙是相等的?以上命题又衍生出无数相关的哲学思考和悖论。例如,关于几个常常用来形容基督教的单一神耶和华的特质,就分别产生了如下相关思考: 全知 – 耶和华常常被认为是全知的,但是这个特质却威胁到人类的自由意志。假设承认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必然知道某人在将来会做什么。而一旦上帝知道某人在将来会完成该事件,此人必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承认上帝是“全知的”,所以它不会被蒙骗。可是假如同时承认人类有自由意识,那么难道此人不能够自主选择避免去完成该事件么?考虑到承认上帝的全知性,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能对未来事件的发展做任何影响、改变,那么即否认了人类有自由意志。所以上帝的“全知性”和人类的“自由意志”是相悖的。 耶和华一般被认为是永恒的,他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祂的智慧无法测度。”(赛40:28)“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祢的年数世世无穷。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祢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祢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祢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祢永不改变,祢的年数没有穷尽。”(诗102:24-27)那么,是上帝有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呢?还是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外?如果上帝存于时间之内,那上帝应该因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又怎么能是永恒不变?如果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外,他又怎么和存在于时间之内的我们有任何交流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时间之外存在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慈善 – 耶和华的善和人类所理解的善是一样的吗?善的事情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上帝指定它们是善的,还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善的所以上帝才规定它们是善的?上帝是慈善的因为他只做慈善的事情还是因为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慈善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不动的推动者”这个概念。宗教哲学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推论上帝是否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知名的哲学家都阐述过他们的见解。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每一个运动的物体都有其因。如果我们追溯物体之间的因果关联,我们必然会找到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也就是所有运动的始因或第一个运动者。而这就是上帝。以下为宗教哲学里几个著名的对于上帝存在性的论证。 上帝存在的论证如第一原因论,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五种方法”中写道世界中有些事情为后果。而后果们都必然有其前因。但这些前因也会有他自己的前因。如果我们追溯前因,我们必定会找到“第一原因”,因果关系不可能是无限的。这个“第一原因”本身没有前因,但却是万物的前因,而它就是上帝。本体论证明最著名的版本由哲学家安瑟伦提出。上帝被安瑟伦定义为“没有比其更伟大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定义就错了,因为世上有比这个东西更伟大的东西,一个存在的上帝。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必须存在。因为上帝是最伟大的,所以他必须存在。设计论证也称目的论证。设计论证试着从自然世界的表象推出上帝的存在:自然界里有很多东西都看似被有目的设计过,比如提供视觉的眼睛。如果这些东西被有目的的设计过,那必然有一位设计者的存在。这个设计者就是上帝。帕斯卡的赌注 – 布莱兹·帕斯卡提出:假设人们对上帝的存在做赌注,那么一个理智的人应该赌上帝是存在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不管你赌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你都不会有太大损失。但是如果上帝存在而你赌上帝存在,那你可以得到永久的快乐。相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赌上帝不存在,那你将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理智的人会相信上帝的存在。 上帝不存在的论证如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尝试解决罪恶问题。上帝的存在和邪恶的存在看起来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完美的上帝存在,他必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如果上帝是全能的话,他就有能力消除邪恶。如果上帝是全知的话,他就知道邪恶存在。如果上帝是全善的话,他就会希望消除邪恶。可是邪恶却一直存在着。如果邪恶和上帝同时存在,那么(1)上帝不是全能的或者(2)上帝不是全知的或者(3)上帝不是全善的。但是上帝必然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所以上帝不存在。宗教与科学总体来说,科学致力于研究可以通过经验观测到的世界,而宗教则涉及非物质、无法用感官直接察觉到的领域。历史上,科学和宗教曾和平相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一派宗教哲学家们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互不相容的,而另一派则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两个分开的领域,并不互相影响。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开普勒和培根都是相容论的支持者。相容论者分两派。一派认为科学研究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世界。我们越是了解自然世界的奥秘就越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伟大和万能。而相容论的另一派则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两个互不干涉的领域。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而宗教涉及的是非物质世界。既然两者的研究领域是完全不同的,那两者就不会有矛盾和冲突。 而不相容者认为科学和宗教并不能够同时是正确的。如果宗教信仰是正确的,那科学就是错误的。而如果科学是正确的,那宗教信仰就是错误的。不相容论者常常举出进化论为例子。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话,那亚伯拉罕诸教里所说的上帝亲手创造人类的事迹就肯定是错误的。 基督教哲学是包括所有代表二千年来试图用哲学的知识中的理性思考来阐释基督教的教导的理性思考的传统。哲学研究本身是理性化的批判性思维过程,而宗教是建立在启示和既定教条的基础上的,所以哲学和宗教的可共存性受到质疑。但是,基督教经典文献中确实有一些具有哲学特征的质问命题和著作。在基督教哲学中,这些命题需要以自然的方式加以证明,并且他使用了以经验为条件的反思-并运用了理性,避免超自然的信息来源(神圣的文本,神学的揭示,信条权威,直接的超自然交流)。基督教哲学的哲学起点是逻辑,并不排除基督教神学中的理性和自然的信息来源部分。尽管基督教哲学中神学学说与哲学反思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其哲学反思是严格理性化的。《史丹佛哲学百科全书》针对神学和哲学的论点是:“从这两个学科的角度来看,如果论证的前提至少之一是从启示中获得的,那么论证就属于神学领域;否则,它将落入哲学领域。”。 怎样调解基督教和哲学的分歧在宗教及哲学的融合上,过往的努力及尝试的遭遇到不少困难。这是因为经典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上没有任何预设的结论,相反经典宗教信众就已经存在着一套宗教理念。事实上,由于他们不同的目的及立场,有人认为谁?没有人能同时是哲学家,又是信仰启示的真实跟随者。若基于此论点,所有试图寻找融合的努力也是白费的。但是,亦有一些人认为这种融合是可能的。其中一个方法是运用哲学论证去证明一个预设的宗教理念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护教学,亦是多种宗教传统,如犹太主义、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作品的一般技巧,但却多被不认同是真正的哲学。另一方法是完全舍弃宗教理念是正确的想法,除非在哲学分析上已获得相同的结论。但是,这方法反而不被该宗教信众所接受。第三种方法,亦是较少用的方法,就是把分析哲学应用到个别的宗教上。在此情况上,一个宗教家只要询问以下问题,亦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 神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怎样知道神的存在? 启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怎样知道神将自己的旨意启示给人类? 哪一种宗教传统须以文学方法解释? 哪一种宗教传统须以寓意方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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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 12/16/2013 上午11:43 分享(Share) 吴宗素 2010年6月 (该文发表于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吴耀宗与中国基督教学术研讨会”。但在中国国内被封杀) 近年来,有不少教内教外的朋友问我:” 你的父亲吴耀宗到底是怎样-个人? 在国内,他是基督教会的先知,是三自爱国的旗手;在国外,他是不信派,是出卖教会的犹大,双手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你应当将你所知道的,客观真实地写出来,让后人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究竟是个历史人物”。言之有理。 父亲的同辈人大部份业已凋零,和他有过接触,和他共事合作过的人己经不多。作为其子,也到了垂暮之年,我应该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尽量客观地,如实将我所知道的写出来,备后人评价。-个人讲话写文章,难免会渗杂个人的观点立场感情,敬请读者垂察。 当今的世人,大多对父亲己不甚了了。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但却是一个留下深刻痕迹的历史人物。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后,父亲是笫一届政协常务委员,是宗教界首席代表。以后担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笫一任的主席,发起并推动三自运动。他也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后改名福利会)的副主席。总会是宋庆龄用自己的基金-手创建,自任主席。(宋和父母有相当密切的关纟。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就和宋经常往来。 母亲是医生,同时也在宋领导下投入难民救济工作,担任战地救护笫十六支队的队长。49年,中共攻打上海前夕,国民党要对宋庆龄下毒手。宋隐藏躲避,有病就派车来接母亲前往。49年开国大典,观礼券严格控制,一票难求,宋庆龄送来票两张,让母亲和我得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从1949年起,直到79年逝世,这段时期的父亲,备受各方争议。这篇纪念父亲的回忆,只是他生平零星片断记录 但也许是重要突出的片断 – 根据我作为亲属平日的观察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刊,而最主要的还是父亲本人的日记。父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几日,虽然略嫌简略,但数+年如一日,从末间断,毅力可见一班。 父亲去世几天后,上海统战部宗教处就派人来要求暂借父亲的日记。 国家组织来借,岂有拒绝之理。 四十几厚册日记就被取走,借条也不留-份。我退休后,想对父亲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有较多的暸解,要求将日记归还家属。 多年来,不断去信查问,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通过关係交涉,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正式答复。间接得到的回话简洁乾脆:名人的日记属于国家的财产,不能归还。退而求其次,要求-份影印复本,也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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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神学家

前三张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照片,最后一张是:高天锡院子全家与陈世义老师伉俪 最后一张照片说明:高天锡院长全家与陈世义老师伉俪在即将离开的闽南神学院门前的合影 文中亚圣顿医馆的医学班,傅连璋是第二届。我爷爷陈广森是第六届,同样逃不过参加红军的厄运 十九世纪的中国,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列强向海外殖民扩张的企图,发生了大碰撞。两次以鸦片为名发动的战争,令当时中国统治者尝到战败的滋味,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首先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租地”,开放自由贸易,史称“五口通商”。积弱难返的旧中国,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1859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继续扩大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外,还加入了与宗教有关的条款:“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这恐怕是参与条约谈判、翻译的某些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把传扬基督福音,拯救灵魂的伟大事业,与侵犯他人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捆绑在一起的举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愚蠢的作法。这为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加入了“反洋教”的内容,提供了依据。 二十世纪初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流传、发展,并在俄国得以具体实现的重要时刻。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着手进行,把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动作。共产国际(亦称为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青年骨干,以期在他们的国家发动革命,实现共产主义。1925年,为了纪念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共产国际又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中山大学。在该校就读和任教的人中,许多名字是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如:王明(陈绍虞)、邓小平、蒋经国、乌兰夫、杨尚昆……。1928年 ,苏联将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共大”。 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中国较早发动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东南沿海地区,即当年最早开埠的五口通商城市广州、厦门、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生。在这群追求真理、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报名者中,有一位名叫高天锡的年轻人,他来自福建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922年,中国的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吹响了“非基运动”的号角,宣布与有神论者势不两立。高天锡却登上了开往海参崴的货轮,用他一腔热血,拥抱共产主义。他顺利的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还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Medicinski(麦迪森斯基)大概是苏联老师给他取名字时正在吃药的缘故吧。 麦同学入学,已经是“共大”后期。修读了多少共产主义理论课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遇到了第三共产国际解散、肃反运动,和王明在共大搞的“派系清洗”。麦迪森斯基同学遭到退学处理,在后来“交代历史问题”时,他也说过:是奉组织派遣回国,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但是与组织失去联系了。总之,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多了一个流浪汉,他就是高天锡。高天锡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凭着年轻,在码头扛活儿,拉板车卖力气。就在绝望之际,他被一间教堂里传出的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吸引,进入了他久违的教会。在美国长老会牧师的引荐下,高天锡进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大学:华北神学院。 华北神学院是原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赫士(Dr. Watson Hayes)因神学观点与自由派人士不合而辞职,于1919年在山东潍县成立的。华北神学院的宗旨在于为基层教会培养领袖,其生源并不局限于长老会,而是来自基督教各个宗派,地区则遍布中国十余个省份,乃至朝鲜与南洋。教职员中,华籍教授曾担任正副院长的有: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丁玉璋。毕业生中,成为日后中国教会栋梁之才者众,如:苏佐扬、谢友王、孙汉书……。 高天锡在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福建泉州,在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的晋江金井教会担任牧职。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在二十年代的基督教自立、自理精神的影响下,由多个宗派教会加入,组成的联合教会机构。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首任总干事诚静怡博士。下属大会、区会。以江苏大会、华中大会、闽南大会等地的会务较为兴旺、活跃。因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华基督教会虽组成,仍不是中国基督徒真正独立自主自办,实权在外国传教士手中。 高天锡牧师在金井教会勤奋努力,不仅使教会诸项事工进展迅速,还收获了爱情。抗战胜利那年,他与毕业于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蔡秀娴女士结为连理。蔡家是当地望族,家产颇丰,全家爱主,是金井教会的顶梁柱。(蔡氏兄弟姐妹中的三哥蔡詠春博士,亦是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将专文介绍)。1946年,高天锡牧师得到教会资助,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专攻旧约。 由于得到“传教条款”的护航,地处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厦门,是英美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其所属教会宗派为:美国长老会;英国长老会,和伦敦会(London Mission)。此三公会曾各自设立了,培训当地华人基督徒为日后牧师和传道人的学校。自1860起,英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定名“回澜斋”,伦敦会办的名“观澜斋”,美国长老会办“寻源斋”。1907年此三所学校初次联合,开设初级道学为主的科目。1921年,美国长老会在漳州寻源中学,专门设立道学科,即中国现代神学院的雏形。1926年,三公会协同开办,圣道专门学校,分甲、乙两级,各以三年为期。选何希仁为校长,教员中有笔名“落华生”的许地山,日后成为著名“吕译圣经”的作者吕振中等。该校校舍初设于厦门鼓浪屿,1936年迁至漳州马公庙,属于伦敦会的土地上建筑校舍,正式定名:闽南神学院。 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又因韩战军兴,中美关系交恶,大部分英美籍人士纷纷离开中国。长期受外国宣教机构经济、师资援助的闽南神学院,面临人财两难的窘境。美籍院长卜显理,将院务交予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总干事吴炳耀暂代。吴遂急电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高天锡,速返漳州,接掌闽南神学院院长一职。据了解,临危受命的高天锡牧师是中断了即将获得的神学学位,毅然选择返回祖国,以继续家乡神学教育事业。在回国途中,高牧师在闽南籍人士聚集的菲律宾马尼拉作短暂停留,在当地的“旅菲五金堂会会友团契会”(即金井、金潘、金沪、金衙、金村五个教会)及旅菲中华基督教会郇山堂、旅菲中华基督教会布道团等教会团体,宣讲闽南神学院的现况和需要,那些身在南洋,心怀家乡的闽南籍基督徒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奉献,使得高牧师筹集到足够闽南神学院续办的资金,信心满满的回到漳州。高又邀请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妻舅蔡詠春博士,来神学院任教。但是,蔡博士已经辞去美国教会牧职,应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的邀请,回到他的母校担任教务长工作。蔡詠春博士向高天锡牧师推荐了刚从燕京宗教学院毕业的陈世义、谢雪如夫妇,前往闽南神学院任教。高院长的到任,和一批受高等神学教育的教师的加盟,星散的神学生纷纷来归。其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陈姓学生,应父亲之命,搭乘最后一班轮船,返回漳州,就读闽南神学院,他是从基隆港上船唯一的旅客。 处在“小阳春”气氛中的闽南神学院师生,遵中华基督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三自革新运动”,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在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麦迪森斯基同学,识时务地在神学院里办起俄语教学班,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俄语的要求。在一片товарищ(俄语:同志)的称呼中,麦同学似乎有时空穿越的感觉。 1951年冬,高院长出席了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神学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华东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南京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11月,高天锡院长,结束了前后历经九十余年的闽南神学院,率领一部分经有关部门挑选的师生,北上南京,来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于是十一所神学院合并而成,院长是钦定的丁光训,其他的院长们都担任了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委员会负责人的角色。高天锡任崇拜委员会主任,兼教希伯来文。 时至1959年,中国大地经历“三面红旗”的极左狂潮。有人喊出“消灭宗教,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温州宣布实现了“无宗教区”。金陵协和神学院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经组织安排,神学院的大部分师生迁移到了中国西部的新疆落户。当时美其名曰: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南京统战部和神学院领导,还煞有其事地开了欢送会。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一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高天锡,这次却不在支援边疆的队伍中。文革来临了,红卫兵占据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大锏银巷13号的校园,这个院子上一次被占,是日军入侵南京,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高天锡与其他几位神学院的留守人员,在红卫兵的监督下,烧毁了所有的圣经和神学书籍。他与另一位神学家陈泽民牧师,被关进神学院教学楼地下室,直至与神学院全体员工一起,押送到郊区的青龙山农场。此时的高牧师老矣,他每天的工作是照看一头老黄牛,牠与当了“牛鬼蛇神”的他,相看两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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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主道而行 – 纪念秦虹虹

选自孙美慈牧师 7月14日在南京圣保罗堂的证道 证道经文: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末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路加福音》10:25-37 证道: 这段经文是我们所熟知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源自主耶稣面对一个律法师作试探性的提问所做出的回应。其中论及有关人的作为与承受永生的相辅相成关系。同时,也表达了主耶稣对人的神圣期许。经文最后的记载是:“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因此,今天我愿以“遵主道而行”为题目与大家分享。需要解释的是:其中的“道”是指上帝的话语,主耶稣的教导等,是属信仰的层面;而“行”是指我们的信行,也就是践履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如此,达成我们信行与知道的统一。 按理说,律法师理应明白、遵行上帝的律法与承受永生的关系。然而他却别有用心地试问主耶稣:“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面对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耶稣给予巧妙地反问:“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作为律法师自然熟悉上帝的律法,并能准确地将律法的核心内容回答出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记载在旧约律法书《申命记》6:5(“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和《利未记》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中的经文。由此可见律法师对律法的内容及其精髓的熟记程度。对此,主耶稣给予肯定;但同时主耶稣也明确地告诉他:“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显然,遵行上帝的律法与承受永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即信行统一。对于有信仰,懂律法的律法师来说,听到主耶稣的这番话应该很明白自己今后如何行了。但是,这位律法师为要显明自己有理,却又对耶稣提出另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面对这样显得有点“弱智”的问题,主耶稣只好给他讲个真实的故事,使他明白“谁是我的邻居”。这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0-37节的内容。 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四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落入强盗之手遭受抢劫并受伤的落难之人;第二个是在宗教活动场所日日按照律法书的仪礼、律例事奉神的祭司,此人一定很熟悉律法书的教导,且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第三个人物是利未人。众所周知,神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就特别拣选了利未这一支派的人在耶和华的帐幕里作侍奉的圣工。按说,利未人也一定是很熟悉上帝的诫命与律法的。因此,在我们看来,祭司和利未人都是很懂得上帝的话语的;然而,这两个人在遇见因遭遇强盗暴力,满身血迹、奄奄一息的受伤者时,也许是心里感到害怕,他们竟然都是选择了视而不见,冷漠地绕行落难之人,只管继续赶自己的路程。第四个人物是途经此地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主耶稣的讲述中,特别提到“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这位落难之人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主耶稣用了寥寥数语就讲明了谁是落难者的邻舍。显然,在主耶稣的眼里,真正有爱、有怜悯之心的好邻舍不是深谙上帝律法的祭司和利未人,而恰恰是被犹太人瞧不起或者说蔑视的撒玛利亚人。 据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在公元前722年之后,北国以色列及其京城撒玛利亚城被亚述帝国征服,处于沦陷后的撒玛利亚人被迫与亚述人杂居、通婚,这在当时的犹大国的人或者说后来的犹太人看来,他们属神子民的血统已经不纯了,加之与南国犹大的相互敌视,使得后来的犹太人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这也使我们明白当年主耶稣带领门徒离开犹太地,前往加利利地,途径撒玛利亚时,巧遇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因当时正值午正,行走多程的主耶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非常惊诧地反问:“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约翰记载在此时,用一句话向读者交代了撒玛利亚妇人为何有这样的反应,作者淡淡地说:“原来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4:7-9)透过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了解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去村庄里寻找食物的门徒们回来后看见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稀奇”反应。(作者在此很生动地描述了门徒们的心理活动,他们十分不解他们的拉比“为什么和她谈话”。(约4:27))通过《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所引起的门徒们的种种反应,我们可窥见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被瞧不起的,是被蔑视的。但在主耶稣向律法师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却特别提到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这位落难之人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甚至于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即额外产生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通过对撒玛利亚人的这一连贯的熟练善行、动作的描述,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一个有怜悯之心、有爱心、有善举、有诚信的人,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也必定是遵行上帝的圣道的人。 所以,当主耶稣稣讲完这个故事后,特别询问向他提问的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此时,律法师明白:“是怜悯他的”。也就是说,是那位被犹太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只有他才是这位落难之人的真正的邻舍。故事讲到这里,律法师明白了律法书上所写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明白了主耶稣所讲的“谁是邻舍”。现在对他来说,还缺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行。所以主耶稣最后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你去照样行吧”,这是主耶稣对已经深谙神的律法的律法师所言,也是对所有追随他的门徒的神圣期许。无论是律法师还是耶稣的门徒,按说,都应当是晓得神的律法和教导,但如果是像前面所提到的祭司和利未人那样,将神的话仅仅是停留在崇拜活动仪式上,或是崇拜活动场所里,离开这里就把神的话语忘记,或是能说不能行,如此,在主耶稣的眼里,他们还真不如那位被犹太人蔑视的撒玛利亚人呢! 主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不论在社会或者在众人眼中视为尊贵或卑贱,不论在宗教知识上有多深造诣,我们只有行“道”方能知“道”。这即是我理解的“行以知道”。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实行神的话时,方是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道。 讲到这里,或许有弟兄姊妹在想:是啊,我们是晓得神的话,我们很愿意读圣经,甚至熟记圣经,我们会背诵,但是若是要将神的话一一行出来,实在是很难呀! 对此我能理解,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感受到行道比听道、讲道都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难行而不做!可能大家都记得刘备临终前给其子刘禅的遗诏中的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意思是:不要以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以为好事小就不去做。(出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在临终前特别劝勉他的儿子要进德修业,有所作为。好事要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也可成大事;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也会坏大事。所以,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而去做。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乱国家”。由此可见,行的重要性。行什么,怎么行在刘备看来多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须牢记主耶稣对律法师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去照着行吧!”显然,在主耶稣那里更看重的是,律法师能行出律法书所记的,我们能行出神的话语,遵行主的道。当然,要行出主的道,则需要主的帮助,需要圣灵降临所带给我们的能力。 论到基督徒遵行主的道,在此,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个感人的生命见证。就在近两个月中,发生在重庆教会北江福音堂的一件事令我很感动,难以忘怀。 这间教会负责教牧关怀事工的牧师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她负责的教会有探访组和关怀组,这两个小组都是由自愿参加关爱和帮助他人的弟兄姊妹组成。他们的工作范围很广,其中有部分弟兄姊妹主动到附近的医院里,去关怀和帮助病中的基督徒。他们会去病房里看望生病住院的弟兄姊妹,并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就在五月份的一天,他们在病房里遇见了一位患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需要他人照顾的主内秦姊妹,而这个秦姊妹是个无儿无女、年近七旬的老人,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得知病重的秦姊妹是这种情况后,他们就自发地轮流给予她关怀和照顾,给她送餐,并24小时陪伴她,其中一位姊妹更是像照顾自己的至亲一样,昼夜不离其身,直到这位秦姊妹安息归主。而这位秦姊妹也是很有爱心,当她知道自己的癌症已不能治愈时,主动停止了用药,并立下遗嘱:她对照顾她的教会里的姊妹说:“我的身体有用的部分可以捐给有需要的别的病人,给他们带来益处;没有用的可以给在医学大学里那些学医的孩子们用来解剖。”这样,按照她的遗嘱,当地红十字会将她的遗体安置在陆军军医大学,她的眼角膜用在了患眼疾的别人身上,给他们带来了光明。此外,她还将她的积蓄捐给了教会。就在她对自己的后事安排立下这样的遗嘱时,一开始,服侍她的姊妹对她立的遗嘱有些难过和不解。此时,她反倒拉住这位照顾她的姊妹安慰她说:“不要难过,我心里有平安!我知道我要去的那地方,在那里好得无比。”由此可知,这位被主接走的秦姊妹是完全活在主里面,内心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对所信的主充满感恩和盼望。就这样,她们一起唱着《诗篇》第二十三篇,在赞美神的歌声中,秦姊妹于6月27日清晨安息归主。秦姊妹虽然离世,但是她这样富有主爱的生命见证使得重庆教会江北福音堂的牧师和弟兄姊妹很感动。就在秦姊妹离世的当天,我的这位学生拍了照片并写了一段悼念的话,说:“你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你,只知道你是基督徒,在重庆没有什么依靠,病重,于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自发地、轮流地来看顾、照料重病的你……很多次你都感动地流泪。……今天,你安息主怀,连一场简单的追思礼拜都没有,因你做了一个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你是用另一种形式奉献,付出,爱神!愿主的恩惠、慈爱随着你!”放在了微信朋友圈里,此时,被我院八十年代的校友看到了,认出来这位秦姊妹正是我们的师姐,是我的同班同学,只是她在1985年毕业不久就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我知道后立即与在重庆教会牧会的我的学生联系,这才得知,她从美国回来原本为的是参加她父亲的葬礼。她送走自己的父亲后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方知自己得了癌症,且是晚期。就这样,她住进了医院治疗。她还没有来得及与我们班的任何同学联系,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她已经回国。而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知道她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校友,只是觉得秦姊妹是需要教会帮助的身体软弱的姊妹。我的学生在给我的微信中说到:“为这一切我们很感恩。让我们接待、看顾肢体中最小的一个,但最后却是让我们每个服侍的人的生命成长。” 说实在话,这位刚刚离世的我们班的秦大姐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姊妹。当我们81级的同学缅怀我们的大姐时,都在追忆她生前怎样地关爱和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上学期间,她曾多次从她不多的助学金(八十年代初上学,我们是有每月30元的助学金)中拿出一半的钱用来帮助来自西部农村的同学,……可以说,她的一生都是遵主道而行。三十多年来,虽然她人在美国,但她的心却是时刻关爱着中国。就这次她回国,原本,她想送走自己的父亲后到云南的一个麻风病村去服事那里的病人,传福音给他们,然而,只因自己的身体患重病,身体虚弱没能成行。当她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医治了,她安排自己的后事时,她认为:她死后不能占着土地,更不能污染长江。她选择了捐献身体给医学。也因为她这样的富有爱的生命感动着重庆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代表我们班的同学写微信向重庆教会的弟兄姊妹表示感谢时:我说:“从昨天(6月27日)我们得知秦大姐的消息后,我们就一直被你们的爱心和神奇妙的安排所感动和感恩!你们所做的真是很好的生命见证,因为同一位主的缘故,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合一,这真是主的教会。感谢神!谢谢你们如此美好的见证。”当时,重庆江北福音堂的主任牧师,也是我们金陵的校友,他对我说:“孙老师,谢谢你介绍秦大姐丰富的有爱的人生经历。我们江北福音堂的弟兄姊妹能有机会在她人生在世的最后旅程陪伴她,真是蒙福。她的经历是对我们教会最好的鼓舞和激励。因此说,不是我们帮助了她,是她帮助了我们。”感谢神!秦大姐的一生和重庆江北福音堂的弟兄姊妹在秦大姐身上所做的,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遵行主的道。当然,在我们圣保罗堂以及各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基督的生命,遵行主的道。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于神。愿神赐福祂自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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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基督教会

当今的基督徒对中国教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遇的,虽有所听闻,但并不十分了解。我相信本帖所提供的资料,是许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并未见过的。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于“文革”开始不久,即受到严厉的攻击:教堂被占领,圣经遭焚烧,聚会被禁止。无论是“三自会”的爱国进步领袖或一般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多被视为“牛鬼蛇神”、“专制对象”,遭受残酷的批斗和不同程度的逼迫。有的被活活摧残至死;有的经不起长期折磨而精神错乱或断然结束个人的生命;也有的为求自保而公开否认其信仰,甚或积极陷害、检举和批判教会中的牧师、信徒,以表示对党的忠心。然而,不少基督徒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在最艰难的关头也没有停止聚会或放弃传福音的机会。故此,有形的教会虽被取消,无形的教会却在中国每一个角落悄然生长,成为以后中国教会复兴的重要基础。 一、教会之关闭与财物损失  1958年,在“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半殖民地面貌”的口号和“教会大联合”下,“三自会”在全国各地关闭了绝大部分的教堂,只留下少数教堂作联合崇拜之用。到了“文革”期间,连这少数开放的礼拜堂也被迫关闭,被改为工厂、仓库、会场、干部办公室等。  美国基督教协会(NCCU-USA)中国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报导》(China Notes),在1966年10月号作下列的报告:“近几月来,中国教会的命运只有星散的报告,……路透社于8月23日报告说:‘红卫兵已将北京两万基督徒使用的教堂永久性的接收了’;费德斯社8月31日报导说:‘广州的教堂已被关闭而置于红卫兵的管制之下’;香港《南华早报》8月25日的报导说:‘上海基督教历史的最后一页在8月24日已经写成’。该日所有的礼拜堂,无论是使用或不使用的,无论是少数信徒用的或者市政府宗教局所保管的,里面的十字架、神像、装饰品及各种用具都被红卫兵捣毁了。他们认为这是根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切遗迹。……在上海礼拜堂前面,焚烧了崇拜时使用的宗教书籍;在圆明园路,从前教会机关办公的建筑物前也有火在烧着。”事实上,红卫兵不但占领教堂,更恣意将教堂内的圣经、赞美诗、宗教书刊全部焚烧,或当废纸用送到造纸厂打浆化掉,其他财物如桌子、凳子、钢琴、风琴,若不是被其他机关占用,就是不知去向,礼拜堂及其教会建筑物的墙上皆贴满了标语、大字报。例如:在北京原来的青年会址,便有这样的一个大字报:“根本没有神;没有灵;没有耶稣;……成年人怎可以相信这些东西?……如同回教和天主教,基督教是反动封建主义,是人民的鸦片……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只相信毛**。我们号召所有人焚烧圣经、毁灭神像和解散宗教团体。”  在“破四旧”的冲击下,中国各地教会设施受到严重摧残。与此同时,当时唯一的神学院亦面临巨大的损失。1966年6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停课,8月,红卫兵进行破坏,要烧掉图书馆所有的宗教书籍与刊物。学院职员只得在24小时内将认为值得保存的神学书籍拿出来;他们先用大口袋装起,然后用大车运走。因没准备好只拿走小部分,几乎十分之九的书籍都被扔在火里烧掉,据说图书烧了三天三夜。来自厦门的信徒也报导在“文革”时,红卫兵将所收集的圣经及属灵书籍堆在广场上用火焚烧,并要求信徒跪在焚烧的圣经周围。  自1966年8月至年底,全国的基督教教堂和教会建筑物大都已被红卫兵占据,也有些教堂及所属房产物业由房管部门接管,而教会所有产业的契证也被迫缴交给有关部门。至于宗教活动则被指为“资产阶级的聚会”,一律禁止举行。随即而来的是对教会领袖与信徒的批斗,借此迫使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作为全国唯一的基督教代表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领导人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实在值得仔细研究。 二、三自会之解散及其领导之遭遇 在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下,“三自会”被迫解体,失去原来有的功能,不久,“三自会”的领袖亦遭受批判,据说有大字报将他们指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三自运动”则被指为“刘少奇与吴耀宗的一个阴谋”,用以营造一幅同情基督教的图画。不过,“三自会”的最高领导人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比起一般“地方三自会”领袖而言,似乎是轻微得多。就以“三自会”副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训光为例,虽曾被抄家两次,但红卫兵始终没有动到他。有人说丁是中央指名重要受保护人物之一,故得以避过种种迫害。其他如吴耀宗、吴贻芳、邓裕志等,是否也在中央保护之列,就不得而知。 可是,“三自会”秘书长,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不但遭受冲击,更暴露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原来“文革”时李被拉去批斗,且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牵他上街,游行示众,并强迫劳动。另据沪籍人士透露,李储文之被斗,是因为李为刘少奇手下,前“白区”城市地下工作者之一,当时所有“白区人”,都被视为斗争对象。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行径,令李不得不向上级求助。上级把他调到上海市市委,担任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升为主任。这时,李才公开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令基督教界人士大吃一惊。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恢复三自会活动”的筹备会议上,政府代表第一次公开承认李储文是“我们党内同志,五十年代他做牧师,是由于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前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其发表的回忆录中,亦证实了李储文在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除李储文以外,据说在河南郑州,也有教牧人士,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揭发为党员,于解放前派进教会里,作渗透任务。 “三自会”的其他常务委员,也受到不同的迫害,据说杨绍唐被划为“牛鬼蛇神”,被迫拿着工具,去街上铲除冰块,因受不住红卫兵的折磨,于一九六六年冬,因心脏病而死于街头。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赵紫宸被同工打嘴巴,赵复三亦游过街、挂过牌。此外,“三自会”常委,上海清心堂朱大卫牧师,据称在“文革”时,写决心书,说与耶稣永远决裂了,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大革。 至于地方“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在北京,有传道人亲眼看见“三自会”领袖,纷纷宣布不信神,承认放了毒素,毒害了青年,并批判那些坚持信仰的教牧同工和信徒。至少有四个人,在米市大街教堂内被斗至死,其中一个是神召会的女传道,另一个是救世军的军官。另在南京、苏州,也有“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积极检举、批判教会的同工,以表示对共产党的忠心。据报,沈阳“三自会”秘书长吕志彬,还亲自主持批斗会。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其中一个前东北大会干事李廷奎,更被批斗四个月而死。在广州,则有“三自会”的秘书长被打成特务,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同样在厦门也有属于“三自会”的青年会干事,因受不了肉体摧残,而跳楼自杀。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职员方面,根据一位该校任职的牧师透露,红卫兵将他们分为三类:(一)坏分子,(二)思想反动派,(三)问题不多不大者。神学院的副院长诚质怡,被列为第一类,先是拘禁在神学院里接受审查,然后被押送到南京郊区一劳改农场,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开会学习。诚当时已七十高龄,后因视力神经萎缩,获准请假回家修养,但不时仍被召回去参加“学习”,每月只领几元生活费。一九七二年户口迁回南京,但诚的健康每况愈下,七七年去世。陈泽民属于第二类,七九年才摘帽平反。丁光训是第三类,另有一位姓宋及一位姓张的老师,据说在“文革”时曾否认他们的信仰,那位姓张的甚至控诉了耶稣七十多条罪状。 无可否认,“三自会”在“文革”中受了无情打击,一九六六年见,其组织遭解散,《天风》停刊,神学院关闭,无论是高层或下层的领袖,多多少少都要被批斗,关“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固然有的在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否认其信仰,有的却为了表现自己是“进步分子”,想要争取入党,不惜出卖教会肢体,对他们作凶狠的斗争,由此加深了国内基督徒对“三自会”的痛恨和不信任。 三、教牧人员与信徒所受之损害  文革前,地方政府已掌握当地基督教教牧人员(包括三自与非三自)和大部分信徒的名单。故此,当“文革”开始,红卫兵实行“破四旧”,便向他们进行大抄家,将这些教牧人员及信徒集中在一起接受批斗。每人要写“坦白检举材料”,若被认为写得不够,即关入牛棚(接受隔离审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在群众大会中接受斗争。大小反复的批斗,可能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最后视其所戴的是什么帽,给予不同处罚。无论在个人财物、名誉、肉体或心灵上,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文革”初期的抄家、批斗是全国性的行动,不过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有地方性的差异。较极端的,例如有些地区搞“无教村”、“无教县”,把教会领袖和信徒抓进“管训班”,强迫退教。到了后期“文攻武斗”的阶段,这类的迫害成为地方上的政策,“造反派”对传道人、信徒的逼迫甚剧,殉道者不少。 (一)财物严重损失  “文革”一开始,人人都要交上“四旧”,圣经、圣诗、属灵刊物,甚至一切英文书籍,这些均被认为是“毒素”,必须火烧或上缴,不得私自留下。此外,还要“接受帮助破坏”,也就是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红卫兵不但拿走圣经、宗教书刊,许多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古董、钢琴、家具等也被拿去充公,剩下拿不了的就砸坏、打碎。  广东汕头市一位基督徒,曾被抄家五六次。红卫兵一来数十人,每件衣服的边子都撕开,要找金银珠宝,连墙也敲破。结果在他门前烧了一箱东西,里面有圣经、赞美诗、基督教的刊物等。一位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女老信徒,也被抄家数次。第一次把圣经、诗歌拿走,第二次将家中吃的、用的、穿的都抄去,之后又抄了好几回。  即使抄不到什么,红卫兵也会不惜捏造谎言,说是为了对其“专政对象”进行斗争。例如,上海一位曾任福音医院院长、被誉为全国“三把刀”之一的邱医生,便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戴着红袖章的**人员率领下,一群群“小将”冲进了邱医生的家,作车轮战式的“扫四旧”行动,瓦片揭开了,地皮掘深了,却一无所得。除了扫走桌椅板凳、几百公斤的书刊及几百元现款外,被冻结在银行里的存款也是寥寥可数。然而,在批斗会上,这些“革命小将”不仅对邱医生罗列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反对学术权威”等罪名,而且还宣布“抄出不少武器和弹药……金银财宝”,于是,邱医生和他的家属戴上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的大帽子,他的家也被占据,变成了“司令部接待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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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犹太教

犹太民族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的族群。根据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宗教意义)以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种族意义)都属于犹太人。犹太人发源于西亚的以色列地或希伯来地。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犹太教是维系全体犹太人之间认同感的传统宗教。犹太教不欢迎外族皈依,要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必须通过考验才可以,虽然如此历史上世界各地仍有小部分不同肤色的人群通过皈依犹太宗教而成为犹太族群的一部分,而犹太人也由此从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游牧民族,发展成为遍布全球的族群。 根据有关犹太人组织的统计,2007年全球犹太人总数约在1,320万人左右,其中540万人定居在,530万人居住在,其余则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口总数仅占全球总人口的0.2%。根据其他组织的统计,美国国内的犹太人人数则达到650万人或美国人口的2%。上述数据也包含了自认为是犹太人但没有归属于任何犹太社团组织的人群,但事实上,全球犹太人的总人口数很难得到准确统计,因为犹太人的定义存在多种标准和界定方式,导致统计的准确性受到了影响。对犹太人起源事实的重建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它需要考察那些至少用十种东方语言写成的大量文献,从而研究至少有3000年的古人类历史。而且,由于考古发现依赖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其研究目的在于解读所有事实数据,强调其最具一致性的理论,加之长期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偏见的存在,因此,这个任务变得颇为复杂。 根据希伯来圣经的叙述,犹太人的祖先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的男性族长(如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在公元前18世纪生活在迦南的圣经母系族长(如撒拉,利百加,利亚和拉结)。法老邀请雅各和他的家人移民到埃及与其儿子、担任大内总管(圣经多译为宰相)的约瑟同住,于是他们迁往古埃及,居住在今日的尼罗河三角州。之后,族长的后代被奴役,摩西于是在法老允许下,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以东、米甸及西奈半岛流落及生活了四十年。传统上按认为,约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征服了迦南。现代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族长和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认为这是被重新构建的的以色列民族神话故事。根据现代考古报告,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文化从没有用武力侵占这个地区,而是通过发展一种以耶和华(古代迦南诸神中的一位)为中心的独特一神宗教,进而冲淡及同化迦南人的文化。以耶和华为中心的信仰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很多邪教实践也在发展,这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以色列民族,将他们与迦南人区分开来。在中古青铜器时代的迦南人已经得到考古学证明,希伯来语是迦南语最后的一个现存语种。在铁器时代(公元前1200-1000年),以色列文化在性质上主要是迦南文化。 虽然以色列人分为十二支派,但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分支,另一个分支是撒马利亚人)传统上主要是以色列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部分地来自利未支派,这些支派一起组建了古代犹大王国,以及北方以色列王国 (后期)遗民,后者当以色列王国 (后期)被新亚述帝国征服后移民到了犹大王国,并在公元前720年被同化。 以色列人在古代历史上享有两次政治独立,首先是以色列王国(前期)的士师时期。在统一王国分裂之后,土地分为以色列王国(北国)和犹大王国(南国),分别以撒马利亚和耶路撒冷为首都。Jew这个词来源于罗马的“Judean”,用来指代来自南方犹大王国的人,而犹大王国继续由大卫王家族统治直至灭亡,与北国常出现王朝更替呈对比。从“以色列人”到“犹太人”(犹大王国的居民)的族名转变虽然没有记载在摩西五经中,但在以斯帖记后(公元前4世纪)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这是诗歌智慧书中的一书,犹太塔纳赫的第三部分。公元前587年,新巴比伦王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了耶路撒冷,摧毁了第一圣殿,驱逐了犹大王国最显赫的公民。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本身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国土中留下的犹太人也没有了国家。巴比伦流亡(巴比伦囚虏)结束于公元前539年,当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了巴比伦,居鲁士二世允许流亡的犹太人返回Yehub(犹大帝国),并重建圣殿。第二圣殿在公元前515年完成。Yehud省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和平部分,直到约公元前333年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帝国后才结束了这个局面。在公元前140至37年的哈斯蒙尼王朝期间,犹太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6年的希律王朝中,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独立的。自从公元七十年第二圣殿被毁以来,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流散在外。犹太人作为每个所在国家(除了以色列外)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经常遭受迫害,这导致他们数百年来人口数量和分布上的波动。 对犹太人的遗传研究表明,全世界大多数犹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遗传,它起源于中东,并且与新月沃土的人最相似。不同犹太群体的基因组成表明,犹太人分享了一个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共同基因库,这是他们拥有共同祖先起源的标志。虽然犹太社群长期彼此分离,但他们在文化、传统和语言方面保持着共同点。犹太人和犹太教是密切相连的。理论上,犹太教信徒就是犹太人,这种犹太人,与那些血缘上是犹太人的,有相同的地位。然而,很多改宗犹太教的人以及犹太教前信徒都表示,许多一出生就是犹太人的人,将后期皈依者视为二等犹太人。主流犹太教并不鼓励改宗,改宗被认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部分的改宗都是混合婚姻的孩子,或是犹太人的配偶或未婚妻、未婚夫。 希伯来圣经提供了一种对犹太人传统和早期犹太民族历史的宗教解读,它建立了第一个亚伯拉罕宗教,现在世界各地已有54%的人信仰这种宗教。犹太教在实践和信仰上引导着信徒,它不仅被称为宗教,而且也被称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明确区分了犹太教,犹太文化和犹太身份。在整个历史的多个地区和时代中——在古希腊世界、启蒙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欧洲、伊斯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北非、中东、印度、中国、或当代美国和以色列等——都发展出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犹太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特征不一定是全是宗教特征。其中,一些因素来自犹太教,而其他因素来自犹太人或犹太人的特定社群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另一些因素来自社群的内在社会和文化动力,而不是来自宗教本身。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同犹太社区具有独特的犹太文化。 第二圣殿被摧毁后,犹太教失去了大部分教派性质。然而,很多希腊化的流散者留下来,集中在亚历山大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城市社区。希腊化犹太人不仅是流散人士的一股力量,而且也是长期以来以色列地上的一股力量。一般来说,学者认为拉比犹太教受到希腊主义的有意义影响。由于失去圣殿,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耶路撒冷。犹太教在语言上分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亚拉姆语的圈子。]每个社区的神学和宗教文本都有显着的不同。希腊化的犹太教从未发展出yeshivas来学习Oral Law。拉比犹太教(以以色列地和巴比伦为中心)几乎在著作中完全忽视了希腊化的流散者。希腊化的犹太教最终因为其信徒被同化为希腊罗马文化而消失,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东部拉比社群,他们在巴比伦有着大型的学习中心。 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以及公元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以后形成了巴比伦的社群,到一世纪,犹太人社群的人口有了急速的发展,在200年到500年间,从原来的一百万犹太人增加到两百万,这既包括自然增长,也包括从以色列地移民而来的犹太人。那个地区的人口占据世界犹太人口的六分之一。13世纪的巴尔·赫布雷斯(Bar Hebraeus)认为,在罗马世界有6,944,000个犹太人,Salo Wittmayer Baron认为这个数字是令人信服的。在一世纪中期,罗马世界内拥有七百万犹太人人口,在罗马世界外拥有一百万人口,这个数字被学者普遍接受,包括路易斯·费尔德曼(Louis Feldman)。然而,当代学者们现在认为,Bar Hebraeus的数字是建立在罗马公民的人口调查基础上的。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的《编年史》记录的数字是6,944,000。路易斯·费尔德曼曾支持这个数字,但现在认为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和Salo Wittmayer Baron的数字是错误的。费尔德曼对犹太人主动传教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将古代犹太教视为容易接受改信的教派,特别是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他进而指出,历史中缺乏传教的记载,或关于那些寻求转信者的拉比名字的记载,因此这是犹太人并没有主动传教的证据。费尔德曼坚持认为,人们转信犹太教是很普遍的,犹太人口在以色列地和侨民中都是很大的。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在罗马时代转信犹太教的人数量有限,他们并没有促进犹太人口的增长,这是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的,如,从二世纪中期开始,罗马男性转信犹太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个男性在罗马世界转信的困难因素是犹太割礼的要求,这是改信基督教的人不需履行的要求。Fiscus Judaicus(犹太税)是公元70年对犹太人征收的税,它在96年不对基督徒征收,这无疑限制了犹太教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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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教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所创立,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和许多文化传统,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它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犯了罪,并在罪中悲苦受死,只有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耶稣降生并牺牲自己,救赎人类,标志着上帝与人类重立新约,带来上帝救世的福音,宣告旧约时代的结束。耶稣在宣道过程中招收12个使徒,以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世人赎罪。耶稣死后3天复活,复活后第40天升天,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开启了持续到今日的辉煌与发展。 基督教信仰的表述是以《圣经》为核心基础,以历代使徒、教会、公会等形成的信仰文件为载体,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使徒信经》被历代教会和神学家公认为最可钦佩、最为可靠的摘要。如基督教(新教)版《使徒信经》所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大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圣子基督耶稣是三位一体中第二位,他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万物都借着他受造”,是全人类的救赎主。我们都是因他的缘故靠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本源是出于上帝,而不是人,他是为成全天父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由圣灵感应,童真女马利亚而取了肉身,成为世人。即所谓“道成肉身”。上帝是基督教信奉的最高唯一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并主宰着世界。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同为一个独一真神,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圣父也称天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自在、永在的神,也是忌邪的上帝。基督教坚信独一的真神,反对偶像崇拜。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 基督徒的核心信念在于:上帝在耶稣之肉身中临到人类的感性世界,而耶稣关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之问题的宣告,则使其历史生命成为人们信奉的圭臬。这也是基督教的核心启示之一。作为完全的神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的一生是完美无缺的模范。没有罪性,没有过犯,因对世人的大爱,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莫须有的罪名,在当时的统治者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基督教相信十字架彰显了上帝的大爱和救恩。耶稣在被埋葬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说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复活后的耶稣在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述上帝国度的事物,后来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基督徒相信并盼望耶稣再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的审判与新天新地的降临。基督教相信上帝一直呵护,领导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他的审判随时都在进行,只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达到高峰。基督徒要衷心坚守上帝的律法和旨意,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传播福音,治理全地的使命。基督教相信圣灵,认为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和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 相信被圣灵所赐的新生命,并能因此获得重生。重生也体现在父上帝的拣选,子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更新。基督教不仅关注个人的拯救,更关注群体的发展,基督徒个人是不能与上帝建立完美的关系,只有在爱人如己中才能成全爱神的诫命。基督徒的成长离不开教会,教会被称为是一切敬诚之人共同的母亲,是神圣而圣洁的,也是公义而普世的。教会并不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遍布全球,教会因对上帝及其真道的认信,联合一致。基督徒相信自己都是基督的肢体,都因基督的宝血和福音,在基督里追求成圣的人。上帝因基督救赎的缘故,不再记着人类的罪,而是仁慈的将基督的义分享给人类,将人类永远不被定罪。基督徒也相信,在死后不仅灵魂立刻被带到基督那里,我们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全能活过来,再与灵魂联合,并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基督徒相信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身体称为圣灵的殿堂,不再顺服肉体的私欲。 基督徒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死亡,只有永恒的快乐。永生就是蒙上帝拣选和保守永远在主耶稣里。是上帝的恩赐,是因着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圣灵里得到新的生命。基督教认为当自己相信这一切的时候,自己就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称义,并且承受永生。但这本身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基督教将其信仰的全部真理和核心归纳为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一最根本准则,视爱之律法为最大的律法。彼此相爱也成为新约圣经中的核心命令,并认为这种灵性真爱和神圣集中体现在基督耶稣身上,因此也被称为爱的宗教。 认真考察世界上其它理论、哲学、运动和宗教,基督教会脱颖而出。在我们这个多元化国际社会里说基督教与其它所有都不同,这很难接受。听起来很教条和狭隘,但真理就是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基督教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但它是有证据支持的。显然人人都可以“自称”是神。耶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一生完全支持了那些宣称。考察一下历史,再考察他的宣称,这绝对是非凡的研究。研究首先要着重在耶稣完成了超过300个《旧约》经文中的弥赛亚预言。现在发现的《死海古卷》和可信的《旧约》《七十子译本》都被证明出现在耶稣来到人世之前,这样你就可以确信这些预言不是事后的“阴谋”。这些预言是被弥赛亚,即耶稣基督真正实现了的。如果考量一下一个人能实现一点点这些具体的预言的可能性,你就会惊讶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4:44)另一个重点是理解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今天没有哪个真正的学者会否认耶稣在约2000年前生活过,他曾是伟大的老师、行很多的善行、后来被判因在犹太人中亵渎神明而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唯一的争论在于耶稣是否被钉十字架后三天复活和他是否实际上就是神的肉身。这就是每人必须检验复活的证据,审察他们的内心,然后确定耶稣到底是怎样的。 耶稣说他是唯一通往父那里的路(约翰福音14:6),只有他可以显明父(马太福音11:27;路加福音10:22)。基督徒到处说基督教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因为他们傲慢、愚蠢和喜欢品头论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依据证据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基督徒相信耶稣,他称自己为神(约翰福音8:58;出埃及记3:14),能够赦罪(马可福音2:5;路加福音5:20,7:48),并从死中复活(路加福音24:24-29;约翰福音2:19)。耶稣说过: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他或是在讲真话,或是疯了,或是在撒谎。但既然大家都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他怎么可以是一个好人但是疯了,或者是一个好人但撒谎呢?他讲的必定是真话。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三大宗教。佛没有从死中复活,孔子、琐罗亚斯德也没有。穆罕默德没有完成具体的预言。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让死人复活或医治病人。而尽管这些“宗教”领袖可信赖的信息要少得多,他们却有千百万的信众。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它是信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哥林多前书15:1-4),而不是信你自己的行为(以弗所书2:8-9)。基督教不是关乎宏伟的建筑、言辞华丽的牧师、或是传统仪式。基督教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正教会、新教等教派。基督教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深远影响。至今主要发达国家,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尤其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广泛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艺术,基督教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国也是20世纪除了南美、非洲、亚洲的韩国等地,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基督教是信仰耶稣基督为神之圣子与救世主(弥赛亚)的一神教。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以《圣经》为最高宗教经典,信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组成的团体则称为教会或基督教会。由于部分教义源流自犹太教,因而被认为是亚伯拉罕诸教之一,现今亦与伊斯兰教、佛教共同视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三大宗派,但因历史发展的缘故,汉语所称的“基督教”常专指新教,基督教整体则又另以“基督宗教”、“基督信仰”或“广义基督教”称之。基督教的共同信仰认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神(亦称为上帝或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按照神自己的形像造人,由人来管理世界,后来人犯罪堕落,带来了死亡;圣父派遣其子耶稣道成肉身,在其在世33年的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后升天,赐下圣灵与信徒同在;他的死付上了罪的赎价,使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拯救,并在神内有永生。 按照基督教在4世纪的历史纪载,第一个教会在耶稣升天与圣灵降临(约公元30至33年)后由耶稣的使徒建立,之后耶稣的使徒及信徒们不断向外宣教,并快速在当时管辖巴勒斯坦的罗马帝国境内及周边地区传播;虽曾长期遭罗马帝国政府迫害,但约于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合法化,狄奥多西大帝时更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之后因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世界东西部的差异化发展,导致11世纪发生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公教会(天主教)、以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的正教会(东正教)。16世纪时,西欧又爆发了反对教宗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路德宗)、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宗)、乌里希·慈运理等神学家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安立甘会)先后脱离天主教而自立教会,日后出现了许多教义相近的教会,这些教会即为后世所统称的新教。 基督教虽起源于中东,但在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兴起后,今日在当地的信徒人口反而居于少数。由于基督教重视传教事业(又称“大使命”),加上西方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对世界经济及文化发展上强势的影响力,使得基督教的传布范围遍及整个世界,基督教文化更成为世界许多文明的重要骨干。粗估统计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至今信徒人口逾24亿,是当今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三大宗派中又以天主教的信徒占约半数最多;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则是美国及巴西,大约占人口的75%。基督教认为,这个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是从创世之初就有的。神起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信仰的最高境界。亚当夏娃所犯的罪的根本就是不信神:神说“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人选择了相信蛇,而不相信神,于是他们犯罪堕落了。后来的人常常悖逆神、忘记神,这个信仰就被遗忘、被扭曲。但神不放弃人,他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将信仰的真义完全彰显出来。耶稣基督本身是三位一体永恒的神的第二位格,称为圣子,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在最纯粹的意义是指 神从起初创造人开始就在人心里面启示了神的爱。 教会建立:如果讲到一个被世人称为“基督宗教”的完整教义和独立组织的建立,这是从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传道、受死、复活之后开始的。按照圣经,在公元元年左右的罗马帝国犹太地区,童贞女马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耶稣。他三十岁开始传道,自称神的儿子,宣扬爱神和爱人的福音,宣称信他的人会永远不死。传道三年以后,他被犹太祭司控告,被罗马官府判处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正好成就了耶稣降世的目的,他的死为人的罪付上赎价。他死后第三日复活,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有四十天之久,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要荣耀再来,审判一切的活人死人,信他的人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将与神隔绝,永远沉沦。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失去了信心,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的信心被重新建立,开始真正理解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在升天以前,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他们: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这以后,门徒们开始聚集、传道,这就是教会的开始。 早期教会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最初为犹太人的一个教派。除了受犹太教的影响外,受到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到约公元60年的历史,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复活又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约有100人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开始对周围的人传讲耶稣是基督的福音,效果明显: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始于耶稣基督的来临。诞生时期:公元1世纪30—40年代由其使徒以领受圣灵为“灵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开始传教,建立初期基督教教会。40年代后期,随着保罗等人向非犹太人的传教,教会相续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地建立教,在思想信仰上和组织结构上逐步走向完备。公教会或普世教会时期:早期基督徒曾受到罗马帝国的10次大迫害,后因教会不断传播而使罗马执政当局最终取消反教政策,并于392年被定位帝国国教。在继承、扬弃犹太宗教传统和结合、改造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备的教义神学体系。其内部也出现神学争论、兴起各类异端教派运动,如阿里乌斯派、多纳特派、彼拉久派、一性论派、聂斯脱利派等。 3世纪,逐渐发展出隐修制度,建立起各类修院。 教会就这样开始成长,但很快逼迫临到他们,一位门徒司提反成了第一位殉道者,没有经过任何审判被用石头打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几位使徒以外,众人暂时逃离,这也使得福音开始传向各地。逼迫基督徒的人中间有一位叫做扫罗,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法利赛人,精通犹太律法,司提反殉道他就有参与,然后抓了很多人下监。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前去大马士革,要逼迫那里的教会,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便改信耶稣,并改名保罗,从此一生致力于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非犹太人),并写了新约圣经27本书中的至少13本书,最后在罗马殉道而死。基督教开始还被看作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分支,比如,保罗去一个地方传教的时候,都去到犹太教的会堂。保罗传道基督教,很多犹太人都不接纳保罗,相比起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不强调行律法,而强调耶稣救赎的恩典,后来二者渐渐分道扬镳,被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看作是两个不再相同的信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11],这大概是公元43年的事情。基督教在外邦人中间(罗马帝国境内)反而渐渐传开了。以上是根据圣经的记载。 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一说是尼禄皇帝为了建新城而故意纵火烧掉旧城。尼禄皇帝将大火归罪于基督徒,大大迫害基督徒。后面几个世纪教会也遭遇多次大逼迫,许多基督徒被酷刑处决,如火刑烧死,在竞技场中被野兽吃掉,钉十字架等等。十二位使徒(犹大背叛之后补选一位)中只有圣约翰正常寿终,其余都是殉道而死。基督徒学习耶稣的榜样,并不反抗。在逼迫中,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却越来越兴旺,更成为军人们的信仰。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崇慕基督信仰,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徒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都到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日后罗马与拜占庭两地教会对基督宗教领袖地位的争执。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命教会召开尼西亚会议,驳斥了亚流派,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使徒们在世的时候所写的福音书、书信被教会保存,到第二世纪末,已经形成《新约圣经》的基本形态,到公元393年的大公会议被正式定型。这时期著名的基督徒,在使徒彼得、保罗、约翰之后,有特土良、坡旅甲等。东西教会分裂时期: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形成天主教传统,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正教传统。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东派自称正教,西派自称公教。 罗马帝国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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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教父及大公会议

教父(Church Fathers)的原义为“父亲”或“父老”,早期基督教会以此头衔来称呼教会长老,也是是基督教早期宗教作家及宣教师的统称。他们的著作被认定具备权威,可以作为教会的教义指引与先例。他们包括许多著名的教会神学家、主教和护教士,但是不一定是教会认定的圣人,有些教父甚至被教会判定为“异端”。研究教父们著作的学问,也因此被称为教父学(patristics)。这些教父生活的年代,约介于新约时代末期,或使徒时代(Apostolic Age,约公元1世纪)末期,一直到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或8世纪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之间。 教父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很深远的影响,是研究基督教历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尤其在传统的基督教中,教父们的著作是教会信仰的基石。但随着教父生存的时代、文化和社会不同,对《圣经》和神学上的思想也随之不同,因此其主张与现代的基督教教义仍有不能协调之处。教父们的著作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发展中是历史的重要阶段。教父们为了使基督教信仰更具吸引力和知识更充实,便开始将《圣经》教训与古希腊哲学融合。 在早期基督教(公元2-5世纪)时期的教父思想,由于是根据《圣经》和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建立的,一般称为“教父哲学”。教父的神学思想在“圣经神学”与“经院神学”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此阶段的神学思想一般称为“教父神学”。在早期教会,使徒以后以初代至二代的教会作家们被称为使徒教父。以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即公元325年)为界,分别称为“尼西亚前教父”和“尼西亚后教父”。用拉丁文写作的教父被称为“拉丁教父”,而使用希腊文的被称为“希腊教父”。 教父哲学大约发端于2世纪,终结于6世纪。根据教父们获得的区域和使用的方言,后人们把他们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从总体上来说,以游斯丁,奥里根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比较注重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注重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则更多的注重信仰和伦理,注重人的罪以及救赎等问题。根据教父们的思想活动的特征,又可以把教父哲学的历史划分为护教时代(2世纪),体系化时代(3~5世纪)和终结时代(6世纪)。当然,这种划分方法的界限不可能是绝对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与晚期希腊哲学是重合的,他不仅是在同希腊哲学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亦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期希腊哲学从伦理向宗教观念的转变,既有哲学方面的内因,亦有时代需要的外因。关于基督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详述。至于哲学之转向的内因,恐怕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有关。希腊哲学以“学以致知”为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他既缺少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后盾,又没有发达的认识论做基础,因而注定了衰落的命运。结果,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作为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再追求知识,而是以舍弃知识作为通达人生之境的代价,这就为宗教的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更不用说斯多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根本就成了教父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如果说基督教的兴起是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可以说教父哲学的出现则是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原始的基督教本来是排斥知识排斥哲学的,但是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晚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对象。当然,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够为教父哲学所利用,与他们的宗教倾向例如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分不开的。然而,哲学之为哲学乃源于理性,而宗教之为宗教诉诸的则是情感和信仰,所以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教父哲学主要是利用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制订和维护教义,并且在此基础上来确立起体系的框架。第一节护教学者:从游斯丁到德尔图良。基督教哲学的历史是由2世纪的护教学者们开启的。与哲学,异教,异端的论战迫使有文化修养的基督教徒用哲学来论证,捍卫自己的信仰,从而奠定了基督教哲学这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 一,游斯丁 在早期基督教哲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殉教者游斯丁(Justinus,约100~166)。游斯丁早年是一个异教徒,作为哲学爱好者,他先后求教于斯多亚学派,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毕达戈拉斯主义的哲学,最后通过柏拉图主义皈依了基督教,终生以哲学家身份到处游说,为基督信仰辩护。能够确定属于他的作品的是分别上书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和马可.奥勒留的两部《护教篇》,以及与犹太人特雷封的一篇对话。 游斯丁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在于他对基督教与古代哲学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规定。游斯丁的出发点是关于“逻各斯”的论述。他认为,逻各斯是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他与上帝同在,他本身就是上帝。上帝也是凭借逻各斯创造万物的。逻各斯永恒的普照着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所以游斯丁一生爱好哲学,承认“自己喜欢讲授柏拉图”。但是,在他看来,柏拉图等哲学家都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逻各斯的种子,因而只能在其理解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认识真理。他写道:“无论哲学家们和立法者们发现和公布了什么,他们都是根据逻各斯的部分艰难的获得这种发明和认识的”。希腊哲学家们之间激烈的争吵恰恰说明他们所认识的都只是部分真理,所以矛盾和争吵是不可避免的。逻各斯只有在基督耶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也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我们的宗教显然比所有人类的学说都优越,因为为我们而降临的基督教是完全的逻各斯”。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和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真理源泉,即上帝的逻各斯。 基于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这种规定,游斯丁最终得出了“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的结论。希腊哲学家们曾许诺将人们引上真理之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达到灵魂与上帝的统一。这样,希腊哲学就由于他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目标设定而在着手解决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要么哲学为自己设定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而这就不能是一个宗教的目标;要么哲学有一个宗教的目标,那样我们就必须超出一种自然的哲学,接受基督宗教,而哲学这个名称就应该保留给基督教。故而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他赐给我们真理和神恩。反过来,哲学也只有设定并实现一个宗教的目标时,才能是真哲学,从而真哲学也就是真宗教。 二,伊里奈乌 早期基督教的捍卫者们不得不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游斯丁面对的是外部的异教,而出生在小亚细亚,后来成为里昂主教的伊里奈乌(Ireneaus,约126~202)面对的却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即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教是公元初年流行于地中海东部海岸的神秘主义教派,他的产生受到了希腊哲学和一些秘传宗教的影响,并吸收了一些东方宗教的因素。基督教产生后,诺斯替教的一些派别吸收了某些基督教的观念,从而形成了“基督教诺斯替派”。该派致力于从基督教信仰推进到哲学认识,或者把基督教的信仰提高到哲学的意识,确立一种基督教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依据的主要不是基督教的历史文献和传统,而是希腊哲学和东方神话。他们的主要哲学观点是上帝与物质,善与恶之间的二元论。物质是恶的原则,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与上帝相对立。为了克服二者之间的鸿沟,他们假设了一系列从上帝流溢而出的中间存在。与这种存在上的二元论相适应,他们还提出了一种历史的二元论,认为旧约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恶的原则,而新约的上帝是世界的拯救者,是善的原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此,基督教也不是犹太教的完成,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灵魂获救的途径不是信仰和救恩,而是体悟什么的诺斯替(gnosis,真知)。诺斯替派一时成为基督教内部最大的异端,直接威胁着基督教的信仰和传统,并在基督教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伊里奈乌的著作《揭露与批驳伪知识》(反异端),就是早期教父哲学批驳诺斯替派的一部力作。 伊里奈乌在该书中指出,诺斯替主义的学说只不过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所谓哲学家们的言论汇编再加上新颖的形式罢了。他质问诺斯替主义者:如果那些哲学家已经把握了真理,基督降世启示上帝的真理岂不是多余了吗?如果他们没有把握到真理,你们怎么能自诩通过他们达到了超越一切的真知呢?诺斯替主义者声称知道上帝不可言说的奥秘,这是一种愚蠢的傲慢,因为上帝的奥秘是人类有限的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当然,伊里奈乌也没有否认人类精神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毋宁说他坚持理性知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可能性。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理智,对真理的热爱和正直的心灵,就能够通过勤奋的研究认识上帝允许我们认识的一切。 伊里奈乌甚至也承认一种神学的知识是可能的,但这种知识并不是诺斯替主义意义上的真正,他不是对信仰内容的改造和丰富,而仅仅是对他的阐发。显然,在对待哲学的问题上,伊里奈乌已经从游斯丁的立场大大后退了。针对诺斯替教派主张的大神产生小神,小神创造世界的流溢说,伊里奈乌坚持认为神只有一个,即凭自己的道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就连原初的物质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伊里奈乌即爱尼采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创世主与救世主的同一性。他直接采用了圣父,圣子,圣灵这些名称。上帝是圣父,上帝的道化为肉体则为圣子,圣灵则是上帝的智慧。圣子和圣灵产生自圣父,但三者没有先后之分,而是具有同一性质,是同一个上帝。上帝是全部,整体。显然,在伊里奈乌这里,“三位一体说”已具雏形了。 三,德尔图良 伊里奈乌在一定程度上对哲学,理性,知识的否定在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约160~240)那里发展为一种极端的态度。 德尔图良出生于北非行省,原是异教徒。他对历史,哲学,文学,法律乃至医学都有一定知识,尤其擅长诉讼。成年后皈依基督教,从此忠心耿耿,充分发挥其善于辞令的特长为教会辩护,晚年由于坚持严格的禁欲主义而与正统教会决裂,归入摩泰教派。后又与莫泰教派闹翻,建立了自己的德尔图良教派。该教派一直存在到4世纪末,后被奥古斯丁重新纳入正统教会。德尔图良最著名的著作是他上书罗马皇帝的《护教篇》以及《论异教徒的偏见》,《论灵魂》和《论基督的肉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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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之反思

“汉语神学” 的历史反思 ——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汉语神学发展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并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神学运动。它的宗旨一方面是建设基督教的神学,因而为宗教界所关注;另一方面它又标榜自己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因而为学界所关注。在十年的发展中,汉语神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予以反思的东西。 一、「汉语神学」的缘起和发展 一九九四年六月,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独立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刊物《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一期出版。刊名加上了「汉语神学」的副题,这是「汉语神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可看作是汉语神学的诞生。1在〈复刊辞〉中,出版人对汉语神学作出了如下解释: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範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範,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範,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大陆、台湾、香港、马星、北美华人社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 在《道风》第二期上,当时的特邀研究员刘小枫发表了〈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一文(扩写为《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一书)。稍,曾于一九九五年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从事学术访问的何光沪,连续在《维真学刊》上发表了〈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1996年第2期)和〈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对汉语神学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论证。刘小枫与何光沪的论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思路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对「汉语神学」的根据的论证上。在他们看来,基督神学的根本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圣言),但圣言惟有启示在人言中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语言是神学的载体,启示的圣言必须用人言来表述,方能为人所接受。在理论上,一切语言均可表达基督教神学。 由当时起所倡导的汉语神学,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基督教的一种「神学」,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一种「学术」。然而,汉语神学所强调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却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一拍即合。此时的中国大陆,对基督教的研究正在兴起和恢复,除少数人受过宗教学教育和训练之外,绝大多数学者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切入基督教研究的,而这恰恰是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因此二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叠,这就助长了汉语神学的声势,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汉语神学提出,并在其倡导者的大力推动下,再加上大陆学界的积极反应,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没有自己的研究队伍,但它特聘的研究员却有数十人之多。现今研究所每年邀请十数位学者到香港从事短期学术访问,还资助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研究生到香港短期进修,如今在大陆资助的高等院校已达16家,每年提供助学金约75份,使汉语神学的合作队伍日益壮大。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积极主办或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如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和二00五年的三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探讨汉语神学的发展,并积极推动大陆学界与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基督教学术机构的合作,扩大汉语神学的影响。研究所还为大陆的基督教研究设立了「道风学术奖」(分为奖励学术着作的「徐光启奖」和学术翻译的「艾香德奖」)和「基督教研究生优秀论文奖」,以鼓励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代表产品是大型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翻译基督教历代学术典籍,迄今出版近百。除此之外还有《道风译丛》、《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等丛书。这些着作大多已有大陆简体字版,影响巨大。研究所主办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更成为了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学者的讨论平台,所探讨的主题从《圣经》、历代神学家思想,直到现今世界的种种热门话题,可以说是无所不至。 在一定的意义上,汉语神学最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範的基督神学文化」、「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都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二、对「汉语神学」的反思 「汉语神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里自有它的特别之处。第一,汉语神学的提出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解基督教神学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实质上是对西方的开放,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基,成为人们积极了解的对象。汉语神学此时应运而生,把目光看准了中国大陆,可说是正当其时。 其次,汉语神学不以信仰为前提,力主对基督教进行人文性的、学术性的研究,不仅倡导基督教内部(公教、新教、正教等教派)的对话,而且也主张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这种博大胸怀消弭了各教派间和教会内外的对立,也是其合作者日众的根本原因。 其三,汉语神学主张挖掘汉语的历史文化资源,从生存体验出发理解基督教神学,这有助于消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由此观之,汉语神学也未尝不是一种「本色化」神学,只不过这里的「色」已不仅是教会组织、礼仪、语言等方面,而是在思想文化、生存体验等层次上说。 其四,汉语神学力主基督教神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这和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精神是一致的。外来文化的融入总是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佛教的传入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念乃至其神学能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目前的精神建设,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汉语神学的发展和成功,是应予肯定的。不过,汉语神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关系。汉语神学的两位思想家刘小枫和何光沪,其论证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传统」的问题。3但我们今天面对基督事件,必须透过在具体的语文环境中形成的《新约圣经》。《圣经》固然是基督教传统的基础文本,但它也是传统的一个产品。在以的年代里,基督教已经发展出一个丰富的传统,这是今日汉语神学不可能避开的事实。 其次,是汉语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逻辑上来讲,既然强调汉语神学是汉语的,而且断定汉语并不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还包括它所表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那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当是汉语神学的应有之义,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也恰恰在于这种「民族性」。在这种意义上,汉语神学工作者只能背负着自己的文化传统、透过基督教的传统、凭借自己个体的生存经验去面对基督事件。这可能会对汉语神学造成某种束缚,但也会是汉语神学的难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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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神学之我见

约翰•加尔文的教牧神学 文/马可•塞文 译/杖恩 校/煦 引言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思想日内瓦著名改教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教牧神学呢?人们会说,“想必是加尔文在更正教会上面留下的明显记号,在很久以前就都已经减弱了吧!”尽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把约翰•加尔文贬低,认为他只不过是改教历史年代表中的一纸记录而已,但严肃的事实却是,他对当代的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为着加尔文在神学教义和教会实践上的严谨细致,教会应该极大地感谢他。更正教敬拜中若干独特和显著的方面:解经讲道的发展和普及,改革宗的圣餐观,长老家庭探访的实行,大量的社会救济组织,综合全面的教会纪律模式,以及代议制的教会治理,都起源于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回过头去反思加尔文的牧会模式可以带给当今的牧者许多“帮助”。尽管事实上加尔文是以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而闻名于世的,但我们必须记得,他第一并且最重要的身份是日内瓦信众的牧者。倍受尊敬的加尔文学者贝诺特(Jean-Daniel Benoit)这样说到加尔文的牧养事工: 加尔文的工作极其繁多。神学家,牧师,法国更正教的建立者,日内瓦学院的奠基人,公众讲师,圣经注释家,圣彼得教堂的传道人——这就是加尔文。但加尔文首先、并且本质上是一位牧者,如果忘记或忽略了这一事实,我们就恰恰误解了他个性中的重要一面——他作为牧者的这一面,这揭示出他的各项事工本质上是统一的整体,我们也会忽视滋养他整个事奉领域的众水之深源。事实上,虽然加尔文是个神学家,但他更是灵魂的牧人。更确切地说,对他来讲神学是为敬虔服务的,而从来不只是学问本身而已。生命总是他的思考的方向;他总是从原则落实到实际的应用;他的牧养关切在一切事上都有体现。 正是由于他在日内瓦牧养事奉的深度和成功,这个特定教会的教义和实践,才以各种形式成为所有更正教事工的基础。下面将以概要的形式列出加尔文教牧神学的各基本要素。尽管他从未写过一卷专著来讨论教牧神学这个主题,但是从他各种的著作中可以归纳出这些要素——这些著作包括《基督教要义》、他的讲章、信件、圣经注释,以及他写的许多小册子。我们要从这位“日内瓦的主人”受教,并认识到他做事方式中的圣经智慧。对于一个谨慎的牧者,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可以保护他,使其避免那些新奇而未经考验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可能导致他的教会毁灭。 他的品格 约翰•加尔文的人生格言是“prompte et sincere in opere domini”(可译为,“果断真诚地担当主的工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安静而有学者气质的人,不追求大众的认可。这个品格特征与他在日内瓦亲密的伙伴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1489-156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惹勒是一位耀眼的公众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动荡之中。加尔文擅长于他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例如,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法律、逻辑思考以及圣经的研究。然而,因着神的护理,加尔文被推入了在日内瓦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宗教变革之中。他给这个庞大的任务带来的贡献,是他的法律训练和他对神话语的热心。在日内瓦事奉的初期,他只是以被称为一名“神学教授”为满足,然而他在才智上的能力和对真理的热爱终使他被委任为日内瓦教会的一位牧师。加尔文早年就形成了秩序井然、行为得体的强烈意识。这个特征对他的写作和讲道都有影响。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不喜欢多说话,但他常常要被迫在公开辩论当中使用他令人惊叹的才智能力。他在这方面尤为杰出,凭记忆就能大篇幅引用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中的篇章,从而使他的辩论对手惊愕。尽管他天性羞怯,但加尔文有时也会勇敢而直率。他一般不会怀怨于心,让怨恨变成苦毒。他也不会“辖管”那些在他权下的人,虽然有人指控他有这样的行为。他宽容毁谤他的人,同情遭难的人。从一个更为个人的角度来说,加尔文的家永远都对所有人敞开,他经常自己出钱招待客旅,并让客人逗留很长时间。 教牧关怀和教会纪律 加尔文对教牧关怀的总体计划写在《教会法规》中,这部法规最初于1537年起草,并最终在加尔文1541年回到日内瓦时由市议会通过。到1555年之前,这些圣经原则的实际实施一直是构成加尔文教牧事奉中的困难的主要方面。虽然人们可能在理论上认可了这些法规,但他们并不想把它们应用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中。另一个关键的争论点是开除教籍的问题以及谁有行使的权柄。《教会法规》把行使的权柄给了牧师团(通常所说的长老会),并由市政府执行。这个纪律措施在日内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市议会就不只一次挑战过长老会的权柄。 信徒皆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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